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到底有沒有文化底藴_風聞

文：鄭子寧

從侗台南越到華夏廣東

對於生活在北方的很多古人來説，粵語所在的兩廣地區一向是一片天南蠻荒之地。由於華夏人起源於現在的中原地區，就算是東周時期控制了南方廣袤疆土的楚國也沒能對兩廣施加多少影響。上古時期的兩廣地區對當時的華夏人而言是一塊極其陌生的區域。

秦朝南征嶺南，將嶺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出身今天的河北正定，隨秦軍南下的趙佗後來更是成為南越王。漢語也就此被大規模帶入嶺南地區。

然而，此時的嶺南地區，漢語只有在番禺（今廣州）等幾個城市才有分佈，一出城市則是大片大片的俚人、僚人地區。無論是俚人還是僚人，都是説侗台語的人羣，上古時期他們廣泛分佈在中國東部地區。春秋時期著名的吳國、越國皆為他們所建立。但隨着歷史的推移，侗台人羣的分佈逐漸南縮西移。原本是侗台人分佈核心地區的江南地區在先秦基本完成了漢化，嶺南則成為侗台人新的核心區域。

廣東一帶俚人分佈尤其廣，粵西從茂名到雷州半島的地盤基本都是俚人的樂土。俚人首領地位崇高，如南北朝時著名的俚人女首領冼夫人，就與統治嶺南的世襲漢官馮氏聯姻，並征伐海南島，將其再次納入中國版圖。

此時的嶺南和當時的朝鮮北部、越南北部頗為類似，城市中的華夏移民講漢語，而人口上佔據絕對優勢的土著居民則在受到漢語影響的同時，仍然使用本土語言交際。從後來朝鮮和越南的發展可以看出，這種情況下，只在少數中心城市使用的漢語很難生存下去。朝鮮和越南在土著語言受到漢語深重影響的同時，正宗漢語卻逐漸絕跡。而這種由秦朝移民帶入兩廣的漢語，也確實並非當今粵語的祖先。

可是和朝鮮、越南不同，進入中古時代以來，中國對嶺南的統治較為穩固。雖然偶有南漢之類的割據政權，但是嶺南地區始終被視為中國本部的一部分了。

作為中國一部的嶺南離中原實在太遠。隋唐時期中原人對嶺南人的歧視幾乎不加掩飾。禪宗六祖慧能在初見五祖弘忍時，身為高僧的五祖竟然説出了：“汝是嶺南人，又是猲獠，若為堪作佛？”五祖作為高僧大德，本應知道佛教強調眾生平等，但是歧視嶺南人的風氣根深蒂固，以至於竟不在意失言。而六祖慧能以“佛性無南北”巧妙地懟了回去，不過後來卻也自稱“語音不正”。

事實上，六祖慧能雖然出生於新州（今廣東新興），但卻出身於北方望族范陽盧氏，家在嶺南不過一兩代人，就已經語音不正遭人歧視了，可見當時嶺南異質性之大。

唐朝嶺南文化發展水平並不高，還可從五代南漢政權的一次嫁女事件中窺得痕跡。

公元925年，統治雲南的大長和國驃信鄭仁旻派遣弟弟鄭昭淳，以朱鬃白馬向南漢求婚。大長和國本是權臣鄭氏家族篡南詔所得，得位不正，因此急需中國公主以固國本。然而，作為西南蠻夷邊民，南漢君臣卻並不十分待見大長和國。因此，南漢提出要鄭昭淳和南漢羣臣在宴席上即興賦詩，以檢驗其文化水平。結果卻讓所有人始料不及。

南詔統治集團雖為西南蠻族出身，但向來擁有良好的漢文化修養。大長和國繼承了南詔傳統，鄭昭淳作詩水平遠勝自詡中國的南漢羣臣，場面十分尷尬。最終，南漢將增城公主和親至大長和國，可惜公主不適應雲貴高原氣候，很快病歿。

甚至在整個北宋，嶺南的狀況仍然和之前沒有太多改變。嶺南在北宋人口增長較快，但並無太多移民進入，主要是土著人口迅速增長所致。

南蠻鴃舌還是中原正音

詭異的是，到了南宋時期，朱熹卻説出“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説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作為大儒，朱熹顯然不會信口開河莫名其妙讚賞嶺南人的語音。此時的嶺南語言已經和唐五代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邊陲“猲獠”之語變成較標準語音的代表了。

這一顯著的變化要歸結於南宋時期大規模的移民進入廣東。廣東向來有珠璣巷傳説，即自家祖上經粵北南雄的珠璣巷遷入廣東其他地區。而南宋也確實是移民蜂擁進入廣東的時代。這些移民絕大多數進入今天廣東中部的廣府地區，其中又以定居廣州及周邊各縣為主。有據可考的宋朝珠璣巷移民入粵家族中，香山縣得四十九族，南海縣得四十六族，新會縣得三十一族，廣州城得十九族，番禺縣得十二族，東莞縣得十族，其餘各縣均在五族以下。今天的客家地區和潮汕地區則一族都沒有。

大量遷入廣東的新移民不但將嶺北漢語帶入，更由於來源極其多樣——以今天江西河南為主，兼有湖南、江蘇、安徽、山東、河北等地——雜亂的移民來源，更有助於新入粵移民以當時的標準語作為自己的通用語言。一種接近中原晚期中古漢語的新方言就此在廣州附近形成。

大批移民不但帶入了新的語言，同時也加速了嶺南的漢語化進程，在之後的幾百年內，廣東地區基本全盤説漢語。新形成的粵語不但佔據了廣東中西部的大片地區，並沿着西江西溯廣西，抵達梧州、南寧、玉林、貴港等廣西重鎮。今天的粵語絕大部分特徵並沒有超出宋朝的晚期中古漢語範疇。少數存古特徵如能區分泰韻和咍韻則是受到了移民源頭的南方漢語影響。層次相當單純，和早已分化形成的南方漢語如吳語、閩語在存留中古以前漢語痕跡上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粵語在兩宋成型後始終處於相對與中原地區隔絕的狀態，並未遭遇近古時期以來的各種戰亂動盪。這種由兩宋時期漢語南下形成的方言後來的演化遠比北方的漢語要慢。金元以來，北方話經歷了入聲的合併與消失，韻尾-m併入-n等諸多重大音變。不少本來押韻的詩詞由於語音的變化韻腳變得不那麼和諧。與此相比，粵語雖然也經歷了諸多音變，然而其韻尾變化遠比官話保守，至今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六個韻尾。韻母雖然演變幅度較大，但是很多情況下押韻情況仍然比官話好得多，尤其在押入聲的詩詞中，如杜甫的名詩《佳人》韻腳字為“谷、木、戮、肉、燭、玉、宿、哭、濁、屋、掬、竹”，普通話有u、ou、yu、uo四種韻，而粵語中所有韻腳字韻母均為uk，押韻近乎完美。如果説粵語保存了不少古漢語的語音，那主要是兩宋時期的中古晚期漢語，和南北朝到唐中期的典型中古漢語已經有了不小的區別。

粵語是否是古漢語標本？

但是在各種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包圍影響和自身的演變作用下，粵語也遠遠不是一個古漢語的活化石。

陳小春的文章中提到粵語中保留了大量古漢語的詞彙，這是事實。但是同時粵語的不少詞彙來自侗台語。廣州話“這”説成ni1，一般廣東人會將這個意思寫作“呢”。這個詞在其他漢語中幾乎找不到類似的，但是和壯語、泰語的近指代詞卻極為相似，可確定同源。

從語音上説，當今的廣州話並非八個聲調，而是九個聲調。本來的陰入調依據元音長短分成了上陰入和下陰入。這種現象在漢語其他方言中非常罕見，但在侗台語言中則是司空見慣，以至於有的侗台語由於長短分調聲調有十三個之多。

南遷後千年的演變也讓粵語語音在很多時候並不能讓古詩押韻。如家喻户曉《鋤禾》詩中韻腳字是“午、土、苦”，中古漢語三字韻母都是uo，普通話三字韻母皆變成了u，但粵語三個字分別讀ng、tou、fu，完全不押。

“土”在百多年前的粵語中本和普通話一樣也讀tu，至今一些廣東鄉下和廣西的粵語依然。但是廣州話在近一百多年u>ou、i>ei、yu>oei，不過並非所有聲母后粵語都有這樣的音變。因此許多本來押韻的詩歌就由於這個小小的音變也就變得不押了。可以看出，通過詩詞押韻來推測一種方言是否“古老”多麼不可靠。事實上，與清朝初年廣東韻書《分韻撮要》對照就可以發現，粵語在三百年間發生的音變已經不少

作為一種在天南之地發展了一千多年的漢語分支，粵語中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文化信息和廣府族羣南遷並融入當地的歷史。説這樣一種語言“沒文化”純屬想當然的囈語。只是，或許反駁此類言論時，並不應該以貶損其他方言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