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計劃經濟是什麼樣的|大象公會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551900-2019-06-26 08:15
來源 :微信號 大象公會
中國人並沒有見過真正的計劃經濟。
文|劉思遙
1930年代,列寧格勒的蘇維埃政府正為一件事犯愁。
列寧格勒有一家膠合板生產廠,有80台兩種型號的機牀,生產5種不同型號的膠合板,而不同型號的機牀生產膠合板的能力不同。如何合理地分配每台機牀的作業時間和物料投入,使得膠合板產量最大?
今天的人們已經很容易看出,這是一個線性規劃問題。
· 2016年高考全國卷I中的線性規劃題,現實的經濟問題要比考卷上覆雜得多
在沒有計算機的年代,求解線性規劃問題,逐次逼近法並不現實。一位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的年輕數學家,發明了新的求解方法——解乘數法,解決了膠合板廠的難題。
他叫康託羅維奇,因對資源優化配置理論的貢獻獲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 列昂尼德·維塔利耶維奇·康託羅維奇(1912-1986)
康託羅維奇是蘇聯計劃經濟的一個側面,在上世紀60年代,蘇聯成立了科學院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70年代末,又普遍設立了各專業部計算中心,並在互相聯通的基礎上建立了全蘇計算機中心(ВЦВЦИО),藉助於集成電路計算機和數學模型,蘇聯成功將計劃經濟變為一門精密科學。
老大哥的成就來之不易,可是遲遲沒能輻射到中國。
· 《機械製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論述了電能節約問題的蘇聯經驗
導師留下的應用題
直到十月革命的前夕,俄國布爾什維克才不得不思考先前一直被忽略的問題:社會主義應該是個什麼樣子?
革命導師們專注於批判資本主義,只留下了一句「有計劃的社會生產」,沒來得及為社會主義描繪藍圖。
一戰時期的德國,為列寧提供了計劃經濟的原型。
1914年8月,德國成立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前者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後者下屬59個軍需公司,專門管理徵集和分配各種工業原料。除了計劃生產,德國又先後建立起了戰時糧食公司、中央飼料局、中央馬鈴薯局、戰時動植物油脂管理局、中央水果蔬菜局、戰時糧食局、帝國穀物局、帝國服裝局等機構,將人們的消費也納入了政府計劃管理。
列寧在1917年9月闡述了這樣的設想:未來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只需將德國的戰時經濟照搬,然後去掉資本家和官吏,代以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兩個月後,十月革命爆發。然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蘇俄,迅速被農民暴動、饑荒和蕭條籠罩,這證明列寧的設想過於粗糙了。
· 十月革命剛成功,國庫緊張糧食空
等到內戰結束,蘇聯開始改革戰時企業只管生產、不計成本、不算盈虧的供給制,追求原材料的投入與產品產出的平衡。企業內部的管理則推行經濟核算(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учёт)。
經濟核算要求企業通過統計、計算學會估計和核算成本以實現投入產出比最大化。
令Xi=貨物i的總供給量,xij=部門i流入部門j間的貨物量和Yi=滿足其它需要的量,計劃人員需使Xi=(xij+Yi),因此對於所有部門來説,下面的公式都是正確的:
國家需要監督部門的生產係數,例如,為了在部門j產出Xj,部門j需要從部門i得到x單位產品,那麼部門j的生產係數就是xij/Xj。
生產係數能反饋某個部門是否發生問題,若發生問題,可能削減計劃,也可能為了保住這個部門,加大資源調配。
1924年,蘇聯中央統計局開始編制1923年/1924年國民經濟平衡表,平衡表中包含17個部門、28種農產品、2種林業產品和8種日用消費品。
· 1923/1924年蘇聯基本投資平衡表
總產品價值減去原材料、燃料和折舊,就能得到當年蘇聯國民收入。後來,蘇聯把核算範圍擴展到所有生產部門,由一系列平衡表組成了蘇聯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又被東歐國家、古巴、蒙古採用。
· 蘇東鉅變後,MPS被廢棄,國際上目前採用的是SNA
計劃經濟所需的技術已經成熟,1927年,蘇聯結束新經濟政策。
正是在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的基礎上,蘇聯開始編制中國人至今熟悉的國民經濟計劃,正式邁入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
理性計劃在蘇聯
國民計劃經濟的編制涵蓋了經濟生活中的所有活動,一般來講,五年計劃分為七個部分,6萬個獨立的小標題。
第一章是生產,將成千上萬種產品的數量儘可能用物理單位一一表示出來。
第二章涉及產品的使用,規定物資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分配,計劃編制過程需要平衡:一邊來源(生產、進口、存貨減少)與一邊使用(生產消耗、出口、消費、存貨增加)。
1960年代,蘇聯國家計委和加盟共和國計委編制1600個商品平衡表,80年代擴增到2000多個,物資供銷機構根據10500個平衡表實現貴重物品分配,國家物資供應局和各部委則要進行幾萬項平衡。
第三章是勞動力問題,各經濟領域分配人力配額和工資基金;第四章是投資計劃,根據建設能力和資本品進口情況,規定投資配額;第五章是技術發展目標,第六章規定進口配額和出口目標,第七章是財政預算。
· 五年計劃宣傳海報
計劃經濟委員會又會將五年計劃根據對象分解,例如,在對房屋建設總量進行分解時,計劃中會分別列出建設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建設房子的數量和種類,各部委將計劃分解到自己的主管部門,主管部門再將計劃分配給下屬企業,下屬企業的官僚負責計劃的實施。
1972年蘇聯的工業和建築業有40多個全聯盟部和聯盟兼共和國部,在全聯盟部管轄下有280個部門性的總管理局,聯盟兼共和國部下面有400個總管理局。
工業管理環節多達四級至五級,有的甚至為六級。如蘇聯煤炭工業部為四級管理制:蘇聯煤炭工業部、加盟共和國煤炭工業部、聯合企業、企業。有色冶金工業部為五級管理制:蘇聯有色冶金工業部、總管理局、托拉斯、聯合企業、企業。石油工業部為六級管理制:石油工業部、總局、聯合公司、石油工業管理局、作業坊、工段。
計劃編制期間,下屬機構會對計劃初稿提出建議,如果必須,也可以在計劃執行過程中修改指標,某項產品的生產部門和使用部門也會對生產和分配進行討論,在成千上萬個最終指令正式下達前,有數不清的黨委、政府機關、企業、羣眾組織不斷地開會,討價還價。
隨着蘇聯計劃經濟規模變得愈加複雜,舊的平衡表沒有考慮計劃改變會引起其他部門隨之改變,1958年蘇聯加以了改進。
眾所周知,現實世界的經濟涉及無數的分工,對應到蘇聯,意味着某一部門的最終產品是其他部門的投入品,為了使計劃經濟的運行像齒輪一樣嚴絲合縫,就必須做好部門之間的產品平衡。
蘇聯將舊的單一部門的平衡該為複式記賬表格,橫行是每一個部門的產品分配目的地,豎列投入的來源。
通過該表,可以算出某一部門的生產,和需要從其他中間部門獲得中間產品的數量。當任何一個部門需要修改計劃,就可以計算其它部門需要增加的產出。
這種部門間的計算方法,能制定一系列的平衡的計劃方案。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協調也能實現。
1960年代,蘇聯用勞動者的熟練程度建立了數字模型,實現了對教育效果的計量,評價了蘇聯在1940——1960年的教育投資效果。又用類似的方法實現了對新技術投資的評估。
· 主持這項工作的是經濟學家斯特魯米林
但社會主義陣營的另一邊,計劃經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以蘇為師的困境
1951年3月3日,周恩來向出席全國工業會議和財政會議上做《目前形勢和我們的工作》報告:「現在已不是供給制時代,而是要走上經濟核算時代了」。
對當時的中國,專業經濟人員的缺失是最大的障礙,這需要蘇聯老大哥的幫助。
1949年,斯大林將250位管理城市和經濟的蘇聯專家派往中國。其中一部分人負責制定國家管理體制和未來的部委職能和章程,並參加組織和建立國民經濟管理系統的實際工作。另一部分人則直接被派往各大工廠,組織修復工作,管理和經營開工的企業。
主管計劃工作的副總理李富春,曾在蘇聯常駐8個月,同蘇聯專家制訂了一五計劃,之後的二五計劃同樣在蘇聯國土上制訂。
效仿老大哥不容易,1951年年初,中財委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製作了各種統計報表,但以基層機關單位統計人員現有的業務能力,填報任務難以完成,即使勉強上報,精準度也無法達標。無奈,報表只好一再簡化。
統計人員的缺失,導致不得不從產業工人中大量抽調人員,甚至一些炊事員都充斥到統計隊伍中。
除此之外,要想實現計劃經濟,工作現場的原始記錄是最基礎的工作,它是掌握生產情況、進行計劃的憑據,生產組織和調度工作都需要通過詳細的原始記錄及時反饋。
專業能力的缺失,使得原始記錄遲遲得不到規範,1953年6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真整頓原始記錄工作》,批評國企軍企不重視原始記錄。
在隨後大範圍的檢查中,問題徹底暴露:如記錄表式雜亂無章、前後不一;收交貨點數不準、分批不清;退修件積壓,疏於記錄;工時、產量記錄不實,造成定額不當;報送缺乏一定程序,送往各業務科的報表互相對不起來,以致原始記錄不能及時、正確、全面地反映作業計劃的完成情況,作業計劃的編制與檢查缺乏精確的資料。
直到1960年代,少記、漏記、錯記、字跡潦草等問題都沒能得到根治。
技術層面還是次要,管理上的分歧才最終讓中國偏離蘇式計劃經濟。
1929年,蘇共中央頒佈了調整生產管理和確立一長制(亦稱廠長負責制)的決議。
決議規定,在生產管理中,廠長(經理)對完成國家計劃和一切生產任務直接負責,領導企業行政管理機構、全部生產組織和技術過程,並會同車間主任、工段長分別對工廠、車間、工段實行三級一長負責制,同時相應地建立各職能部門的崗位責任制。行政機構和黨、工會及其他羣眾組織均應無條件地執行廠長(經理)有關生產業務的命令。
這樣的制度一是能發揮技術人員的專業優勢,二是實現上級管理部門對下級企業的有效問責。因為這也是蘇聯馬格尼託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的生產管理方式,所以中國將其稱之為「馬鋼憲法」。
· 馬格尼託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斯大林時代的樣板企業
馬鋼憲法最早在東北等地的一些蘇援工廠實行。據前財政部長薄一波的回憶,績效相當不錯:「東北就是完全學蘇聯的,成績顯著」。
至於其他地方,長久以來,由於戰爭等種種原因,老解放區工廠的權力核心是政委,廠長則被邊緣化。1949年,蘇聯專家到北京石景山鋼廠指導時,詢問產品產量,陪同的廠長竟答不上來,蘇聯專家頗為震驚。
在新解放區,雖然公私合營將企業所有權轉移,但原本的舊廠長往往缺乏政治素養,因此生產決策權也一併納入黨委。
在1951年華東局和華北局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上,討論了廠長負責制的推行問題,最後給出的結論是,這些地區仍缺乏「技術和政治都行」的幹部出任企業高層核心,條件尚不成熟,留待以後考慮。
這一拖,竟拖到了1975年鄧小平復出整頓經濟。
消滅計劃的「計劃經濟」
1956年中共「八大」上,一長制被徹底否定。隨後,一些主張恢復「一長制」的人被打為右派。
1958年後,為了實現生產的躍進,也因為中央無法調配足夠的資金和物料,於是出於發揮地方企業的積極性的考慮,將部分工業企業下放到地方。這與嚴格按照國民經濟計劃的蘇式計劃經濟,已經漸行漸遠。
中央要求用羣眾路線的方法修改或廢除那些束縛生產力、阻礙羣眾發揮積極性的「陳規陋章」,企業內部制度也要改革。
黑龍江省率先總結上報了一些工廠的生產製度改革經驗,受到中央的重視,這一經驗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技術人員、工人與幹部三結合。
到了1960年,毛在批示鞍山市委的工作報告時,將其命名為「鞍鋼憲法」。除了「兩參一改三結合」,「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還包括了大搞羣眾運動、實行政治掛帥、黨委領導制和開展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
· 鞍鋼憲法宣傳海報
對於基層工人而言,鞍鋼憲法無異於二次解放。
北安國營慶華工具廠在幾天內接連廢除和簡化了260餘種報表,修改制度150餘項。
上海柴油機廠推行鞍鋼憲法以來,生產計劃、調度、定額、考勤、工資統計、工具管理等等全都下放給生產小組掌握和管理。有些企業把生產計劃、產品設計、技術檢驗、技術安全、設備動力、工藝等重要科室全部裁撤。
幹部們同樣獲得瞭解放。
取消了廠長負責制,意味着問責消失,集體負責就是沒人負責。保質保量完成生產任務不再重要,相反要極力避免「官僚主義」或是「保守主義」的罪名。
幹部親口承認:「抓政治保險,抓業務危險,抓經濟核算險上加險」。生產於是「佛系」了起來。
以上海為例,上鋼三廠撤銷了檢查科,放鋼和澆鋼簽證制度、違反規程考核制度、鍊鋼和澆鋼監督規程等先後被廢除,其他正規生產製度也名存實亡。結果是成本激增、質量下降。
全廠鋼品的一級品率從1958年的81.66%下降到1960年的63.64%,平爐車間每噸鋼的成本由1957年的不到246元上升到1960年的352元,轉爐車間的成本更是飆升了206元。僅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全廠虧損就達10294萬元之多。
上海機牀廠的工人為圖省事任意違反操作規程,過分簡化設計圖紙和工藝規程。1959年5月產出的779噸廢品中,由於工人違法操作規程而報廢的佔56%左右。
車間自由生產,倉庫則門户開放。
齊齊哈爾市建華機械廠標榜「八無」制度,即無人售飯菜食堂、無人發放工資、無人管理工具庫、無人管理圖書室、無人管理遊藝室、無人收會費、無人收售電影票、無人收售洗澡票。
蘇聯老大哥的馬鋼憲法被斥責為走修正主義白專路線,與中國的革命路線相對立。制度管理被等同於「管、卡、壓」,經濟核算被等同於「利潤掛帥」。
在這樣的歷史行程下,計劃經濟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批示工程」、「條子項目」。
再加上無視地方資源稟賦,在縣以下單位興辦地方小型工業企業,即所謂「五小工業」,更與蘇聯追求的生產要素優化配置背道而馳。
市場和計劃統統偏離的中國,從1950年到1975年,國內基本建設投資超過5000億元,但形成的固定資產不到3500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68. 4%,也就是説,有將近1/3的投資沒有形成生產能力,這個數字要低於同期蘇聯20%以上。
好的一方面是,這也讓中國的改革變得更少陣痛、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