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安顧問：特朗普貿易戰是錯誤的對華競爭方式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米粒尖英語”

***原文作者：*唐尼倫（Tom Donilon），對外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曾在2010年至2013年間擔任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敵意是避免不了了。但是特朗普政府在這場競爭中使用了錯誤的工具，採用19世紀懷舊感十足而愚鈍的貿易戰戰術，而不是制定一個可以讓美國在21世紀保有經濟和科技領導地位的戰略。

**被動的保護主義無法直面中國的挑戰，唯有美國本土的復興可以做到這一點。**想要恢復美國的全球地位並使經濟恢復活力，就必須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戰略，而不是單單指望通過改變中國的行為，連競爭的自我準備都沒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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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關税更好的方案

在改變北京的行為這一問題上，關税永遠都是一個糟糕的選擇。特朗普政府的懲罰性措施頂多只能在邊緣上改變中國的政策，讓美國公司可以多獲得一點中國市場準入並且稍微減少一點貿易逆差。同時，不管怎麼看，關税會傷害美國的公司、消費者，以及農民。關税還疏遠了美國的盟友。還有，分析者警告稱，關税增加了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

有比關税更好的方案。歷史給我們描繪了藍圖：**美國對於外部的經濟和科技挑戰者最強有力的回應就是自我投資。**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衞星Sputnik，美國當時的回應方式是通過了國防教育法案，轉變了所有層級的科學和數學教育，大幅增加了支持基礎研究開發的聯邦資金，併成立了美國宇航局（NASA）和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這兩個機構支持了大量推動現代化社會發展的科技研發。今天，面對中國的科技進步 — 對美國領導地位的威脅比當年的蘇聯還要嚴峻 — 美國應該作出類似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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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重視科研投入

特朗普政府戰略的缺陷在於，過度着力於如何對付中國，反倒對美國本土關注太少。它缺失的就是本土復興戰略。相較於對華商品加徵關税，美國更應該投資科學、技術教育，以及基礎設施；在關鍵價值觀上恢復美國聲音；強化美國的同盟關係；並且改革移民體系，好讓美國可以吸引未來的企業家和技術嫺熟的勞動力。

正確的戰略首先應該讓科學和技術迴歸到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特朗普政府有意在政府中弱化科學的角色，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一屆政府都要過分。**聯邦政府在去年11月份發佈了強制性的國家氣候評估報告，特朗普卻忽略了。特朗普政府還故意怠慢，甚至解散了政府內一些長期存在的科學委員會，包括美國國防部最高級的外圍科學顧問團Jason Group。

這樣的行為非常短視。從醫學研究的突破到蘋果手機裏的芯片研發，美國政府一直在發展新科技問題上扮演着必要的角色。經濟學家喬納森 · 格魯伯（Jonathan Gruber）和西蒙 · 約翰遜（Simon Johnson）在他們的新書《發動美國》中寫道，在科學領域的公共投資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為美國最強的經濟增長期注入活力。例如，對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每投資1000萬美元，就可以在私營企業中產生額外3000萬美元的價值。

但是這些成就似乎都被遺忘了。**美國政府投資研發領域的GDP佔比穩步下滑，從1960年代的2%下降到了今天的0.7%。**特朗普在最近的預算案中提議將數十億美元資金從科學和醫學研究中撤出。在過去，國會明智地否決了這些預算削減並且在去年通過了十年來最大的研發資金支持。但是美國如果想要和中國的投資成正比，就需要大大增加對研發的支持。從1991年到2015年，中國對研發的投資增長了30倍，從2000年開始平均每年增加18%。如此的結果，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預計，中國可能已經在去年，或者會在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對研發投入最多的國家。

正如政府主導的太空競賽開啓了美國科技發展的黃金年代，一個新的基礎研發國家項目同樣可以重塑美國的科技領導地位。私營企業依靠一己之力難以在研發的規模和速度上與中國競爭，中國對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類似探月計劃的項目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天生注重商業利益的私營企業也無法在基礎研發領域作出遠期的投資，這些遠期的投資也許不會在未來十年內產生利潤，但是可以為下一代的科技奠定基礎。只有依靠更大的聯邦支持，並且建立公私合作研發的夥伴關係，美國才能在新科技的研發領域保持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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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投資不足

美國還應該加大對教育的長期投入。相比於為了減税而增加財政赤字，加大貧富差距，聯邦政府應該注重可以獲得實質回報的投資。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 · 賴夫（Rafael Reif）所寫的，想要阻止中國奪取科技優勢地位就必須保持美國獨有的特質：“大量獲得聯邦支持，得以推進先進研究的頂級學府。” 對外關係委員會一份即將發佈的報告明智地建議在接下來的五年內每年在大學投資100億美元用於支持科技研發。

在發展尖端科技的同時，美國還需要預先對它們帶來的副作用做好準備。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取代人力，並且最終會改變從醫療到運輸的幾乎每一個行業。布魯金斯學會最近的一個研究發現，將近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在未來幾十年內將由於自動化的發展而面臨失業的高風險。

政府應該與私營企業和教育機構通力合作，讓美國人可以經受住新科技對勞工市場的衝擊效應。普通學校和高等學府應該培訓學生從事那些科技難以 “消滅” 的工作 — 根據麥肯錫研究所的報告，那些涉及批判性思維、社交互動，以及管理的工作難以被科技 “消滅”。正確處置這樣的轉變為美國經濟社會所做的貢獻將遠遠超過特朗普的貿易戰可以做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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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建設

如果美國想要繼續作為對全球投資和創新行為最具吸引力國家，那麼它就需要修補自己的基礎設施。在艾森豪威爾總統治下，美國啓動了一項巨大的公共建設項目，建立了全國第一個高速公路網。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所產生的經濟紅利在長時間內使這個國家越來越強大。今天，美國的道路、橋樑、隧道，還有機場的狀況不斷惡化，已經威脅到了很多過去獲得的成就。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在2016年估算，美國如果無法修復基礎設施，那麼從2016年到2025年，GDP將損失3.9萬億美元，將有250萬個工作崗位流失。

美國急需一個21世紀版本的艾森豪威爾道路建設計劃，以此來升級全國的基礎設施，為高速鐵路、電動汽車，以及自動駕駛汽車的時代做好準備。當特朗普政府努力使汽車和卡車效能更低的時候，中國正在推動電動汽車的發展，鼓勵中國的司機購買電動汽車，並且建立一個網絡來支持使用電動汽車的人。中國也已經開始設計可以更好地服務自動駕駛汽車的基礎設施，可能會加速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

未來幾代美國人將會因為今天的領導人錯失良機而無情地批判他們。這個國家現在迫切需要全新的和重建的基礎設施，經濟正在進入一個長期復甦時期的後段，利率處於歷史上的低位，借債成本很低。正如經濟學家勞倫斯 · 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傑森 · 福爾曼（Jason Furman）最近在雜誌上所説（*兩人都曾是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利率長期的結構性下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應該重新審視傳統的財政手段，這些手段時常固執地限制一些高價值的投資。” 也許不會再有這麼好的時機來推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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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改革

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卻在最大化移民價值方面走在失敗的道路上。為了與中國競爭，美國需要繼續讓人才移民可以並且願意把這裏稱之為家。美國長期以來相較於中國有一定的人口結構優勢：部分原因是獨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國在美國人口還在增長的時候就進入了人口增長率下降和老齡化的時期。但是這樣的人口結構優勢正在消失。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估算，美國人口增長率達到了80年以來的新低。人口統計學家威廉姆 · 弗雷（William Frey）預計，隨着在美國出生的美國人擁有孩子的數量逐漸減少，**移民將在未來幾十年內作為美國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移民同時會加速經濟增長，因為一般來説移民會比本土的人口更年輕、更願意工作，而且還更可能在事業上取得成功。資深科技投資者瑪麗 · 米克（Mary Meeker）最近發現，美國價值排名前25名的科技公司中，超過一半是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創立的。

因此，特朗普政府對移民的敵意將對美國最重要的優勢造成威脅。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反轉這個路線，頒佈一套改革法案，吸引更多人才移民並且恢復美國歡迎新移民的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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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與盟國關係

美國需要重振旗鼓，但即便如此，它也不能在全球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與中國競爭時獨自行動。特朗普的貿易戰已經疏遠了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一份在德國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德國民眾覺得中國相較於美國更是一個值得信任的貿易伙伴。**在世界範圍內重塑美國的形象是當務之急，因為只有一個統一的陣線才可以向北京施壓，讓他們停止盜竊知識產權並且開始給予外國公司更大的中國市場準入。

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反映了特朗普相信中國長期以來都在佔美國的便宜，特別是在貿易議題上。不管這一立場是對是錯，美國的回應如果只注重改變中國的行為是不夠的。**美國的領導地位不是源於被動的保護主義，而是因為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引擎。**對中國保持領先，更多是取決於我們自己，而不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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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評

唐尼倫的這篇文章顯然是寫給美國人看的，但是其中的一些道理對中國也有借鑑意義。我們該如何看待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該如何應對美國一輪又一輪的 “攻擊” 呢？

説得直接一點，**寄希望於美國人改變對華競爭的政策和心態是愚蠢的想法。**更不能指望特朗普下台以後美國換一個總統就會對中國友好起來了。該面對的競爭還是要面對。所以，正如唐尼倫對美國的建議一樣，中國也不應該過多着力於改變美國的行為，而是應該注重在國內加大對科研、教育、基建等多個領域的投資，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在對美交鋒中掌握主動，或者至少在一些暫時落後的領域不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

如果中美兩國都可以按照唐尼倫建議的那樣，注重自身的發展，而不是老想着讓對方改變，那麼中美競爭非但不會成為世界的不穩定因素，反而會成為21世紀，乃至人類歷史上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另外，這篇文章全文充斥着對特朗普政府相關政策和對華競爭手段的不屑，但不意味着作者就站在了中國的一邊。在對華競爭的目的方面，作者相當程度上是同意特朗普的觀點的 — 他們都認為中國主觀上想要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且繼續佔美國的 “便宜”，而美國要做的就是在競爭中 “獲勝”。

而且該文作者唐尼倫作為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核心決策圈工作的人，已經判定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政策不可能轉彎了，他所説的內容都是對特朗普之後的下一任美國總統所提的建議。因此，該文的政治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不能説是一篇政治中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