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八百壯士"楊根奎_風聞

　　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他一直不敢使用“楊根奎”這個曾列名“八百壯士”的名字。

　　2010年12月4日，天氣很冷，飄着小雨。建川博物館的正面戰場館二樓淞滬會戰展廳裏，講解員正在為遊客講解：“1937年10月27日，國民黨第88師54團團長謝晉元，奉命堅守閘北光復路四行倉庫……800官兵被譽為八百壯士……”突然，旁邊一位老人打斷她的話：“不是八百壯士，只有397人!”

　　老人接着説：“我當時就是守四行的。”他連比帶劃：“……我抓起一把手槍，腰桿上別了4顆手榴彈，帶了40多個人衝了出去，見敵人就打。有個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長槍朝我刺來，我頭一偏，刺刀在左額頭上挑開一道血口子，我甩起一槍把他給撂翻了。”遊客們都圍了上來，紛紛和老人合影。

　　老人説，他叫楊根奎，今年90歲，是當年參加四行倉庫保衞戰的老兵。

　　四行倉庫保衞戰發生於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它的結束標誌着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一場重大戰役——淞滬會戰的結束。參加這場保衞戰的中國士兵被稱為“八百壯士”，他們抵住了日軍的多番進攻，掩護國民革命軍88師及其他支軍向西撤退。戰爭結束後，將士們退入英租界，被羈押長達三年之久，爾後又落入日本人之手。壯士們從此輾轉飄零，下落鮮為人知。

　　眼前的老人對73年前的戰鬥依然記憶猶新，“難以置信，與其交談兩小時，記憶驚人，細節歷歷在目，絲絲入扣。”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説。

　　在“中國壯士1931-1945”羣雕廣場上謝晉元的雕塑面前，楊根奎立正，摘下手套，脱帽，敬禮，“團長，部下楊根奎，第一營第二連第一排中尉排長，抗戰(戰鬥)結束，退入英租界。現在，我給您敬禮了。”在蔣介石的雕塑前，楊根奎深深鞠躬：“蔣委員長，部下楊根奎給您敬禮了。”楊根奎隨後唱起了國民黨黨歌。爾後，他又給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的雕像敬禮。

　　“八百壯士”

　　楊根奎原名楊耀輝，1921年3月出生於四川省金堂縣白果場(現白果鎮)紅廟村，家裏三代鐵匠。家境貧寒的楊耀輝不想繼承父輩的鐵匠生涯，才15歲的他已經如成人般高大。那時，他的一位堂兄在軍中當連長，不願留在農村的楊耀輝也起了入伍的心思。1936年農曆正月三十，他在什邡參軍，後改名為“楊根奎”。不料，這竟然在幾十年後的那場浩劫中為他保住了性命。

　　入伍後，楊根奎被編入川軍第21軍範紹增部第二旅857團3營10連，部隊駐防什邡。同年夏季，在駐地被整編後調往重慶，編入孫元良任師長的中央軍第88師262旅524團1營2連，任上士班長。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部隊奉命開赴上海，部署於蘇州河沿岸地區。10月26日，謝晉元副團長率領524團第1營全體官兵正式接管四行倉庫，掩護國軍撤退。四行倉庫是位於上海閘北區蘇州河西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築，在新垃圾橋(今西藏北路橋)西北沿。是四家銀行──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共同出資建設的倉庫，所以稱為“四行倉庫”。它建於1931年，佔地0.3公頃，建築面積2萬平方米，屋寬64米，深54米，高25米，是該地區最高的建築。

　　此時，楊根奎已升任第一營第二連第一排中尉排長。楊根奎清楚記得當年謝晉元團長的講話：“我們堅守四行倉庫，死守住四行倉庫，是牽制日軍，掩護撤退，四行是我們的墳墓!”

　　第一營作為一支加強營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經過戰爭的消耗，楊根奎説，真正進入四行倉庫的只有397人。

　　進攻四行倉庫的日軍是上海派遣軍第3師團，師團長松井石根上將。日軍第3師團是當時日本帝國陸軍中最精鋭的部隊，儘管在淞滬會戰中受到了國軍第88師的重創，第3師團的指揮系統尚屬完整，還擁有空軍及海軍的炮火支援。

　　謝晉元將一連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倉庫右翼，三連在左翼交通銀行倉庫大樓對面，二連擔任外圍之守備。機槍連除以兩挺佈置在樓頂擔任防空任務，其餘都分配給一、三連。楊根奎所在的二連正好守衞四行倉庫的正面。二連的三個排擺成三角形，從左中右三個方向抵抗敵人的進攻。

　　日軍的進攻相當猛烈。楊根奎回憶：“我們排的一個機槍手，被日軍機槍集中。不是一兩發子彈，是連續中彈，整個人都被打穿了。正面的槍眼很小，背後卻穿出碗口大的洞，瞬間就倒地了。”

　　楊根奎回憶：“當時，租界中的上海市民隔着蘇州河，問‘八百壯士’需要什麼。謝團長告訴他們，什麼都不需要，只要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國旗越大越好!於是，10月28日晚上，女童子軍楊慧敏從新垃圾橋‘學狗爬’，把國旗背在背上，最後把這面國旗送到了‘八百壯士’手中。”楊慧敏向謝晉元索要守衞四行倉庫的壯士名單，準備帶回租界，向媒體公佈。楊根奎説：“謝團長為了迷惑日軍，右手一揮，比劃了一個‘八’的姿勢，這就是‘八百壯士’的來歷。隨後還假造了一份八百人的名單給楊慧敏。”謝晉元命令將楊慧敏冒死送來的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升上了四行倉庫的最高處。炮火中升起的這面孤旗，不僅激勵了“八百壯士”，也激勵了全國人民。

　　10月31日，部隊受命撤離四行倉庫。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與英軍將軍斯馬萊特會面，會議決定第524團撤至公共租界，並和正在上海西部戰鬥的第88師會合。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謝晉元率部分批通過新垃圾橋撤入公共租界。按照預先的部署，楊根奎的二連一排是突圍敢死隊。40人的敢死隊，每人一支手槍，四顆手榴彈。四連用重機槍掩護敢死隊，敢死隊佔據有利地形後又掩護其他人撤退。在這次戰鬥中，楊根奎左額頭上被日軍刺刀挑開一道口子，左手腕部骨折。到凌晨2時，所有守軍完成撤退。

逃離戰俘營

　　這段戰鬥是楊根奎一生中最榮耀的經歷。役後，蔣介石提升了所有參加四行倉庫保衞戰的軍人的軍銜(各晉一級)，並授予謝晉元與楊瑞符青天白日勳章。楊根奎被晉升為上尉連長。

　　然而，新任的楊連長並沒能再度奔赴抗日前線。在日本人的壓力下，謝晉元率部撤退後，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區的膠州路進行隔離，“八百壯士”淪為“國際俘虜”。

　　在“孤軍營”中被羈押的三年多里，謝晉元多次拒絕日偽的招降條件。1941年4月24日凌晨5點，謝晉元被刺殺身亡。共有超過1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而擁進孤軍營瞻仰其遺體的共達25萬人次。謝晉元死後被追贈陸軍少將軍銜。“八百壯士”無限悲痛，一致決議鑄造謝團長紀念像章。這枚銅製紀念章的正面中央為謝晉元頭像，上方有“謝團長紀念像”字樣，下方為“孤軍營敬制”。楊根奎也得到了這枚謝晉元紀念像章。

　　楊根奎説：“這枚謝晉元紀念章，孤軍營每人一枚。後來它就是我們‘八百壯士’的身份證明。走到哪裏，遇到困難，只要拿出這枚紀念章，都會受到尊重和優待。”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日軍隨即佔領了上海公共租界，“八百壯士”淪為日軍的俘虜，他們分別被遣送至各處做苦役。楊根奎先被送往南京老虎橋監獄拘押，一個月後又被送到蕪湖裕溪口抬煤炭。

　　裕溪口煤礦的俘虜生活非常艱苦，吃不飽、穿不暖，勞動強度高，一旦病了就會被日本人埋在煤堆裏燒死。楊根奎所在的戰俘第二中隊的中隊長以前是新四軍的一個連長。他告訴楊根奎，附近不遠就有新四軍活動。楊根奎很快策劃了一次暴動越獄。按照楊根奎的方案，戰俘們以削尖的竹竿作為武器，兵分三路，相互掩護，偷襲日本人的據點，搶奪武器，然後集體突圍。但是，就在暴動前一天，日本人突然將全體戰俘集中起來，周圍架起機槍。

　　楊根奎被單獨抓到炮樓上吊了起來。楊根奎回憶：“幾十個日本憲兵每人上來打我一耳光，臉腫得像饅頭，鼻血長流，還用刺刀逼着罵我大大的壞……”憲兵隊長單獨審訊，問楊根奎為什麼要逃跑。以為必死無疑的楊根奎毫無顧忌，憤怒聲討戰俘營的非人生活。憲兵隊長聽了勃然大怒，令人意外的是，他把火發到煤礦經理身上，楊根奎逃過一劫。之後戰俘們的日子略有改善，楊根奎修養幾天後又開始了勞動，但逃跑之念一直盤旋在他心頭。

　　在半個多月之後，第二次機會來了。發起此次越獄的是原524團的機槍連連長雷雄。在第二天收工返回戰俘營的途中，經過一段沒有鐵絲網封閉的鐵路時，突然有人喊“快跑”。很快，遠處日本人的炮樓上機槍開始射擊。楊根奎此時正跟在一名汪偽士兵身後，他從背後打暈了這名士兵，奪下他手裏的三八式步槍，撒腿就跑。可槍里居然沒有子彈，後面又有機槍的聲音，前方有人逃脱也有人倒下，楊根奎扔掉槍，趴下躲避子彈。等到機槍停止射擊時，已沒了再逃的機會。晚上點名，日本人認為他前次被打得半死，這次估計沒有膽量再跑，也就沒有追究他。據後來媒體的報道，此次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原名“楊得餘”的楊養正。楊養正後來得到附近新四軍的救助，輾轉回到重慶。

　　大約又過了二十天，日本人為了修復隴海鐵路，拆除了平漢鐵路。楊根奎等戰俘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礦。在浦口，楊根奎認出管他們的工頭正是曾在524團當過傳令兵的謝友傑。謝友傑答應幫助楊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軍和中國空軍的聯合轟炸。持續了一整天的轟炸，炸壞了長江上兩艘渡船中的一艘。為了搶運煤炭，日本人要求謝友傑帶領戰俘通宵加班。待到天全黑了，謝友傑找到楊根奎，説“給你們準備好了”。這次準備逃跑的四人是：楊根奎、二連連長鄧英、二連第二排排長曾國良和其他部隊的一名勤務兵張鐵久。四個人藏在工頭謝友傑兩口子睡覺的大牀下面。大牀下面挖了坑，周圍的牀單垂下，正好藏下四個人。剛藏好不久，日本人開始點名，發現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本人走遠了，四個人才從牀下爬出來。那天夜裏，謝友傑給大家準備了一頓蛋炒飯，還發給每個人好幾百元汪偽政府的“儲備票”當路費。他還給了楊根奎一個戰俘工頭專用的袖章，有了它，後面的關卡不會阻攔。謝友傑還告訴他們出去後到浦口坐火車去石泉縣，找遊擊司令部。

　　楊根奎説：“當時我們還需要越過鐵絲網，鄧英個子小，還是站在我的肩上才爬過去的。”四個人一路跑到浦口火車站，躲在候車室裏商量。因為楊根奎在戰俘營學會一點簡單的日語，鄧英便安排楊根奎去買了車票。檢票上車都沒有意外，車行至石泉縣，有汪偽的和平軍上來盤查。和平軍問楊根奎為什麼帶着戰俘工頭的袖標卻要去石泉縣。楊根奎謊稱姑媽嫁到這裏，他去投親。臨走時，和平軍的這個士兵還提醒楊根奎，“附近有新四軍活動，注意安全。”

最後的榮光

　　逃出淪陷區之後，楊根奎身上的“謝晉元紀念章”就是他們的身份證明。他們但凡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拿出這個章，就一定會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資助。“逢州吃州，逢縣吃縣”，楊根奎深深地感受到作為英雄的殊榮。

　　1945年8月10日(楊口述如此)，投在安徽立煌(今金寨縣)的第十戰區的楊根奎聽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第十戰區政治部給楊根奎等人簽發了差假證(相當於通行證)，還發給他們每人一套新軍服和幾百元的路費，資助他們回重慶。此時，和他們同樣欣喜的是在8月16日結婚的楊養正。楊養正等“八百壯士”倖存者們回到陪都重慶後，受到了四川軍民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國民政府授予他們“忠貞勳章”，楊行至河南南陽，楊根奎遇到川軍29軍原副軍長、時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孫震。孫震告訴楊根奎，不用去重慶了，國民政府要還都南京的。楊根奎想，抗戰都結束了，還是回家吧。於是他給金堂家裏寫了封信，還寄了張照片。當初一同逃出戰俘營的另三人則留在孫震處效力。

　　在西安，胡宗南得知楊根奎是當年的“八百壯士”，便親自給他簽發差假證，還發了5萬元路費。楊根奎花了2萬多買了一匹布，算是衣錦還鄉了。

　　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場的家裏不久，楊根奎就訂婚了。昔日打鐵的營生再難度日，楊根奎又到了成都。“八百壯士”的威名再次發揮了作用，他被錄取到成都軍官大隊24中隊。之後，他又在奉節找到了昔日的老長官，原88師師長，時任16兵團司令的孫元良。孫元良任命楊根奎為127師中校偵察隊長，後又任命他為124軍223師少將副師長，讓他趕赴四川新繁上任。

　　楊根奎拿着孫元良的委任狀趕到新繁，此時已是1949年12月。124軍軍長吳峻人藉故未予認可，“少將副師長”的任命化作泡影。無奈之下，楊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場的家裏，隨即聽説124軍起義了。

　　“文化大革命”中，楊根奎和當地的舊保長、地主一起成為時常“跪瓦礫”、“跪高板凳”的“老運動員”。楊根奎回憶起那段夢魘時説：“當時最惱火(痛苦)的是(造反派)問你‘坐快車’還是‘坐慢車’。‘坐快車’就是讓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窪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車’就是這樣慢慢拉着走。殘忍得很啊!”

　　楊根奎還清晰地記得，那時家裏妻兒老小十口人，艱難度日，於是餵了五隻鵝，打算年底賣掉三隻，換點錢全家人過年。按照當時的規定，買鵝的錢由生產大隊代為收存。然而，生產隊隊長竟然當面否認楊根奎家賣了鵝，錢也不知去向。沒辦法，楊根奎只好向糧食保管員借了一百斤穀子才勉強過了年。

　　在“打倒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把國民黨的偽軍官楊耀輝抓出來”的喧天口號聲中，楊根奎明白，僅僅暴露了國民黨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軍官身份，不用説“少將副師長”，哪怕是連長排長，他也將死無葬身之地。在一次次的運動中，他深深地埋藏起自己的過往，家人甚至恨不得他從未當過兵，“別人出工是十個工分，我們家的人就只有七個。”對當年的遭遇，楊祖維至今仍憤憤不平。

　　更加令人心驚膽戰的事情發生了。楊根奎所在大隊的書記不知道從哪裏搞來了楊根奎一張發黃的老照片。照片上，楊根奎身着國軍中尉排長軍服，腰裏彆着兩支手槍。面對“罪證”，身處絕境的楊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輕人不是自己。幸運的是，“楊耀輝”從未出現在國軍檔案上，加之多年磨難讓楊根奎已不復照片上的英姿颯爽，最終讓他躲過了更為嚴厲的迫害。在那幾十年的歲月中，“楊根奎”三個字成了楊耀輝最恐懼的噩夢。

壯士暮年

　　待到那場全民族的噩夢逐漸醒來後，家人和鄰居才漸漸從楊根奎的口中聽到“八百壯士”、“四行倉庫保衞戰”這些昔日無比陌生的故事。他的一位鄰居説：“(他的歷史)都是這幾年才聽到他説的。講得像評書一樣精彩，都是我們從來不曉得的歷史。”

　　1983年春，上海市在虹橋萬國公墓重建謝晉元的陵墓，表彰他參加抗日、為國捐軀的光輝業績。

　　楊耀輝再也不需隱瞞“楊根奎”的經歷了。

　　他一直期盼着自己的功勳能得到承認，在老伴去世前，他常説，“你等到嘛，總有一天(要獲得承認)的”。老伴總會不快地説：“你説啥子哦，少做夢。”六年前老伴去世後，他又對兒子媳婦説，“你等到嘛，總有一天的。”兒子媳婦説：“説這些幹啥子。莫説這些(沒有用)。”誰會相信這位面容普通身體硬朗的老人曾經是抗日英雄呢?

　　今年已90高齡的楊根奎右眼已經幾乎看不清東西了。“這是守四行倉庫時被日軍使用的催淚彈燻的，老了又有白內障。”他説。後來，成都當地報紙報道了“發現八百壯士”的消息後，金堂縣殘聯免費為他治療了白內障。

　　他有8個子女，他和小兒子楊祖志住在一起，家中一共有六七畝地，小兒子平時在周邊打些臨工。老人住在二樓，樓上掛着十幾只醃燻的麻雀，周圍鄰居的家裏，這個時候都已經掛滿了臘肉香腸。他的房間裏有一張大牀，掛着蚊帳，一張他睡午覺用的小牀，另外還有一張桌子，屋子顯得有些空蕩蕩的，彷彿老人對自己這些年來的總結：“一無所有”。

　　2005年，楊根奎看到了楊養正被評選為第一屆“感動重慶十大人物”的報道，他至今還保留着那張報紙。楊養正獲得了認同，讓楊根奎分外欣慰。

　　現在，他依然依靠兒子過活，沒有醫療保障，也沒有退休金。當他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抗戰經歷的時候，他那副戴了六七年的假牙咯咯作響，不時松落，他不得不停下來扶正假牙再繼續講述。

　　如今，他最大的心願除了得到政府的認可，就是找回當年那枚被沒收的“謝晉元紀念章”。他對樊建川説：“你去幫我找回吧，到時候我還是捐贈給建川博物館!”在樊建川發現楊根奎的那一天，老人把三枚證章捐贈給了建川博物館。那三枚證章分別是：“抗戰勝利章”(編號6716)，一枚正面有“榮軍”字樣，背面有“中訓團軍真蓉榮譽章軍官證No.191”，一枚上有“24中隊3909”字樣，是其抗戰勝利後回成都時的證章。

　　樊建川握着老人的手寬慰老人，一定幫你找。樊建川在文章裏説，“楊根奎九十歲了，這隻手也老了。曾經握住鋼槍，卻握不住命運;曾經握住鋼槍，卻握不住光陰;老兵終將凋零，這隻手也終將離我而去;我握了這隻手，其實，我也會逝去;但是，這三枚徽章是金屬的，可傳千年。老兵精神是通靈的，可傳萬年。”

　　我叫楊耀輝，不是楊根奎

　　在金堂老家犁田耕地的漫長歲月裏，楊根奎曾無數次對孩子們講述這段歷史。他的長子楊祖維從小是聽着父親的戰鬥故事長大的，然而很長一段時間裏，父親的昔日榮光給家庭帶來的卻是無休止的磨難。

　　重回家鄉後，楊根奎重新用“楊耀輝”這個名字過起了昔日的鐵匠生活。同村的人只知道他當過國民黨兵，誰也不知這個楊鐵匠曾是“八百壯士”，還是“少將副師長”。

　　在“四清運動”中，楊根奎因曾效力於國民黨軍隊而被劃為“五類分子”。為了證明自己是抗戰的，楊根奎將珍藏多年的“謝晉元紀念章”帶到高板區派出所，證明自己雖是國軍編制，卻是抗戰的軍人。然而，這枚曾讓楊根奎倍感榮耀的紀念章不僅被當場沒收，楊根奎本人也當即被關押。長子楊祖維聞訊，趕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飯也被拒之門外。他念念不忘的謝團長，不僅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徹底破壞，謝團長的遺孀還被“內定”為“特務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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