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殖民帝國：以戰敗的屈辱為動力創建的大帝國_風聞

一、租界昭示的法帝國性格

上海浦西市區的原法租界，道路乾淨清爽，兩邊滿是法式梧桐、花園洋房、咖啡館與畫廊。事實上，在晚清到民國期間，這裏的法租界就已經是一個高檔社區了。相形之下，當時的英租界給人的印象就比較淡薄（外灘多的是高樓大廈，更像一個純商業區）。這裏就有一個問題：同為租界，為什麼英租界看起來就沒有法租界那麼宜人？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一書中回答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英法兩國在租界管制上的理念、做法完全不同。用白吉爾書中的話來説，“公共租界採用大不列顛的自由主義制度，法租界則奉行雅各賓派的傳統。一邊是商人寡頭挖空心思維護自身的利益，另一邊則是專制官僚自稱要為共和理想服務。”

大致來説，公共租界的管理方式是商人自治。對這些商人，英國領事告誡道：“在華英商應該自強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棄了這種態度，過多地依靠國家幫助，他們就不再是企業家……不再是英國人。”這個商人自治組織工部局（公共租界的領導機關）對市政建設興趣乏乏。該租界的公共設施由私人投資，以獲取盈利為目的，這樣就既不充足也不普及（有也只供外國僑民使用，儘管在十九世紀後期已經有大量中國人選擇生活在租界）。

但是在法租界，情況就兩樣了，奉行的是巴黎的垂直行政管理。白吉爾指出：“如果説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於自由港的地位，那麼法租界則像是一塊受巴黎政府管轄的殖民飛地。”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領導機關）董事會雖然是納税人選舉產生，但要聽命於法國領事。法租界的年度行政預算是在巴黎規劃制定，由法國外交部直接派發，市政建設的經費也得到了法國國內的支援。相比起英國商人，在滬的法國商人要少得多，行政官僚、醫生和傳教士居於僑區的領導地位，其主要活動並不是求取利潤，也不具備同巴黎抗衡的動機與實力。所以相比工部局，公董局更像一個巴黎派出的政府機關，有“大政府”的氣魄。

這當然源自法國大一統的政府集權傳統，但公正地説，法國人對其屬民，確實也要比英國人來得更“一視同仁”。雖然紆尊降貴，但是公董局或多或少地表示出對整體利益（租界的中外居民）的某種關心。“例如，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計劃得進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設。反觀公共租界所開闢的公園，直到1928年都禁止華人入內。”又比如，在公共租界，自來水由私人運營，向私人開放，而在法租界，則是面向全體免費的。這出自法國大革命時代共和理想的遺澤：人人平等、社會進步和理性規劃。

在這種普世性格的共和理想光照下，法租界在1914年就引入了兩名中國士紳進入公董局擔任諮詢董事，這一舉動比起公共租界要早十二年。

以上並不是在説，法國人比英國人更善於治理租界，只是想指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從上海法租界的治理模式上可以看出整個法蘭西帝國的方略與性格。

上海法租界內正在候車的乘客

二、是什麼在推動法國的海外帝國擴張事業

在繼續敍述之前，需要對法蘭西帝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與辨析。

我們這邊講起法蘭西帝國，浮想在腦中的景象總跟拿破崙扯不開關係：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開創了法蘭西第一帝國（1804—1814），他的侄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即拿破崙三世（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建立了第二帝國（1852—1870）。但如果從法國海外殖民史的角度來講，則法蘭西的帝國史可不止有這短短近三十年，而是另外有一套時間設置。

一般我們認為，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法國在兩個長時間段中拓展並保有一個殖民帝國：1534年至十八世紀晚期是第一殖民帝國時期，1830年到二十世紀中晚期則是第二殖民帝國時期。在它的頂點，法蘭西帝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幾個帝國之一，佔據一千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

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是從十六世紀早中葉開始的，當時，在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競爭中，法國開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建立商貿點與殖民地。從一開始，法國人的殖民行為就與英國人非常不同。日後德意志帝國的首任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打趣道：“法國有殖民地，但沒有殖民者。”俾斯麥雖然評論的是他那個時期法國人的殖民行為，但徵諸歷史也是非常準確的。

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其有關法國北非殖民地的文章中寫道：“法國，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它領土的範圍，它的富饒，一直以來都位列大陸強權中的頭等。陸地一直是展示它力量與榮耀的國家舞台。海上貿易只不過是它存在的附屬品。海洋從未激起，也永遠不會激起那些航海和商業民族對其會有的那種尊敬和國家情緒。海洋事業從未吸引法國的重視，也沒有獲得財力或人才方面的幫助。”[參見耶魯大學政治學者Jennifer Pitts翻譯和編纂的托克維爾文集《論帝國與奴隸制》（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編者注]

除了少數商人與冒險家，很少有法國人願意出海定居。拿法國北美殖民地新法蘭西的重要據點魁北克來説，1763年法國在七年戰爭中失敗，將其割讓給英國人，當時魁北克的法裔人口總共才有五萬到八萬人（其他地方最多再有兩萬人），而英國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總人口已經達到了兩百萬，實在是眾寡懸殊。

由於缺乏足夠的殖民者和足夠的商業與社會刺激，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無比脆弱。當英國人以海養海，獲得海上霸權之後，法國在連串海外戰爭（從1740至1748年間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到1793至1815年拿破崙指揮法國軍隊對抗反法聯盟的系列戰爭）中就居於下風，並逐漸喪失了絕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強勢如拿破崙•波拿巴，考慮到法國在北美的大片領土並無人居住因此難於保衞之後，也只能在1803年，無可奈何地將路易斯安那以極低價格出售給新生的美國。

拿破崙埋頭建設自己的歐陸帝國無暇他顧（其帝國旋起旋滅，無足道），之後復辟的路易十八（Louis Stanislas Xavier，1755—1824）在位差不多十年（1814年4月至1815年3月，1815年7月至1824年9月），坐守困城也沒有什麼海外作為。直到1830年，法國才幾乎從零開始，重啓其海外征服事業。當年，法國入侵了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並在其後的十七年裏征服、控制了這片土地。這成為法蘭西第二殖民地帝國的肇始。

投降波旁王朝的拿破崙舊將布爾蒙伯爵，在1830年率兵3.7萬入侵阿爾及利亞

但一開始，代表商業寡頭利益的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1773—1850）對海外征服並不感興趣。到了拿破崙三世時期，法國才真正用心投入到這項事業上來。拿破崙三世自覺繼承了叔父的事業，所以對對外冒險頗感興趣（而且法國經濟在他的統治下有一個迅速成長期，他也建立了一支頗有能力的官僚隊伍，所以有此資本）。在他的統治下，法國在北非、西非、墨西哥、印度支那和敍利亞等地都有行動。到拿破崙三世統治結束時，法國海外領土的面積增加了兩倍，達到了一百萬平方公里。

但是第二帝國真正的成長則是在第三共和國時期（1870—1940），帝國的面積較前增加了十倍（主要是在北非、西非和印度支那）。這有幾個重要理由。其一，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政治動盪終於落下了帷幕。在此之前，法國始終有足夠多的國內問題要處理，沒有精力放在海外事業上。其二，普法戰爭（1870—1871）的大災難大大刺激了法國人，甚至可以説徹底改變了法國人對海外帝國事業的態度。這可以再分別細説。

首先，法國人有迫切恢復大國地位、走出屈辱的心理動機。在有些學者看來，法國的帝國主義態度明顯是由民族主義所推動的。曾經兩度擔任法國總理的茹費理（Jules Ferry，1832—1893）是殖民事業的堅定支持者，他強調：“如果一個人只是呆在後院，就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他認為：“所有的歐洲大國都在實施殖民擴張政策，我們也必須這樣做……法國不能只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也必須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歐洲的命運中行使屬於她的所有影響力。她必須在世界各地傳播這種影響力，帶去她的語言、習俗、旗幟、武力和精神。”

其次，當時德國無論在人口還是出生率上面都要遠遠超過法國（法國1871年的人口年增長率為0.3％，是整個歐洲最低的），法國需要在外部尋找人力資源充實自己。當時的普遍認知是，“為了拯救一個小法國，必須有一個更大的法國”。在一戰時，帝國動員數百萬海外屬民為法國而戰為這一動機提供了證明。

最後，由於普法戰爭恥辱性的失敗，法國的軍人有挽回顏面的需要。任教於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的英國學者克里山•庫馬爾（Krishan Kumar）在自己的近著《帝國雄圖》（Visions of Empire：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中描述了法國軍人的這一願望：“在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支那的叢林中，他們將消滅1870年至1871年的恥辱。此外，他們敏鋭地感到這項任務降臨到他們身上，他們既有最大的需要，也有最好的機會。他們經常主動採取行動，對巴黎文官政府的指令置若罔聞。”

曾體驗過色當戰敗的恥辱，後在越南、馬裏、塞內加爾打過多場勝仗的約瑟夫·霞飛

那麼還有沒有經濟上的原因呢？儘管有一些法國殖民主義者提出，“殖民政策是工業政策之女”，法國需要出口與投資的市場，所以要對外擴張。但庫馬爾指出，經濟數據並不支持這種説法。1882至1886年間，法國與殖民地的貿易只佔法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71%（到了1909至1913年，上升到10.2%），而同時期英國與其殖民地的貿易要佔到英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三成以上。法國對外投資的重心是土耳其、巴爾幹、俄羅斯和南美洲，也不是自己的殖民地。在1900年，法國對外投資的71.1%是在歐洲（俄羅斯就佔了25%），只有5.3%的投資是花在了法國自己的殖民地身上（到了1914年，終於上升到8.8%）。正因為如此，庫馬爾尖鋭評論説，在法國的帝國英雄萬神殿中，商人們是缺席的，他們的位置由士兵取而代之。

與此相似的情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居住在法國殖民地的法蘭西人只有七十萬，其中五十萬還集中在阿爾及利亞一地。在有些法國殖民地，法國僑民的人數甚至要少於意大利、比利時等其他歐洲國家的僑民。在法蘭西帝國極盛時期，它包括1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500萬屬民，但是居住在這個帝國中的法蘭西人為數甚少。

因此，推動法國海外帝國擴張事業的，並不是殖民者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動力，因為它就是一個官方行為，其目的是政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威望的考慮。

三、法蘭西民族國家的建設方略

在《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中，美國曆史學者簡•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裏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對帝國給出的定義是：“帝國是一個龐大的政治單元，是擴張主義的，或在歷史上擴張至廣大領土上的，在兼併/整合新人羣時仍維繫區隔/差異和等級制度的政體。”

作者使用這個定義當然是為了凸顯與民族國家的不同：他們認為，民族國家高舉其人民的共同性，而帝國則承認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民族國家傾向於同化/驅逐以求一致，而帝國則海納百川，自覺維持其屬民的多樣性，實施多重治理，從而凸顯其屬民的各自差別。應該説，這個定義是人們對帝國的主流認識。

法蘭西帝國（尤其是第二帝國）與這種主流認識並不相符。如果説帝國是“多元”加“等級制”的結合，那麼法蘭西帝國則在相當程度上堅持“同化”與“大一統”。在所有這些帝國中，法蘭西帝國似乎最有天下範，所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法國的帝國架構與治理術混合着直接統治、同化政策與共和主義理想**。如果説所有的帝國都努力在世界上覆制自己的話，那麼法國人的複製衝動是最顯著的**。

下文將詳談法蘭西帝國的這種治理術及其後果，這裏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麼法蘭西帝國會有這種“非帝國”的表現？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在法國曆史上是一種成功經驗，法國過去成功將內部紛繁複雜的多種文化、族羣統合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從歐洲歷史上看，法蘭西無疑是最典型、最成功的一體民族建構案例。法蘭西實際上是從北部一塊地方（不超過現法國版圖的一半）逐步擴張而來的。以下是依序落入法蘭西懷抱的諸區：

十三世紀，説奧克語（Occitan）的郎格多克(Languedoc)；十五世紀，説奧克語的阿奎丹（Aquitaine）與普羅旺斯；十六世紀，説布列塔尼語（Brezhoneg，凱爾特語族，很像威爾士語）的布列塔尼；十七世紀，説巴斯克語（Basque）的納瓦拉（Navarre），説奧克語的貝阿恩（Béarn）、部分巴斯克地區，説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的魯西永（Roussillon）與塞爾達涅（Cerdagne），説德語的部分阿爾薩斯（Alsace），説弗萊芒語（Flemish）的部分弗蘭德斯（Flanders），説奧依語（langue d’oïl）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十八世紀，説德語的洛林（Lorraine），講意大利語的科西嘉和孔達維內森（Comtat-Venaissin）；十九世紀，説意大利語的薩伏伊（Savoy）和尼斯（Nice）。

所以，法蘭西也是一個人口眾多、族緣複雜的國家，其國家邊緣生活着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巴斯克人、弗蘭德斯人、阿爾薩斯人等等，他們的文化、語言各具特色，同法蘭西人並不相似。直到1863年，根據法國的官方調查，還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國民在家裏是不説法語的（包括後來成為侵略西非急先鋒的霞飛也是，他在家説的是加泰羅尼亞語）。當時的旅行者從北到南的法國之行常常以“這個地方沒有人會説法語”的抱怨為人所銘記。

在這樣一個國家，國家認同其實是很成問題的。1706年，一位旅行者發現馬賽人不承認他們是法國人。遲至十九世紀中後期，還有相當一批上述各地方的遺民心懷故國，抵制法蘭西化。正如一位觀察者所言，在許多地方，“法蘭西是被容忍的，而不是被接受的”。（France was suffered，not accepted.）

法國南方某學校舊校舍的標語“説法語，講衞生”

這些“外國人”是怎麼變成法國人的呢？

首先，法國大革命對“法蘭西人民”的形成有極大影響。在法國大革命中，革命者確實決定創造一種“法蘭西人民”。他們的對策是賦予所有人平等的公民權利與個人自由，廢除各地的封建特權，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用“共同意志”而不是血緣來定義民族。

在1789年11月23號國民公會辯論中，一位貴族革命者在談到猶太人地位的時候説道：“對作為個人的猶太人，我們給予（國民應有的）一切。”這種反封建、平等與自由的革命理想與實踐確實能吸引一部分人，阿爾薩斯和洛林人就“在革命和戰爭的錘鍊下逐漸傾向於法國”。儘管他們説德語，但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卻發展出來極大的法國認同。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吃這一套。1794 年，另一位革命者在國民公會陳述: “地方分權主義者和迷信分子講的是下布列塔尼語，外逃貴族和敵視共和者講的是德意志語，反革命分子講的是意大利語，宗教狂熱分子講的是巴斯克語。”據其語義，自然是把持上述語言的部分人排除在“法蘭西人民”之外。

法國（賦權之外）的第二方略，就是同化，這意味着否認那些古老的文化團體的自治權利。在那句“對作為個人的猶太人，我們給予一切”的名言之前，還有一句“對作為一個民族的猶太人，我們什麼也不給”。正如羅馬尼亞裔美國曆史學家尤金•韋伯（Eugen Joseph Weber，1925—2007）在其著作《從農民到法國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中指出的那樣，西部、東部和中南部的廣大農村地帶的法國化是到十九世紀下葉才完成的。這一目標的達成，首先要歸功於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體制，在這個體制下，行政高度集權，全國劃分成一百個小省（每個省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縣大小），幾乎完全服從巴黎的支配。第三共和國再使用四種手段進行民族整合：普及義務教育、工業發展、政治參與、普遍義務兵役。隨着強制法語教育的普及、全國市場的交融、基於階級的黨派政治動員以及各地士兵進入軍隊這個大熔爐，隨着時間慢慢過去，上述地方才終於培養出了法國認同。

簡而言之，法國的民族國家建設方略是：賦權換忠誠，政府直接接觸民眾，以國家主義、世俗化行政一視同仁地實現“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方略是如此成功，以至於當法國人進行海外擴張的時候，他們信心滿滿地認為，如果學校和軍隊可以將農民變成法國人，他們就可以以同樣的方式將土生土長的外國人變成法國人。他們認為，強大的中央共和國家可以克服族羣認同的障礙，用共和政治認同取代地方認同，化多元帝國為統一國家。而且説老實話，法蘭西帝國內外的同化基本上是處於同一個時間段的，這樣就更起着相互促進的作用。

官僚政治傳統則構成了法帝國“大一統”外貌的另一個原因。美國政治學者邁克爾•羅斯金（Michael G. Roskin）在其暢銷名作《國家的常識》（Countries and Concepts: Politics, Geography, Culture）一書中曾經這樣描述法國的政治文化：“個體意義的法國人愛好自由，而公眾意義的法國人卻知道他（她）需要理性、秩序且非個人的規則。”

這一點在法國的國家結構上體現得分外明顯。在舊制度下，法國就已經具有了政治與行政權力高度集中的特徵。自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架構也始終保持着“統一和不可分割”的外形，法國的地方單位自治權力相當稀少，中央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決策則是常態，任何重大的項目與行動都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和財政支持。當法國進行海外擴張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把這一傳統帶到了帝國管理習慣之中。

波蘭裔法國科學家瑪麗·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