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計劃經濟是什麼樣的｜大象公會_風聞

來源 ：微信號 大象公會

中國人並沒有見過真正的計劃經濟。

文｜劉思遙

1930年代，列寧格勒的蘇維埃政府正為一件事犯愁。

列寧格勒有一家膠合板生產廠，有80台兩種型號的機牀，生產5種不同型號的膠合板，而不同型號的機牀生產膠合板的能力不同。如何合理地分配每台機牀的作業時間和物料投入，使得膠合板產量最大？

今天的人們已經很容易看出，這是一個線性規劃問題。

· 2016年高考全國卷I中的線性規劃題，現實的經濟問題要比考卷上覆雜得多

在沒有計算機的年代，求解線性規劃問題，逐次逼近法並不現實。一位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的年輕數學家，發明了新的求解方法——解乘數法，解決了膠合板廠的難題。

他叫康託羅維奇，因對資源優化配置理論的貢獻獲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 列昂尼德·維塔利耶維奇·康託羅維奇（1912－1986）

康託羅維奇是蘇聯計劃經濟的一個側面，在上世紀60年代，蘇聯成立了科學院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70年代末，又普遍設立了各專業部計算中心，並在互相聯通的基礎上建立了全蘇計算機中心（ВЦВЦИО），藉助於集成電路計算機和數學模型，蘇聯成功將計劃經濟變為一門精密科學。

老大哥的成就來之不易，可是遲遲沒能輻射到中國。

· 《機械製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論述了電能節約問題的蘇聯經驗

導師留下的應用題

直到十月革命的前夕，俄國布爾什維克才不得不思考先前一直被忽略的問題：社會主義應該是個什麼樣子？

革命導師們專注於批判資本主義，只留下了一句「有計劃的社會生產」，沒來得及為社會主義描繪藍圖。

一戰時期的德國，為列寧提供了計劃經濟的原型。

1914年8月，德國成立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前者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後者下屬59個軍需公司，專門管理徵集和分配各種工業原料。除了計劃生產，德國又先後建立起了戰時糧食公司、中央飼料局、中央馬鈴薯局、戰時動植物油脂管理局、中央水果蔬菜局、戰時糧食局、帝國穀物局、帝國服裝局等機構，將人們的消費也納入了政府計劃管理。

列寧在1917年9月闡述了這樣的設想：未來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只需將德國的戰時經濟照搬，然後去掉資本家和官吏，代以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兩個月後，十月革命爆發。然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蘇俄，迅速被農民暴動、饑荒和蕭條籠罩，這證明列寧的設想過於粗糙了。

· 十月革命剛成功，國庫緊張糧食空

等到內戰結束，蘇聯開始改革戰時企業只管生產、不計成本、不算盈虧的供給制，追求原材料的投入與產品產出的平衡。企業內部的管理則推行經濟核算（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учёт）。

經濟核算要求企業通過統計、計算學會估計和核算成本以實現投入產出比最大化。

令Xi=貨物i的總供給量，xij=部門i流入部門j間的貨物量和Yi=滿足其它需要的量，計劃人員需使Xi=(xij+Yi)，因此對於所有部門來説，下面的公式都是正確的：

國家需要監督部門的生產係數，例如，為了在部門j產出Xj，部門j需要從部門i得到x單位產品，那麼部門j的生產係數就是xij/Xj。

生產係數能反饋某個部門是否發生問題，若發生問題，可能削減計劃，也可能為了保住這個部門，加大資源調配。

1924年，蘇聯中央統計局開始編制1923年/1924年國民經濟平衡表，平衡表中包含17個部門、28種農產品、2種林業產品和8種日用消費品。

· 1923/1924年蘇聯基本投資平衡表

總產品價值減去原材料、燃料和折舊，就能得到當年蘇聯國民收入。後來，蘇聯把核算範圍擴展到所有生產部門，由一系列平衡表組成了蘇聯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又被東歐國家、古巴、蒙古採用。

· 蘇東鉅變後，MPS被廢棄,國際上目前採用的是SNA

計劃經濟所需的技術已經成熟，1927年，蘇聯結束新經濟政策。

正是在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的基礎上，蘇聯開始編制中國人至今熟悉的國民經濟計劃，正式邁入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

理性計劃在蘇聯

國民計劃經濟的編制涵蓋了經濟生活中的所有活動，一般來講，五年計劃分為七個部分，6萬個獨立的小標題。

第一章是生產，將成千上萬種產品的數量儘可能用物理單位一一表示出來。

第二章涉及產品的使用，規定物資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分配，計劃編制過程需要平衡：一邊來源（生產、進口、存貨減少）與一邊使用（生產消耗、出口、消費、存貨增加）。

1960年代，蘇聯國家計委和加盟共和國計委編制1600個商品平衡表，80年代擴增到2000多個，物資供銷機構根據10500個平衡表實現貴重物品分配，國家物資供應局和各部委則要進行幾萬項平衡。

第三章是勞動力問題，各經濟領域分配人力配額和工資基金；第四章是投資計劃，根據建設能力和資本品進口情況，規定投資配額；第五章是技術發展目標，第六章規定進口配額和出口目標，第七章是財政預算。

· 五年計劃宣傳海報

計劃經濟委員會又會將五年計劃根據對象分解，例如，在對房屋建設總量進行分解時，計劃中會分別列出建設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建設房子的數量和種類，各部委將計劃分解到自己的主管部門，主管部門再將計劃分配給下屬企業，下屬企業的官僚負責計劃的實施。

1972年蘇聯的工業和建築業有40多個全聯盟部和聯盟兼共和國部，在全聯盟部管轄下有280個部門性的總管理局，聯盟兼共和國部下面有400個總管理局。

工業管理環節多達四級至五級，有的甚至為六級。如蘇聯煤炭工業部為四級管理制：蘇聯煤炭工業部、加盟共和國煤炭工業部、聯合企業、企業。有色冶金工業部為五級管理制：蘇聯有色冶金工業部、總管理局、托拉斯、聯合企業、企業。石油工業部為六級管理制：石油工業部、總局、聯合公司、石油工業管理局、作業坊、工段。

計劃編制期間，下屬機構會對計劃初稿提出建議，如果必須，也可以在計劃執行過程中修改指標，某項產品的生產部門和使用部門也會對生產和分配進行討論，在成千上萬個最終指令正式下達前，有數不清的黨委、政府機關、企業、羣眾組織不斷地開會，討價還價。

隨着蘇聯計劃經濟規模變得愈加複雜，舊的平衡表沒有考慮計劃改變會引起其他部門隨之改變，1958年蘇聯加以了改進。

眾所周知，現實世界的經濟涉及無數的分工，對應到蘇聯，意味着某一部門的最終產品是其他部門的投入品，為了使計劃經濟的運行像齒輪一樣嚴絲合縫，就必須做好部門之間的產品平衡。

蘇聯將舊的單一部門的平衡該為複式記賬表格，橫行是每一個部門的產品分配目的地，豎列投入的來源。

通過該表，可以算出某一部門的生產，和需要從其他中間部門獲得中間產品的數量。當任何一個部門需要修改計劃，就可以計算其它部門需要增加的產出。

這種部門間的計算方法，能制定一系列的平衡的計劃方案。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協調也能實現。

 

1960年代，蘇聯用勞動者的熟練程度建立了數字模型，實現了對教育效果的計量，評價了蘇聯在1940——1960年的教育投資效果。又用類似的方法實現了對新技術投資的評估。

· 主持這項工作的是經濟學家斯特魯米林

但社會主義陣營的另一邊，計劃經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以蘇為師的困境

1951年3月3日，周恩來向出席全國工業會議和財政會議上做《目前形勢和我們的工作》報告：「現在已不是供給制時代，而是要走上經濟核算時代了」。

對當時的中國，專業經濟人員的缺失是最大的障礙，這需要蘇聯老大哥的幫助。

1949年，斯大林將250位管理城市和經濟的蘇聯專家派往中國。其中一部分人負責制定國家管理體制和未來的部委職能和章程，並參加組織和建立國民經濟管理系統的實際工作。另一部分人則直接被派往各大工廠，組織修復工作，管理和經營開工的企業。

主管計劃工作的副總理李富春，曾在蘇聯常駐8個月，同蘇聯專家制訂了一五計劃，之後的二五計劃同樣在蘇聯國土上制訂。

效仿老大哥不容易，1951年年初，中財委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製作了各種統計報表，但以基層機關單位統計人員現有的業務能力，填報任務難以完成，即使勉強上報，精準度也無法達標。無奈，報表只好一再簡化。

統計人員的缺失，導致不得不從產業工人中大量抽調人員，甚至一些炊事員都充斥到統計隊伍中。

除此之外，要想實現計劃經濟，工作現場的原始記錄是最基礎的工作，它是掌握生產情況、進行計劃的憑據，生產組織和調度工作都需要通過詳細的原始記錄及時反饋。

專業能力的缺失，使得原始記錄遲遲得不到規範，1953年6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真整頓原始記錄工作》，批評國企軍企不重視原始記錄。

在隨後大範圍的檢查中，問題徹底暴露：如記錄表式雜亂無章、前後不一；收交貨點數不準、分批不清；退修件積壓，疏於記錄；工時、產量記錄不實，造成定額不當；報送缺乏一定程序，送往各業務科的報表互相對不起來，以致原始記錄不能及時、正確、全面地反映作業計劃的完成情況，作業計劃的編制與檢查缺乏精確的資料。

直到1960年代，少記、漏記、錯記、字跡潦草等問題都沒能得到根治。

技術層面還是次要，管理上的分歧才最終讓中國偏離蘇式計劃經濟。

1929年，蘇共中央頒佈了調整生產管理和確立一長制（亦稱廠長負責制）的決議。

決議規定，在生產管理中，廠長（經理）對完成國家計劃和一切生產任務直接負責，領導企業行政管理機構、全部生產組織和技術過程，並會同車間主任、工段長分別對工廠、車間、工段實行三級一長負責制，同時相應地建立各職能部門的崗位責任制。行政機構和黨、工會及其他羣眾組織均應無條件地執行廠長（經理）有關生產業務的命令。

這樣的制度一是能發揮技術人員的專業優勢，二是實現上級管理部門對下級企業的有效問責。因為這也是蘇聯馬格尼託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的生產管理方式，所以中國將其稱之為「馬鋼憲法」。

· 馬格尼託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斯大林時代的樣板企業

馬鋼憲法最早在東北等地的一些蘇援工廠實行。據前財政部長薄一波的回憶，績效相當不錯：「東北就是完全學蘇聯的，成績顯著」。

至於其他地方，長久以來，由於戰爭等種種原因，老解放區工廠的權力核心是政委，廠長則被邊緣化。1949年，蘇聯專家到北京石景山鋼廠指導時，詢問產品產量，陪同的廠長竟答不上來，蘇聯專家頗為震驚。

在新解放區，雖然公私合營將企業所有權轉移，但原本的舊廠長往往缺乏政治素養，因此生產決策權也一併納入黨委。

在1951年華東局和華北局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上，討論了廠長負責制的推行問題，最後給出的結論是，這些地區仍缺乏「技術和政治都行」的幹部出任企業高層核心，條件尚不成熟，留待以後考慮。

這一拖，竟拖到了1975年鄧小平復出整頓經濟。

消滅計劃的「計劃經濟」

1956年中共「八大」上，一長制被徹底否定。隨後，一些主張恢復「一長制」的人被打為右派。

1958年後，為了實現生產的躍進，也因為中央無法調配足夠的資金和物料，於是出於發揮地方企業的積極性的考慮，將部分工業企業下放到地方。這與嚴格按照國民經濟計劃的蘇式計劃經濟，已經漸行漸遠。

中央要求用羣眾路線的方法修改或廢除那些束縛生產力、阻礙羣眾發揮積極性的「陳規陋章」，企業內部制度也要改革。

黑龍江省率先總結上報了一些工廠的生產製度改革經驗，受到中央的重視，這一經驗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技術人員、工人與幹部三結合。

到了1960年，毛在批示鞍山市委的工作報告時，將其命名為「鞍鋼憲法」。除了「兩參一改三結合」，「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還包括了大搞羣眾運動、實行政治掛帥、黨委領導制和開展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

· 鞍鋼憲法宣傳海報

對於基層工人而言，鞍鋼憲法無異於二次解放。

北安國營慶華工具廠在幾天內接連廢除和簡化了260餘種報表，修改制度150餘項。

上海柴油機廠推行鞍鋼憲法以來，生產計劃、調度、定額、考勤、工資統計、工具管理等等全都下放給生產小組掌握和管理。有些企業把生產計劃、產品設計、技術檢驗、技術安全、設備動力、工藝等重要科室全部裁撤。

幹部們同樣獲得瞭解放。

取消了廠長負責制，意味着問責消失，集體負責就是沒人負責。保質保量完成生產任務不再重要，相反要極力避免「官僚主義」或是「保守主義」的罪名。

幹部親口承認：「抓政治保險，抓業務危險，抓經濟核算險上加險」。生產於是「佛系」了起來。

以上海為例，上鋼三廠撤銷了檢查科，放鋼和澆鋼簽證制度、違反規程考核制度、鍊鋼和澆鋼監督規程等先後被廢除，其他正規生產製度也名存實亡。結果是成本激增、質量下降。

全廠鋼品的一級品率從1958年的81.66%下降到1960年的63.64%，平爐車間每噸鋼的成本由1957年的不到246元上升到1960年的352元，轉爐車間的成本更是飆升了206元。僅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全廠虧損就達10294萬元之多。

上海機牀廠的工人為圖省事任意違反操作規程，過分簡化設計圖紙和工藝規程。1959年5月產出的779噸廢品中，由於工人違法操作規程而報廢的佔56%左右。

車間自由生產，倉庫則門户開放。

齊齊哈爾市建華機械廠標榜「八無」制度，即無人售飯菜食堂、無人發放工資、無人管理工具庫、無人管理圖書室、無人管理遊藝室、無人收會費、無人收售電影票、無人收售洗澡票。

蘇聯老大哥的馬鋼憲法被斥責為走修正主義白專路線，與中國的革命路線相對立。制度管理被等同於「管、卡、壓」，經濟核算被等同於「利潤掛帥」。

在這樣的歷史行程下，計劃經濟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批示工程」、「條子項目」。

再加上無視地方資源稟賦，在縣以下單位興辦地方小型工業企業，即所謂「五小工業」，更與蘇聯追求的生產要素優化配置背道而馳。

市場和計劃統統偏離的中國，從1950年到1975年，國內基本建設投資超過5000億元，但形成的固定資產不到3500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68. 4%，也就是説，有將近1/3的投資沒有形成生產能力，這個數字要低於同期蘇聯20%以上。

好的一方面是，這也讓中國的改革變得更少陣痛、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