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弱勝？中美巨浪下，小國的“生存指南”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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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智説

中美兩國分別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上都擁有不可比擬的巨大影響力。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和持續牽動着全世界的神經。

新加坡與中美兩國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在中美兩國摩擦不斷、並有愈演愈烈之勢的當下，新加坡作為長期以來的中美關係“平衡手”，其對中美兩國關係的把握和對中美摩擦做出的反應，十分值得探究。

**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國家”，“小”是其最典型的特點，“小國”身份是新加坡不可更改的固有屬性。**這使得新加坡對外依賴程度較高，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極為敏感，外交決策具有高度現實主義的價值取向。

在參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新加坡必須以保障國家安全和維持經濟持續發展為目的，削減潛在的或正在面臨的風險，不斷適應新形勢。

長期以來，新加坡長袖善舞，通過對外部環境的準確拿捏，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巧妙周旋於各個大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審時度勢、左右逢源。

隨着中美關係步入愈發激烈的競爭階段，新加坡在對華關係和對美關係上都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新加坡對逐漸加快的中國復興步伐感到擔憂，在中美之間看似越來越傾向於美國一方，加緊了與美國在安全和政治領域的合作。

另一方面，新加坡又看好中國在經濟領域的發展前景，在確保自身安全與地位不受威脅的前提下積極與中國開展經貿合作。

一、美國：自由主義的利維坦

小國是國際安全的“消費者”，需要依賴大國間的實力均衡確保自身外部大環境的穩定。新加坡受限於其天然稟賦，是一個國土面積狹小、缺乏戰略縱深、人口規模小、資源匱乏的國家，在國防安全領域具有難以克服的先天劣勢。

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新加坡扼馬六甲海峽之咽喉，據守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線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轉運中心。**獨特的地緣形勢使新加坡難以擺脱大國的影響，也造成了新加坡強烈的危機意識。

一方面，新加坡必須藉助大國的力量，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新加坡也要充分利用大國間的競爭關係形成制衡，確保國家的獨立自主。

新加坡在國防安全領域天然的脆弱性，迫使其不得不倚靠外部力量在東南亞立足。美國作為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有雄厚的實力保障新加坡的國家安全。

同時，美國遍佈全球的國家利益也推動着美國在新加坡這一戰略要衝部署軍事力量，願意為新加坡供應安全產品。

**可以説，新加坡與美國之間的安全防務合作是各取所需，是雙方利益耦合的結果。**若干年內，美國絕不會輕易退出亞太地區，而憑藉着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的重要角色，新加坡在安全領域仍將長期與美國開展合作，美國之於新加坡的重要意義是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替代的。

1.“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新加坡的站位

**新加坡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2012年，美軍在樟宜海軍基地設施建設完成，可供包括航空母艦、巡洋艦等在內的大型艦艇進泊，大大加強了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戰略威懾能力。

新加坡處在太平洋與印度洋海上交通線的中間位置，向東可進入南海，向西可進入阿拉伯海、印度洋，而後直抵波斯灣，在軍事上可為第五艦隊和第七艦隊提供強有力的支援，在政治上進一步增強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樟宜軍港也成為美國介入南海事務的最常用基地。

在“亞太再平衡”戰略部署之前，新加坡與美國早已開展過先期合作。1991年，美國與新加坡達成協議，美國將“西太平洋後勤部司令部”搬遷至新加坡。

本世紀初，新加坡又以提供補給的名義向美國開放樟宜海軍基地，允許美國海軍駐紮。新加坡與美國的合作並不是近年來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合作的延續與加強。

儘管“亞太再平衡”戰略隨着特朗普政府上台正式成為過去式，但它的影響是深遠的，我們以亞太“再平衡戰略”為突破口，可以一窺新加坡近年來以怎樣一種態度看待中美關係。

**第一，新加坡力圖實現大國力量均衡。新加坡素來以“小國大外交”著稱，在中美關係中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新加坡不希望任何一個大國在東南亞擁有支配地位，威脅到本國的自主性，因而新加坡往往採取“借力打力”的策略，通過引入外部力量來制衡外部威脅。

冷戰後，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影響力與日俱增，政治影響力也隨經濟影響力的擴大而增強，新加坡對中國的戒備心理逐漸提升。

對此，新加坡採取了追隨美國，但又不完全倒向美國的外交策略，以應對中國在東南亞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可能產生的威脅。

在國防安全領域，新加坡應允美軍進駐樟宜，在經濟上積極響應奧巴馬政府的TPP協定，以抑制在經貿領域愈發依賴中國的勢頭。

**第二，新加坡力主倡導航行自由。新加坡經濟呈現出高度的對外依賴特性，造船、船舶維修、海事服務等海洋及其相關產業是新加坡經濟的支柱，對外貿易則是新加坡經濟的命脈。**因而，自由航行對新加坡而言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它關乎新加坡的經濟命運，決定新加坡的發展前景。

正是新加坡自身的特性，使其對南海自由航行問題頗為敏感，也對中國在南海島礁的建設情況十分關切。

儘管新加坡並非南海主權聲索國，中國也承諾保證南海航行自由，但新加坡仍對處於中國掌控之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表示擔憂，一旦中國與東盟其他國家、或與其他域外國家在南海地區的摩擦殃及自身，新加坡應當如何應對？

因此，新加坡主動配合美國和其他南海爭議相關方，在南海問題上積極壓制中國聲音，以遏制中國未來可能對南中國海完全壟斷局面的出現。

**第三，新加坡訴諸國際法實現與大國的“平等”對話。在事實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國家的綜合實力往往決定了其國際話語權。**然而在國際法領域，每個主權國家都被賦予平等的權利，能夠以平等的法律地位磋商、對話。

儘管在現實中，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捍衞本國國家利益的行為並非都以法律的形式解決，但是國際法給予了小國規範和約束大國行為的權利與能力，既是確認大國與小國平等協商、制約大國權力衝動的制度設計，又是有效穩定國際關係的制度保障。

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16年國慶演講中所説：“小國唯一能夠與大國平等對話溝通談判的機會就是依靠國際法。新加坡是彈丸之地，自然不希望生活在一個依靠武力和強權支配的世界中，我們希望各國能夠在一個有章可循的國際制度框架下進行合作和磋商。”

在2013年菲律賓挑起的“南海仲裁案”中，新加坡表態支持海牙仲裁庭的裁決，當然，這種行為毫無疑問地影響到中新關係的健康發展。

不過對於新加坡而言，對“南海仲裁案”的看重並不能簡單視之為“選邊站”，而是小國在國際制度框架內試圖對大國行為進行有效制衡的一次不成功的嘗試。

總的來説，在特朗普政府執政之前，新加坡更側重於利用美國及其盟國的勢力壓制不斷上升的中國影響力。

但是，新加坡有失偏頗的外交表態和有所側重的外交行為，動搖了其往昔“中美平衡者”的聲譽和地位，李顯龍政府在處理中美摩擦時並未表現出李光耀政府時期的那般沉着與機敏，尤其在處理對華關係上出現裂痕，不得不説是中新雙方的損失。

當然，新加坡政府在之後的外交決策中有意修補中新關係，這既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內生訴求，也是外部環境、尤其是美國政治劇變下的結果。

2.“印太戰略”下新加坡的尷尬處境

美國特朗普總統上任後，一改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多邊主義外交，大力推行“單邊主義”，在經濟上高築貿易壁壘，奉行經濟自利主義；在全球安全領域實行戰略收縮，美國對外的公共安全產品供給大為削減。特朗普政府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對此前新加坡的外交策略造成嚴重衝擊：TPP被美國取消、“亞太再平衡”戰略被終結。

特朗普政府的一意孤行讓新加坡此前的外交策略難以為繼，而新提出的“印太”概念強化了印度和澳大利亞的戰略地位，加強了與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的防務合作，卻削弱了新加坡在這一新地緣概念中的重要性。

特朗普政府一再突破與新加坡制度性合作協議，影響到了美國與新加坡的夥伴關係，損害了美國的國家信譽和形象，客觀上也推動着新加坡重視並強化與中國的合作。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領航員

**截止至2018年，中國連續六年保持新加坡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中國對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2009年，中新自貿協定正式生效，中新貿易翻開新的歷史篇章；2018年，中新兩國完成對自貿協定的升級，中新貿易又向前邁出重要一步。

新加坡則從2013年起，連續五年成為中國的最大外資來源國。中新兩國都成為對方經貿領域不可或缺的夥伴，雙方必然、也只能朝着更深入的交流與合作的方向發展。

雖然此前新加坡的對華戰略更多展現出防範中國的色彩，但這並不妨礙新加坡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從經貿領域的密切交流到經貿、教育、科技等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在美國孤立主義傾向愈發嚴重的今天，新加坡與中國的合作也將愈發緊密。

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召開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新中關係有巨大潛能，兩國在雙邊關係及區域內有許多合作機會。

新加坡是“一帶一路”倡議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在金融服務、開拓第三方市場、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都能夠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沿線國家的共同繁榮起到建設性作用。

新加坡也是亞投行的首批意向創始會員國。新加坡是一個外向型經濟國家，亞投行則代表着中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願望。**在中新合作當中，亞投行將成為兩國合作的重要金融工具。**同時，亞投行也可以成為新加坡提升對外經濟金融影響力、增加對外融資的重要平台。

當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步伐緩慢，難以適應亞太地區蓬勃發展的經濟勢頭之時，亞投行的橫空出世符合亞太地區構築新的金融秩序和經濟格局的現實需要，亞投行的設立不僅是中國的訴求，也符合新加坡擴展自身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利益訴求。

對於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新加坡外長維文在今年5月曾公開表示：美國將中國視為“必須遏制的對手”是行不通的，超級大國之間應存在“建設性競爭（constructive competition）”。

隨後他又補充道：對我們這些站在中間的國家，特別是小國來説，我們不希望被迫做出令人反感的選擇。我們希望，中美雙方都能考慮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從而制定戰略性的應對方案，並設法照顧到彼此的合法利益。

當然，中新兩國的交往也並非一帆風順，中國的一些對外投資項目同樣也牽動着新加坡敏感的神經。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近年來中國預計投資建設的克拉地峽運河項目。克拉運河牽涉到的不僅僅是中新兩國，還關涉到東盟內部的利益分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規化問題。

**首先，克拉運河的修建，直接威脅到的便是馬六甲海峽的航運地位。**一旦克拉運河建成，新加坡的航運中心地位將一落千丈，新加坡相關產業也將逐步凋零。

**其次，克拉運河建成後，泰國將憑藉克拉運河便利的航運條件發展一系列相關產業，最終帶動整個泰國經濟的轉型與騰飛，東盟乃至整個東南亞的經濟格局乃至政治格局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泰國將在東盟中擁有無可比擬的重要地位，**這是其他東盟國家，尤其是利益攸關的新加坡不願意看到的。

**再者，克拉運河的建立，將打破美國在東南亞的佈局。****再加上中國資本隨克拉運河的經濟效益擴散至整個東南亞，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也將隨之推廣。**這既不符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意圖，也不符合新加坡預防中國過度染指東南亞、保障國家自主性的戰略目標。

因而在克拉運河項目上，中新兩國的利益訴求可以説是南轅北轍、相互衝突的。然而隨着泰國政局的變動，克拉運河項目擱淺，中新雙方顯著的矛盾暫時得以擱置，中新兩國仍然可以在諸多領域開展充滿誠意的合作。

**總而言之，新加坡對中國仍抱有“經濟上合作，政治上防範”的心態，**這對於國家間的交往來説無可厚非，當一個小國面對一個新興大國時，產生一定的恐懼感是自然而然的。

大國和小國間的關係，應當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協商；在經濟上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鑑，共同繁榮；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維護。

**大國與小國之間，應當以溝通化解矛盾，以誠信替代失信，**對中國而言就是夯實“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對新加坡而言就是遵守國際秩序、踐行國際道義，站在公正的立場上看待中美關係。

三、結語

相較於太平洋兩岸的中美兩國，新加坡是名副其實的“蕞爾小邦”，國家的脆弱性和危機感支配着新加坡的外交策略。無論是對華關係還是對美關係，要解決的都是新加坡自身的不安全感。

新加坡平衡中美關係的出發點是自利性的，採取的方式是多元的，所體現出的平衡也是有所側重的平衡，即以美國為側重點的動態平衡。

在處理對外關係，尤其是對華與對美關係上，新加坡擁有以下幾大優勢：

**其一，地緣優勢。**新加坡可以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在中美兩國間遊刃有餘地周旋；

**其二，國家治理優勢。**新加坡國家治理能力強，國內社會穩定，較高的行政效率也使得新加坡能夠從容不迫地面對日益複雜的中美關係；

**其三，新加坡往往以東盟的集團名義開展外交活動。**新加坡將國家利益與東盟的集體利益捆綁，利用東盟的平台，提升自身的影響力。

新加坡是一個彈丸小國，但東盟則是亞太地區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中美兩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往往也有助於中新或美新之間搭建新的合作關係。

在當今中美兩國的摩擦中，新加坡更樂於維持中美兩國在東南亞的力量均勢。新加坡藉助美國的力量抵禦中國崛起給本國帶來的壓力，也藉助中國的力量抗衡美國在東南亞的過度影響。

由此可見，儘管新加坡在近年來的外交決策走向有一定變化，但始終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維持“中美平衡者”的傳統角色，在中美兩國摩擦所造成的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中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新加坡的這一定位在中美關係尚未出現根本性變革之前不會改變，新加坡也深諳處世之道，當無力改變中美兩大國之間的關係時，也會以恰當的方式處理好自身與中美間的雙邊關係。

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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