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與大明王朝的興衰_風聞

明代社會最大的特徵是，出現了一個不依賴於官場的市井階層，他們對當官沒有興趣，也有足夠的資本用於生活。心學的發展，導致一個叫作泰州學派的流派成了市井哲學的代言人。

心學對於個人的解放，還導致了一批具有遊俠精神的學者出現，何心隱就是其中的代表。由於他們遊離於體制之外，成了政府的心頭大患，受到了鎮壓。

作為泰州學派的集大成者，李贄以離經叛道的態度，將道學“皇帝的新衣”戳破，他本人也以自殺結束了一生。

隨着叛逆者的死去，心學如同當年的玄學一樣，逐漸變成了犬儒主義和庸俗主義的大本營，中國哲學第二輪迴的叛逆階段走向了終結。

明朝嘉靖年間，就在王陽明在南方創立心學之時，北京城卻突然來了一個怪人。這個怪人穿着沒有人見過的大袍子，戴着稀奇古怪的帽子，手裏拿着笏板，坐着一種人們沒有見過的小車，從中國的南方出發，招搖地一路向北，最終到達北京。

如果有人問他：你這是什麼衣服，什麼車？他就會回答，這是周代《禮經》中規定的學者的衣服，帽子叫五常冠，衣服要求深衣大帶，手裏必須拿個笏板。而車叫蒲輪車，是用蒲草包輪製作的，當初孔子就坐着這種車周遊天下。

這個怪人到達北京後，立即引起了人們的議論紛紛，也冒出不少傳説。最著名的是，一個不知名的老翁做了一個夢，夢見有一條沒有頭的黃龍邊播雨邊前行，最後來到了北京的崇文門下，突然間變成了一個人。老翁一看天亮，連忙跑到崇文門下，發現有一個怪人穿着怪異，坐着怪車正好到達。

這個人來到北京城後，照樣行事高調，處處宣講他的學問。當有人問他，他的師承出自何處，他就驕傲地回答：我的老師就是王陽明！

在北京，王陽明的弟子並不算少，由於他平定叛亂，聲動朝野，其學問也已經遍及天下，就連北京官場之中也有不少崇拜者。但是，這個穿着奇怪、大言不慚的人卻令王陽明的弟子們很尷尬，他不僅不像個儒生，反而像個妄想狂。

但這個妄想狂的確很尊重王陽明，動不動就説我來北京就是為宣講老師的學問，老師的學問來自天啓，是千載絕學，我一定要讓天下的人都聽到他的學説。

當人們問起他要傳播王陽明什麼樣的學問時，這傢伙的回答卻讓人心驚肉跳，因為他宣揚的並非王陽明的話，而是他自己的話。比如，王陽明雖然強調心學，可是基本上還是在倫理的框架內談，維護着明王朝統治者的權威，可是這人卻説：什麼是道？道不是什麼高高在上的東西，道就是老百姓的日用生活。他甚至認為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才是根本，而皇帝老子的政權只不過是枝節問題，只有根本穩固了，才有枝節的穩定。這就近似於大逆不道了，怎麼會是王陽明的説法呢？

北京王門弟子如同吃了屎，坐立不安。他們之所以感到擔心，還有一個原因。明王朝是一個最防備朝臣不聽話的朝代，任何人，即便功勞再大，皇帝也總是要防着，而且功勞越大皇帝越擔心。王陽明平定叛亂之後，天下人都成了他的粉絲，這時，王陽明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朝廷極大的猜忌。這個人不斷地來北京宣揚皇帝老子不算啥，到底是不是王陽明指使的？如果是他指使的，王陽明的目的何在？是否意味着他想推翻明朝自立？

即便皇帝不相信這些説辭，在北京的朝廷上還有很多王陽明的政敵，他們隨時關注着王陽明和弟子們的一舉一動，希望找到他們的錯處，而這個人簡直就是老天爺送來攪局的。

王門弟子們趕快寫信到江西，詢問老師到底是怎麼回事。傳回來的信息説這個叫王艮的人果然是王陽明弟子，他以前是個鹽場灶丁的子弟，又曾經做過生意，後來搖身一變成了王門弟子。

但他前來北京，並不是王陽明指使的，而是他自己願意宣揚老師的學問跑過來的。眾人聽後，既然是同門，只好把他的車藏起來不讓他這麼招搖，再勸説他趕快離開，不要壞事。但這個人性格倔強，不肯聽從。王陽明聽説了王艮在北京的事蹟，也連忙寫信請他回去，他這才怏怏不樂地離開了北京，去往浙江會稽，尋找他的老師去了。

王艮大鬧北京城，就成了明代哲學史上的一樁趣聞，保留在了中國枯燥的歷史之中。但是，不要因為王艮的性格就忽略了他的學問。

實際上，王艮是王陽明的弟子中影響力最大，也最具獨創性的一個。他不僅發揮了老師的心學，還結合佛道，將心學改造成了實用主義和民本主義的典範，在明朝這個極端壓抑的朝代內部，竟然產生出了現代政治理論的萌芽。明代中後期是一個極端分化的時期，一方面王艮和他的弟子創造了泰州學派這個民本主義的學派；而另一方面，王門弟子們卻開始與政權合流，他們大都成為達官貴人，談論心學的同時，還享受着政權提供的一切優厚待遇，王學也逐漸變成了一種享樂主義、犬儒主義和自私主義的代名詞。

最後，東林黨人的崛起讓明朝後期又成了一個黨派鬥爭的時代。享樂主義、黨派鬥爭，將朱元璋制定的鐵板一塊的政治秩序腐蝕，降低了行政效率和軍事效率，明朝已經無法抵禦底層叛亂和外族入侵的雙重夾擊，最終被異族政權取而代之。

赤手搏龍蛇

王艮，號心齋，江蘇泰州人。在泰州有一個大的鹽場，叫安豐場，他的父親就是鹽場工人出身。

他年輕時因為家境貧寒，曾經輟學，跟隨着父親在鹽場工作，後來又曾經跟隨父親到山東經商。不過，雖然沒法上學，他卻堅持自學，他最常看的三本書是《孝經》《論語》和《大學》，另外也看過一些《禮經》。

由於讀書不多，王艮的學問分成了截然相反的兩部分，一部分是對這幾本書的生吞活剝，他非常強調“孝”，就是對《孝經》的一種過度解讀，而《禮經》則給他帶來了一套長袖闊帶、高冠大履的衣服，還在腰上別個笏板。另外，他喜歡用書裏的理論和人爭論，隨口就説，表明他對這幾本書背得滾瓜爛熟。

但另一部分學問卻和書呆子精神完全對立，那就是，王艮從他的手工業、商業經驗中意識到，人類的真理也許並不掌握在統治階層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每一個具體的人手中。不管他是皇帝還是達官貴人、工人、農民以及無業遊民，在學問面前他們都是平等的，沒有誰是特殊的。這種平民性，讓他比其他人更能夠接觸中國最廣大的平民羣體，成為他們之中的傳道士。

王艮認識王陽明，也很有傳奇性。當他在當地小有名氣時，他的一位朋友黃文剛聽了他的談論，説：你的道理很像王巡撫談的。當時王陽明在江西當巡撫，也在傳講心學和“致良知”，在大江南北影響力很大，只不過王艮地處泰州的社會底層，對於王陽明竟然毫無聽聞。

王艮第一次聽説王陽明後，決定去見一見他。之所以見王陽明，也帶着很大的自負色彩，他去看一看王陽明是否和自己一致，如果一致，他就是塊試金石，試出了王陽明的水平；如果不一致，那麼他就要成為王陽明的老師，向王陽明傳授真學問。

到了王陽明府邸，王艮還穿着他的古怪袍子，舉着笏板通報，王陽明不知對方來頭，出門相迎。進了屋子，王艮毫不客氣坐在了上座，兩人對談。談着談着，他就移到了側座上，談完後，王艮覺得這人學問還可以，雖然不是特別滿意，但還是下跪拜了王陽明為師。可是晚上想了半天，第二天又反悔了，跟王陽明説不想拜他為師了。王陽明大度地稱讚他這是不輕信。王艮又毫不客氣地坐在上座繼續談論，這一次，王艮終於折服，再拜為師。王陽明對人感慨：我率軍擒拿朱宸濠，都感覺很平常，但今天反而為這個人動了心。

王艮複雜的拜師過程，説明了他和王陽明的差異，他一方面為王陽明的學問歎服；另一方面又感覺自己和王陽明是不同的，他的一些想法可能已經超越了老師。王陽明也是同樣的感覺，一方面看到了王艮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感覺他不會成為一個聽話、忠實的弟子，會將老師的學問改得面目全非。

在王艮自作主張去完北京，回到了江西之後，王陽明痛感王艮是個闖禍的能手，接連三天不肯見他。王艮在門口也等了三天。有一次，王陽明出門送人，王艮就在路邊跪着，王陽明裝作沒有看見，轉身就回了院子。王艮一直跟着王陽明來到了屋檐下，眼看王陽明又要消失了，他不耐煩地大聲喊道：孔仲尼也不會比你更過分！一句話喊醒夢中人，王陽明立刻反身長揖，雙方和好。

王陽明死後，王艮獲得了自由，回到了泰州以講學為生。此時，他的學問已經和王陽明差別巨大了。

首先，兩者的弟子成分差別巨大，王陽明的弟子大都是達官貴人和讀書人，收到王艮這樣的異類已經算是特殊情況。而王艮的弟子卻是五花八門，從販夫走卒到市井百姓，無奇不有，當然也包括一些著名學者，但大都是平民出身。

明代是一個民間商業很發達的朝代，這主要得益於政府官員大都背四書五經去了，對商業一竅不通，任其自由生長，而政府的紙幣信用崩潰，人們被迫改用銀兩，反而造成了金融層面的穩定。商業發達，商人們需要他們在哲學和文化上的代言人，王艮就正好填補了他們的需求。其次，他的學問也非常適合這個平民羣體。他從來不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家國天下的大道理，只講身邊的小事，從人本身出發。

比如，以“格物致知”四個字，朱熹認為是“思考每一個具體物體背後的大學問，達到真理的極致”，而王陽明則認為是“把物體映射到心，在良知之中發現物體的道理”。

這兩種解釋都很抽象化，而王艮則對這四個字重新做了解釋，認為格物致知無非就是説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個人的身體是根本，而家國天下是枝節問題，如果個人不正，就沒有辦法治理好國家，格物致知，就是要修個人的根本，再來安定國家。黃宗羲給王艮的理論起了個名字，叫“淮南格物”，便於和朱熹、陽明的理論作區分。

“格物致知”的改變，以及對於個人身體的重視，讓王艮開始大談“百姓日用就是道”。這個理論很適合於明代發達的商人階層，他們很樂於聽到這樣的説法。

而更多的人喜歡聽他説，則是因為他説所有的人都能得道，只要做到了能知能行，就滿大街都是聖人。在以前，人們把讀書人看作一個特殊的階層，中了秀才之後，讀書人就享受了各種待遇，鼻子翹到了天上。但在王艮看來，只知道死背幾本書，就算當了進士也不算是有學問，真正的學問隱藏在生活之中，只要在生活中行得正，堅持修身，誰都是聖人。

這種簡易教學法第一次打斷了中國讀書人對學問的壟斷，將學問放到了所有人的手中。泰州學派也由此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非宗教化的平民學習組織，中國南方的商業社會就從中脱穎而出。

由於泰州學派激進的反叛性格，黃宗羲嘆這個學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繼承者大都能“以赤手搏龍蛇”，不再是名教所能束縛的了。

遊俠之死

公元1579年（明神宗萬曆七年），大學士張居正主導的經濟財政改革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朝廷上下對於改革措施議論紛紛。張居正認定，要想推動改革，就必須打擊這些議論的聲音，統一輿論，形成合力推進改革。

他以皇帝的名義下達了一份詔書，要求各地方官員毀掉天下的私人書院。這是一次對私人學校的系統打擊。

實際上，明政府一直以警惕的目光望着私人書院這個越來越龐大的社會組織。由於官方主導的文化體系呈現僵死特徵，很多對政府死了心的人寧肯不入政府，願意去獨立研究學問，並廣開書院，教授學徒。這些人擁有第一流的智力和學識，被明政府視為心腹大患。

最初，明政府不知道該怎麼對付這些私人講學機構。到了公元1537年（明世宗嘉靖十六年），當時的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走到哪兒就把書院開到哪兒，引起了政敵的反彈，他們開始上奏皇帝，要求摧毀各地書院。第二年，命令生效。

但是，這個命令並沒有被嚴格執行。官員都出自讀書階層，他們對於要求銷燬書院的命令大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導致命令沒有辦法真正執行。

到了明神宗時期，張居正為了改革要求統一輿論，而對他反對最大的，就來自於讀書人內部的批評，這些人以書院為基地，品評政治。張居正認為，如果要推行改革，必須首先將反對派打掉。

摧毀書院的命令下達後，各地對於讀書人的鎮壓活動也迅速展開。而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最大的目標是一個叫作何心隱的人。

何心隱，原名梁汝元，是典型的對政府充滿了警惕的讀書人。他曾經參加省試，獲得了江西省第一名的好成績，但就在這時，他卻突然轉向，宣佈不再參加考試，而是拜了泰州學派的顏山農為師，開始學習王艮的思想。

與其他人不同，何心隱不僅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實踐派。比如，王艮的理論要求先正心立身，然後管理好家族問題，認為人的身體和家族的利益高於政權，只有這些事情都做好了，才能去管國家的事。何心隱立刻把這個理論付諸實踐，建立了一個家族自治機構，他當族長，將整個家族的紅白喜事和矛盾糾紛全部管了起來。

如果僅僅是管理家族，也沒有問題，但何心隱的管理組織是對外的，比如，當地方官員為了平衡財政，想在正税之外再多徵點雜税，何心隱不僅反對，還寫信將當地官員諷刺了一通。很顯然，這樣的家族組織如果過於強大，地方官員就撈不到什麼好處了。官員找藉口將他抓了起來，後來被朋友救出。

何心隱的俠義心腸，很像司馬遷筆下的遊俠復活。他後來去了北京，當時恰好是奸臣嚴嵩當道之時，嚴嵩將一切反對他的人都鎮壓下去，在朝堂上一手遮天。唯獨何心隱不怕他，甚至想計策要把嚴嵩搞掉。由於皇帝相信方術，當時皇帝寵幸的術士叫藍道行，何心隱刻意和藍道行結交。一次，藍道行在給皇帝扶乩占卜時，突然顯示，有一個奸臣正在靠近皇帝。皇帝正奇怪為什麼會這麼説，過了一會兒，嚴嵩突然進來奏事。這件事實際上是何心隱和藍道行的策劃，目的是詆譭嚴嵩。從這一天開始，皇帝開始懷疑嚴嵩的品質，這種懷疑被羣臣利用，並最終導致了嚴嵩的倒台。

嚴嵩雖倒，但是嚴嵩的黨羽處處都在，何心隱為了避禍，改名換姓（從梁汝元改成了何心隱），遊歷了大半個中國。他以給別人做幕僚為生，卻處處出謀劃策，如蘇秦、張儀一樣縱橫天下。然而，也正是因為他的性格，他不容於當時的政治環境。

隨着時間的推移，嚴嵩的黨羽都逐漸倒掉了，後來上台執政的是張居正。在張居正手中，何心隱是否會好一些呢？

答案恰恰相反。張居正上台後，在推出對私人書院的禁令之前，就開始用強硬手段對付這些遊俠。萬曆四年，何心隱正在湖北的孝感講學，張居正聽説後，立刻派湖廣巡撫陳瑞去抓何心隱。但這次有人告密，何心隱逃脱了。

何心隱認為自己坦坦蕩蕩，沒有罪過，甚至想親自前往北京申辯。但官僚機構不會給他這樣的機會，三年後，就在推出書院禁令的同一年，何心隱終於被抓獲，被送到了新任湖廣巡撫王之垣處。

被捕之時，何心隱就已經知道，王之垣已經獲得了張居正的授意一定要殺掉他。早年他在北京見到還沒有當政的張居正時，就預言會死在這個人手中。他説：這個人未來一定會主政，而主政之時，一定會殺掉我。

何心隱之死，反映了民間學術與官方學術的衝突，這種衝突是無法調和的，民間學術要求的是自由精神和質疑的態度，而官方學術要求的是服從。由於奸臣以官鬥為主，對於民間往往無暇顧及，這時的民間學術反而能夠獲得一定的空間。張居正上台後，作為改革派希望推動社會變革，這時反而會更加感覺到民間學術的不合拍，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到這時，民間學術就連一點空間都沒有了。

只要存在這樣的制度，不管是清官還是貪官，都會做出同樣的事情，傾向於控制民間，剪除反對和質疑的力量，達到鐵板一塊。不過，鐵板一塊反過來又會造成政治的脆性，一遇到困難就會崩斷，最後造成整個社會的崩塌。這一點是集權社會無法避免的弱點。

張居正死後，他親手建立的高效鎮壓體系也逐漸鏽化，不僅無力鎮壓民間學術力量，甚至連政權本身都難保了。

以死衞童心

何心隱死時，同情他的人很多，就在他死亡之地武昌，也有數萬人為他喊冤，甚至在朝廷張榜羅列他罪狀時，人們也都起鬨認為這是陷害。

而在這所有的人中，有一個人卻用冷靜的筆調分析着何心隱的幸與不幸，他就是李贄。李贄與何心隱同屬於泰州學派，卻並沒有見過何心隱本人。

他總結了何心隱三點令人佩服之處：第一，每個人都在為了生而蠅營狗苟，可是何心隱卻看透了生死，認為人終將一死，只不過是被人殺死，還是被鬼殺死的選擇。第二，每個人都裝作在效法孔子，可是隻有何心隱是在真的效法孔子，因為孔子以天下為家，不治家產，不畏懼得罪人。也正因為得罪人，他才會被害死。李贄認為孔子之所以沒有被仇人殺死，只不過是幸運，何心隱稍微不幸一點罷了。第三，何心隱效法孔子的道，卻並不效法孔子的一言一行，這讓那些東施效顰的人憤怒不已，把他當成是歪門邪道。

但李贄感慨地説，當一個人臨死時，有數萬人為他喊冤，即便是他被最權威的宰相殺死，人們也認為是宰相在迫害他。這樣的公道自在人心，又何必在乎死呢？

從他寫《何心隱論》之後又過了二十三年，李贄也選擇了以死抗爭，也許在為何心隱招魂的那一刻，悲劇的種子已經注入了李贄的心中。

在明代的思想家中，李贄是一位最偉大的踐行者。他的思想已經徹底脱離了理學的束縛，不管是程朱的那一套，還是王陽明的那一套，都已經被他超越了，他自稱為“狂禪”，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這裏曾經是中國最著名的海港城市，如同現在的廣州一樣，居住着大量的海外商人。他的祖輩曾經是回教徒，而他本人顯然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對於儒學並沒有特別的尊敬。

李贄二十六歲中福建鄉試的舉人，之後沒有繼續考試。他的青壯年時代一直在南京、北京等地方的各種小官之間徘徊，生活貧困。直到五十一歲時，才被授予偏遠的雲南姚安太守。在治理地方時，他習慣了清靜無為的方式。雲南位於邊陲，他因地制宜，法令清簡，不言而治。除了俸祿之外，分文不取，繼續保持着貧寒的本色。

也正在這時，張居正開始對民間讀書人進行迫害，兩年後，何心隱死去。何心隱之死，讓李贄徹底放棄了對官場的渴望，開始了另一段追求心性的生活。在最後任職時期，他已經躲進了大理洱海邊上的雞足山中，以佛教典籍為樂。由於現代大理成了旅遊勝地，人們往往對蒼山耳熟能詳，但在明清時期的歷史上，大理最著名的山是雞足山，它是當地的佛教聖地，甚至在當地信仰中代表着西天。

離職後，李贄帶着家眷開始嘗試另一種生活：在完全無保障的情況下繼續遊學生涯。由於沒有錢，他只好去湖北黃安（今紅安）投靠朋友耿子庸（耿定理），由於養不起妻子女兒，只好讓妻子帶着孩子回到了孃家，自己寄居在朋友處。

李贄之所以不願意回老家，另一個原因是明朝嚴密的户籍制度，一旦回家，就會被地方登記造冊，成為監控人口，而客居在外，則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遊離於户籍之外了。

耿定理死後，李贄被迫離開黃安，前往麻城的龍潭湖上，與一羣朋友相互切磋讀書。由於頭上發癢，他乾脆剃光了腦袋，只留下了鬍子，如同和尚一般，後人把這個行為當作他與名教的決裂。

在他遊學的這段生涯，李贄的思想越來越成熟，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成了繼何心隱之後的又一個異端。他的思想比何心隱更加鋭利，反道學的精神更加徹底。他的書籍一經刊行，立刻風靡天下，害得政府不得不數次祭出禁書的大旗，卻屢禁不止，四處傳唱，如同是哲學界的柳三變。

他首先繼承了王艮的思想，認為人們的生活之中才藴含着真正的道，“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沒有其他更大的道理。由此，他對程朱理學系統進行最無情的抨擊。在他的筆下，道學都是高屐大履，長袖闊帶，恨不得在帽子上寫着“綱常”兩個字，在衣服上寫上各種人倫警句，説話的時候不離孔仲尼的名言，擺道理的時候隨口四書章句。

他最好的小品文是《贊劉諧》，劉諧是他的一位朋友，一次遇到一位道學家，道學家自稱是孔子的徒弟，劉諧隨口説：你是他徒弟，我還是他的哥哥呢！

道學家勃然大怒，説：老天爺如果不生孔仲尼，萬古就如同漫漫長夜！你到底有多大膽敢冒充他的哥哥！

劉諧笑答：萬古如長夜？怪不得孔仲尼出生之前的三皇五帝時期，人們都白天點蠟燭過日子。

通過這種戲謔的方式，李贄就把道學的目光短淺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他本人認為，大部分學孔教的，不過是如同矮子去看戲，看不到裏面在演啥，只能跟着喝彩，實際上沒有人真正懂得理學説了什麼，只不過是瞎起鬨而已。他甚至認為自己年輕時也是這樣的，後來才開悟，反對這樣的人云亦云。

然而，在反對完程朱理學之後，到底什麼樣的學問是他贊同的呢？這就要從他的“童心説”説起，再延伸到他的學問上。

李贄秉承了王艮的心學主張，進一步認為，人真正困難的是找到自己的“童心”。童心，就是人最初的本心。如果失去了童心，就是失去了真人，變成了戴着面具的行屍走肉。

他認為，人們之所以會失去了童心，就在於讀多了四書五經這樣的廢書。四書五經中不是史官濫用的褒崇之詞，就是臣子不負責任的讚美之語，或者出自腐臭弟子有頭無尾的記憶，只是些隻言片語。這樣的話傳來傳去，早已失去了本來的意味，靠學習這些東西，哪裏能找回童心，反而只能學成個蠢蛋。

那麼，哪些書裏更具有童心呢？李贄認為不是那些古書，而是各個朝代的最優秀作品，比如，唐代的傳奇、元代的雜劇、《西廂記》、《水滸傳》，這都是天下最好的文章書籍，充滿了童心。

從尋找童心的過程，就可以看出來李贄的現代主義傾向。他反對仿古，認為應該抓住時代的潮流。他推崇現代的實用主義的學問，反對古代僵化主義的內容。

但是，在李贄的思想中又藴藏着一點極其危險的傾向：由於實用主義的態度，他對經濟、財政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對那些從古至今的理財專家都讚賞不已。中國集權社會存在財政飢渴症，多少錢都不夠皇帝和政府花，每到朝代中後期，就會出現許許多多的理財專家，打着政府指導經濟的名義，實際上是幫助政府從民間抽取財富。

李贄在經濟上也認同這種社會主義理念，認為古今的賢臣不是那些滿口道德説教的人，而是那些實際做事，幫助政府發展經濟和尋找財政的人。他反對道德説教，反對大臣只懂儒術沒有實際學問，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是，作為明代的人，他不可能知道政府插手經濟的危害，總體而言，在明代他的思想已經是最領先的，就好像所有法國大革命之前的啓蒙主義者都帶着一點社會主義傾向一樣不可避免。在教學上，李贄也超越了他的祖師王艮。

王艮認為人人都是聖人，歡迎一切販夫走卒來參加他的課程。而李贄則把他的學生擴大到女人，強調男女平等授課，只要願意，誰都可以來聽。這在明末逐漸保守的環境中，更加顯得離經叛道。設想一下，一個光頭如同和尚一樣的老頭兒，在給一羣裹腳的婦女授課，叫她們掙脱禮教的束縛，這樣的場面不是在民國時期，而是發生在明代。

李贄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他比何心隱幸運。他教學的時期，已經是張居正死後，張居正的集權主義已經告一段落，明王朝又回到了笨拙、僵化的軌道上，即便李贄如此離經叛道，也沒有人敢於承擔責任來懲罰他。只要他表面上不直接危及政權，就沒有人想找這個麻煩。

李贄最初在南方講學，後來竟然應前御史馬經綸的邀請，跑到了距離北京只有幾十裏的通州去講學。

這幾十裏的距離，就等於是在天子的腳下示威。在這裏，他繼續講學著文，對於官僚絲毫不留情面，甚至得罪了當時的當權者大學士沈一貫。這一次，朝廷終於派人來抓他了。

在李贄的傳記作家（也是朋友）袁中道的筆下，當抓他的人來到時，李贄恰好卧病在牀，他要求取門板把他抬走，自稱罪人不宜留。邀請他來的馬經綸要跟他一起走，被他謝絕了。馬經綸説：如果你是妖孽，我就是藏妖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第二天提審的大金吾派人將李贄拉上了審訊室，放在地上。問道：你為什麼寫作邪書？

李贄回答：罪人著書甚多，這些書都在，這些書對於聖教是有益無損的。

大金吾笑他太倔強，又佩服他的為人，最終只把他打回籍貫，沒有再深究，進行更多的懲罰。

但就在他等待被遣返的時候，一次請侍者給他剃頭時，他卻乘機利用剃刀割開了喉管。兩天後，他死了。在死前，侍者問他：和尚你疼嗎？

他已經不會説話了，只是用指頭在侍者的手心裏寫：不疼。

侍者又問：和尚你為什麼要自殺？

他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關於李贄之死，從明朝到現在人們議論紛紛。坦率地説，明末政府的控制力不強，當時的政府禁書禁言的力度是比較小的，李贄能夠寫這麼多大逆不道的書，而政府屢禁不絕，就得益於當時的行政效率低下。政府雖然對李贄很惱火，也同樣沒有想到要殺死他，但他為什麼自己要選擇死？

這個答案或許在他為何心隱申辯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他是在用實際行動表明，被人殺死還是被鬼殺死都是無所謂的，但關鍵是，要在自由中從事學問，追求自己的心，他認為，心比性命更加重要。

李贄在自己的遺言中寫道：如果死了，就在城外找一片高地，向南挖個坑，長一丈寬五尺，深六尺就夠了。然後，在這坑中間再挖一個二尺五寸深，長六尺半，寬二尺五寸的小坑，用蘆蓆五張鋪在下面，把我放在上面。

衣服也不用換新的，就用在身的衣服。埋葬完畢，周圍栽以樹木，墓前立一石碑，題上“李卓吾先生之墓”。

馬經綸按照他的要求，將他埋葬在通州。這個明代最具獨立精神的人沒有在中央帝國中找到位置，卻依然在另一個世界嘲笑着時代。

朋黨重現

李贄死去兩年後，公元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在江蘇無錫，幾位學者重新建立了一個古代書院，開啓了明代最後一段哲學變化。

這個書院名叫東林書院，最早建立於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朱熹的師公、二程的弟子楊時講學的場所。到了明代末年，以顧憲成為首的學者們決定在無錫重新建立它，以弘揚士大夫傳統。

東林書院的重建，説明了顧憲成等人與王陽明、王艮、李贄等人的區別，王陽明開創了心學，以心學為契機，王艮、李贄等人發起了反叛思潮，從正統的儒教中叛離出去，形成了一次思想開化運動。

而顧憲成等人卻是以程朱為宗，要恢復的是保守精神。他和李贄等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於現實政治的不滿。我們可以和現代做一個對比，我們現在又處於一個對現實不滿的時期，這時就會出現兩種思潮，一種是從制度根本上反思問題，並認為現狀的問題是制度造成的，應該改變制度本身；而另一種是在制度之上進行反思，認為現狀問題是由於人們不遵守制度造成的，應該做的不是改變制度，而是加強制度對人的束縛力，讓每個人都遵守制度。如果放到明代，前一種人就進化成了王艮、李贄，而後一種人則進化成了顧憲成。

顧憲成對於明代的官僚腐敗、枉法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強化理學傳統，強調每個人的道德水平，從而讓世界變成一個清官的世界。而要變成清官的世界，就要把貪官打倒，為了打倒，必然要聯合其他人一起，於是就有了拉幫結派的理由。東林人士也迅速構成了團伙。東林書院開張後，吸引了大批名士前來講學。由於當時的掌權者沈一貫、方從哲等人都善於依附皇親國戚、拉攏太監，排擠非同黨，許多人有氣無處發泄，這些人大都被吸引到顧憲成組織的小圈子裏。他們議論朝政，痛斥奸黨，以清流的態度吸引了世間的普通人。一時間，東林書院都容納不下這麼多的皈依者。這些人被他們的反對派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掌握了道義優勢，被他們排斥的官僚們為了自保，朝堂之上又出現了幾個地域性的黨派，比如浙黨、齊黨、楚黨等。這些黨派在捕風捉影之中開始互相攻擊，明代末期就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黨爭。

在黨爭過程中，東林黨人表現得輕車熟路，絲毫不亞於他們的對手。更重要的是，黨爭一起，最後爭論的往往不是正經事，而是許多瑣碎事，或者是皇帝的家事兒，黨爭的各派（包括東林黨）很少顯示出正義性，只看見了黨派性。

東林黨唯一顯示出正義性的事件，是參與反對礦税的運動。萬曆年間，由於皇帝進行了三次征伐，以及宮殿屢次起火，皇帝財政不足，開始在採礦上做文章，派出了太監作為礦監税使，從民間壓榨礦税。

當時的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的李三才因為礦税導致的腐敗和民間反抗痛心不已，屢屢上書，顧憲成知道後，主動與李三才聯繫，將他拉入了東林黨。他們之所以反對礦税，是因為礦税對於南部經濟影響尤大，如果參與了反對礦税的運動，就掌握了南部的輿論導向，從而成為當時的輿論領袖。

李三才也並不是清廉之士，他掌握了漕運監督權，家境豪富，受人批評，又喜歡拉幫結派，享受着朋黨遍天下的便利。

在積累起巨大的人氣後，東林黨立刻投入劇烈的黨爭之中。他們首先爭的是官員的任免。明朝有種審查官員的制度叫“京察”，最初三年一次，後來十年一次，在東林黨時期，則是六年考察一次。官員的任免升降，大都和京察的結果有關。

東林書院成立的第二年，恰好是京察之年，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左侍郎楊時喬。首輔沈一貫為了阻止楊時喬，試圖用兵部尚書蕭大亨來取代楊時喬，但沒有成功。楊時喬主持的京察，幾乎完全針對沈一貫的黨人，沈一貫也堅決反擊，兩派陷入僵局，最後兩敗俱傷，沈一貫於第二年被免，楊時喬也受到了申斥。

從這之後，歷次京察都成了黨派交鋒的主戰場，東林黨和浙黨、齊黨、楚黨以及其他小黨派大打出手，基本上誰主持京察，對立黨派就有人要倒台，東林黨吃虧的時候也很多。直到萬曆皇帝死後，到了天啓皇帝時期，東林黨人才受到重用，但隨後又遭到了大太監魏忠賢的迫害。在這一系列的黨爭中，明朝的政治也走向了分裂。

京察時，大量的官員缺職，更多的人陷入爭執而不敢做事，使得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幅度降低。

除了爭京察職位之外，東林黨人還用巨大的精力陷入皇帝的家事。在東林書院沒有成立之前，顧憲成就堅決地介入皇帝選太子事件。萬曆皇帝的皇后無子，其他妃子有兒子，皇帝希望選擇自己寵愛的鄭貴妃的兒子，而顧憲成等大臣們卻主張立皇長子。最終皇帝不得不服從了大臣。

然而，圍繞着皇長子朱常洛卻出現了一系列離奇的事件。公元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有人拿着棍子跑進東宮傷人。萬曆皇帝死後，皇長子剛剛即位一個月，就因為服用了大臣送來的兩粒紅丸，死了。這些事件都成為黨爭的焦點。天啓皇帝即位後，又圍繞着鄭貴妃等人的政權鬥爭，進行了另一輪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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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爭執中，東林黨人表現得樂此不疲。最終迎來了他們最大的敵人——大太監魏忠賢。在雙方爭權的鬥爭中，魏忠賢將東林黨人一一擊倒，並燒燬了東林書院。直到崇禎帝即位，東林黨人才再次得勢。但這一次，他們仍然沒有享受太久的權力。皇帝剷除魏忠賢之後，卻發現東林黨人並不好用，他們可以黨爭，卻缺乏治國的能力，特別是面對巨大的政治和軍事危機時束手無策，只好再次貶黜他們。當皇帝也沒有替代人選時，這就已經到了明朝亡國之時了。

東林黨爭顯示的是中國歷史上儒教的最大悲劇，他們試圖在道德上淨化整個社會，但他們的道德訴求卻總是被當作黨派訴求，最後變成黨爭。而道德訴求又無助於現實，無法改變中央帝國在政治治理上遇到的危機，最終，望着搖搖欲墜的大廈，除了感慨道德的淪喪之外，沒有任何救助的方法。

庸俗化的心學

東林黨人進行激烈黨爭時，王陽明的繼承人們也陷入了危機之中。這時，距離王學的誕生不過百年，人們卻已經發現了王學的巨大漏洞，這個漏洞在明朝同樣是無解的。

王陽明認為，所謂的理、天道，都藏在人的心中，要想了解世界，必先反思內心，去尋找所謂的“良知”。但王陽明並不是一個消極的人，在他的體系之中，到心裏去尋找良知之後，仍然要返回到現實之中，用這種良知來改造社會。所以，“致知”之後的“格物”也是同等重要的，“知”和“行”必須合一。

在他的時代，心學起到把人心解放出來的作用。由於皇權推行的理學讓人們過於僵化，沒有創造力，沒有自我，必須將人從這種僵化中解放。當王陽明提倡內心時，就是讓人回到自我，去體驗自我的價值。所謂心和良知，就是讓人們不違背自己的心去生活，相信自己的判斷，利用直覺去對抗世俗的壓力。

但王陽明沒有想到，他死後，人們卻利用他的理論推導出一系列他並不想要的結論。比如，如果對心過分強調，會讓人發現，這種提法實際上和佛教（特別是禪學）有共同之處，人們不需要通過觀察世界，只要內省地冥想，就可以發現內心深處的“道”。

人們忘了他的理論還有後半截，體會到道之後還要去改造世界。他們只是不斷地縮回到內心之中，對整個世界無視了。當與世界過分脱節，這樣的人就沒有用了。

明末，東林黨人正在和太監血戰，皇帝正焦急地處理着財政問題，滿洲人在北方已經叩關，信奉了心學的士大夫們卻慢悠悠地思考着“心”的問題，對於外界的俗事不聞不問。

更要命的是，這樣的人並不在少數。實際上，大部分讀書人到了後來，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這個毛病，他們講心談性，徹底與政權脱節，也不再關心政治事務。

這些人與其説是儒教徒，不如説是佛教徒。到了清代，人們反思明代滅亡的教訓時，許多人開始認定，這些王學末流是造成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不過，即便是這些王學末流也有理由，因為當時的政權已經混亂到容納不下這麼多的人，幾大派別打成一團，即便有忠貞的人士，也被猜忌的皇帝所擺佈，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有血光之災。他們躲到一邊去空談，與其説是王學的影響，不如説是政治的黑暗使然。

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作為明儒最後代表的劉宗周絕食而死，表達自己不做貳臣的理想。他的死亡，也為中國哲學的理學時期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