烏鴉上尉：英國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_風聞
永远跟党走-2019-06-26 17:51
1994年12月19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立起了一塊牌子，牌子上清楚地寫了一段話：
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倒計時，距1997年7月1日925天。
在此後的925個日子裏，幾乎每一個來到天安門廣場的人，都要在這塊牌子面前合影留念。
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這是一個註定會讓全中國人銘記的日子。
國力下降的大英帝國阻止不了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
但是，英國人從來不會甘心就這樣退場，英國在離開自己的殖民地之前，總會習慣性地給當地埋點雷。
比如，英國離開印度之前，把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故意不明確克什米爾地區的歸屬，一手促成了後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矛盾。
香港也不例外。
1
1997年7月1號，這是很多中國人都會銘記在心的一天。
當天，香港的末代總督彭定康一臉苦澀地看着解放軍列隊進入香港。
和查爾斯王子登上軍艦後，彭定康回過頭來，戀戀不捨地朝香港揮手。
彭定康的女兒從小在香港長大，她們在軍艦上難受地落下了眼淚。
英國人從來就不願意歸還香港。
英國人一開始的打算，是能不還就不還。
1979年3月，當時的香港總督麥理浩專程來了一趟北京，見了鄧小平一面。
他來北京的意圖很明確，就是想問問香港能不能續租。
鄧小平當然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得知消息的撒切爾夫人還是不死心。1982年，撒切爾親自和鄧小平談判，提出只歸還租界的新界，九龍和香港島還歸英國人。
拒絕。
提出“主權換治權”，香港歸還，但是治理權歸英國，也不許中國駐軍。
拒絕。
剛在馬島戰爭中打贏阿根廷的戰績讓撒切爾夫人信心滿滿，她暗示要使用武力抗拒香港迴歸。
鄧小平：“只要我們願意，今天晚些時候，我們就可以在香港升旗。”
在經過了2年，足足22輪的談判之後，1984年12月19日，雙方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雙方約定1997年7月1日，英國歸還香港。同時，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維持50年不變。
其中還有一條關鍵的：在1984-1997這段過渡期裏，英國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維護和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中國政府予以配合。
13年時間，足夠英國人做很多事了。
1997年7月1日，在和彭定康離開香港時，查爾斯王子笑着問他：“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網球嗎？”
彭定康回答説：“我在這座城市裏交了許多極好的朋友。”
但彭定康沒説的是，他在臨走前，給這些“好朋友”留下了一份英國護照。
根據公開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離開香港前，草擬了一份5萬人的“白名單”，名單上全是忠於英國的香港社會精英。
這些精英每個人都收到了一個密碼，只要有了這個密碼，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的英國使領館，他們都能憑密碼帶着全家人入英國國籍。
這5萬人裏，有不少是高官富商，他們中不少人已經移民去了英國，但相當多人還是留在了香港，他們中有2100人的名字、身份，時至今日還嚴格保密。
一批忠於英國的香港人，迴歸後一直留在香港，除了搞事還能幹什麼呢？
圖：解密後的BNSS計劃
這樣的“雷”，英國人還埋了很多。
香港迴歸前，香港警隊中有一個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單位，專門負責特務活動，直接隸屬於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
按理説，一個特務部門應該很低調才對。可政治部偏不，他們活動非常高調，成天掛着部門的徽章，四處抓反對英國統治的老百姓。
當年還沒有現在諸多的網絡流行語，政治部簡稱“SB”，警察們但凡聽到有人自稱SB，都會對他肅然起敬。
為了幫助英國控制香港政府，每年都組織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來培訓，教這些人如何監視手下，讓他們定期向自己彙報工作。
圖：政治部用來審訊的安全屋“摩星嶺4號”
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時，香港政府裏的大多數官員，已經都在政治部工作過了。
比如香港首位華人警務處長李君夏，曾經就是政治部的主要領導。
這些人讓大陸收回香港後面臨了兩難處境：在這些留下的官員裏，你不知道誰是忠於英國人的，把他們一個個找出來吧很不現實，但如果全部換掉吧，整個公務員隊伍有18萬人，換掉也是天方夜譚。
這些留任的官員裏，就出了不少專門給我們添堵的。
比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任時曾説“香港迴歸只是換個旗子，其他都沒變”，退休後又公開支持港獨分子，跑去美國呼籲“關注香港人權問題”。
糟心的人給你培養了不少，英國還在迴歸前修改了一些法律。
1967年，港英政府為了制裁左派暴動，制定了一個《香港公關秩序條例》，凡是想遊行示威，都得香港警察批准才行。
在香港迴歸之前，港英政府用這條法律“合法地”鎮壓了無數次工人罷工。
結果，在1996年底，距離迴歸只剩下7個月了，港英政府卻突然改了規矩，以後誰再想暴動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請了，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
目的何在，不言而喻。
還有英國政府的《社團條例》。以前，只要香港總督懷疑某組織勾結境外勢力，不需要有證據就可以宣佈該社團非法。
因為這個條例，我們新華社駐香港記者站向領導彙報工作時，有時都得專程開車到深圳這一側，才敢打電話。
結果，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變“開明”了，他們宣佈解除社團限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註冊，也不再取締任何組織。
等到香港迴歸後，“香港外國記者會”就拿着英國人當年臨時改的條例為依據，屢次邀請藏獨、台獨分子來演講。
原本，英國人統治時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軍隊三大權，説一不二。
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後幾年內，他突然變成了“不戀權位”的大好人，把自己手上的權力分到各大部門。
先是把行政權分給了政務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變成獨立於政府的“立法會”。
權力一分之後，香港迴歸設立特首時，想建立統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難萬難了。
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上百年間，他們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人所謂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們卻突然“好心地”給了香港“民主”。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2
1997年6月30日的晚上，所有中國人都在電視機前見證了那個激動的時刻。
當天傍晚，駐港部隊進入香港威爾士軍營，中方代表向英軍發了一條極為霸氣的聲明：
“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營，你們可以下崗了”
在整場迴歸儀式上，英軍都顯得鬆鬆垮垮，步伐混亂，而對面的解放軍卻是腳步堅定有力，整齊劃一。
23:59分，英軍儀仗隊準時降下象徵英國統治的國旗。
1秒鐘後，中國國旗伴隨着《義勇軍進行曲》，準時飄揚在了會場上!
億萬國人為此徹夜無眠。
圖片來源：鳳凰資訊
可是，香港和內地在接下來20年的發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內地崛起的速度，超過了當初最樂觀的預測。
中學的政治書上就寫過了，我們在1987年對未來的計劃是：在21世紀，用30-50年的時間，基本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4000美元。
但是，在2016年，這個數字就達到了8000美元。
相反，香港逐漸失去貿易中轉站的地位，隨着上海、深圳、廣州的發展，國內外的投資不必再一窩蜂湧入香港。
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內地越發達，香港的地位就越不重要。
迴歸前後的改變讓香港人有了心理落差，再加上殖民的影響還沒完全消除，從街道名稱到公園雕塑到政府部門的人，英國人留下的印記始終都在那裏。
英國人埋下的雷開始一個接一個地爆。
相比直接的政治手段，英國很喜歡用冠冕堂皇的“人權”説事。
1991年，英國把聯合國發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改個名字、叫法，寫成了《香港人權法》。這份公約提出了許多人權方面的倡議，比如限制死刑、放寬國籍户籍限制等內容。
然而，公約畢竟是個理想化的文件，就連英國自己也沒有全盤接收，而是根據自己國情，選擇性地引進了公約的一部分。
可是，對香港，英國人卻拿出了最高的標準，反覆地把這些價值觀灌輸給香港法律界人士。
1999年，一對年輕的中國父母(均非香港籍)在香港逗留期間，生下了一名叫“吳嘉玲”的女童，結果被香港政府依法遣返。
女童父母把這事告到法院，因為事涉兩地關係重大，全國人大專門出來釋法：“要父母一方在1997年前已為香港永久居民者，其在港出生的子女才能夠取得居港權”。
事情本來已經很清楚，但香港一些律師卻借“赴港產子”這事，説人大幹涉香港內政、破壞人權。
其中鬧得最兇的是“香港公民黨”，他們到處打着聯合國《公約》、《香港人權法》的名義，煽動香港百姓上街鬧事，要求政府允許吳嘉玲獲得香港身份。
2001年時，他們又藉助另一個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兒童”莊豐源，把給予香港居留權的事搬出來炒作。
由於公民黨中有許多法律界人士，精通法律程序和條文，還擅長對百姓打“親情牌”，在他們的操作下，香港法院判決政府敗訴，對赴港生子網開一面。
結果，一看這麼鬧完後，在香港出生就能有居留權，許多想給子女拿香港身份的大陸產婦，都瘋搶着跑去了香港。
一時間，香港各大醫院的牀位被搶空，當地的福利開支壓力劇增。引發了許多香港老百姓的不滿，街頭抗議紛紛。
少數因為資源被搶佔而不滿的香港居民，把怨氣發泄在了大陸人身上，他們給到港大陸人起名“蝗蟲”，四處張貼侮辱性言論。
這個時候，他們再也不提人權的事了。
在討論港珠澳大橋的修建方案時，公民黨慫恿一位叫朱綺華的老太太，以空氣污染不利健康為由，申請司法複核。
港珠澳大橋造得好好的，就因為這個事情硬生生停了一年。
最終，港珠澳大橋成本上升了89億港幣，平均每個香港人都為這點破事多付了1000多港幣。
雖然做了一圈無用功，但是香港精英對這件事感到非常驕傲，因為這證明他們講法制。
公民黨的人説起這事時，嘴上也都是“人權”、“法制”，表示他們很關心朱老太太，呼籲政府應該傾聽弱勢羣體的訴求。
可是，等官司敗訴，朱老太生病後，記者去採訪公民黨大佬，問起他們朱老太的病情。
結果，這羣自稱“關心朱老太”的人，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對方住院的信息。
這些精英們關心的根本就不是什麼人權、法治問題，他們就是在抬槓。
被分走了核心權力的特首、一羣不懷好意的政客、一幫被寵壞了的市民、一手遮天的資本家，再加上1000多人的美國駐港領事館。
香港遵循英國人挖下的坑，一步步走到了現在的困局。
3
1999年迴歸祖國的澳門，就沒有這麼多事兒。
澳門被殖民者侵佔的時間，遠比香港要長得多，從明朝嘉靖三十二年開始，葡萄牙人對澳門的侵佔加起來有四百多年。
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説過“澳獨”，因為這種人極少極少。
之所以澳獨極少，是因為迴歸之後的澳門，遠比迴歸之前要好。
1997年7月29日凌晨，澳門新世紀酒店依舊是燈火通明，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有錢人匯聚於此，享受着紙迷金醉的生活。
突然，一聲尖鋭的槍響劃破夜空，撕破了澳門夜晚的寧靜。
兩輛麪包車上走下來十幾名手持AK-47的殺手，對着酒店大廳的玻璃幕牆“噠噠噠”掃射，現場一時大亂。
圖：電影《濠江風雲》片段
等澳門警察趕到時候，現場已經一片狼藉，多名外籍遊客和酒店保安受重傷。
由於有很多外國遊客受傷，這起槍擊案在國際場合引起巨大反響，澳門被不少國家拉進了旅遊黑名單。
對於內地人來説，這種黑幫當面火併的事情簡直是天方夜譚。
但是對於迴歸前的澳門人來説，他們對這種場面早就習以為常。
上世紀90年代，澳門的博彩業、旅遊業被黑幫把持。
澳門本地的報紙頭版頭條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血淋淋的照片：街頭火併，殺人越貨，打砸搶燒，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和英國人不同的是，葡萄牙人殖民澳門之後，沒有系統推行殖民化教育，對澳門的治安、經濟也很少投入。
一直到90年代，澳門很多地方還在沿用大清時候的律法。
葡萄牙人對澳門的治理極其失敗，才會讓黑幫崛起代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職能。
圖：1887年中葡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迴歸前的澳門，名義上還是葡萄牙管轄，然而，在澳門説話管事的，不是葡萄牙總督，而是手握10萬小弟的澳門黑幫教父尹國駒。
圖：右邊那位就是尹國駒
尹國駒還是馬仔的時候，就敢帶着手下馬仔跟澳門警察火併，還擊斃過一名警官。
他當上澳門本地幫派14K的老大以後，行事更是肆無忌憚，文章開頭新世紀酒店那些拿AK突突的人，就是尹國駒的小弟。
1998年，他甚至專門斥巨資1400萬請了任達華、蔡少芬等一線港星，拍了一部名叫《濠江風雲》的電影，用自傳的形式吹噓自己的“黑道經歷”。
圖：電影的出品人就是他自己
黑社會老大拍涉黑電影給自己洗白，可以説是囂張到一定境界了。
澳門警方注意到了這位黑道大佬，開始蒐集他的黑材料。
但是，此舉惹惱了尹國駒，1998年5月1日，警察局門口一輛公務車突然爆炸，那是澳門警察司司長白德安的座駕。
因為警長並不在汽車上，躲過了一劫。隨後，警察根據蛛絲馬跡鎖定了尹國駒，把他抓了起來，想要徹底剷除他。
沒想到，膽大包天的黑幫直接跟警察叫板，開始到處搞破壞。
一時間，澳門街頭濃煙滾滾，從5月8日凌晨1時15分開始，一天內發生了26起爆炸案，53宗縱火案。
就連澳門警察總署和總督府，都被武裝分子投擲了炸彈。
葡萄牙人根本管不住無法無天的黑幫。
因此，澳門人迫切地希望能夠迴歸祖國，讓解放軍收拾這些人。
1999年12月20日澳門迴歸後，解放軍正式進駐澳門，強勢震懾宵小，宣判了澳門黑幫的死刑。
短短4年後的2003年，公安部對澳門社會治安考察後認為，澳門已經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而且，和香港貿易中轉站的地位不同，澳門的經濟有90%都來自博彩旅遊業，大陸越發達，澳門經濟就越好。
迴歸前後生活沒有落差，反而越來越好，自然就不會有澳門人懷念殖民者，更不用提什麼“澳獨”了。
我們小時候都學過一首歌，叫做《七子之歌·澳門》。這是一首旋律很簡單的歌，歌詞也非常直白，每次還都是一羣孩子們唱的。
但是，這首歌似乎有一種魔力，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只要歌聲響起，它總能讓聽到的中國人，情不自禁地為之潸然淚下。
你可知“mu-cau”，不是我真姓？
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你依然保管着我內心的靈魂。
啊~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
請叫我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母親啊母親！我要回來
母親！母~親~！
其實，七子之歌的歌詞是聞一多先生的詩句，在這“七子”裏面，不止有澳門，還有香港，還有台灣。
只是，從來沒有人有機會把香港和台灣的詩句譜成歌曲。
香港現在的問題和殖民者脱不了干係，只有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印記，才能放開手腳解決香港人民的困境。
1984年，中英香港談判焦灼時，春晚舞台上有一個叫張明敏的不知名香港歌手，操着並不流利的國語，唱起了他唯一的作品——《我的中國心》。
那一代的香港人，對國家有着高度的認同感。
可是，到了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中，這種感情早已淡漠了。
如果我們不能儘快處理香港的問題，再過10年、20年，香港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裏，還有多少人，能由衷地唱出這首歌呢?
參考資料：
科學人：澳門迴歸前的警匪大對決
人民網：公民黨曾為雙非嬰爭得居港權 被指“以法亂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