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只有新社會契約才能拯救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_風聞

民智研究院-专注全球化、中美经贸、乡村振兴的独立智库2019-06-26 10:36

201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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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編譯

The Economy We Need

作者 | Joseph E. Stiglitz

來源 | Project Syndicate 2019年5月

譯者 | 馬雨欣

市場原教旨主義大行其道40多年，然而在美歐等地，公民們的期望卻依舊一次次落空。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只有新社會契約才能拯救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才能夠保障公民的醫療保健、教育、退休保障、社會福利住房，以及體面的工作和工資。

三年前，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脱歐。歐美世界，黑天鵝事件看似頻起，但實際上卻也符合收入數據統計的結果，即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辜負了社會的期望。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被視為自由市場的典型代表。然而如今的美國卻比大多數發達國家更加的不平等，社會流動性也更差。

甚至可以説，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崛起後，美國開始走下坡路了。

對於底層90%的人而言，實際工資（經通貨膨脹調整後）停滯不前，如今典型男性工人的工資水平大約與40年前相同。

但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當年緊跟着美國腳步的歐洲國家們也身陷泥淖。走在前列的英國，如今已經疲於應對政治和社會矛盾。

美國或許是第一個創造出中產階級社會的國家，但歐洲卻也從未落後。

二戰之後，在為公民創造機會一事上，歐洲的各項舉措都優於美國。

通過政策，歐洲創造了現代福利國家，為公民提供社會保護，並在市場自身難以調節的領域加大投資。

但眾所周知，歐洲的社會模式使得各國政府有權干預社會，為公民提供良好的服務。面對全球化、技術變革和其他破壞性力量，歐洲各國政府能夠抑制不平等，保持經濟穩定。

當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後的歐元危機爆發時，福利最強的歐洲國家，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表現最好。

事實證明，與許多金融業人士的想法相反的是，問題不在於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太多，而在於干預太少。

畢竟，這兩場危機都是金融部門監管不力的直接結果。

衰落之後

現在，大西洋兩岸的中產階級正在被掏空。要扭轉這種困境，就必須找出問題所在，通過接受進步的資本主義，制定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人們不能簡單地回到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那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似乎觸手可及。

當然，我們也不一定想這麼做。畢竟，這一時期的“美國夢”主要是為白人男性這樣的少數特權階層保留的。

當時，里根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

人們被告知，降低富人的税率、金融化和全球化將會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平。

但事實如何呢？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美國的經濟增長率降至戰後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而這種有限的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和收入的更大份額流向了最高的1%。

值得一提的是，在黃金時代，金融監管嚴格，最高邊際税率一直高於70%。

幾十年過去，人民不僅沒有得到所承諾的繁榮，反而得到了產業空心化、社會兩極分化、以及日益萎縮的中產階級。

所以，除非從源頭改變，否則這些模式將繼續，甚至惡化。

幸運的是，還有一種方法可以替代市場原教旨主義。通過在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之間進行務實的權力再平衡，我們可以走向一個更自由、更公平、更有生產力的體系。

為了讓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再次成為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的現實目標，市場必須為社會服務。

財富掠奪者的入侵

與新自由主義不同，進步的資本主義需建立在對當今價值創造方式的正確理解之上。

國家真正和可持續的財富不是來自對國家、自然資源和人民的開發，而是來自人類的聰明才智和合作，這往往需要政府和民間社會機構的推動。

自18世紀下半葉以來，提高生產力的創新一直是推動經濟活力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真正動力。

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近乎停滯之後，工業革命開創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這種發展有兩大支柱。

第一個是科學，通過它，人們可以理解周圍的世界。

第二個是社會組織，它允許人們一起工作，提高生產效率。

隨着時間的推移，法治、具有制衡體系的民主制度、以及普遍標準和規範等制度也會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修正。

簡而言之，這些都是物質繁榮的源泉，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財富創造通常也意味着財富榨取。

個人和公司可以依靠市場力量、價格歧視和其他形式的剝削致富。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對社會財富做出了任何貢獻。相反，這種行為往往使其他人的整體狀況更糟。

經濟學家稱這些財富掠奪者為尋租者（rent-seeking），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亦即經濟租）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

這種有害行為在美國經濟中尤其普遍，越來越多的行業只是由少數幾家公司控制。

這些大型企業利用自己的市場力量以犧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來致富。通過提高價格，他們實際上降低了消費者的生活水平。

在新技術的幫助下，他們可以（而且確實）進行大規模歧視，以至於價格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算法決定，以客户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為最終定價標準。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利用離岸外包的威脅壓低了國內工資。而剝削來的錢，又被這些企業們用於遊説政客，進一步推動法案削弱工人及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如今在美國，已經沒有多少工人屬於工會了。

沒有藉口

雖然技術進步和新興市場增長肯定對中產階級的衰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經濟政策來看，這些是次要的。

**為什麼？因為同樣的因素對不同國家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和技術變革，但對美國的影響更為顯著。

同樣，在放鬆金融管制最嚴重的地方，金融行業違規現象也很嚴重，比如市場操縱、掠奪性貸款和過高的信用卡費用。

事實上，美國幾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問題是，它所要求的東西反映的是美國企業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公民的利益。

儘管現在的情況很糟糕，但情況還可能進一步惡化。收入不平等尚未解決，而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化已經被譽為未來增長的引擎。

但在現行的政策和監管框架下，許多人將失去工作，而政府且沒有任措施幫助他們找到新的工作。單是自動駕駛汽車就會剝奪數百萬人的生計。

與此同時，科技巨頭們正在竭盡全力剝奪政府的應對能力。不僅僅是通過發起降低税收的運動，科技公司在避税和利用消費者方面的天賦，並不低於他們開發創新技術的能力。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有希望的，通過進步的資本主義改革，我們可以開始恢復經濟活力，確保所有人擁有平等的機會。

當務之急應該是遏制剝削，鼓勵創造財富，而這一點只有通過人民共同努力，推動政府來實現。

不可或缺的國家

無論以何種形式攫取財富，都有具體的政策和法規可以防止最壞的結果，併產生深遠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更少的人死於空氣污染或藥物過量，將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來貢獻社會的生產力。

自從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把監管變成“官僚作風”的代名詞以來，監管的名聲就一直不好，但監管往往能提高效率。

任何生活在城市裏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紅綠燈，這樣一個控制汽車通過十字路口的“規則”，我們將永遠生活在擁堵之中。

如果沒有空氣質量標準，洛杉磯和倫敦的煙霧會比北京和德里的空氣還要糟糕。私營部門絕不會自己承擔起控制污染的責任。

特朗普和他任命的説客們正在竭盡全力廢除保護環境、公共健康甚至經濟的法規。

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之後的40多年裏，一個強有力的監管框架阻止了金融危機的發生，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它卻被視為“令人窒息的”創新。

隨着第一波放松管制浪潮而來的是儲蓄和貸款危機，接着是更多的放松管制和1990年代的網絡泡沫，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在世界各國都在試圖改寫規則，以防止悲劇重演。但現在，特朗普政府卻正在盡其所，能扭轉這一進展，將美國帶回到過去。

如今，為了確保市場按照其應有的方式運行而實施的反壟斷法規也被取消了。

原本，通過遏制尋租、反競爭行為和其他弊端，人們可以提高效率，增加生產，並刺激更多的投資。甚至，政府可以騰出更多的公共資源，將其投入到教育、科研等可以真正改善公民幸福的活動中去。

進步資本主義承認市場的力量和侷限性。如果任市場自行其是，私營部門總是會產生太多的東西，造成大量污染和社會負擔，以至於基礎研究等難以在短期看到收益的項目則會無人問津。

政府不僅要發揮核心作用，阻止私營部門做它不應該做的事，而且要鼓勵它做它應該做的事。畢竟，私營部門永遠不會主動提供作基礎公共服務。

美國政府創建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以及失業和殘疾保險（disemployment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出現的原因，在於企業家和企業不會提供這些基本服務，或者在提供這些服務時存在不可接受的成本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