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孟母三遷”典故中的中國家長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大家”

“我們學的是養天鵝的技術，我們不會去養豬，要把村子裏那些娃都送到這兒來，我不同意。因為這些孩子素質太低。” 這是西安中鐵尚都城幼兒園的幼兒園園長崔某，在面對鏡頭時説出的話。

説是幼兒園，實際上只是幼兒園的一個“看護點”，因為相關的資質還不齊全，所以這個大放厥詞的“園長”，頭銜上還需要加個引號。不管是不是園長，但崔某的口氣絕對比著名幼兒園的園長還要大得多。

説這番話的起因，是有家長質疑該幼兒園收費標準不統一，且與街道備案價格有明顯出入。為此，區教育局派人到看護點進行實地查訪，卻發現該園資質不足，只能按照普惠型幼兒園的標準進行收費，最高1200元/月。這一價格與之前該看護點設定的1900左右的價格降低了近1/3，為此，崔某才做出了“養天鵝不養豬”的辯護。在崔某看來，通過價格門檻，可以有效阻擋賣魚、賣菜村民的孩子進入該幼兒園。

披着“營銷大師”外衣的“幼兒教師”

將村裏的孩子比作“豬”，把城裏的孩子比作“天鵝”，這固然是打一個比方，但能打出這樣比方的老師，顯然已經不配當一個老師。相比老師應該有的言談舉止規範，崔某更像是一個銷售經理。事實上，作為一個民辦幼兒園看護點的負責人，她的確是把開幼兒園當成做生意了。若僅僅從商業角度切入，就可以發現這位崔經理的説法非常能夠打動人心。

崔某主管的幼兒園享受着賣方市場的種種利好。按照崔某給出的邏輯，入園價格更高，服務也就更好，園方可以提供更多的特色教育。這裏的特色教育，想必是邀請一些知名度更高的老師，開設更豐富的課程。聽起來，這一點都沒錯。這年頭，誰不給自己孩子報個班，學個琴，如果幼兒園本身就有一些特色課程，家長何樂而不為。

抬高價格是為了你好，崔某的做法可以説是站着把錢給掙了。就像崔某在視頻中説的，她和賣菜賣魚的家長“溝通不了”。所謂溝通不了，其實是在説：“他們不是我的客户羣，我服務的是擁有更強支付能力的家長。”

和崔某持類似觀點學校或老師其實不在少數，比如廣州番禺的一所私立學校，曾要求父母本科學歷以上，孩子才能報名該校。又比如在四川成都，一所小學在招生時提醒家長：“對不起，我們只招父母畢業於211院校的孩子！”

按理説，公立學校不能挑生源，而私立學校則擁有一定的權限，這有問題嗎？我的答案是，就這件事來看，非常有。因為不管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底線不在於公立還是私立，而在於學校。後者是一個教書育人的場所，不是一個簡單的交易場所。

凡教育者，都應該遵循一個基本準則，那就是平等對待每一個孩子。教育、醫療和宗教，都不能簡單套用商業的方式，而必須秉持必要的職業倫理道德。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崔某公開歧視村裏的孩子，賣菜賣魚者的孩子，不要説為人師表，簡直是誤人子弟。

迷失在“孟母三遷”典故中的家長

值得注意的，崔某之所以敢口出狂言，就在於她背後實際上站着眾多的支持者。不客氣地説，那些對幼兒園價格有異議並選擇舉報的家長，也許比崔某還要恐懼附近村民孩子入園。只不過他們未曾料到，當教育部門介入之後，帶來的後果不是降價，而是改變生源。

​所以，幾乎可以預測，當崔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説法廣為流傳之後，反而會激起更多的家長在暗中對她表達支持。與此同時，在擇校途中被折騰得夠嗆的大量外圍家長，也認為崔某説的其實是大實話。畢竟，去年深圳某學校聯名驅趕一位自閉症孩子的19位家長，他們其實是頗具代表性的一類家長。

一方面是花高價就讀優質學校，另一方面則是摒除一切“不利因素”。相當多的家長都認為，自己是在傳承2000多年前“孟母三遷”的精神。且不説孟母擇的是居住環境，而不是擇學校。更何況，孟母的行為是對自己提要求，而不是向外釋放惡意。

對於家長來説，他們的焦慮直接來自孩子之間的競爭，包括學習成績和各類才藝能力。由於許多父母更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取得具體的成績、獎盃、證書，所以從幼兒園、學校到市場化的培訓班，教育的最終目的變成了一項又一項的KPI考核。當一部分家長拿着令人滿意的KPI數據，這些教育服務機構的工作也就算完成了。

然而，翻開任何一本現代教育專著，裏邊對“教育的目的”的定義，都繞不開獨立、正直、批判性思維等幾點。一個孩子要獲得這些核心素養，吸收知識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形成健全的人格。而要培養健全的人格，必須依賴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環境。如果老師和家長都更鼓勵孩子獨立思考，鼓勵孩子承擔責任，鼓勵孩子批判標準答案，這樣的孩子，也許成績才藝不夠出眾，但依然可以獲得獨立、正直、批判性思維等素養。

孟子母親搬家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孟子良好的人格。但在今天，符合這個時代的人格教育被拋之腦後，取而代之的是知識教育、技能教育。很難想象，當父母和老師都對賣菜賣魚家庭的孩子採取歧視態度的時候，這樣的孩子會以後會形成怎樣的人格。

歧視弱者的人，必定也是弱者

如果説崔某公然鄙視村裏的孩子，不願把幼兒園變成人們口中説的“菜園”（菜場幼兒園），只是為了銷售的需要；那麼很多父母持有相同觀念，則是因為他們害怕自己的孩子因為競爭不力，導致將來混得還不如自己。

混得不如自己，有一個專有名詞，叫作“階層滑落”。對於大部分城市中產家庭來説，他們上一輩不是農民，就是小販。也就是説，這一代父母抓住了時代機遇，成功實現了階層上升，但事實上，也只是比現在的小販領先一代人而已。

今天，大量所謂的城市中產人士，其社會身份地位並不穩固。稍有不慎，比如來場大病大災，或者投資失利，或者是其他不可抗力，都可能會重返貧困階層。這就使得他們對子女的未來充斥了焦慮和不安。這一代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金投入，與其説是為了孩子以後避免階層滑落，不如説是為了撫慰自己不安的心。

不管是西安支持崔某的父母，還是深圳驅趕自閉症孩子的家長，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是極為脆弱的。他們中間有不少人看似混得不錯，與身邊的小商小販看似拉開了距離，但在本質上，他們依然是一個弱者。

檢測一個人是不是弱者的標誌，就是看他對待更弱羣體的姿態。如果一個人能夠對弱者予以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那麼這個人即便看起來混的一般，心理上也是一個強者。反之，如果一個人看起來位高權重，但對弱者盛氣凌人，那説明他的心理底色還是弱者。

所以，究其根本，崔某的言論擁有市場，就在於大量城市中產人士在心理預設上還是弱者心態。在商業模式精準的刺激之下，這種集體性的弱者心態會被瞬間放大，在對更加弱勢羣體的鄙視情緒中，這些弱者獲得了慰藉。

當然了，這些中產家庭的孩子中，絕大部分並不是什麼天鵝，賣魚賣菜家庭的孩子，也不是什麼豬。之所以要給兩個羣體貼上天鵝與豬的標籤，完全是教育產業化進程中，一些市場化教育機構設計的一個陰謀。其目的在於，給羸弱的中產階層父母持之以恆的希望與安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方便他們不斷的割韭菜，不斷的發焦慮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