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字簡化，和中國有什麼區別_風聞

從1950年代-1980年代，政府主導漢字改革的終極目標，是“漢語字母化”，簡體字只是被當作字母化完成之前的一種過渡手段，所以簡體字改革方案做得相當粗糙，留下了相當多的問題。當“漢語字母化”終止，原本只是“權宜之計”的簡體字不再是“權宜之計”，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突出了。

那麼，當年的簡體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可以和日本的漢字簡化方案，來做一個比較。

中、日本兩國的漢字簡化，存在着兩個比較大的區別

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簡體字，比中國早了整整10年。與中國相比，日本的漢字簡化，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

一、日本在簡化漢字之前，研究確定了現代通用漢字的字量，中國沒有做這個工作

基於對漢字使用頻率的清查，日本政府於1946年公佈了1850個字的《當用漢字表》，1951年又頒行了92個字的專供取名之用的《人名用漢字別表》。這1942個字，就是日本對漢字進行規範和簡化的範圍。不在這個範圍內的字，不做改動。

全盤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現代漢語通用字（包括常用字和不常用但現代漢語必須使用的字），是簡體字改革的基礎。這個基礎性的工作如果不做，簡體字改革就沒有一個核心的範圍。恰恰中國50-80年代的漢字簡化，始終就沒有做這個基礎性的工作。既沒有類似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簡化漢字的數量也一直受領袖意見左右而搖擺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後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又陡增至1634字……結果，就出現了該簡化的字沒有簡化，不必簡化的字卻大量簡化的怪事。很多常用漢字，像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筆劃繁多，沒有簡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像糰（團）、糶（糶）、癤（癤）、潷（潷）、籩（籩）、颸（颸）、……卻都被簡化，收進了1964 年的《簡化字總表》當中。

沒有梳理現代通用漢字的範圍，還有一大弊端，即：漢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維度來造字的，沒有確定通用漢字的範圍，就會導致部分通用漢字被按某種原則簡化處理了，另一部分通用漢字卻沒有得到相應處理，以致漢字的內部系統，產生不必要的邏輯混亂。比如，溝、構、購，被簡化成了溝、構、購；講，卻被簡化成了講；媾、篝等字，卻又完全不簡化。原本同屬一個“冓”旁系列的字，簡化後竟然變成了三個偏旁系列，字形系統完全亂套了。相比之下，日本因為確定了“當用漢字”的範圍，範圍內的同系列漢字，在簡化時絕大部分採取了統一原則；日後擴充“當用漢字”時，也是繼承之前的原則對新擴之漢字進行簡化，就沒有出現類似的混亂。

二、日本的漢字簡化比較重視類推原則；中國的漢字簡化基本無視類推原則

漢字簡化，有兩種主要來源。一種是按原則類推，相同的繁體偏旁，應該被簡化成相同的簡體偏旁；一種是採納民間的“約定俗成字”，這就沒有什麼規律可言了。日本的學者比較重視前者；中國學者則因“羣眾路線”（70年代的“二簡字”甚至直接發動農民來造字）而高度重視後者，否認類推簡化的可行性——中國《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收錄的352個簡化字，大部分屬於民間“約定俗成字”。

這就直接導致中國的簡體字，在體例上出現了大混亂。很多部件本可以只用一種方式簡化，但往往是一個字一個樣——比如，“昜”至少有三種簡化模式：楊（楊）、陽（陽）、傷（傷）；“登”則至少有四種：證（證）、鄧（鄧）、燈（燈）、鐙（鐙）。很多可以一併類推簡化的漢字組，有些只類推一半，中途莫名其妙地變異——比如，盧簡化成了盧，瀘、顱也相應簡化成了瀘、顱，但爐、驢卻被簡化成了爐、驢。有些又只類推一小部分，其餘的原封不動——比如，憶、億已經簡化成了憶、億，臆、噫卻不簡化。漢字固有的邏輯體系，就這樣毫無意義地破壞掉了。

相比之下，日本的漢字簡化，就比較多地顧及到漢字的體系完整。新加坡文字學者謝世涯評價：“約定俗成和類推簡化是會產生矛盾的，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範圍，而且他們的簡化工作較保守，……同時也比較堅持類推的原則，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現象比較少，中國則層出不窮。”

三、定位不同、領袖意志，是中日漢字簡化出現上述兩大區別的根源

中國的漢字簡化，與日本相比，之所以存在上述兩大區別，除了兩國對漢字簡化的定位不同——中國將其視為漢字拼音化的過渡手段；日本則是為了規範、簡化漢字形體，控制漢字的日常使用數量——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領袖意志的干擾。譬如，毛澤東在看過1952年的《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後，提出意見“漢字數量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就未必妥當。

縮減漢字總量，“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實際上違背了漢字自發演進的規律。自古至今，一方面，為了便於書寫，漢字會追求形體的簡化，自唐而下，自發出現了大量的簡體字；另一方面，為了表意明確，漢字又會追求數目的繁化。比如，當“雲”字逐漸被大量用於“孔子云”、“孟子云”時，古人就造出了一個新字“雲”，來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結合體。1949年後，把“雲”、“雲”二字一併簡化成“雲”，就造成了詞義上的困擾。2006年，紀連海在央視百家講壇節目中講“子云筆札君卿舌”，錯把“子云”解讀成了“子曰詩云”。其實，這裏的“子云”，是指漢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子雲筆札”想來是斷不會被理解錯的。

大規模的“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給漢語的表意明確，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比如，面和麪，本是兩個意思完全不同的詞。前者指臉部、臉面；後者指糧食磨成的粉。所以，民國人讀《水滸傳》“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麪湯，安排打火做飯吃”一段，可以很清晰地知道，燒的“麪湯”是洗臉水；但今人來讀，恐怕就不免要理解成煮麪條來吃了。再如，𨓈和適，在古代不但是兩個不同意思的字，連讀音也不一樣。“𨓈”讀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讀shi，是到哪裏去的意思。強行用“適”來代替古代的“𨓈”和“適”，那要分清這些古代名人——南宮适、李適、高適、沈適、洪适、趙汝適——究竟是“𨓈”（kuo）還是“適”，就很要命了。現在很多著作，也只好強行把《夢溪筆談》的作者沈𨓈（kuo）改名為沈括。其實，既然“摘”“滴”“謫”都沒有簡化，“適”又有什麼必要非得簡化成“適”，然後平白增添如此多音、義上的混亂呢？類似情形，在1964年的《簡化字總表》中，非常地多。

以上，並非50-80年代中國漢字簡化的全部弊端。指出這些弊端，也並不是為了反對漢字簡化。漢字的簡化是必須的。重温這段痛史，只是為了提醒今人：我們現在使用的簡體字，是一場粗糙、草率的改革的產物，仍然有待改進。

“豐”字古已有之，意為容姿美好，寫成“張三豊/豐”是不對的

參考資料

（新加坡）謝世涯，《新中日簡體字研究》，語文出版社，1989；

陳熾洪，《從改革到規範——試論漢字簡化的失誤》，收錄於《藟緣論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葉籟士，《簡化漢字一夕談》，語文出版社，1995；

謝世涯，《中國與日本簡化漢字的評騭及今後整理與簡化漢字應循的原則》，收錄於《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1987；

（日）白川靜，《漢字百話》，中信出版社，2014；

史定國主編，《簡化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