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正統在台灣——偷茶葉蛋判刑的法理淵源_風聞

作者：香菜

“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是一箇舊話題，每當網民想嘲笑台灣落伍媒體，就會把這條2011年的老段子翻出來。

最近，大陸互聯網已經逐漸遺忘了“鑽石茶葉蛋”，台灣社會卻不甘寂寞，為這一話題提供了新的註解。6月16日，台灣高雄市一名超市女員工因偷吃兩枚茶葉蛋，被法院認定“業務侵佔罪”成立，處以三個月徒刑。

台灣物價和大陸差不多，兩枚茶葉蛋均價18元新台幣，合人民幣不到4元，店員卻要蹲監獄。對此，負責判決的高雄法院表示無奈——“業務侵佔罪”最輕為六個月徒刑，法官依法減刑二分之一，“這已是法律允許法官判處的最輕刑罰”。

有理由相信，台灣法官寫判決書不是為了給大陸網民造梗，但這個判決實在很有網絡段子的潛力。平日裏大陸網民看台灣，雖然也有調侃和誤解，但不會覺得那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社會，可是兩枚茶葉蛋判3個月，用大陸的法理和道德實在解釋不通。

平時台灣媒體滿口“小確幸”，怎麼轉身就成了一個嚴刑峻法的社會呢？

這一落差背後，是70年來台灣和大陸發展道路的根本差異。

1

保衞私有財產

在當代人看來，撿到錢如果數額較小，不交給警察叔叔，只是一個道德問題。然而在很長的時間內，不管在中國還是西方，這都不僅僅是道德問題，還伴隨着（理論上）很嚴重的法律責任。

戰國時代的《法經》規定“拾遺者刖，曰：為盜心焉。”拾遺就是在路上撿到東西佔為己有。統治者視為盜竊，刖刑伺候——砍掉右腳或者雙腳。

戰國距離今天有2200多年，但類似的法律被繼承了很久。隋朝時期甚至有無賴專門在有錢人家附近丟東西，就是想利用拾遺不還要判抄家的法律條文來構陷對方，敲詐勒索。

撿東西處重刑，根本原因是封建主最重視所有制的穩定，所以不惜以殘酷的手段來嚇阻破壞規則的人。

古代用來形容盛世的【路不拾遺】，背後是非常野蠻的刑法。

封建時代最重要的秩序是土地資產的歸屬，資本主義的生產不一定依託土地，對勞動力的重視程度有所上升，所以資產階級社會雖然也不惜重刑保護財產，但相對“心疼”勞動力的價值，制定了更人道一點的法律。

《共產黨宣言》有云：“資產階級曾在歷史上起到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比如説， 1789年，12歲的英國女孩瑪麗·威德被捕，原因是因為生計而偷竊。英國政府先是拿出封建時代的判例，判她死刑，然後依據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改成流放罪，送她到澳大利亞。200年後，瑪麗·威德的第五代後裔名為陸克文，成了澳大利亞總理。

總之，封建社會和早期資本主義都會對侵犯財產權的行為處以重刑。《悲慘世界》裏的冉阿讓怒斥這種司法體系：“因為一個麪包，坐了十九年的牢。”，但無濟於事。

2

大清遺風

封建主義、早期資本主義，都是19世紀的舊事了，為何能影響21世紀台灣的判決？這又要追溯台灣法典的來源。

1911年，風雨飄搖的清政府為了避免滅亡，推出了帶有一定資產階級改革的《大清新刑律》，儘管這部法律完全沒有挽救腐朽墮落的清王朝，卻被接下來的民國政府所繼承。

《大清新刑律》的原則很簡單，誰強就學誰。

日本人剛剛打贏了自己，打贏了俄國，於是中國法典全面借鑑日本成例，而日本當時的法律體系又源於德國。所以，從社會基礎來看，20世紀初的中國法律是清朝封建主義殘餘和19世紀歐洲大陸資本主義的混合體。

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站穩腳跟，頒佈《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對北洋時期的法典修改不大，只是進一步學習日本，更加傾向資產階級規則。在這部法律中，【業務侵佔罪】做如下規定：

【對於公務或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之後，在“中華民國”不斷縮小的控制區內，有政變，有戒嚴，有世襲，也有開放黨禁，但始終沒有全面的社會革命。所以從清朝繼承的法律也變化不大。剛剛給店員判刑的法官沒有騙我們，一旦【業務侵佔罪】成立，當前台灣的法條的確至少要判6個月：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所以，儘管法官用足了規定的減刑力度，也只能減半判3個月，因為這就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對侵犯財產權的處置慣例。2019年的台灣法官必須如此判罰，正如他1919年的前輩。

3

不革命的代價

1911年之後，歐美社會，尤其是實行大陸法系的德法俄等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以及兩場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地位的世界大戰，法律體系也隨之變化，至少不會因為小事就給社會埋下階級衝突的地雷。

就算法條變化不大，也要通過【非犯罪化】改革，明顯放鬆了嚴刑峻法。

所謂【非犯罪化】，就是量刑要謹慎，對於刑法的使用範圍要縮小，不能僅僅因為性質定義而濫用刑罰。

比如吃了兩顆茶葉蛋的女店員，如果只從性質去定性，可以認定她濫用超市老闆對她的信任，進行了不可復原的財產權轉移，的確犯了侵佔罪。但在經歷過革命的地區，儘管也保護私有財產，但會通過更詳細的條文來排除很多細小事件。中國大陸的刑法條文就是如此：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

對比台灣地區的法規，最明顯的變化是【數額較大】，即行為的危害性如果不大，就構不成侵佔罪。

德國與日本雖然未經革命，但也經歷了世界大戰的洗禮，給法律打了很多“補丁”。現行的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不加重自由刑的輕罪情況下，檢察官可不經法院同意中止刑事訴訟，但以損失較小，行為人的責任輕微，且不追究也不違反公共利益者為限。】

當然，現代還有很多人崇尚嚴刑酷法，認為只有用雷霆手段才能鎮住犯罪分子，哪怕是輕微犯罪都要嚴厲處罰。

但進行類似輕微“犯罪”的人一般都是底層民眾，他們平日的生活本來樂趣就不多，再被這種嚴刑峻法所懲處，難道會對社會更友善？

因為一塊麪包，他被判入土倫監獄服刑五年，他心理覺得冤屈，所以不甘地多次越獄，結果罪上加罪，就這樣，他在監獄裏被關了十九年……

每當想起因一塊麪包帶來的十九年牢獄之災，他滿心滿身都是憤怒，所以當他終於能出獄時，滿心也都是報復和泄憤的想法。

——《悲慘世界》

經過世界大戰與全球革命的教育，現代資產階級國家大多看清了這一點，台灣卻因為特殊的地理和歷史環境，迴避了進步浪潮，繼續沿用100多年前的法律條文，所以製造了大陸網民無法理解的判例。

馬前卒工作室6月19日的文章《穿高跟鞋就是保衞天皇》（點擊標題閲讀）曾論述日本這個邊緣島國的文化“固結”現象，類似的理論也可以應用於台灣。

4

面子和裏子

最近台灣司法界有了一股時髦潮流，主張廢除死刑。不少法官和法律學者認為廢除死刑就是追趕“歐美國際潮流”。這一風潮從司法界轉入政治圈，在2003年促成了一個組織——“廢死聯盟”。

聯盟除了推廣“廢死”理念，還通過聘請律師、組織街頭運動、訴諸媒體等方法，積極幫助重犯擺脱死刑。台灣政客是很樂意玩弄法律概念的。

然而，茶葉蛋判刑事件説明，作為前殖民地，以及反動“中華民國”的最後控制區，台灣從清朝、民國乃至舊日本繼承了大量文化糟粕，會經常以法律的名義傷害民眾，製造社會割裂。

這才是台灣司法體系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卻很少有人關心。從現在的趨勢看，儘管台灣政客頻繁用司法遊戲來博取選票，但如果沒有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再過100年還會有人因為茶葉蛋坐牢。

這就是為什麼要“解放”而不是“統一”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