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命名政治——以色列地名與話語霸權_風聞

在猶太復國主義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框架內，以色列政府通過讓國民不經意地閲讀地標、地圖，使復國與復興猶太文化的意識形態印刻在地理標誌上，並將其自然化。地標有意識形態的潛文本，不經意地閲讀，就會將意識形態內化。　　【內容提要】從圍繞以色列地名變遷展開的政治與文化博弈，揭示出地名雖然只是一種象徵符號，但是通過它，不同的人對生活環境可以賦予不同的意義，地名從來不是客觀的、自然的，它是共同體生活價值的載體。在猶太復國主義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框架內，以色列政府通過讓國民不經意地閲讀地標、地圖，使復國與復興猶太文化的意識形態印刻在地理標誌上，並將其自然化。地標有意識形態的潛文本，不經意地閲讀，就會將意識形態內化。本文將揭開地圖、地標的潛文本，剖析地理文本背後的權力博弈。

　　【關鍵詞】地名　希伯來化　猶太復國主義　意識形態

　　一、地名疑雲

　　2010年1月我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訪問，與以色列學者交流猶太大屠殺研究，不期有個意外收穫。開會前幾天空閒，籌劃一次開車自駕遊覽以色列。在美國時就聽説以色列租車很便宜，找到一家Hertz租車行，租價果然誘人。但不認識路，只好再租一個GPS衞星定位器。在GPS的指引下，從特拉維夫驅車開往耶路撒冷。距離並不遙遠，一個半小時就到了耶城。其實，整個以色列國土才2萬多平方公里，從一端到另一端也沒多遠。一路上看到許多耳熟能詳的地名，在《聖經》上出現頻率很高。每過高速公路一個出口，綠色交通指示牌上醒目標着“希伯倫”(Hebron)、“撒瑪利亞”(Samaria)、“猶大”(Judea)、“別是巴”(Beer Sheba)、“拿撒勒”(Nazareth)等，如雷貫耳，讓我想起《舊約》講述的古希伯來民族開疆拓土的悲壯故事。一路開下來，我越來越確信這裏乃猶太民族發祥之地，一個古老民族曾昔日輝煌，如今歸返故里，再次發軔，重振雄風。但一個小小的技術故障，使我意識到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開到耶路撒冷時，我找“大衞王路“(King David Road)去入住飯店，反覆在GPS上輸入這個英文地名，儀器卻不識別，只好問路。一位熱心人告訴我，這條路原本不叫這個名字，是阿拉伯地名，與大衞王毫無關係。當輸入她寫給我的地名時，GPS才順利接受。

　　這件小事讓我難以釋懷，請教了希伯來大學一位歷史教授，他説以色列建國後，政府曾成立地名委員會，把大部分阿拉伯地名，改為聖經上或猶太法典上的名字，還用復國主義色彩的稱謂命名了不少地方。以色列政府通過重修國家地理，強化猶太復國與土地的聯繫，給以色列建國提供合法性，讓國民世代緬懷猶太祖先悲壯的歷史，也迫使阿拉伯人接受猶太人佔領的事實。這顯然是個有意思的課題，地名與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都密切相關，世界各國在歷史轉折關頭，常在地名上大做文章，北京、上海的地名也在幾十年前隨政治運動風雲變幻，有幾次大變遷。所以，研究地名的變化，可以揭示背後更深層的權力博弈，如民族國家的認同、價值觀的重塑、歷史再書寫、以及政治話語的合法性等。因此，我一直沒有放下這個題目，繼續收集資料，發現以色列地名值得研究，細緻梳理以色列地圖更名與命名的歷史脈絡，可以揭示現代以色列史上的諸多問題。

　　二、英託管巴勒斯坦時期的地名博弈

　　所謂“以色列地名希伯來化”，並非肇始於以色列建國，早在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1923～1948年)，這一計劃已經初露端倪。19世紀赫茨爾領導的猶太復國運動風起雲湧，他號召歐洲離散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失去的家園。離散猶太人對“以色列地”(這裏採用《舊約》“和合本”的譯法，Eretz Israel，或the Land of Israel)的想象，主要來自猶太《聖經》和猶太教儀式，但現實中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定居點(Jewish Settlement)，與經書文本記述的象徵性家園相去甚遠。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給滿懷熱情移民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當頭潑了冷水。這給猶太復國運動提出一個迫切任務：必須將猶太曆史和記憶與巴勒斯坦地理聯繫起來，把猶太復國與復興猶太文化的意識形態印刻在地圖上。也就是説，用希伯來地名喚起猶太移民的民族情緒，認同巴勒斯坦為“上帝應許之地”，讓命名建立起身份與空間的聯繫，讓記憶穿越漫長的時間阻隔，通向當下對巴勒斯坦的文化殖民。實現這個目標談何容易，《聖經》和猶太史料只提到過174個地名，而巴勒斯坦的山川河流、村鎮城市大多是阿拉伯地名，一百多個希伯來名字無法滿足更名的需要;於是，推動重修巴勒斯坦地理的“希伯來文化純粹主義者”稱，尚有大量希伯來地名不為人知，需要進一步考古發現。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許多歐洲機構、團體對巴勒斯坦進行地理考察，目的是將《聖經》地名與當代巴勒斯坦地貌聯繫起來。這一時期漸漸形成一種理論，認為雖然朝代更迭，歷史滄海桑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名中仍保留了古代閃族名稱的形式，即使拼寫變化較大，也還可以回溯到《聖經》時代;拼寫變化系公元7世紀以來，阿拉伯人佔領巴勒斯坦的後果，古代希伯來地名被阿拉伯人扭曲了;這一假説為希伯來化地圖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1925年，定居英託管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自發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規劃猶太人定居點的命名，命名原則有兩個，一是“恢復”《聖經》或猶太法典上的地名;二是以復國主義歷史人物或政治領袖命名，紀念他們的豐功偉績。這一組織到1951年3月才解散，一共存在了26年。這26年中，特別委員會一共命名415個新定居點，其中，“恢復”古希伯來地名108個，為紀念歷史人物命名120個地方，還有187個命名屬象徵的，即以象徵猶太曆史或文化的名字命名土地。應當指出的是，1931年復興希伯來語運動與地名希伯來化運動一起，構建起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希伯來語復興，絕不止於恢復希伯來語為日常語言，它有更重要的使命，即將錫安主義者從巴勒斯坦地區族羣混雜的現狀中提升出來，使其成作為一個鶴立雞羣的文化共同體。

　　英國託管當局從1922年起，承認希伯來語與阿拉伯語、英語一道，共同充作巴勒斯坦官方語言，但對官方出版物上標出希伯來地名卻十分敏感。猶太復國主義者常年遊説英國人接納希伯來地名，使之與阿拉伯和英語地名並列印製在地圖上，至少也要出現在官方文件的索引上，促使官方事實上認可巴勒斯坦為猶太家園。但結果不如人意，20世紀40年代當局出版的“聖地1：100000地圖”上，絕大部分地方仍為阿拉伯和基督教傳統地名，具體數字為：3700個阿拉伯地名，200多個希伯來地名(在猶太人定居點範圍內)，還有以英語形式拼寫的《聖經》地名，比如Jerusalem (阿拉伯語：Al-Quds， 希伯來語：Yerushalaim)，Hebron(阿拉伯：Al-Halil，希伯來：Hevron)。地名以不同形式標識，顯然不僅是語言表層的差異，它可以喚起不同族羣的情感與記憶，也是操縱政治環境的工具。

　　三、以色列建國後內蓋夫沙漠地名的希伯來化（1949 ～ 1950年）

　　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地圖希伯來化成為一場國家推動的、旨在以希伯來語命名整個以色列地貌的一場運動。這是現代以色列空間史上的一場革命，它始於1949年對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的命名計劃。透過這場運動可以看出，立國後的以政府，努力把復國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兩個層面結合起來，一個是猶太復國的地緣基礎——“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另一個是猶太文化復興政策——即恢復希伯來語和猶太傳統為以國核心文化，兩者的結合便轉化成聲勢浩大的地名希伯來化運動。

　　英國政府曾在1948 ～ 1949年間，圖謀將內蓋夫沙漠從以色列版圖上分離出去，結果引發了以政府的內蓋夫沙漠更名計劃;內蓋夫沙漠佔以色列領土近一半，為宣示主權，以總理本·古裏安親自主抓內蓋夫地理計劃。1949年6月，他第一次視察內蓋夫沙漠，做出指示：

　　內蓋夫地區有大量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混亂的和無意義的，有些甚至有負面影響或屬冒犯性質，體現了外國文化精神。當以色列國旗在內蓋夫沙漠升起時，更改地名就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去掉外國地名，改為希伯來名稱，才能貼近內蓋夫保衞者和定居者的心。

　　古裏安任命一個委員會，任務是勘定內蓋夫沙漠各地方、山脈、河流、道路的希伯來名稱。地名勘定工作分兩個步驟，第一步由委員會下屬的“地理分會”(geographical sub-committees)根據託管當局1：250000地圖收集地名，把阿拉伯地名翻譯成希伯來語。第二步再由“歷史分會”(historical sub-committee)整理收集來的地名，在聖經、猶太法典、埃及或亞述碑文上，甚至在希臘、羅馬文學中尋找歷史材料，炮製希伯來地名。最後，由委員會制定命名規則，按規則落實命名工作。規則大致歸納如下幾類：第一，儘量使用《聖經》名稱，即使不是地名也可以用;第二，以猶太曆史人物命名，例如，馬薩達(Masada)附近的不少地名，就以反抗古羅馬起義的猶太英雄命名;第三，反映地標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直接翻譯成希伯來語;第四，實在找不到歷史淵源的阿拉伯地名，就音譯成希伯來名。

　　當然，首推聖經或猶太法典地名，既可以表達“以色列地”與古代文獻之間的“連續性”(continuity)與“一貫性”(coherence)，又可以見證古代猶大和以色列王國與現代以色列之間的歷史聯繫，是一種復國意識形態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訴求。但人願難遂，因歷史材料缺乏，實際操作起來並不容易。在內蓋夫範圍內，《聖經》只給提供了大約40個地名，委員會只好去蒐集一些非猶太史料，堅信現存地名的背後，一定隱藏了希伯來名;於是東拼西湊，勉強恢復了些希伯來經卷地名;但令人頭疼的是，一些古代文獻中出現過的地名，無法確定其地理方位，只好命名了些無關緊要的幹河;這樣算下來，內蓋夫沙漠一共才恢復70個古希伯來經卷地名，其中包括河流、水井、定居點和廢棄的阿拉伯村。

　　內蓋夫地名工程僅用8個月就勝利完成，一共命名了560個地名(大部分是翻譯阿拉伯地名和以歷史人物命名)，地域覆蓋從埃拉特(Eilat)、加沙至英該地(Ein Gedi)一線，幅員近以色列國土的一半。這項計劃意義重大，標誌着官方組織的地名工程正式啓動，具備了向全國推廣的條件。內蓋夫地名勘定工作一結束，本·古裏安就給地名委員會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盛讚他們的成就：

　　我代表以色列政府對你們的工作表示感謝。你們勘定了內蓋夫沙漠地區的山川、河流、道路、泉井等地名，讓以色列一半領土洗刷了外國語言帶來的恥辱。這項工作首先由以色列國防軍開啓，他們把內蓋夫從外國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我希望你們繼續他們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從外國語言的統治中救贖出來。

　　四、以色列全境推廣更改地名計劃（1950 ～ 1960年）

　　委員會原職責僅限於南部內蓋夫沙漠，此時委員會主席已不滿足這個範圍，他在1950年11月向政府提議將整個國家地圖希伯來化。1951年3月，以色列政府正式組建“政府地名委員會”(Government Names Commission)，成員由當時最著名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文學家組成，希伯來化範圍向全境推廣(但不包括地方政府管轄的街道名稱)。緊接着，政府又於1952年成立“希伯來語言學院”(Academy of Hebrew Language)，希伯來化名稱已經擴大到動植物學名;不久語言學院與地名委員會合並一家，同心協力清除以色列境內所有外國名稱。當年改名的情形很偏激，國父本·古裏安利用聲望和特權，強迫政府高官改從希伯來姓氏。要知道以色列國民來自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姓氏早按所居國習俗歸化了，他命令軍隊高官和外交官改姓，會給多少家庭帶來不便和尷尬，這一政策到1995年9月才廢止。當然，還有很多到以色列定居的猶太移民主動改姓名，比如，名叫大衞·格魯恩(David Gruen)的波蘭移民，到以色列後就改名為大衞·本·古裏安(David Ben-Gurion)， 本來叫戈爾達·邁耶森(Golda Meyerson)的姑娘，改隨以色列鐵娘子總理戈爾達·梅厄(Gold Meir)的名氏。以色列人要徹底棄絕老歐洲猶太人的一切，塑造“薩布拉”(sabra)——新猶太人的形象。歐洲猶太人沒有土地、蒼白怯懦，而薩布拉則是有家園、全副武裝、皮膚古銅色、有能力保衞家園的猶太人。命名佔領的土地象徵一種文化裂變，也即民族精神的超越與昇華：《聖經》上的古希伯來人涅槃重生了。

　　從1950至1960年這十年間，地名希伯來化政策已在以色列全境展開，國家地名委員會吸取內蓋夫經驗，給第二階段地名勘定工作制定了嚴格、明確的實施細則：第一，總原則：把所有阿拉伯地名更改為希伯來地名，給無名地方命名。第二，凡以阿拉伯人名或諢名命名的地方，一律徹底更換名稱。第三，凡屬描述地貌或自然現象的阿拉伯地名，一律翻譯為希伯來語。第四，阿拉伯地名發音與希伯來語相近者音譯。第五，阿拉伯聚居村地名不宜希伯來化者，但如恰有對應的古希伯來名稱，也建議更改。

　　從1950年到1958年，地名委員會共勘定地名3000個，取得階段性成果，官方出版了1：100000希伯來化國家地圖。到1960年代初，委員會勘定地名5000個。在這些數字和成果背後，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日常經驗被改寫或取消了。阿拉伯地名對本地阿拉伯人來説，乃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自然的事情，即使對猶太老住户來説，也是如此。而以政府卻認為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不真實的，人們儘可用阿拉伯地名辨識地形、地貌，但在文化上卻是錯誤的。政府推行希伯來化工程，漠視本地居民以日常語言稱呼的地名，這意味着通過地名積澱下來的民間經驗與記憶喪失殆盡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僅失去了家園，也失去了自己的語言;所以，阿拉伯世界譴責以色列不僅在空間上隔離巴勒斯坦人，也在語言上囚禁他們。

　　當以色列地圖大多已更改為希伯來地名時，新地名是否深入人心、暢行無阻仍是個問題。百姓的習慣很頑固，地名委員會要宣傳和推行新地名，任重道遠。本·古裏安首先帶頭貫徹落實，他利用軍隊紀律嚴明，強行灌輸新地名，命令以國防軍系統內全部使用新地名，軍方最高指揮部要逐級下發新地名到各軍事單位，並立即投入使用。委員會還發現路標是個有效手段，可以讓人不知不覺地接受新地名。於是，動員交通部門修改路標和交通牌。同時，下文到教育部，要求學校老師和學生把宣傳新地名作為一項光榮任務，從己做起，剔除外國地名，牢記希伯來地名。地方政府也行動起來，號召出版社、郵局、勞工部門、教育機構、公司、電台一起宣傳、使用新地名。據以色列國家地名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截止到1992年，共勘定希伯來地名7000個。不斷更新的國家地圖，讓猶太文化與以色列土地緊密相連，有效地強化了公民的國家認同感。新地名循序漸進地融入公民日常生活和語言中，今天以色列人完全內化了希伯來地名，對大規模的更名運動卻渾然不覺。

　　五、“六日戰爭”與“被佔領土”地名（1967 ～ 1992年）

　　1967年“六日戰爭”結束後，“被佔領土地”(Occupied Territories)也被納入國家地名工程。所謂“被佔領土”，要追溯到1949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時，阿、以在聯合國斡旋下劃定一條“綠線”(Green Line)作為停火線。以色列國的版圖即劃定在綠線範圍內，也就是所謂“老以色列”(Old Israel)，耶路撒冷被一分為二。“六日戰爭”以色列大獲全勝，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加沙地帶等“被佔領土”，也被囊括入以色列版圖，耶路撒冷東區也被併入“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從此，“綠線”就在以官方地圖上消失了，以色列兒童再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地名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也隨戰爭擴大，政府要求新領地上的地名要與國內地名相一致，要有連續性，這樣，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等地區也同樣實施希伯來化政策。1977年利庫德集團上台後，約旦河西岸立即更名為“猶大”(Judea)和“撒瑪利亞”(Samaria)。因為“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或者“被佔領土地”這樣的名稱，無法表達與《聖經》的歷史聯繫，更沒有實現《聖經》救贖的涵義。啓用“猶大”和“撒瑪利亞”等《聖經》意象，可以吸引猶太人到約旦河西岸移民或定居。猶太人從小就飽讀各種《聖經》讀物，盡人皆知撒瑪利亞為古以色列王國首都，又是現代以色列的心臟;也知道古猶大國王約西亞如何復興猶太教。這些故事吸引着世界猶太人回到上帝應許之地，以便遵守上帝神聖的戒律。

　　我在美國常看電視上一個“猶太生活”頻道(JLTV)，節目間總插播公益廣告，這些廣告號召美國猶太人去以色列移民，給他們展示《聖經》上昔日輝煌的所在——聖殿山、錫安山、撒瑪利亞或猶大，風光秀麗、人傑地靈，召喚他們回到自己的土地，建設猶太家園，不再飽受異鄉悽寂飄零之苦，很有煽動力。其實從1300年以來，圓頂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的金頂一直標誌着耶路撒冷聖城的天際線，它坐落在摩利亞山頂(Mt Moriah)，亞伯拉罕曾在此祭子，默罕默德夜行登霄，從麥加到耶路撒冷於此落腳。千百年來，這裏一直叫“崇高聖所”(Haram al-Sherif)。但從“六日戰爭”後，此處更名為“聖殿山”(the Temple Mount)，凸顯第二聖殿被毀以及殘留的“哭牆”(Wailing Wall)地位。從此，美國媒體和英語導遊圖上只提“聖殿山”而無“崇高聖所”，因為基督徒更喜歡這個名字，特別是美國原教旨基督徒，堅信猶太人回到以色列重建家園、重修聖殿之後，耶穌就會再次降臨。

　　國內有學者曾收到邀請信，稱在巴勒斯坦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中國的世界地圖上有巴勒斯坦，但西方地圖上卻根本沒有這個地方，所以一時間竟不知道該到哪裏去辦簽證。以色列政府在“六日戰爭”後，不僅把約旦河西岸地區更名為“猶大和“撒瑪利亞”，而且還禁止官方使用“巴勒斯坦人”這一稱謂，生活在西岸和被佔領土的巴勒斯坦人，被統稱為阿拉伯人，鐵娘子梅厄宣稱：根本就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自古希臘時代已存在數千年的古名稱，竟被以色列政府矢口否認了。

　　六、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早在1946年，巴勒斯坦人就不斷向英國託管當局提出抗議，指責猶太人企圖以希伯來地名替換阿拉伯地名，這與猶太人沒有簽證來巴定居一樣沒有合法依據;納粹大屠殺開始後，英國政府曾試圖控制猶太人大量湧入巴勒斯坦，結果猶太人竟不惜用暴力、走私等非法手段，從歐洲和其他地方越境闖入。還利用各種手段從阿拉伯人手裏騙得土地，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以色列建國後，政府有計劃地驅趕巴勒斯坦人，更改地名，破壞巴勒斯坦原生態文化。第一次中東戰爭造成了60 ～ 70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往周圍國家，四分之三的阿拉伯村名在地圖上消失。以政府有意將阿拉伯文化與記憶連根拔除，代之以復國意識形態，並使之滲透到國民日常生活之中，以犧牲阿拉伯語言為代價復興希伯來文化。

　　巴勒斯坦人從來不承認猶太人重返家園，而指認其為殖民者。他們用猶太人的邏輯對抗以色列政府，例如，出版《巴勒斯坦百科全書》，號稱經過大量考古調查，認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名源自古代迦南，而閉口不談古代以色列史。就像19世紀歐洲猶太人一樣，巴勒斯坦人也製作自己的地圖，地圖上標明1948年前巴境內只有阿拉伯人居住，而故意抹掉猶太定居點;更有甚者，不註明他們使用的地圖乃為19世紀巴勒斯坦的人口分佈。似乎受害者總會內化加害者的邏輯，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猶太人反過來變本加厲迫害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變得更為極端，不擇手段地報復、襲擊猶太人。

　　被驅趕的阿拉伯人，在加沙或西岸給自己的定居點命名時，仍會沿用原住地名稱，原來一個村子的難民也還會住在一起;甚至到第三代難民兒童的身份文件上，仍填寫第一次中東戰爭前祖輩的住址。要知道，這些阿拉伯村早已不復存在了，或被猶太移民霸佔，而巴人卻拒絕接受新命名。他們希望保留阿拉伯人鄉村居住的模式，保有祖籍的名稱，通過世代相傳，建立穿越時間與空間的延續，讓當下悲慘的生活仍連接着過去的記憶。巴勒斯坦人抱怨自己是“地圖的犧牲品”(victim of the map)、失去家園的人，地圖在他們心目中已不是指涉地理、地貌的工具，而轉化成一種信念，一種呼喚報復的行動。

　　七、結論

　　命名總是指向行動的，它是話語權力中的核心元素。它既可以激活行動，又為行動提供合法性，讓行動客觀化，同時確保權力主體不斷生產和複製知識話語。南希·鄧肯(Nancy Duncan)認為：“地標是有形的、熟悉的和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框架內，不經意地閲讀地標，可以讓印刻在地理標誌和地圖上的社會關係不自覺地進入意識，將其自然化。任何地標都有意識形態潛文本，不經意地閲讀，就會將意識形態內化。”以色列政府深諳地名、地標對思維和習慣的塑造作用，花大力氣更改地名、重修國家地理。但追根溯源，猶太人修改地名的歷史源遠流長，古代希伯來經典中就有許多更改地名、宣示征服的事例。《舊約》“士師記”中記載：“猶大和他哥哥西緬同去，擊殺了住洗法(Zepphath)的迦南人，將城盡行毀滅，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瑪(Hormah)”(《舊約》和合本《士師記》1：17)。還有公元前2世紀哈斯摩尼(Hasmoneans)王朝對統治地域內的希臘地名，悉數更改為希伯來名。給征服土地易名的先例，在猶太民族史中比比皆是，它象徵文化上的再次征服。因此，以色列愛國主義自有其民族血脈裏的悠遠傳統。該民族對地名的象徵意義也異常執着，例如“猶太復國主義”或曰“錫安山主義”(Zionism)本身就從地名而來，追溯到大衞王時期，錫安山與聖城或聖地同義。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籍地名錶達三個核心概念：上帝、選民和土地，政治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在地名上融合了。篤信宗教的猶太人與強硬的復國主義者同樣堅信，這三者相互緊密聯繫，乃猶太精神的永恆品質，只有生活在上帝應許之地，猶太人才能遵從上帝的法律，“以色列地”與《聖經》“法律書”(Torah)兩者密不可分。

　　我驅車到達耶路撒冷時，發現這個城市人口按照信仰、種族分居四區：猶太區、亞美尼亞區、基督教區和穆斯林區。風格迥異的宗教建築，被一股腦擠壓在“老城”牆內侷促的空間裏，好像世界文明的微縮景觀。雖然同為以色列公民，但穆斯林人、基督徒與猶太教徒貌合神離，大家住在一起乃權宜之計。不同族裔的導遊，講起耶路撒冷史會各不相同，猶太導遊從大衞、所羅門王起講，猶太民族萬世一系，此乃古希伯來聖城，猶太人的夢想與家園。而阿拉伯導遊則情緒激昂地譴責以色列霸佔耶路撒冷，驅趕無辜巴勒斯坦人，使他們失去家園，流離失所。不同信仰在文明交匯處相互博弈，競相表達自己，爭搶旁觀者的認同，給自己正名。海德格爾在《尼采》一書中指出：信仰不是對象化的偶像崇拜，這樣只會被偶像抽乾其神性，信仰之真諦乃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在耶路撒冷，宗教信仰與西方國家大不相同，現代西方政教分離，宗教退居私人領域，成為現代生活的心靈緩衝劑或孤獨焦慮的心理撫慰，它不進入公共政治生活。而在聖城，信仰就是公共生活本身，許多人每天的作息圍繞着宗教儀式，猶太人、阿拉伯人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戰，為信仰去死，信仰規定了每個人存在的意義。在以色列，現代與古代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傳統宗教信仰與現代民族主義相互重疊，信仰生活與政治鬥爭犬牙交錯。哭牆、聖殿山雖為宗教聖地，也恰是民族主義交鋒的場所。猶太人在宗教朝聖中激發出的民族認同，把政治鬥爭換來的獨立國家，想象成遵上帝召喚重返“應許之地”，給現代國家搭起重返歷史的虹橋。結果是，以色列國變成古猶大和古以色列王國的現代化身，一個“萬世一系”的神話就這樣打造出來。

　　地名只是一種象徵符號，通過它，不同的人對生活環境賦予不同的意義，符號作為信息源，規定着不同人羣彼此間交流的內容與意義，所以，地名從來不是客觀的、自然的，它承載着共同體的生活價值。

　　王　炎：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