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 ：張承志讀札（一）_風聞

“在如今這種全球指鹿為馬的輿論暴力中，

　　敢於説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　　

　　——張承志：《獨奏的石頭》

　　小 引

　　張承志七十歲了——他已經七十歲了嗎?

　　曾幾何時，他還是我記憶視網膜上那個雙眉微蹙，嘴角緊閉，一頭捲髮，文字和樣貌都透露出桀驁不馴的人，神態和氣質頗似日本作家山島由紀夫，一個字：酷。因為《黑駿馬》、《北方的河》等作品，在我或者我這一代人心目中，張承志幾乎成了青春、浪漫、叛逆和理想主義的代名詞;連老王蒙讀過《北方的河》之後也感嘆，他和其他中國作家不敢寫“河”了。幾年前我在寫《人境》時，還忍不住讓主人公想起了這部小説：“馬垃一直把《北方的河》當做青年時代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一部小説，甚至在進入中年的今天，依然如此。當他揮動着已不再年輕的雙臂，在他小時候跟着哥哥學習游泳的這段江面上遊弋時，耳邊彷彿又響起了一個男人深沉的獨白。他覺得體內的血液嘩嘩流動起來，周身充滿了年輕人才有的力量。他的雙臂和兩腿在湍急的河流中划動得那麼有力。嗯，我還沒有那麼老。他想。儘管哥哥和逯老師都不在了，但我會獨自走下去。我不會輕易地認輸。一切也許都還來得及……”

　　可見，在一代文青的記憶中，張承志是堪稱大神級的人物。

　　可他怎麼突然就“七十歲”了呢?在漢語語境中，七十歲意味着老邁、耄耋、衰弱，“人近七十古來稀”嘛，但我還是無法把張承志跟這些詞彙聯繫在一起。

　　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關於張承志的文章《幸福的人與不幸的文學》，經韓少功之手，發表在1999年第2期的《天涯》雜誌上。我至今還記得其中的一段： “當我通過閲讀跟隨這個人漫遊於那片廣袤得近於荒涼、物質生活落後得近於原始，而人的精神生活無比富有和充盈的‘美麗的夏台’，目睹他像進出自己的家一樣，進出於那些安分自足、單純樸實的善良人們的簡陋居所時，我總是情不自禁地為之動容，心裏抑制不住冒出一個念頭：這個人是幸福的，他和他所熱愛的人們都是幸福的;而另一個在心底盤桓已久的疑問隨之幽靈一般出現了：如果找到了家園和‘念想’的人是幸福的，那麼，我們這些仍然在世界上隨波逐流、流離失所的人幸福嗎?或者説，同樣作為寫作的人，我們幸福嗎?”

　　今年二月中旬，元宵節沒過幾天，我登上了去海口的航班。在機場候機廳和飛機上，我捧着張承志的最新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一副手不釋卷的勁頭，直到飛機在美蘭機場緩緩降落，我的目光才有點不捨地從書卷離開，當我合上書本，凝眸面前富於質感的藍色布紋封面的一刻，腦子裏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動。

　　我想，我應該再寫寫張承志了。

　　整整二十年了。中國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國，世界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張承志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張承志，我也不是二十年前的我了。

　　被譽為“戰後英國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知識分子與文化行動主義者”的雷蒙.威廉斯寫過一本《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他通過對131個彼此相關的“關鍵詞”的考察，追溯這些語詞意義的歷史流變，並釐清這些流變背後的文化政治，當其所處的歷史語境發生變化時，它們是如何被形成，被改變，被重新定義，被影響，被修改，被混淆，被強調的。這些語詞不僅能夠引領我們瞭解英國的文化與社會，也能説明我們認識當代的文化與社會。

　　本文的寫作，我打算也採取這種形式。儘管雷蒙.威廉斯説,“如何由作家與演講者著述的內容或詞義演變的歷史過程中，挑出一些相關聯且特殊的詞義出來研究，需要經過深思熟慮。這種挑選非常明顯有其侷限性。”但對於張承志這樣重要而複雜的作家和批判知識分子，或許是一種便捷有效的方式。

　　下面我們進入正文。

　　知 青

　　作為一名作家，張承志被貼上了太多的標籤，例如：考古學者，musilin，紅衞兵，理想主義者，左派，知青，等等。比較而言，除“知青”外，其他標籤都帶有專業、學識、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意味，是一種“附着”和外在的狀態，唯有“知青”這個詞與其生命歷程息息相關，難以分割。張承志登上文壇的成名作《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以及後來獲得巨大影響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的主人公都是知青。由此可見，對張承志來説，“知青”絕不只是一種標籤，而是像血液那樣“內置於”他的生命之中。

　　在中國當代語境中，知青無疑是一種奇特的存在。他首先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户”的一批“知識青年”的總稱，其次才是作為“一代人”的文化象徵意涵，譬如理想主義、青春、苦難、傷痕、“被耽誤的一代”等等。他們同毛澤東乃至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互文關係，使之像一出浪漫主義的戲劇那樣，籠罩着某種天然的政治波普光圈和傳奇色彩，因此很容易被快速演進的當代流行文化所消費、吸納和塗改，逐漸變得曖昧、含混、怪異，有時甚至同權力與主流知識界媾和，散發出一股犬儒主義的腐臭氣味。

　　而張承志是最早嗅到這股“腐臭”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後期，他就對自己的代表作如《黑駿馬》《北方的河》中青春期的“單純”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不惜對《金牧場》進行了幾乎是推倒重來的改寫，以使其不至於那麼“誇張”。這顯然緣於他對八十年代“整個社會在控訴歷史給主體帶來的無法磨滅的精神創傷，並反覆書寫深重的苦難”的主流知青文學的不滿。在《北方的河》序言中，他直接為“知青”所代表的理想主義辯護：“我相信，會有一個公正而深刻的認識來為我們總結：那時，我們這一代獨有的奮鬥、思索、烙印和選擇才會顯露其意義。”當知青一代普遍對“上山下鄉”這段歷史持懷疑與否定觀點時，張承志卻充分肯定了內蒙古草原這段人生經歷的價值和意義，多次指出在草原酷烈的環境中艱難的勞動生活，使其經歷了底層體驗，獲得了人民意識和自由意識。並宣稱：“在關鍵的青春期得到了這兩樣東西，我一點也不感到什麼耽誤，半點兒也不覺得後悔。”

　　這樣的反思，對主流文學無異是一種極為大膽的冒犯，因此，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張承志徹底擺脱體制的羈絆，走上了一條漫長的精神孤旅。

　　即使到了七十歲，張承志也沒有忘記並且時時強調自己的“知青”身份。但他所説的“知青”，已經與主流語境中的“知青”分道揚鑣——

　　“記得那些年‘思想解放’，忿忿的知識分子們説我們這一代是‘喝狼奶長大的’。真費解，明明我們喝的是牛奶和羊奶。在日本，‘知青’一代被翻譯為‘失去的一代’，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説不清：究竟是別人把我們丟失了，還是我們自己‘被丟失’了?”

　　“同樣從烏珠穆沁的異族懷抱裏走出來，不少人嘴裏還唸叨着蒙古單詞，屁股卻已經牢牢坐在了體制與壓迫的板凳上。他們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認少數的權利，使用英語聽來的概念，逐個取代牧人的概念。不僅墮落成了豢養他們的體制的叭兒狗，更有人高調鼓吹殖民主義——他們的異族體驗，只是臉上的脂粉，他們最終選擇了充當附庸資本與權勢的色赫騰(知識分子)，而背離了加洛(青年)時代的啓蒙。”

　　“霸道話語的強勢與他者訴説的無視，是一種資本的新壓迫形式。我們雖不合格，但我們在尊重他者語言的環境中度過青春——這就是我年近古稀、還珍惜‘色赫騰.加洛”身份的原因。”

　　“知青史與中國文學史如此乖僻的一例，也許又給讀者和‘叫獸’、研究者和否定者、革命黨的追捕者，出了一道不大的難題?”

　　——張承志：《達林太的色赫騰》

　　達林太的色赫騰.加洛，即“七十歲知青”。七十歲的張承志對體制和主流知識界充滿火藥味的批判，比起那個從清華附中畢業後到內蒙烏珠穆沁草原插隊的二十歲知青，一點也不見老;如果從“戰鬥性”、“革命性”“尖鋭性”一類視角來看，“七十歲的知青”比“二十歲的知青”似乎更加鋒芒畢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