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派報告】朝鮮戰爭美國生物武器的使用：掩飾與真相_風聞

前面的話：朝鮮戰爭中美軍是否過使用生物武器，已經成了歷史的謎團，數十年來有關各方爭論不休，已經從軍事、歷史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但若干年來，美國方面對此一直矢口否認，反而聲稱這是中朝方面的污衊。

本文為兩位加拿大作者所寫，這兩位教授曾經出版過一本名為《美國與生物戰：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of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的著作，認為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確實使用過生物武器。本人翻譯該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認同其觀點。

原作者：史蒂芬·恩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及愛德華·哈格曼（Edward Hagerman），加拿大約克大學

1952年我前往中國，希望評估對細菌戰的説法。由於沒有得到任何相關的證據，我並不相信中國官方對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論斷。在我回國之後，接替我擔任澳大利亞對外事務部常務負責人的阿蘭·瓦特（Alan Watt）告訴我説，根據我的公開聲明，他曾經向華盛頓方面質詢此事，得到的回覆是，美國確實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細菌武器，但僅限於實驗目的。

約翰·波頓博士（Dr. John Burton），1997年4月12日【1】

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政府最為嚴密保守的國家機密之一，就是在朝鮮戰爭期間實施大規模生物武器的戰地試驗。 美國當局對此事嚴格保密其實並不令人驚訝，因為正如一位美國著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有證據證明美國參與了細菌戰，那麼在大多數國家眼中，這等於美國犯下了一樁嚴重的國際戰爭罪行。【2】承認這一事實將對美國政府和國家的威信造成難以容忍的打擊，因為許多美國公民相信，美國是道德楷模和維護人權的領導者。

在過去的幾年裏，一些美國學者和記者出面強調，美國政府否認在朝鮮戰爭期間使用生物武器。 在這方面較為引人注目的撰文者包括美國陸軍戰略研究所軍事戰略學教授康拉德·克蘭（Conrad Crane）上校，馬里蘭大學的米爾頓·利滕貝格（Milton Leitenberg）和哈佛大學化學與生物武器學術專題研討會成員約翰·艾利斯·範·考蘭特·穆恩（John Ellis van Courtland Moon）。【3】他們為了捍衞美國武裝部隊的聲譽，聲稱批評者杜撰了一整套錯綜複雜的證據和虛假信息，指責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 他們認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武裝部隊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實施朝鮮和中國政府在1952年所宣稱的進攻性生物武器作戰。此外，據稱美國的政策也是禁止武裝部隊使用生物武器，除非對方首先使用而進行報復。【4】本文的目的是根據筆者所進行的研究，探討這些主張和論點是否準確。 筆者最近的著作《美國與生物戰：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of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5】已經給出了結論，即美國確實對亞洲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物武器戰場試驗，更多的證據證明情況確實如此。考慮到一些反對者的觀點，我們將由淺入深的探討這個問題。

（《美國與生物戰：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of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解開虛假信息的謎團

這個問題的相關重要線索之一，就是美國政府精心設計的謊言，以便在朝鮮戰爭期間能夠振振有詞的否認使用過生物武器，儘量減少、掩蓋或消除與其生物戰計劃有關的罪證。

比如説 1952年2月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備忘錄中提到過一份《生物戰隱蔽與欺騙計劃》（Biological Warfare Cover and Deception Plan ）。該計劃的大部分細節現在仍然是保密的，而這個計劃的一個特徵是，有關使用生物武器的信息對美國國務卿是保密的。通過這種方式，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就可以公開否認任何有關使用生物武器的指控。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1952年3月4日就曾公開否認過類似的指控。【6】

然後，在1952年春天，美國多次提出邀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世界衞生組織組建一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讓這個委員會自由的調查細菌戰的有關指控。 由於這兩個組織當時都是西方主導的，美國國務院認為中朝方面應該不會接受這個提議，而新近發佈的文件則顯示，美國國防部決定，一旦中朝方面接受這個建議，那麼就會暗中授權時任遠東美軍司令的李奇微將軍拒絕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查閲任何具體的檔案資料。 同時，美國代表本傑明·科恩（Benjamin Cohen）則在聯合國公開宣佈，美國將遵循開放的政策，他公開聲稱美國不會隱瞞相關的事務而在對中朝方面進行誹謗時，科恩拒絕允許中朝代表到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申訴。 國防部告訴科恩，應該聲明説“美國不打算使用細菌武器，即使是在朝鮮也是不可能的”。【7】即使是持中立態度的人，也很難解釋杜魯門政府如此行為背後的策略，以及是否在國際安全領域確實秉持着所謂開放的原則。

而朝鮮戰爭時代，美國軍方掩蓋事實的行為還包括銷燬了陸軍生化部隊的檔案。美國陸軍生化部隊是隸屬於美國武裝部隊的兵種，專門負責製造和供應生物武器。而遠東司令部在將檔案文件移交給國家檔案館的時候，特別強調，部分文件應始終列入秘密級或絕密級。軍方強調保密不得對公眾公開的檔案項目包括：軍事行動的政策、計劃以及對特殊目標採取進攻性部署的生物武器……有確定學名和/或描述特徵的特定生物製劑或已被標準化用於進攻性軍事行動的有毒衍生物製劑。

目前民政部門手中沒有任何相關的資料。1956年陸軍從國家檔案館取回了關於生化部隊的材料。根據華盛頓國家檔案館管理者的説法，在13年後陸軍將檔案歸還給國家檔案館的時候，有很多材料已經被剔除並銷燬。其中一個例子是遠東司令部關於生物武器作戰的遺失文件。1952年春，相關卷宗總共有25卷；經過篩選銷燬後只剩下6卷，而剩餘的都是防禦性生物武器或者是諸如防毒面具之類的材料。【8】 那麼通過合理的推論可以得出，很顯然遠東司令部有關進攻性生物武器的材料已經根據命令被銷燬了。

當軍隊代表出席1977年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聽證會時，軍方通過在公共媒體方面的動作，試圖轉移公眾注意力，以免其過度關注美國政府在朝鮮戰爭期間生物武器計劃的真實範圍和意圖。聽證會由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主持，主題就是美國的生物戰計劃。而喬治·A·卡魯斯（George A. Carruth）在向委員會報告的過程中，故意將朝鮮戰爭期間用於生物戰的資金壓縮到一個較低的數字，聲稱美國沒有進攻性生物戰計劃或能力，同時生物武器只是用於報復，從而在這個問題上誤導了國會和美國民眾。【9】

從始至終，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在生物武器的問題上都遵循着似是而非的推諉風格。194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中情局局長威廉·E·科爾比提出了這一原則，也就是説美國可以否認某些事情，並且如果不能被明白無誤地證明否認就等於説謊，那麼美國政府就可以按照這樣的準則行事。【10】換句話説，美國政府的人員和機構可以撒謊、欺詐、做出任何令人嫌惡、不法或邪惡之事，前提是隻需要能夠成功的洗脱自己，並且和政府擺脱干係。在這樣的指導原則下，鑑於這些官方的指導方針，如果必要的話，美軍以精心編制的虛假信息和手段掩蓋使用進攻性生物武器的絕密事件，似乎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美軍生物武器作戰能力

在1946年到1950年間，經過一系列研究之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生物武器可能起到幾個方面的作用：削弱敵軍士氣、在進攻之前動搖敵軍的陣地、隔絕戰場、封鎖等，特別是在敵集結地域或者是其向前線開進的有效交通網絡中使用，效果會更好。參聯會的觀點是美國必須迅速獲得強大的生物武器進攻能力。參聯會希望在1954年以前就制定一份標準化的生物武器系統作戰計劃，以應對和蘇聯以及中國可能爆發的戰爭。【11】

為此美國軍方在1951年到1953年制定了生物武器作戰應急計劃，增加了相關撥款，並且強調戰略和戰術生物武器應平衡發展，秘密使用。

儘管美軍在生物武器的發展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但令美軍將領失望的是，進展並不能盡如人意。1952年9月，美國軍方不得不向政府報告，未能部署同時滿足高效、穩定、可行、易於撒佈、低成本、可製造傳染病的生物武器。一年之後，也就是朝鮮戰爭結束之際，美國軍方得出結論，在過去的兩年中證明美國的生物武器計劃原先的目標過於樂觀。【12】

儘管結果不盡如人意，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軍方一無所獲，更不意味着美軍沒有能力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生物戰武器。早在1950年2月，美軍生化部隊負責生物武器項目的威廉·克里希（William Creasy）准將就曾經向國防部報告，目前已經有三種基於最先進的生物武器（M33/M114型500磅浮質彈（aerosol bomb），原型為子母彈）已經完成實驗，而且可以維持3個月的武器供應，足以在超過90平方英里的地域每4天布撒一次。【13】 克里希對於在偏遠戰區部署使用並供應生物武器的能力過於樂觀。儘管如此，這份報告仍然暗示美軍有能力在朝鮮戰爭中在有限的地域對生物武器進行戰場試驗。

（M33集束炸彈和M114子彈）

1950年10月，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美軍的生物武器計劃更進一步。除了標準的豬布氏桿菌應用於M33型子母彈之後，美軍又進一步開發了4種生物武器戰劑（炭疽、兔熱病、腹股溝腺炎、肉毒梭狀芽孢桿菌）和2種大規模殺傷戰劑，這些武器可以在現有的工廠或計劃建設的工廠中進行生產。截止到1951年夏，美軍生物戰部門和兵種在克服了與常規武器研發進程存在的種種衝突之後，終於還是按照預定的測試和生產計劃，生產了一批生物戰劑，並且迅速進入生產和部署階段。

圍繞昆蟲載體和彈藥的開發，美軍可以通過多種手段來傳播傳染病。一枚標準的生物武器炸彈為500磅。宣傳彈（M16 或 M115/E73R）也可以改裝為生物戰炸彈（也被稱為“雞毛彈”，因為使用火雞的羽毛作為病原體載體），這種武器可以大規模傳播病菌，或者作為子母彈，布撒攜帶了病菌的生物戰劑，污染敵軍的後勤供應點。【15】 而中朝方面正是指控美軍使用改裝過的宣傳彈投擲了生物戰劑。【16】

雖然細節很少，但美國秘密生產生物武器確實起步較早，有跡象表明當時已經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德特里克堡的特別行動部在1950年受到嘉獎，因為該部門在設計隱蔽傳播細菌戰劑的手段和機制方面表現出了獨創性、想象力和主動性。 他們對霍亂、痢疾、傷寒和肉毒桿菌以及其他在公開項目掩蓋下的細菌戰劑的開發項目很有興趣。【17】

美國的諸位將領和克萊恩教授則持有相反的立場，【18】根據解密文件可見，美國毫無疑問在1951年之前就擁有使用生物武器的必要物質基礎和能力。 但它是否有將其運到前線的相應管理部門？

管理機構

美國空軍將會在生物戰中擔任主要作戰角色。 朝鮮戰爭期間，空軍生物武器計劃主管部門分為兩部分，都要向分管作戰的副參謀長T·D·懷特（T. D. White）中將負責。第一個部門由弗蘭克·塞勒上校牽頭，為美國空軍生化戰部 （縮寫為AFOAT-BW），旨在構建針對蘇聯展開總體戰的公開的生化作戰計劃。【19】 該計劃分階段實施，雖然遇到了重重困難，但仍在1952年3月形成了初步作戰能力，主要困難是美軍缺乏儲藏布魯氏菌病病原體的製冷設施短缺。 【20】這也是克蘭教授認為美國缺乏生化武器作戰能力的論據之一。

但還有另外一個單位，隱秘的隸屬空軍心理戰部門，由約翰·J·霍奇森上校負責，任務是指導並監督秘密展開的非正規生化武器作戰行動和計劃，意圖是將生化作戰能力整合到整體作戰計劃中。 【21】筆者對朝鮮戰爭時期的生物武器事件的理解，也就是美國軍方按照緊急戰爭計劃的目標範圍，對生物武器進行實驗性測試，這些武器所具備的額外優勢可能在戰爭中起到一定的戰術作用。

作戰實施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後勤。 雖然航空後勤司令部在朝鮮戰爭期間制訂的生物武器後勤計劃Plan13-53在不斷修訂演變，而美國空軍生物戰官方戰史的作者在此期間得出結論，後勤計劃可以滿足在必要時用於緊急作戰計劃的需求。 毫無疑問，，美國空軍可以將運輸生化試劑和彈藥用於實驗用途。【22】

如前文所述，美國軍方已經將當時最先進的心理戰武器，即500磅宣傳彈改造成標準化生物武器。 到1950年，美國空軍的常規武器彈藥庫儲備了大約70000枚宣傳單彈。【23】此外，心理戰部還組建了專門的單位，即第581空運聯隊，其公開掩護身份隸屬在亞洲行動的空運與通訊航空兵，協助執行相關任務。約翰·J·霍奇森同樣是心理戰部的副部長。第581聯隊於1952年7月抵達菲律賓後，其飛機和空勤人員立即被指派隸屬於遠東空軍和駐韓空軍第5航空軍。【24】

根據中央情報局內部人士的説法，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將軍的夢想是擁有一個規模比肩空防司令部、戰術空軍司令部和戰略空軍司令部的航空心理戰司令部，以便指揮非常規的秘密作戰。【25】范登堡認為，在冷戰中與共產主義政權的鬥爭不應該指望常規作戰力量，而應由相關領域專家和能夠熟練掌握軍事力量和影響力的技術人員處理。范登堡曾經根據杜魯門的指示組建中情局，因此他在情報領域有相當深厚的人脈，可以幫助他實現這樣的目標。除了特種作戰部門之外，駐韓美軍的常規作戰單位還與中央情報局密切合作，中央情報局也在中國台灣也擁有自己的空軍基地，打着民用航空的旗號運營。【26】

（范登堡將軍）

另外一個問題是，杜魯門總統組建了一個心理戰略委員會，以這個委員會為核心，慢慢形成了朝鮮戰爭心理戰和生化武器作戰的脈絡。 1951年4月組建的美國心理戰略委員被白宮打上了實施非常規作戰和秘密戰的標籤。

由於本文篇幅有限，筆者僅舉兩例，通過直接證據（在中國和朝鮮）和在美國的確鑿證據相結合，證實筆者的斷言，即通美國軍方過秘密渠道在朝鮮戰爭對生物武器進行了試驗。 這些試驗的目的是完成一些軍事目的，並對一系列生物武器試劑和彈藥進行驗證。

第一個證案例是杜魯門總統下屬的心理戰略委員會所制定的“起飛行動”（OPERATION TAKEOFF）計劃。這個委員會針對朝鮮戰爭的戰局制定了4套應急計劃，其中2個計劃包括所謂的“新式武器”。而“起飛行動”（後來更名為寬邊帽（BROADBRIM）行動）主要是為了應對1951年7月27日雙方停戰談判可能破裂的情況。而“蜂鳥行動”（OPERATION HUMMER，後更名為分支行動（FFILIATE））行動則主要應對停戰談判成功之後的情況，且目的旨在達成和談停戰之後向中朝方面施加壓力。第二項計劃所面對的情況並未變成現實，但第一項計劃所應對的情況卻變成了現實。

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啓之後不就即一度宣告破裂，在1951年8月23日到10月25日間談判暫停。美國心理戰略委員會在1951年9月18日迅疾批准實施“起飛”行動計劃【27】。該委員會簽署的文件至今仍嚴格限制查閲範圍，心理戰略委員會負責人暗示批准實施計劃的決策是在“需知”情況的基礎上處理的，並且是基於“合理否認”的框架。為了保障實施這一“政治，經濟和軍事行動方案”，美國若干不同尋常的部門牽涉其中，絕不是向中國空投傳單這麼簡單。根據相關的附錄文件顯示，國防部長曾經抱怨“在實施具有如此軍事和政治影響的行動開始之前”心理戰略委員會應該做更為周密的考慮。【28】

在1951年10月3日召開的“起飛”行動秘密會議上，相關的與會人員猶豫不決，甚至有點懷疑。 約翰·馬格魯德（John Magruder）將軍承認他不準備將這個計劃按時提交給參聯會。 儘管這一計劃文件附有一份備忘錄，聲稱該計劃已經經過批准，但五角大樓的代表想知道為什麼這份行動計劃本身沒有正式手續,文件上沒有預留負責人簽名的位置，而且沒有心理戰略委員會正式文件的序列編號。在獲得保證後，馬格魯德將軍向會議代表表示，他“可能會明天轉發行動計劃。” 【29】顯而易見，存在着一種不安、不情願的情緒。

4天之後，根據“口頭命令”，3名陸軍中校離開華盛頓帶着絕密使命前往東京面見遠東美軍司令官李奇微將軍【30】筆者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是否是“起飛”行動第一部分。也可能這只是巧合。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巧合，也就是曾經在美國空軍戰爭計劃部工作過的小安德魯·J·埃文斯（Andrew J. Evans, Jr.）上校在1953年被中國方面擊落，他曾經告訴審問者，美國方面在1951年10月就已經開始着手製訂在朝鮮實施生物作戰的計劃。他的供詞得到了另外一位高級戰俘戰俘，弗蘭克·H·施瓦布爾（Frank H. Schwable）上校，也就是海軍陸戰隊航空兵第1聯隊參謀長的證實，施瓦布爾同樣是在朝鮮上空被擊落，他補充説1951年10月參謀長聯席會議曾經給李奇微下發了一份指令，命令在朝鮮實施生物武器作戰，這種行動在初期可以維持在小規模、實驗性質，但可以擴大規模【31】。

（小安德魯·埃文斯）

（弗蘭克·H·施瓦布爾）

三名陸軍上校在親自向李奇微彙報後，在日本和韓國度過了兩個星期，他們非常謹慎，確保除了李奇微及其參謀長之外，再沒有多餘的人瞭解他們此行的真正使命。他們的部分任務是關於在朝鮮戰場的核武器政策。當時美軍在1951年9月對核武器的戰術性使用進行了模擬演習。但是根據報告附件表明他們預計李奇微不會同意使用核武器【32】然而正如克蘭教授所指出的，李奇微熱衷於將核武器作為戰術地面武器。【33】這就牽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是否有可能使用除了核武器之外的其他武器。對戰術目標進行的模擬核攻擊表明，並沒有適合核武器攻擊的目標，因為一般來説前線部隊依託的工事往往對核武器有一定的防護作用。【324那麼由此引發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些軍官前往遠東是否還肩負着其他的使命，即實施“起飛”行動制訂的生物武器攻擊計劃，對於設置堅固工事的敵人來説這也許是更為有效的手段。

而可以以此進一步提出問題，即圍繞“起飛”行動的生物武器行動計劃。關於“起飛”行動的探討一直持續到1951年11月下旬，由於關於這次行動的緊張聲音一直持續到1951年11月下旬，也就是關於“使用新式武器”的計劃的翻版。從國防部長到一般的軍事人員都在嚴肅的考慮實施“起飛”計劃。但心理戰略委員會主任，前陸軍部長戈登·格雷（Gordon Gray）可能是在總統的支持下，繼續推動這項計劃。參謀長聯席會議最終在1951年12月21日批准了這個計劃，並報告説已經制定了具體的行動方案，由作戰部門負責。【35】

第二個案例是空軍心理戰部所扮演的雙重角色，即負責宣傳戰和生物作戰兩個方面的行動。這樣的雙重職責要求歷史學者仔細研究美軍在作戰命令方面的蛛絲馬跡，而中國方面的直接證據，也就是飛行員的供述，可以在另一面證實美軍的行動【36】。在朝鮮戰爭期間空軍方面的作戰命令很少披露，但是其中比較有問題的是一些B-26單位執行的任務。比如從5月19日到5月23日，30架B-26武裝偵察機奉命在朝鮮西部預定區域執行夜間行動，目標是攻擊地面車輛和鐵路。每次行動中B-26都是以四機編隊為一組，攻擊某一區域的鐵路橋或者是鐵路線，這些交通線往往在白天就遭到過戰鬥轟炸機的空襲，而B-26在夜間空襲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證切斷這些鐵路線。

中國方面聲稱美軍的細菌武器是由B-26空投的，而且是常規轟炸行動的組成部分，攜帶菌株的羽毛或昆蟲由M-105型500磅宣傳彈運載。美軍戰俘告訴中國方面，在報告中這些細菌彈被稱為“行李”，或者在夜間作業，以免被看到。實施細菌武器攻擊的目的是污染轟炸區域，感染後方鐵路維修人員，破壞中朝之間鐵路線的修復。中國方面的説法與筆者掌握的材料並不矛盾，即美國使用宣傳彈改裝成為標準的大規模殺傷生物武器，同時還可以作為攻擊後勤物資和裝備的人員殺傷生物武器，攻擊敵後勤體系。

（中國方面指控的美軍空投生物武器的飛行路線）

俄亥俄州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的航空兵軍備司令部歷史辦公室發表了一項歷史研究文獻，即《美國空軍武器：選擇性列表1960-2000》（Weapons of the U.S. Air Force: a selective listing, 1960-2000），其中公開將M-105列入生物武器。考慮筆者著作中提到的證據和分析，這一資料通過M-105航彈的用途，證實了美國空軍生物武器條例與美國第5航空軍在朝鮮的作戰報告中所記錄的武器使用情況，以及其與中朝方面的説法之間的聯繫。【38】

中國方面宣稱美國使用生物武器的説法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第3轟炸機聯隊因此受到了美國空軍特別調查辦公室的質詢，以澄清空軍方面的責任。1952年1月到11月間擔任第3聯隊指揮官的威廉·G·摩爾上校簽署了一份誓言，聲稱所謂生物武器攻擊是子虛烏有的，他的飛機空投的是傳單，目的是警告在軍事目標附近居住的平民，這些目標接下來會遭到美國空軍的攻擊，從而讓平民提前撤退以避免傷亡。

然而向鐵路沿線的居民發出警告，最適當的時間是早上，可是早上美軍出動的是36架F-84戰鬥轟炸機，而4架B-26轟炸機出動則是在夜間。由於下一次轟炸行動要在數週之後才進行，因此這些B-26也不可能是為下次轟炸發出警告。 此外，考慮到非作戰飛機每天都會空投數百萬張傳單，人們可能會質疑B-26空投這麼點“宣傳彈”的真實目的。中國方面正是指控美軍將宣傳彈作為生物戰劑的載體，而這種指控也很難反駁，，因為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檔案都有相應的詳細證據，表明這樣的手段是可行的，美國具備實施此種秘密作戰行動的能力，並且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這兩個案例都能夠支持中朝方面的控訴，也就是美軍在1952年2月到3月間使用了生物武器。時任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曾經通過廣播警告美國軍方，任何使用生物武器的軍人一旦被俘都將被視作戰犯。

來自中國檔案的更多證據

一些評論家認為，中國方面關於細菌戰的指控純屬捏造，而其國家領導人知道其中的真相，故意散佈謠言使美國難堪。 這一爭議（源自據稱證據來自蘇聯檔案）以及筆者對此的看法已在其他文獻中發表。【39】其中關於中國領導人的説法並不可信。

筆者能夠接觸到的中國解密檔案顯示，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與中國的黨務、軍事和衞生部門開會協商，試圖瞭解朝鮮方面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些文件此前沒有披露過，且中國以外的學者無法接觸。如果説是中國方面捏造美國使用生物武器的謊言，那麼這些文件就不可能存在，因為中國的高層領導沒有必要向自己進行宣傳。從戰場上中朝士兵和平民所獲得確鑿證據來看，毛澤東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正在實施大規模生物戰，而不是試驗性使用。【40】中國得到的證據與美國軍方所掌握的能力是一致的，而且其生物武器實驗計劃囊括了各個機構、各種彈藥以及戰術和戰略領域的應用。

在中國的遼寧省，1952年公共衞生機構的醫療報告的內容與朝鮮境內的發現類似，目擊美國飛機出現與昆蟲的異常出現直接相關，同時當地還有一些異常爆發的傳染病現象。例如，在靠近朝鮮邊境的三個城市爆發了嚴重的急性中毒性腦炎。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醫學家領導一支病理學小組前往當地調查，此人是瀋陽國立醫學院病理學系的負責人，他認為該病可能不是由昆蟲叮咬引起的，而是通過消化系統或呼吸系統感染而引發的。【41】中國方面的醫學調查得出結論，在某些方面特別是鼠疫、炭疽、霍亂和腦炎方面，加上朝鮮的中朝軍隊醫療機構的調查，通過北京的醫學實驗室證實了美軍投放鼠疫和霍亂病毒的證據。

（中國防疫人員進入朝鮮）

西方學界傾向於駁斥中國和朝鮮提出的醫學證據。 最近解密的文件表明這些反駁行為都是人為安排的。 這些反駁意見中流傳最廣的是1952年由美國政府支持的三位傑出的加拿大科學家的報告。 三者都沒有出現在美國政府的生物戰小組中。 另一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解密的文件表明加拿大外交部也將相關證據發送給了皇后大學的加拿大生物戰實驗室負責人吉爾福德·B·裏德（Guilford B. Reed）教授。他可以説是美加兩國協調計劃的首席昆蟲傳播專家。裏德於1952年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方面給出的證據是完全可信的，並建議外交部長萊斯特·皮爾森（Lester B. Pearson）不要公開討論中朝方面在生物武器指控中的學術性內容。【42】該文件一直保密直至1996年解密。

從性質上看，最明顯的證據是使用了攜帶病菌的昆蟲。雖然中國人還懷疑美軍使用氣溶膠式化學武器，並報告美國飛機投擲了布撒器，但中國方面所説的以昆蟲作為生物戰的載體，對美國來説是個高度敏感的問題。德特里克堡武器開發生物實驗室昆蟲學部原負責人戴爾·W·詹金斯（Dale W. Jenkins）博士在1963年表示，在中國控訴之前，美國方面從沒有研究過使用節肢動物進行生物作戰的可能性。【43】然而，根據檔案文獻可知，美國和加拿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整個朝鮮戰爭汽期間都在密切協調展開昆蟲攜帶病菌的生物武器研發工作。從1954年開始，有更多的文件披露存在一個大型的昆蟲攜帶生物戰劑的計劃。美國方面曾經斷言軍方只進行過使用氣溶膠生物戰劑的研發，而從未進行過昆蟲載體生物戰劑的研發，但事實顯然是相反的。【44】

使用生物武器的意圖

如前所述，美國軍方領導層對使用生物武器是否明智、價值以及倫理道德方面持有保留意見，但是美國政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是不顧這些反對意見，做出了幾項關鍵決策。

1950年10月27日，也就是中國軍隊介入朝鮮戰爭兩週之後，國防部長馬歇爾批准了前文提到過的生物作戰緊急實施計劃，馬歇爾的決策建立在一流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出具的建議的基礎上，而這個委員會的領軍人物是藥業大亨厄爾·史蒂文森（Earl Stevenson），他的報告建議在朝鮮戰爭爆發時先發制人的投入生物武器。在政策分析階段，美國人繞開或者忽略了倫理道德問題和國際法問題，不過美國人也意識到，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將引發國內外輿論的抨擊。所以這個計劃在當時是絕密的。此外，根據史蒂文森報告的提議，除了“先發制人”的理論之外，美國政府還將生物武器研發的資金從1950財政年度的530萬美元追加到從1951年到1953年的總計3.45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作戰使用成本。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雄心勃勃的生物武器計劃耗資為6000萬美元，項目僱員大約4000人。如此鉅額的投資證明美國政府強化生物武器使用計劃的堅定決心。

根據1951年9月21日的一份絕密文件可知，美國軍方高級將領的態度得到了政府部門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生物武器確實有巨大的潛力，美國應該在不考慮先例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武器。這種武器不會破壞建築物或資產，從而減少戰後經濟恢復的問題; 與其他作戰手段相比，生物武器較低的生產成本更具吸引力;如果在軍事上有利那麼美國就應該使用這種武器，並且應該在作戰條件下進行大規模實戰驗證。【45】

在這個時候，美國軍方將領決定將生物作戰計劃置於與核武器同等重要的地位。1951年12月21日，國防部長羅伯特·洛維特（Robert Lovett）指示各軍兵種要儘早起草相關條令，並且逐步讓生物武器處於“實際戰備”狀態。【46】

美國政府及其軍方領導人的一系列決策表明，其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有使用生物武器的意圖。 而有待澄清的是，朝鮮戰爭時期美國的軍事學説或軍事戰略指導方針是否允許使用生物武器，還有待澄清。

先發制人的原則

政府方面支持使用生物武器的勢力主張，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56年3月15日發佈第5062/1號指令，確立“先發制人”的原則之前，美國則生物武器作戰方面只是秉承着報復性的政策，他們認為這是錯誤的主張。 但是“先發制人”原則的確立造成了混亂，因為1951-1952初期生物武器的進攻戰略決策的過往被當權者隱瞞了。 他們利用謊言掩蓋種種蛛絲馬跡，並且逃避向公眾公開的義務。

隨着1951年到1952年生物武器作戰應急計劃落實就位，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的一些軍官起草了一份指令，即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2號指令，確立了“後發制人”的化學武器使用政策。而早在1950年2月生物武器的使用就適用於這一政策。1952年7月，國防部關於生物戰政策的報告總結了相關問題及其解決方案：

在確立了化學武器國家政策之後，有一種觀點認為生物武器可以和化學武器結合在一起，事實上將生物武器納入化學武器的範疇。但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應該區別對待，並且堅持認為美國尚未制定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第二種觀點目前得到了更多的認同。【47】

空軍和海軍更傾向於第二種觀點，但陸軍卻搖擺不定。但經過1952年2月一輪短暫的討論之後，陸軍同意支持大多數人認可的觀點。

國防部非常謹慎地接受了少數派的觀點。認為其存在一個多少有些矛盾因素的結論：“我們目前正在審查生物武器相關的國家政策。 與此同時，各軍兵種根據現有的化學武器政策進行管理，同時可以推斷出，現有的生物武器管理遵循化武管理的政策”。

但實際上到了這個時候，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駁回了化學武器“後發制人”的政策，認為應該仿效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先例，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由總統批准使用。1952年2月，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了生物作戰聯合高級研究委員會的建議：“美國應該立即獲得強大的生物武器進攻性作戰能力”，並且“完整的軍事計劃要求在各個方面全面發展各種作戰手段，，而不必考慮過往的戰例”。同時參聯會還批准了另外一項提議，即採取積極的軍事政策，以便在軍事上有利的時候準備使用生物武器。參聯會命令準備各軍兵種準備執行他們的這一決定。【48】

1952年3月20日，美國空軍心理戰部的O·L·格羅弗准將受命負責“將生物武器作戰能力和要求納入作戰計劃”，並且向駐歐美國空軍司令部發送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明確指出：“目前的作戰計劃基於如下假設，即總統可能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批准使用生物武器。”【49】

為了落實這一決策，參謀長聯席會議意識到，公眾輿論已經將生物學同化學武器政策聯繫了起來。而美國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在起草政策執行方案的時候，就已經考察瞭如何“在公眾輿論中”將後發制人的化學武器作戰政策與生物武器作戰政策相關聯。

事實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2號指令的字裏行間並沒有暗示這份文件也適用於生物武器作戰的意思。這份文件的標題特別提到了軍事文化中的化學戰政策，也就是將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作出了區分。 這份文件只有結束語提到了生物武器。結束語説，“這項政策應被視為一項臨時措施，並將在對化、生、核武器進行詳細的作戰評估後再行審查。” 如果引申這句話的意思，那麼意味着以前專門針對化學武器的各種文本條令也將生物武器囊括在內。不過儘管已經提出了相應的問題，但參謀長聯席會議仍然沒有制訂相應的生物武器使用政策。

但是軍方將領對於公眾的認知相當緊張。軍方的結論是公眾必然不能接受公開的“先發制人”生物武器政策，因此決定在正式的文件中不將“先發制人”的説法納入其中。軍方認為這樣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比較保險的，因為即使軍方沒有生物武器使用的相應規定，也不會改變國家的政策。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指出，公眾輿論的相關問題可以參考1951年11月18日發佈的國防部指令，即“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獲取公眾對使用化生核武器相關國家政策的廣泛支持”。

事實上，僅僅在幾個月之前，在觀察到公眾對使用化學武器的反感並未明顯減少的時候，軍方才認為獲得公眾支持是必要的。由於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化學武器因為其特徵而被列入特殊武器，而生物武器的特徵則更加鮮明。因此此時如果正式推出生物武器的使用決策，那麼可能會與同時期的化學武器政策一樣受到很大的侷限。暫時停止制訂並公開生物武器政策，在軍方看來是可行的、可取的，而且也是有必要的。【50】

1953年4月的一份政策聲明再次掩蓋了這個問題，也就是NSC14號《朝鮮作戰的行動路線分析》，在這份朝鮮戰爭政策的聲明中，包含有關生物武器政策的內容，從聲明看美國的生物武器政策是無傷大雅的。根據這份聲明的內容，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只會在對方首先使用時才會動用生物武器報復。 該資料表明，“後發制人”的生物武器使用政策是1950年NSC62號文件制定的。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在暗中卻有不同意見，他們已經得出的結論是，即不會有關於生物武器使用的政策，也沒有在總統批准的情況下制訂秘密的生物作戰的進攻戰略，他們已經避開了生物作戰政策的公共責任問題。

美國檔案館目前可以調取的文件並沒有揭示1953年提到的“後發制人”的化學武器作戰戰略可以延伸到生物作戰領域。一個比較合理的猜測是，軍方和外交政策決策者對國內以及美國盟國的輿論感到焦慮，他們正在面對1952年2月中國和朝鮮指控美國軍隊在朝鮮使用生物武器所造成的巨大影響。 此外，這個時代正是全世界公開抗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最高峯。由於朝鮮戰爭演變為全面戰爭的威脅在1953年春天已經不復存在了，而且由於軍方本身已經開始懷疑生物武器的有效性，他們可能更願意與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站在一起，而那些則希望發表一份公開的聲明，應對公眾輿論並且為美國政府辯護。

結論

1953年美國軍方領導層對其生物作戰計劃的進展表示失望，這與中國方面對美國在中朝進行生物武器試驗結果的相關報道是吻合的。美軍的試驗性生物武器未能在戰區或敵後運輸線造成傳染病的大規模蔓延。根據中國官方的朝鮮戰爭史料，中國軍隊在1952年的生物武器攻擊中遭受的傷亡僅為不到400人。如果這份報告的數字是準確，那麼反過來也能夠印證美國人對生物武器效果的失望情緒。 中國的資料提供了許多平民在生物武器攻擊下遭受傷亡的案例，但並沒有整體性的數字。

雖然美國科學家和軍事工程師在戰場條件下使用生物武器未能取得致命的、易於傳播的、具有流行病作用的效果，但有證據表明，美國軍方在持續一年半的時間中一直在做相關的工作，且矢口否認。這可以説是美國軍事史上的一個黑洞。

如果筆者的調查結果和分析是正確的，那麼美國在裁軍方面的誠意的信心就非常值得懷疑。除非美國對朝鮮戰爭中生物武器的試驗進行懺悔和道歉，否則筆者可以認為，美國參與人道主義行動以削減生物武器的道義前提就根本不存在，而以懷疑某些國家儲備生化武器就對其實施單方面的打擊，這樣的行徑則更站不住腳。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生化武器）對地球的威脅主要並不來自於一些脆弱、貧窮的國家，反而是來自強大的國家，如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國。這種威脅來自於一種政治文化，美國允許行政機構和軍隊向國會和美國人民撒謊，而且即使是在危急時刻，使用諸如生物武器這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仍存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限制 。美國政府仍然在掩蓋朝鮮戰爭中實施生物武器試驗的真相。如此撒謊的人，是否可以信賴他們的承諾？

如果美國政府承認犯下了國際戰爭罪行，雖然無法立即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 但這是將政治文化轉變為公共事務，從而更為透明和誠實的政治文化的開始。唯有如此，才是對建立真正消除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際秩序的長期努力的告慰與貢獻。

參考文獻

1. John Burton to Stephen Endicott, 12 April 1997

2. John Ellis van Courtland Moon, ‘Dubious Allegations,’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June 1999, 72

3. Conrad C. Crane,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Korean War: rhetoric anc reality,’ Asian Perspectives, v. 25, no. 3, 2001, 61-83; John Ellis van Courtland Moon,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 the Korean war cas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666 (1992), 53-83; Milton Leitenberg,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 Resolved, Occasional Paper 36,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May 1998 and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eapon Allegation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disclosures,’ Asian Perspective, v. 24, no. 3, 2000, 159-172

4. Crane (2001): 62; Moon (1992): 69-71

5. 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of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Indiana, 1998, 304 pp., 62 photos, 7 maps. Much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article first appeared in our book, but with some significant additions.

6. Memoranda by the Chief of Staff, US Army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Deception in the Biological Warfare field,’ 1 Feb. 52, JCS1927/3 released with JCS1837/36 (declassified in 1991), RG218,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rchive II, Maryland [NARA]; Dean Aches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4 Mar. 52

7. ’ ’ ’ ’ ’ ’ -

8.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172, appendix 3

9. United States Congress, U.S. Army Activity in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s, v. 1, 24 Feb. 7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port by Lt. Col. George A Carruth, 32

10. Thomas Etzold and John L. Gaddi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New York 1978: ‘Directive on 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 NSC 10/2, 18 Jun. 48; U.S. Senate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v. 1, Washington, D.C., 1975: Colby testimony on p. 24

11.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82-4; ‘Memorandum,’ Joint Advanced Study Committee Conclusions, 21 Sept. 51, JCS1837/26, approved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25-26 Feb. 52, JCS1837/29, RG218, NARA

12.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82-4, 87

13. William M. Creasy, ‘Present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s Ad Hoc Committee on CEBAR,’ 24 Feb. 50, p. 8, CCS385.2 (12-17-43), Sec. 10 (B.P. Pt.1), Box 207, RG218, NARA

14. Crane (2001): 75

15. Dorothy Miller, ‘History of Ai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1944- 1954,’ U.S. Air Materiel Command, Historical Division (unpublished), v. 1 (1952), 79-81, v. 2 (1957), 104-11, 124;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on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Readiness, 21 Dec. 51, p. 15, CD385 (General) RG330, NARA

16. People’s China, 1 Apr. 52

17.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mmittee on Biological Warfare, ‘1951 Program Guidance Report,’ 5 Dec. 50, CD383.8 (Biological Warfare), RG330 , NARA

18. Crane (2001): 64, 75-78

19. James A. Rafferty, Operations Analyst, HQ USAF, “Diagnosis of the USAF Program in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fare,’ Dec. 52, 3, File TS53/67-99, BW-CW General Decimal Files 1953, Entry 199, Box 1, RG341, NARA

20. Miller (1957): 4

21. Robert M. Lee, Director of Plans, USAF, Memorandum for Chief, War Plans Division [and] Chief,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17 Mar. 53, File 337-385, USAF-Operations, BW- CW General Decimal Files 1953, Entry 199, Box 5, RG341, NARA

22. Miller (1957): 30-33

23.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on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Readiness, 21 Dec. 51, CE385 (General) RG330, NARA

24.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120-22

25. L. Fletcher Prouty, 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nglewood Cliffs, N.J., 1973: 220

26.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132

27. ‘Plan Takeoff,’ 18 Sept. 51,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SB], File 3387.4, Korea, Harry S. Truman Library

28. Memorandum for Mr. Gray, n.d., U.S. Government Declassified Documents Index 1988 (White House), No. 1503, No. 1729

29. Two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3 Oct. 51, Declassified Documents Index 1991 (White House), No. 3540

30. Memorandum by General Ruben E. Jenkins,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3, 20 Nov. 51, Declassified Documents Index 1975, No. 69-A

31. For analysis of the BW confessions of captured US flyers and later their retractions under threat of court martial see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163-67

32. Declassified Documents Index 1975, No. 68-D, 69-A

33. Conrad C. Crane, American Airpower Strategy in Korea, 1950-53 (Lawrence, Kansas, 2000): 71

34.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US Army, Declassified Documents Index 1975,

No. 69-A

35. William Korn,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26 Nov. 51; Edward W. Barrett to Gordon Gray, 29 Dec. 51, PSB File 387.4, Korea, Truman Library

36. Information for this episode is from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172-78, appendix 4

37.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Appendix 4

38. Weapons of the U.S. Air Force: a selective listing, 1960-2000, HQ Air Force Materiel Command, Historical Study No. 14, (Ohio,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2000): 13. A disclaimer introducing this booklet states that the publication “does not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t also informs the reader that the study was coordinated with the Air Force Materiel Command Directorate of Requirements and was then reviewed by the Air Force Command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which cleared the work for public release.” i Recently we have learned that Historical Study No. 14 has been withdrawn from circulation by the US Air Force and its author transferred out of his job.

39. 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 ‘Twelve Newly Released Soviet-Era “Documents” and Allegations of U.S. Germ Warfare during the Korean War,’ posted to H-Diplo website on 5 July 1999, and a shorter version in Asian Perspective, v. 25, no. 1, 2001, 249-257; for Kathryn Weathersby’s presentation suppor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oviet documents see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1, (Winter 1998): 176-189

40.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in the Resist America, Aid Korea War, 2nd edition, [in Chinese], Beijing, (1900): 149-152; ‘Disease Prevention Report and Comments by the Central Disease Prevention Committee,’ 23 Apr. 52, Central Archives, Beijing, v. 271

41. Northeast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Committee, v. 43, 1952-53, Research Group report No. 8, Mar. 52, Liaoning Provincial Archives

42. ‘Memorandum: Communist allegations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and China,’ encl. in Escot Reid, ‘Memorandum for the Minister,’ 15 May 52, file 50208-40, pt.2, v. 5919, RG25,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Some Western scientists continue to question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who conducte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iological warfare charg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m were graduates or had been associated with major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versities and medical schools. See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November 17, 1999, v. 282, No. 19, 1877- 78

43. Dale W. Jenkins, ‘Defense against insect-disseminated biological warfare agents,’ Military Medicine, 128, (February 1963): 116

44.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74-79, 143-54

45.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Advanced Study Committee, 21 Sept. 51, approved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25-26 Feb. 52, JCS1837/26, 1837/29, RG218, NARA

46. Endicott and Hagerman (1998): 50

47. Report on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Readiness, 1 July 52, p. 27, Folder 18, non- logged, TS-BW-CW Decimal Files 1952 (Top Secret), Entry 199, Box 4, RG341, NARA

48.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cision on JCS1837/29, 26 Feb. 52, RG218, NARA

49. File 17, non-logged TS, Jan-June 1952, BW-CW Decimal Files 1952 (Top Secret), Entry 199, Box 4, RG341, NARA

50. Report by 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Statements of Policy and Directives on Biological Warfare, 11 June 52, pp. 329-330, JCS1837/34, RG218,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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