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安放的職業規劃教育_風聞

來源 ：微信號 中國科學報

作者 | 温才妃

一份有着甲方、乙方簽名、蓋章的高考填報協議書被扔進了垃圾桶。

連帶着宣講會、協議書上的承諾，也跟着縹緲起來——保證100%被高校錄取；不採納錄取建議，本公司概不退款……紅霞意識到自己掉入一個“不賠錢的買賣”當中。

交錢購買志願填報服務後，紅霞發現，志願填報服務公司所謂的“100%被高校錄取”，不過是再保守不過的方案，保證了錄取，卻忽略了就業方向和考生興趣。“若按志願方案報考，女兒的考分或高出錄取分不少，或將來從事艱苦行業不符合自身的興趣”。

她認為，還不如自己兩年來所做的“功課”——翻閲了兩本學校發的高考志願填報參考書，按照全省排名、上下浮動30名——得出的結論精準。

紅霞沒有采納專業公司的建議，但卻為此付費5900元。

不久前，全國各地公佈高考成績，在考生、家長得知考分後，填報志願也馬不停蹄地進入最後的衝鋒。

無數個家庭跟紅霞一樣，遇到了專業選擇的困惑。何其難背後，暴露的是基礎教育階段職業規劃教育的危機。

被忽略的職業規劃

“我們學校是有職業規劃課的。”談及職業規劃教育，大部分人的印象和福建省某中學教師姜言類似。

這門課程由心理或德育教師講授，主要解決的是新高考“3+3”改革下如何選科的問題。

所幸的是，即便是姜言所在的農村中學，職業規劃課也終於開設了。

遺憾的是，課程效果極其有限，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不乏脱離實際、拿主觀去規劃行動的行為。

而在所謂職業規劃課的掩蓋下，“12年學習、2天高考、2小時定志願”依然是全國大部分考生、家長的常態。

出分後，考生、家長不是依據個性、興趣理性填報志願，而是四處打聽哪所高校好、哪個專業熱門，盲目填報志願。有關調查顯示，44%的大學新生對所上的大學、專業不滿意。

隨着新高考改革的到來，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絲曙光。

“6選3”（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個科目中自主選擇3科作為考試科目，浙江“7選3”，多一門“技術”）選科模式、綜合素質評價納入自主招生，使得職業規劃前置。

遊戲規則的更改，促使原來只在學業終止前做職業規劃的人們回過頭來關注，卻發現過程中的職業規劃“一片缺失”。

不能把中小學階段的職業規劃教育簡單歸於零，起碼幼兒園時經常被問到“長大了，你想做什麼”就是一種簡單的職業規劃教育。

但顯然，目前基礎教育階段開展的職業規劃教育的重要性、深度被大大忽略。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職業規劃培養學生四方面的能力——認知自我能力，幫助學生搞清個性和興趣，不至於報考時陷入迷茫；識別能力，在經濟、教育、就業等眾多因素牽引中，不受謠言、不準確信息誤導，進行獨立思考；決策能力，根據外部環境和自身優劣勢，選擇最適合自身的發展，而不是被家長、教師決策、規劃；執行能力，保證學生在脱離家長、教師管理後，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能力，不至於沉迷遊戲。“‘四個能力’也是一個人成為合格社會人的能力。”

就目前中學開展的職業規劃課而言，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最關鍵的是要為中小學生提供多樣性的生活體驗。“因為自我認知是建立在社會生活的基礎上，不能讓教師在課堂上設立一個學生需要擁有的自我認知，而是要讓學生在親身體驗中建立認知、感受，據此進行職業選擇。”

2018年，教育部發布《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指導綱要》，將中小學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列入必修課程，要求所有學習都必須學習、參加。職業體驗被列入綜合實踐活動的主要方式及其關鍵要素之一。

然而，更多的問題還等待着中國教育去克服。

無力打破的怪圈

從蘋果園裏摘取最大的蘋果，條件是從蘋果園的這頭走到另一頭，只許挑選一次。大多數人難以實現。

同理，建立自我認知、興趣挖掘，也不是一蹴而就。

“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在中小學開多少職業規劃課，而是中小學的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要發生改變。”儲朝暉説。

美國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依次建立了職業啓蒙—職業瞭解—職業探索—職業選擇的體系。

以小學、初中為例，小學階段將兩萬多種不同的職業歸納為15個職業系統，讓學生通過各種活動了解不同職業的特點，培養職業意識；初中階段通過對農業、商業、通信、建築等門類的一般職業訓練和社會實踐，引導學生按興趣、愛好、特點嘗試選擇職業。

類似這樣的做法，在不少發達國家已經很成熟。然而，在中國，中小學要開展這樣的教育卻是舉步維艱。

“開展職業規劃教育意味着，要認識和發展自身個性和興趣。而按分數選拔的評價體系，並不關心學生的個性和興趣。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都圍繞着升學科目進行，這就導致了學校不重視學生個性和興趣發展，家庭擔心關注個性和興趣發展會影響學業。”熊丙奇説。

評價標準單一、管理權過於集中，滋生了整齊劃一的羣體。

儲朝暉指出，全球範圍內，少有國家只有高考這一單一評價標準，大多數國家都採取多元評價體系，如日本有四類考試保障學生進入大學，且很多國家的升學考試多為驗證而非選拔。

在多元評價標準下，國外學生對數學感興趣者，可以多學，對數學不感興趣者，可學難度低的數學，其選擇並不會影響升學。

而在單一的評價標準之下，中國學生不問個體差異，不得不學着一樣難的數學，只因為它是高考必考科目。

中小學教育強調共性，在主管部門統一管理的步調下，就連學生作業都有明確的規定。中小學校長既無法按照自身的教育理念辦學，同時倡導個性和興趣也會讓他們感到難以管理。

新高考選科似乎帶來了選擇的曙光，但“即便如此，新高考給學生的選擇空間還是有限，因為高考看總分，大家追求的依然是更高的分數，而不是為了未來的學業發展、職業發展，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的學科”，熊丙奇説。

於是我國的教育便陷入這樣一個怪圈——大家都知道職業規劃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國外成熟做法可資借鑑，但是單一的評價標準、過於集中的管理權不打破，少有中小學校長敢冒着升學率、中考或高考成績下降的風險，大力發展職業規劃教育。

由於在教育上得不到解決，無怪乎會出現像紅霞遭遇的、將志願填報變成一門生意了。

師資、課程、價值理念

在新高考撕開的“小口子”中，姜言看到了職業規劃教育還有更多的可能。不久前的一次調研中，她參觀福州、廈門等地的示範中學。

“廈門某中學，邀請廈大研究生為中學生上建築、醫學、航空、美學課；福州某中學邀請家長為孩子們介紹自己的工作……”她興奮地向記者介紹道。

這些從國外基礎教育搬來的經驗，大概是中國土壤上最容易“落地生根”的舶來品。

姜言眼中理想的職業規劃教育也是“體驗式”。但農村中學的現狀——不可能請到各行業的家長作分享，也不大可能請名校學生——又把她拉回了現實。

夢想還是要有的，在夢想照進現實的路上，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師資、課程、價值理念。

熊丙奇指出，開展職業規劃教育，缺少專業的師資。

很多中小學安排心理或德育教師授課，但心理教師通常關注學生的興趣、性格、心理健康，顯然不是職業規劃；德育教師的講授告訴學生該幹什麼，通常有説教意味，跟學生個性、興趣發展相悖。“職業規劃要引導學生進行自我認知，培養‘四個能力’，教師必須在原有的知識基礎上，結合規劃、要求不斷完善。”

開展職業規劃教育，還缺少課程體系建設。

包括課堂上對學生進行系統的知識介紹，課後與學生進行現場活動交流，校外的社會實踐、社會公益，形成完整的課程體系，最終提高職業規劃能力。

在熊丙奇看來，這實際上與高中階段的綜合素質評價連在一起。

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學進行綜合素質評價，德智體美勞需要相應的空間，培養學生勞動意識，要有社會實踐、社會公益；培養學生創新創業意識，要讓學生了解職業。

“其中的問題是，有的中學並不願意給學生空間，學校認為擠佔學習時間，要求學生把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家長反對，認為這是給學生增加學業負擔；學校、家長考慮安全因素，更願意學生待在教室。”熊丙奇説。

在課程體系建設中，儲朝暉最看重的是生活體驗。“生活體驗不僅來自企業，也應來自農場、街區、山川、湖泊，這是學生做職業規劃的前提和基礎。地區差異、城鄉差距固然會影響認知，但是不同地區客觀上對職業的選擇也會有所影響，人為設置主觀因素反而有可能產生負面作用。”

也有人提議，用浸入式課程增加學生對職業的理解。比如，小學應用題大量增加，藉助場景讓學生明白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然而，有專家指出，這固然有助於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職業理解，但也不乏為了追求應用犧牲學科精神的例子，如平面幾何從大綱中刪除。

在採訪中，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洪成文表示，過度追求應用導致基礎教育下滑，是我國改革開放前走過的彎路。“教材改造應拿捏好基礎和應用的平衡。”

此外，開展職業規劃教育，還遭遇價值理念的衝突。

熊丙奇表示，很多中學把學生考取北大、清華作為重要的辦學評價標準。“一旦進行職業規劃教育後，學生有了主見，不想去北大、清華而想去另一所學校，學校就會認為進行了職業規劃教育反而壞事。”

儘管障礙重重，熊丙奇表示，開展職業規劃教育聊勝於無，“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開展了職業規劃教育，學生有了主見，家長的思想價值觀念逐漸發生轉變，才能實現職業規劃教育從無到有、從局部到全部、從表面到深入，最終逐漸做到重視學生個性、興趣”。

不容迴避的大學引導

從職業規劃的角度看，大學與中學的割裂是顯見的。無論是在招生諮詢會、校園開放日，還是大學先修課上，很少有大學會告訴考生、家長，“你不適合我們學校”。

從新高考來看，大學對想吸引什麼樣的考生報考，也研究甚少。“3+3”科目改革後出現的棄考物理現象，就是源於大學不提物理要求、科目不限，盲目搶奪生源的一個結果。

“大學引導學生職業規劃，自身理念很重要。大學要關注中學生的職業規劃教育，就必須引導中學生根據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專業，為此大學首先要辦出特色，有非常吻合的育人標準，而不是一味地搶高分生源。”熊丙奇説。

為什麼大學在招生入口無力發揮職業規劃的引導作用？

除了大學自身的“千校一面”問題，儲朝暉認為，這與我國評價標準單一、高校沒有真正的招生自主權、代政府招生有莫大關係。如果評價標準多元，教師必然也會採取多種方式培養學生，學生不必擔心考不上一所好大學，而是有了多對多的選擇。

但眼下，中國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尋找興趣的任務，以另一種名目交給了“大類招生”。

有意思的是，如果從個性、興趣挖掘的角度看大學中大類招生，頗有為中小學職業規劃教育“善後”的味道——學生不知道興趣所在，便“鑽”進一個大類，等一兩年後再進行具體的專業選擇。

就像俄羅斯套娃，層層剝離，最後明心見性。洪成文認為，尋找興趣並不是一個激進的過程。

高中、大學二三年級、研究生、步入社會，每一次分流都帶來一次興趣的自審，找不到興趣的個體只會在分流中越來越少。

“最關鍵的是，大學要開展高質量的通識教育，進行基本知識和能力的培養，一旦學生基礎知識打牢以後，擁有一定知識遷移能力，在職業選擇上也有更寬的範圍。”洪成文説，這也契合了現代職業快速變化，一輩子做多種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的現狀。

因此，部分學生的職業規劃後移至大學二三年級也無傷大雅。

當然，高校不是把學生按大類招生招過來就了事，而是要儘快地瞭解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培養。

“不能搞了大類招生之後，畢業時每個個體都是差不多的‘同類’，在這方面高校需要更多地開動腦筋。”儲朝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