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在中國的起源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董並生”

——“百日維新”英日美兼併中國陰謀

林鵬、諸玄識、董並生

**[****提要]**李提摩太何許人也？他在中國活動的身分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擔任“廣學會”總幹事，主張“廣西國之學於中國”，將“西學”系統地引進中國；他以中國的帝王將相及士大夫精英為小學生，他主辦的《萬國公報》為主要教材，是近代中國西學派精英的“總教頭”。

不僅如此，李提摩太還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總策劃師；戊戌變法的內容原來是以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殖民實踐為基礎，其目標是仿造印度模式兼併中國，名義上是將中國與英、日、美進行“合邦”，讓外國人來統治中國，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辭職，到中國來但任首相，請英國傳教士、共濟會成員李提摩太擔任最高顧問……

李提摩太在中國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近代西學派中國精英的“總教頭”

另一位給近代中國帶來重大影響的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現代中國的許多理論家、學者大多受到梁啓超思想的深刻影響，梁啓超號稱開近代中國風氣之先的思想家。然而，對梁啓超產生重大影響的正是這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為英國人，從同治九年（1879）到光緒十二年（1886）的16年中，李提摩太在中國活動的身分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從光緒十二年到民國五年（1916），李提摩太的身分則為冒險家與政客，他利用‘廣學會’向清朝政府與士大夫鼓吹改革。光緒十六年（1890），李提摩太受北洋大臣李鴻章之聘，擔任天津《時報》的主筆，是其正式涉入中國政治的開端。此年（光緒十七年，1891），又受上海‘同文書會’之聘，擔任督辦。同文書會原為長老會教士韋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1829-1890）所創辦的圖書出版機構，李提摩太接任督辦之後，將之改名為‘廣學會’，主張‘廣西國之學於中國’。爭取中國士大夫有勢力者，開啓中國皇帝與政治人物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與指導原則。李提摩太並且以廣學會所發行的《萬國公報》，作為鼓吹變法維新的政治性刊物。”[1]

李提摩太“好為人師”——以中國所有精英為自己的學生

李提摩太“在1891年正式加入同文書會並擔任督辦（後改稱總幹事），一直做到1916年卸任，長達25年之久。傳教士們一致認為‘這個事業選中了這個人，這個人選中了這個事業。’

李提摩太到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中國上層社會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作為同文書會的讀者對象，他對中央和地方的高級文武官員、府學以上的禮部官員、舉人以上的在職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國的秀才和應試的書生都作了統計，一共得出4萬4千名。[2]李提摩太聲稱：

我們提議，要把這批人作為我們的學生，我們將把有關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系統地教育他們，直到教他們懂得有必要為他們的苦難的國家採用更好的方法時為止。

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期間，出版了不少書刊，對中國有一定的影響。梁啓超曾對當時出版的一些西學書刊作過如下的介紹：

欲知各國近今情況，則製造局所譯《西國近事彙編》最可讀；

癸未、甲申間，西人教會始創《萬國公報》；

通論中國時局之書，最先者林樂知之《東方時局略論》、《中西關係略論》。近李提摩太之《時事新論》、《西鐸》、《新政策》；

西史之屬，其專史有《大英國志》、《俄史輯譯》、《米利堅志》、《聯邦志略》等；

通史有《萬國史記》、《萬國通鑑》等；

《泰西新史攬要》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3]

從以上樑啓超的推薦中，可以想見當時廣學會的出版物影響之大。廣學會發行量最大的是《萬國公報》，有代表性的兩種書籍是《泰西新史攬要》和《中東戰紀本末》”[4]

李提摩太將中國精英階層整體當成“小學生”

“李提摩太還對中國領袖人物的具體數字進行了計算：

縣和縣以上的主要文官  2289人

營級和營級以上的主要武官  1987人

府視學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  1760人

大學堂教習  200人

派駐各個省城的高級候補官員  2000人

文人中以5%計算 30000人

經過挑選的官吏與文人家裏的婦女和兒童，以10%計算 4000人

合計  44036人[5]

把‘經過挑選的官吏與文人家裏的婦女和兒童’計算在內，其目的仍然是着眼於‘帝國的領袖人物’，希望通過其家眷在家裏影響這些領袖人物。

李提摩太認為，這4萬多人平均到中國每個縣只有30人，但是，影響了這一小部分人，等於影響了全體中國人。因為，‘少量的發酵劑，可以發酵一大堆東西’，對這些統治階層的人物進行教育，‘實際上就是教育了3億5千萬中國人。’‘如果要影響中國整個國家，我們就必須從這些人開始。……這些人當了大臣的時候，要負責和外國訂立條約，打交道。’[6]

李提摩太還説：‘我們打算把這些人看作我們的小學生，對他們就有關中國最重要的東西進行系統的教育，直到他們懂得為了他們受難的國家有采取較好辦法的必要時為止。’[7]

……李提摩太説：‘期刊給我們西方國家帶來了革命，我們要將這場革命進行下去。’[8]

在它出版的眾多書刊中，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是《萬國公報》，它幾乎成為當時中國家喻户曉，對中國的維新變法運動具有相當推動力的報刊。”[9]

廣學會是怎樣的機構？

“廣學會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1887年（光緒十三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書會’，到1894年改稱‘廣學會’，創辦人是英國長老會傳教士韋廉臣。該會於1888年成立董事會，推舉海關總署税務司赫德為會長，英國駐滬總領事福克為副會長韋廉臣為督辦。董事會成員除各差會主要傳教士外，還有英美法德等國駐華使節和有勢力的外商怡和洋行、千信洋行、滙豐銀行、花旗銀行老闆以及工部局總董等。”[10]

從該機構成立的情況來看，其背景非同小可。實際上，可以説是基督教新教滲透並征服中國的“大腦”。

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進入廣學會的時候，會里只有我一個人全職從事文字工作。《萬國公報》（《時代評論》）的主筆林樂知博士是美國南方監理會（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開辦的英華書院的院長，只能將他的業餘時間用於這份月刊的編輯。正是從這份刊物裏，中國的知識分子獲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識。對中國人來説，在有關他們社會進步的事情上，林樂知都是一個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論《萬國公報》傳播到哪裏，都會普遍引起對傳教士和外國人的友好感情。”[11]

維新運動的思想來源於傳教士所辦的各種出版物

百日維新的主要思想來源就是李提摩太所主持的廣學會的各種出版物。其中《萬國公報》最受人們矚目，該刊是以當時的中國精英羣體為閲讀對象的，也是維新運動各種變法措施的來源。該刊為基督教傳教士所辦刊物，其所提議的變法內容與維新運動所實際採用的大同小異，誰是變法內容的原創者呢？顧長聲先生認為傳教士所陳述的方法原創者應當是維新人士，而傳教士不過是附和一下而已。不過，李提摩太以及他的秘書卻不這樣認為。

“在我回國休假期間，變法維新的願望迅速瀰漫了全中國。林樂知先生——他的《中東戰紀本末》一書風行一時——被邀請擔任在上海開辦的一所大學的校長，但他拒絕了。不過，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現代國際教育體系的章程，並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為主要底本，精心準備一個實施方案。……

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啓超在上海創辦了一家報紙，叫《時務報》，作為改革派的喉舌。報紙一開始就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在從南到北的整個帝國激起了維新思潮的漣漪。它得到了駐武昌的總督張之洞和其他一些官員的大力支持。……它的內容很單純，博得了每一位學者的推崇；他的風格很樸實，每一位讀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對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誹謗而使帝國蒙羞，也在1897年邀請梁啓超到長沙擔任一所改革派開辦的學院的院長。很多湖南人成為改革的熱心倡導者。他們還邀請我的秘書蔡爾康先生——在上海時他協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為他們舉辦講座，被蔡爾康拒絕了，他説，所有新觀念都是外國人的，而不是他的。”[12]

廣學會機關報《萬國公報》對中國變法思潮的影響

“早在1897年就有讀者給《萬國公報》寫信，提出‘變法之端，皆廣學會之所肇始。’[13]同期的傳教士中文報刊《新學月報》則寫道：‘公報刊行，已數十載，其時中國邸抄而外，別無報館，茲編獨匯六洲之要政，以當謀猷之入告，冀得風行海內，以作華報先聲。迄今而各報之談時務者，皆相繼而起。回首當年，庶可謂不負作者苦衷乎。’[14]”

“英國駐廣州領事在與張之洞秘書的談話中獲悉，這位秘書和他的許多朋友都是這個雜誌的訂户，他們認為這是中文中從未見過的好雜誌，總督自己也偶爾閲讀這個雜誌。

《萬國公報》是總理衙門經常訂購的，醇親王生前也經常閲讀；高級官吏們也經常就刊物所討論的問題發表意見。

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別喜歡看我們的《萬國公報》，他經常給在京城的翰林同僚們寄多達30多份的《萬國公報》。

（浙江一個城市的幾個士紳）每月訂購《萬國公報》六七份，輪流在這個城市的一些官員和士人中傳閲。”[15]

“光緒皇帝保存有全套的《萬國公報》與廣學會出版的89種書籍。”[16]

如上所引述，上自光緒皇帝及光緒的老師孫家鼐，下至康有為、梁啓超，在西學方面都受到李提摩太所編、著、翻譯西學書刊的巨大影響。

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曾擔任李提摩太的秘書

“‘康有為的最有才華的弟子梁啓超，聽説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間需要一位臨時秘書，就來到李提摩太處表示願意為他效勞，他也就欣然地接受了。’[17]不久後，維新派在北京成立強學會，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傳教士也參加進去，他們向維新派領袖們指手畫腳，竭力施加影響……”[18]

《時務報》從內容到形式，剝取並複製《萬國公報》

“《時務報》的主筆梁啓超、經理汪康年以及主要撰稿人，關於西學西政的知識，起初都來自《萬國公報》和江南製造局、廣學會的西人譯著，因而刊物創辦初期的言論，從內容到風格，都時時流露剝取《萬國公報》的痕跡，也不奇怪。這曾引起林樂知等人的不滿，……《時務報》初期的取向，與《萬國公報》如出一轍。”[19]

維新派出版“山寨版”《萬國公報》

“維新派創辦的第一份報刊即仿其名，取名《萬國公報》。1895年強學會成立，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傳教士都參加了這一旨在推動中國變法的組織。強學會出版自己的《萬國公報》時，廣學會為它募捐，籌集銀子一萬兩。1895年12月廣學會出版的《萬國公報》第83冊，用大量版面刊登了《強學會序》、《強學會記》、《上海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章程》，積極推動中國的變法維新運動。”[20]

“由於《萬國公報》的暢銷，北京維新派也出版了同名刊物，每隔一天出版，隨同京報分贈給京師各官員閲讀。維新派出版的《萬國公報》是從1895年8月17日創刊的，共出了45期，時間只有3個月。”[21]

康有為變法的具體內容與李提摩太所提建議如出一轍

“李提摩太直接與維新運動領袖接觸，是在1895年10月17日與康有為的會晤。據李提摩太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

我驚奇地發現，幾乎我以前所作的種種建議，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無怪乎他來訪問我時，我們有那麼多共同之處”。[22]

“康有為是《萬國公報》長期而熱心的讀者，他參加過1894年的有獎徵文活動，獲得六等獎。康有為還拜訪李提摩太，他在《致李提摩太書》中，稱讚他們‘於中國事一片熱心’。他的變法主張明顯受到《萬國公報》的影響，李提摩太在看了康有為的上清帝書後説：‘餘甚驚異，凡餘從前所有之建議幾盡歸納晶結，若驚奇之小指南針焉。’[23]”[24]

“戊戌變法前夕，香港《中國郵報》記者採訪康有為，詢問他是如何得知世界形勢的，康有為回答是從李提摩太、林樂知二人的譯著中得到的，這當然包括《萬國公報》。”[25]

李提摩太四處奔走，要求中國做英國的保護國

“1884年，赴北京會見海關總税務司赫德和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密議‘改革’中國計劃。

1890年5月，出席上海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全國會議，在會上作《基督教差會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報告，提出將傳教重點轉移到清政府上層官吏和士大夫中間並加強出版活動。

7月，英李鴻章的聘請，赴天津出任《時報》主筆。

1891年2、3月間，曾三次赴南京會見張之洞，建議讓英國單獨治理中國，未成。

10月間就任上海同文書會督辦。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又會見張之洞，向他提出中國應速與日本妥協。

1895年2月17日又赴南京會見張之洞，再次向他提出中國應接受英國‘保護’。

2月20日，李提摩太致電李鴻章，建議中國應成為英國的‘保護國’，要求訂立‘中英同盟’，由英國來‘改革中國的陸海軍、財政及民政’，給予英國‘代築鐵路、開五金礦、煤礦、立工廠，期以二十年’，提請中國再‘增口岸，核釐税’等。9月又親赴北京，一面再次誘使李鴻章向清政府提出接受英國‘保護’，一面就插手維新派的活動，進行直接干涉。

1896年2月24日，翁同龢回訪李提摩太。他旋即回滬首途赴英國休假。

1897年秋天，由英返滬繼任廣學會總幹事並在滬與維新派聯繫。

1898年9月間，應維新派之聘赴北京擬就光緒皇帝顧問之職。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維新運動失敗，顧問未當成，旋赴天津返滬。”[26]

“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之際，李提摩太就開始對中國的地方官員，進行遊説的活動，李提摩太首先遊説張之洞，説以‘京師閣、部、府、院、寺、監及外省督、辦、提、鎮各衙門，各宜聘一聲望素著之西士，奉為蓮幕上賓，遇有重大事件必就商之’，結果張之洞沒有采納。李提摩太又去遊説北洋大臣李鴻章，説以‘中國給予外國在一定年限內，處理中國對外事務的絕對權力’、‘鐵路、礦山、企業等每一部門，都應派外國代表管理’，李鴻章也沒有答理。[27]李提摩太的説法，其實就是要中國將各種權力，交由外國人來管。”[28]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

兼併中國的圖謀——李提摩太的“中、英、日、美合邦”計劃

李提摩太不僅是在中國的西學著作出版人，他還廣泛遊走於英、美、日、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企業家、學者之間，往還穿梭、縱橫捭闔、不辭辛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制服中國。

他曾不厭其煩地向中國的政治家們推銷自己的制服中國計劃，起初企圖説服中國的當政者，試圖讓中國做大英帝國的保護國。

最後感覺到英國一國力量不夠，就與日本、美國串通，制定了“英、美、日、中合邦”計劃，企圖在中國實施。該計劃在中國人們稱之為“百日維新”，實際上是將該計劃的陰險性掩蓋起來了。

李提摩太的“變法方案”獲得光緒皇帝批准

“李提摩太擬就了對中國實施國際共管的所謂‘新政策’，在1895年10月12日初次與翁同龢會面時向他口頭提出。[29]翁同龢聽了李提摩太的‘建議’後，要他寫一份書面的‘改革計劃’，以便呈現給光緒帝。李提摩太回到寓所即寫就了一份‘改革計劃’，送給了翁同龢。據李提摩太自述：

我在這份計劃書的開頭敍述了上帝對任何一個國家，不論是東方的或西方的國家，都不存偏愛之心。根據不可改變的“順天則興，逆天則亡”的法則，我向他指出了中國的四大需要，即教育改革、經濟改革、國內和國際的和平和精神改革。為了實施這些巨大的改革，我建議：

（1）皇帝應聘用兩位外國顧問；（2）成立內閣，由八名部長組成，半數為滿、漢族人擔任，另外半數應聘請懂得世界進步事物的外國官員擔任；（3）立即着手改革幣制，並在堅實的基礎上建立財政制度；（4）立即修築鐵路、開礦和設立工廠；（5）成立學部，在全國開辦新式學堂和大學堂；（6）設立報館，聘用有經驗的外國記者幫助中國辦報以啓民智，（7）建立為國防用的有效率的陸海軍。

此項建議後來由翁同龢奏報皇帝御覽，得到皇帝的批准。[30]

……

李提摩太在北京活動了五個月，他刺探到以慈禧為首的頑固勢力不願看到光緒帝勢力的膨脹，並且在1896年1月下令封閉了強學會後，他決定離開北京。臨走的前一天，翁同龢竟親赴李提摩太寓所話別。據李提摩太寫道：‘這是空前未有的舉動，一箇中國的宰相下到一個傳教士的寓所來訪問。’”[31]

維新派發動變法運動——百日維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

“1898年6月，康有為上書翁同龢敦促皇上趕緊變法，從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為止的103天內，在維新派的支持下，光緒皇帝一連發了幾十道變法諭旨，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維新’。”[32]

“百日維新”的內容——令李提摩太吃驚的變法詔書

“這時，康有為已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的秘書（章京），對皇帝很有影響力。張蔭桓，前一年曾作為特別使者觀光維多利亞女王在位六十年紀念典禮，既是內閣成員又是總理衙門大臣，也加入了變法維新派。內閣裏的低級秘書們[33]對改革充滿熱情。年輕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對改革派的信任，把他們的改革建議付諸實施，其結果就是相繼頒佈了一系列不同凡響的變法詔令：

（1）廢除已經實行了五百年的八股考試製度；

（2）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學，研究西方科學；

（3）將所有廟宇轉變成從事西式教育的學校；

（4）成立一個翻譯委員會（譯書局），負責將西方的學術著作翻譯成中文；

（5）成立專利局，鼓勵各種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新式發明；

（6）保護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7）將改革派的報紙《時務報》卻認為政府的政治喉舌；

（8）廢除中央及各省無用大機構；

（9）鼓勵年輕的滿人學習外語，併到國外觀光學習。”[34]

光緒的變法詔書令李提摩太非常吃驚。[35]李提摩太為何會感到吃驚呢？

第一，這些變法詔令的內容大多都是李提摩太曾經提出過的意見，現在中國皇帝將其變成了現行政策；第二，這些內容與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經驗有聯繫，或者説大體上的變法內容都曾在印度實行過，不過在印度實行的主體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殖民當局，並且在執行變法過程中，曾經激起嚴重兵變；而在中國，確是由中國皇帝自行頒佈施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英屬印度殖民地“優越論”

“傳教士們的目標是要中國變為某一外國或數個外國的殖民地，是為了更加便利於外國對中國進行掠奪而進行一些必要的變革。只要對傳教士們在《萬國公報》發表的大量論説進行仔細的考察，就不難透過這些光怪陸離的表現現象看到他們的真實動機。

在林樂知發表的大量説教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96年《萬國公報》上刊載的一篇題為《印度隸英十二益説》的文章。他寫道：

自英人設總理大臣主宰其治，聯絡其情，舉昔之所謂戕之賊之歧之而視者，今則經之營之合以護之，於是百餘年間曠觀各地，大半皆紛爭息而權有獨尊，內外平而人多思治。

林樂知在這裏企圖説明自從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後，印度已經達到‘內外平’了。接着他列舉了英國統治印度的十二條措施並加以一一闡述其‘益’。這十二條是：‘息紛爭’、‘禁盜賊’、‘正律法’、‘拯疾苦’、‘築鐵路’、‘浚水源’、‘興營繕’、‘廣文學’、‘課吏治’、‘論時政’、‘增進益’、‘通聲氣’等，其中首先一條就是對印度人民的反抗實行殘酷的鎮壓，然後為了便於英國進行殖民統治和掠奪而進行一些必要的改良。林樂知在介紹了印度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有‘十二益説’之後，就公然提出中國也應該淪為英國的‘保護國’。他竟狂妄地教訓中國人，提出：

僕不敏，敢就管見所及，親切言之。……吾意惟有拔趙幟暫易漢幟之一法，先於東南方遴選二省地，租歸英治，凡有利弊，聽其變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華。如是上下五十年間，彼童而習之者，將見心思闢矣，耳目開矣。……地則猶是中國之地，而民則已為特出之民矣。……[36]

‘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華’，這就是傳教士們向中國所介紹的西學，而且‘惟有拔趙幟暫易漢幟之一法’，大清帝國的大龍黃旗必須卸下，大不列顛的旗幟暫時升上，這樣，‘地則猶是中國之地，而民則已為特出之民矣。’”[37]

俄羅斯“瓜分中國”傳聞與英國兵艦駛入大沽口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跪奏，為事變日亟，請速簡重臣，結連與國，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恭摺仰祈聖鑑事。昨聞英國兵艦七艘已駛入大沽口，聲稱俄人將大舉南下，特來保護中國。又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邀集德、法、英各國，議分中國，繪圖騰報，俄分滿、蒙、燕、晉、秦、隴，法分閩、廣、滇、黔，德分山東、河南，英分吳、越、荊、益。耽耽環視，旦夕宰割，是昔僅有其言者，今將見諸實事。危急存亡，變在頃刻。若不急籌善法，一旦分裂，悔將何及。”[38]

英國兵艦駛入大沽口的兵情，來得蹊蹺。據稱因俄羅斯將入侵中國，英國軍艦駛來保護中國的。其實，事後瞭解當時並無俄羅斯入侵之事，英國兵艦的詭異行動是為了配合李提摩太實現其“合邦”計劃，給光緒施加壓力。

俄羅斯“瓜分中國”傳聞來自何方呢？

“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税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凡有外事，四國共之，則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則德、法無所附，勢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與日素善，不患不就我範圍。英、俄之尋仇也，其萌芽在數年以前，而藉口於蘆漢鐵路，其不肯讓俄尺寸也，亦猶俄之不肯讓英耳，其比出於戰，固也。然而英勝則施其權力以制俄，而我將為英有，俄勝則更不可問。昨聞二國已在琿春開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竊恐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矣。事機甚迫，間不容髮，失今不圖，兩國勝負一絕，我將歸其席捲矣。言之能勿痛心？”[39]

原來，俄國會合法國、英國、德國瓜分中國的傳言來自康有為，而康有為則是聽李提摩太説的，空口無憑令人難以信服，因此出示了列強“瓜分中國圖”，説得有鼻子有眼，使人不得不信。

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上奏光緒皇帝緊急對策

“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騰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位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奠安我疆土。時至今日，危急萬分，守舊之言萬不可聽。伏願皇上獨奮乾斷，速下明詔，則四萬萬生靈，庶不至淪於異類，天下萬世幸甚。臣發憤迫切，披瀝上陳，伏乞皇上聖鑑。謹奏。”[40]

英國要在中國境內與俄國開仗了，該如何應對呢？唯一的好辦法就是採用李提摩太的方案，同意“四國合邦”體制，才能很好的抵禦俄國威脅。

“合邦”是什麼意思？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韓協約”簽訂，朝鮮與日本成功“合邦”的事例，其實質是強國吞併弱國。

“借才”與“合邦“説

綜合各種資料來看，當時的“借才”之説包括兩項主要內容，其中之一是聘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做大清朝的顧問，第二是聘請日本著名前首相伊藤博文做大清朝的首相。

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在奏摺（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八）中所述李提摩太的“合邦”新方案，將中英美日四國合為一國，各出25人組成百人委員會，作為決策機構，中國將兵權、海關、外交權悉數交出，由百人委員會統一管理。

“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税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凡有外事，四國共之，則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則德、法無所附，勢必解散。”[41]

伊藤博文何許人也？

伊藤博文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任首相，共擔任過4任日本首相，吞併朝鮮後擔任朝鮮第一任總監。伊藤博文在擔任日本首相期間，對華發動了著名的甲午戰爭，逼迫清朝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

“伊藤博文1841年（天保十二年）9月2日生於長州，曾經擔任第1任首相等共計4任首相，其他還擔任過首任樞密院議長、首任貴族院議長等，是個擁有輝煌經歷的人。生涯中，他也曾經成為擬訂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的主要人物，確立了日本的國家構造。最後，在辭掉首任韓國總監後，在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26日，受到韓國民族主義者安重根的阻擊，68歲的生涯落幕。”[42]

“中日甲午戰爭就是在他當首相時發動的，他更把苛刻的《馬關條約》強加給中國。在伊藤的領導下，日本基本上實現了豐臣秀吉所描繪的侵略設想‘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先征服滿蒙，必先征服朝鮮’的前半部分。他先是通過甲午戰爭獨霸了朝鮮，又通過日俄戰爭獲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的不平等權益，為之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打下了基礎，因此很多人把他看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貪婪的侵略者，也有人稱其為‘日本的俾斯麥’。”[43]

伊藤博文“辭去”第三次任日本首相後遊歷中國

“1898年（明治三十一）6月25日晚，伊藤首相邀請大隈重信（舊進步黨）與板垣退助（舊自由黨）至官邸，告知兩人：他已嚮明治天皇推薦兩人接任下一任內閣，若隨後天皇下令時，希望二人能接受。27日，天皇指示由大隈與板田組閣：6月30日，第一次大隈內閣成立。”[44]

伊藤博文辭去首相後，回神奈川大磯町自己的宅邸“滄浪閣”住了十幾天之後，便匆忙趕回東京，並在東京發表了訪問大清朝的計劃。

“7月13日，伊藤從大磯回東京，下榻帝國飯店，當天即與大隈首相見面，翌日也與板垣內相會晤。此外，伊藤似乎也向記者透露，將啓程遊歷清國，預計從北京南下到長江流域。

旅行的目的是，實地見聞列強分割中國的狀況，及瞭解清朝的內政動向等。在清朝方面，同年6月11日，年輕的光緒皇帝下詔變法，開啓了政治上的大改革。……此行伊藤僅帶幾名隨員，相當簡單，但成員中包含了漢語翻譯與精通英語的人各一名……”[45]

到清朝旅行，帶英語翻譯幹什麼？

伊藤博文經韓國到中國覲見光緒皇帝的行程

“7月26日，伊藤終於從大磯出發，途經京都、大阪等地，8月16日由神户港起航，18日抵達長崎，之後則經由韓國仁川，25日到達漢城（今首爾）。

抵達仁川時，一名皇族受命迎接伊藤。……

9月8日，伊藤一行從仁川啓程抵達天津，14日進入北京。……

即便在天津，伊藤也受到清朝上下‘筆墨不能詳盡的款待’，日夜忙於出席宴會，也有許多中國客人絡繹不絕登門拜訪，希望伊藤能為中國盡一份心力。

在北京時，9月20日伊藤被允許覲見光緒皇帝，受到幾乎前所未有的禮遇。”[46]

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兩人同時來京、住同一旅館

“伊藤博文是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抵達天津。在此前兩天的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康有為也邀請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李提摩太則向康有為建議，聘請伊藤博文為中國變法的顧問。[47]按照本書第2章第3節的介紹，李提摩太曾於甲午戰爭後撰有《新政策》一文，主張中國應該將外交、新政、鐵路、借款、報紙、教育等權力，皆交由西人掌管，想要以聘用西方人才之名，行攘奪中國政權之實。而康有為在朝廷大力推行變法革新的時候，突然將李提摩太邀至京城，動機為何？殊堪玩味。

伊藤博文抵華後，於二十七日（9月12日）上午九點鐘拜謁直隸總督榮祿，相談一小時之久。當天下午六點鐘，榮祿在北洋醫學堂設宴款待伊藤博文一行，在座包括了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直隸提督聶士成等人。伊藤的隨員森泰次郎，特地賦詩一首，題為〈榮中堂北洋醫學堂讌集，恭賦紀盛，兼呈袁慰廷廉訪〉，贈與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其詩曰：

旌旗津口夕陽開，鼓樂清秋共舉杯。

喜廁冠裳盍簪集，待看琴瑟改弦來。

西崑北漠今同軌，東箭南金盡異材。

最是推袁多駿骨，明朝攜手上燕台。

這一首詩頗值得加以推敲，森泰次郎一方面吹捧袁世凱‘最是推袁多駿骨’，一方面又曖昧地説要‘明朝攜手上燕台’。袁世凱是直隸按察使，並且在小站練兵，如何有機會和日本人‘攜手上燕台’？日本人又要袁世凱去北京做什麼？這首詩中，似乎隱藏着不少的隱喻與暗示。伊藤博文於七月二十九日抵達北京。

此外，在伊藤博文抵華的同時，傳出了光緒皇帝要‘開懋勤殿’的消息。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的記載：

七月廿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

可見所謂的開懋勤殿，除了延聘本國人才之外，還包括要延聘東西各國的政治專家，來共商新政大局。”[48]

李提摩太本人在回憶錄中寫道：“夏天時，康有為曾經向我諮詢改革的方式方法，並建議説，鑑於伊藤博文已經使日本變成了一個強盛的國家，對中國政府來説，最好的辦法就是請伊藤博文擔任皇帝的顧問。……

9月中旬，我抵達北京後，與康有為見了面。他告訴我局勢已變得很危險，他打算馬上去上海。詳細情況將由皇帝的師傅孫家鼐和譚嗣同等與皇帝接近的人告訴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館裏，並同他的首席秘書津田（Tusda）先生進行了長談……”[49]

光緒皇帝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顧問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還批准了康有為等人的奏請，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皇帝的顧問，並通知他早日赴京就任。

這時，躊躇滿志的李提摩太，以為從此可以直接對中國皇帝發號施令了，也顧不得他原是個傳教士的身份，連忙打點準備首途赴京走馬上任，在9月中旬趕到了北京。可是，正當此時，慈禧太后已在秘密地進行發動政變的準備了。李提摩太會見了康有為。康對他説局勢已危急，他即向康提出一份英美日瓜分中國圖[50]，要清政府交出全部政權，以解救危機，然後去找孫家鼐，孫告知他光緒帝決定在9月23日召見他……”[51]

聘任伊藤博文為中國宰相之議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晉見光緒皇帝的同日，康黨終於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們的“合邦”建議，據康有為記載，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擬定的，呈遞奏摺的，是康黨積極分子楊深秀。楊深秀在奏摺中説：

“臣聞刑部主事洪汝衝所上封事中，有遷都、借才兩説，而其最要最要者，莫過聯結與國之一條，蓋亦深恐新政不及佈置，猝為強敵所乘，蹈波蘭之覆轍耳……今該主事所見與臣闇合，而其語之痛切尤過於臣，是誠按切時勢之言也。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為吾華遍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其人曾為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未為借才之舉，先為借箸之籌。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貴州舉人傅夔，主張用伊藤為中國宰相。傅夔上書奏言：‘日人素尚義氣，喜功名，既無異種之嫌，復有同洲之患，今伊藤之來，苟樂為相助，於我誠便，…且臣所以請皇上留相伊藤者，近世歐洲多有此例，以為美談，不以本國乏才為恥。’”[52]

事實證明，雖然李提摩太所擬合邦計劃兼併中國的陰謀在慈禧太后訓政後流於失敗，然而在朝鮮的合邦計劃卻已經成為歷史事實。在兼併朝鮮的合邦計劃中，伊藤博文也是最重要的角色——主要的策劃者與領導者，並擔任被日本兼併後的第一任韓國總監。

李提摩太“合邦”計劃所擬內閣名單中的外國閣員

李提摩太向光緒皇帝提出的變法方案的前兩條是：

（1）皇帝應聘用兩位外國顧問；（2）成立內閣，由八名部長組成，半數為滿、漢族人擔任，另外半數應聘請懂得世界進步事物的外國官員擔任。[53]

那麼，具體的人選是些什麼人呢？

兩位外國顧問：

李提摩太（英國傳教士，在中國的西學“總教頭”）

伊藤博文（卸任日本首相，曾發動甲午戰爭並簽署馬關條約）

四名外國閣員：

清朝總税務司赫德（英國人）

滙豐銀行大班艾迪斯（英國人）

李鴻章的顧問科士達（美國前國務卿）

天津税務司德魯（美國人）[54]

吞併中國乃“自然之理”

廣學會出版的書籍中影響最大的有兩種，一是英國人麥墾西著、李提摩太翻譯並作序的《泰西新史攬要》，梁啓超評論其為“西史中最佳之書也”。

另一套為林樂知編譯的《中東戰紀本末》，“中”指中國，“東”指日本，“戰”指甲午海戰，全書共有16卷，刊載了中日甲午戰爭大量的史料並附有多篇傳教士撰寫的論説。

“但是林樂知卻利用它來散佈‘弱肉強食’的論調。他在‘譯序’中寫道：

餘美國人也，而寓華之日多於在美之年，愛之深，不覺其言之切。……各國之鷹瞵而虎視者，非盡欲侮中華也，弱肉而強食，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

林樂知把日本侵華之戰稱為‘義戰’，戰爭的責任在中國而不在日本。他勸中國應速降日本：

中日之戰，人皆曰，中敗而日勝，是天之敗中國也。〔中國宜〕迅速行成於日本，無論有無兵費，不妨悉索弊賦以應之，急則治標，別無良策也……[55]

林樂知更認為，外國人入侵中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能抵禦的。他寫道：

……歐洲各國，類皆馳情於域外，雖以非洲之酷熱，北極之嚴寒，猶且圖剖分而食之，造舟黽勉而赴之，矧以地處温和帶下民殷物阜之中國，有不思染指於鼎，過屠門而大嚼乎？……夫使他國以恃強蔑理之心，專欺中國，……其於中國，則日逼日近，日壓日重也。且察其輿論，驗其人情，又似出於不得不然，非有所矯揉造作也。嗚呼！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尚有朝潮夕汐，進退盈縮之一候，若夫各國之入中國，則竟如水之就下，有進無退，有盈無縮也，其孰從而御之哉！[56]

林樂知的這些論調與殖民主義者的論調完全是異曲同工，這批傳教士實際上就是殖民主義的鼓吹者和辯護士。”[57]

慈禧太后力挽狂瀾——挫敗英、日吞併中國的圖謀

“戊戌變法時期，尤其是伊藤博文來華之後，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等人希望借戊戌變法的機會，利用變法官員（這些官員大多年輕、資淺而無國際經驗）掌握決策核心的便利，意圖實行其‘合邦’的陰謀，而‘借才’則是其具體手段。對於可能阻礙‘借才’、‘合邦’計劃的慈禧太后與榮祿，則打算利用袁世凱的軍隊‘殺榮祿、兵圍頤和園’，重複日本人在朝鮮甲申政變、乙未事變時的所作所為。慈禧太后是在明瞭當時情勢險峻之後，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挽救了此一危局。因此，筆者以力挽狂瀾一詞，來為慈禧太后發動的政變做出評估。”[58]

​**“中英美日合邦計劃”泡湯經歷——戊戌大事日誌**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1898年6月11日起，光緒皇帝開始變法。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批准康有為等人的奏請，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皇帝顧問。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25日晚，伊藤首相與大隈重信及板垣退助談話，表示希望請他們接替自己將辭去的日本首相職務；27日，天皇指示由大隈與板田組閣：6月30日，第一次大隈內閣成立。7月13日，伊藤博文與繼任首相大隈重信見面，翌日與內相板垣退助談話；期間並向記者透露自己將啓程遊歷中國。

7月26日伊藤從日本神奈川自己的宅邸大磯町“滄浪閣”出發，開始了經由日本國內及朝鮮的漫長中國之旅，最終目的地：北京。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伊藤一行從仁川啓程乘船趕赴天津。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洪汝衝提遷都、借才、聯邦之議，康有為邀請李提摩太至北京；徐致靖薦舉袁世凱。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伊藤博文抵達中國天津，開始有借才之議論。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光緒皇帝提出開懋勤殿，聘請東西各國政治專家的主張。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伊藤博文、袁世凱抵達北京。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同住一間旅館。

八月初一（9月16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

八月初二（9月17日），光緒皇帝再次召見袁世凱。

八月初三（9月18日），譚嗣同遊説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康有為要楊深秀、宋伯魯提出“合邦”之議；楊崇伊上書慈禧太后請求訓政；英國軍艦出沒於塘沽、山海關附近，東北傳出英日與俄國開戰的傳聞。

八月初四（9月19日），慈禧太后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緒皇帝召見伊藤博文；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八月初六（9月21日），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上書：“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税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中英美日合邦計劃”流產。

八月初八（9月23日），光緒皇帝原定於這一天召見李提摩太，屆時很可能會正式發佈詔書，聘任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

“根據英國人蘇特爾（W.E.Soothhill）所撰之《李提摩太傳》（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一書的記載：清朝方面原先預定於八月初八（9月23日）請李提摩太就顧問職，但是未及那日，而政變已成。如果光緒皇帝要在八月八日任命李提摩太為顧問，則‘借才’的主角伊藤博文應該更有重用。換句話説，八月初八可能就是光緒皇帝要實施‘借才’計劃的時間。

康有為、宋伯魯乃至楊深秀等這些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其外交常識竟如此幼稚，而至於輕信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的遊説，幾乎將中國的主權拱手相讓。若非慈禧太后斷然發動政變，一旦光緒皇帝同意了變法派‘合邦’的主張，則中國將不堪設想矣。”[59]

英、日、美的“合邦”實踐及其源流

李提摩太所策劃的通過“英、日、美、中合邦”併吞中國的圖謀失敗了，然而並不能説“合邦制”本身作為殖民主義兼併他國的一種方式沒有得逞的事例。

“合邦制”的實踐，如日本在朝鮮的殖民合邦就是典型的例子。“合邦”一詞來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東合邦論》一書，

鼓吹日本應該與朝鮮合為一國。不需要大規模的流血征服，殖民者通過與被殖民者國家的元首或首腦達成協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將對方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然後逐漸實施控制的措施，最終將對方吞併了事。1896年，日本與朝鮮正式“合邦”，結果是朝鮮國王出逃，其後閔妃被殺，朝鮮內亂不斷；至1905年，日本在朝鮮設置統監，統管其政治外交事務，而首任統監就是“英、日、美、中合邦”計劃的當事人之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大體同時期，美國兼併夏威夷也採用了“合邦”的方式。可以説其它被“合邦”的對象，並不像中國那麼幸運，有一個慈禧太后可以出來“力挽狂瀾”。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發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宣言，欲樹立“中日滿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就是“合邦論”的流變。通過合邦的方式兼併別國主權的殖民形式，實際上是大英帝國在18世紀“鯨吞印度”時，首先“發明”的。

“合邦”殖民方式的發明權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

“英國人透過附屬同盟（subsidiary alliance）完成進一步的實質佔領，這種合作模式是在克萊夫時代[60]發明的，東印度公司和印度王公結盟，在友好國家部屬軍力，這樣就可以讓孟加拉免於受到其他王公的攻擊。至於在王公這一方面則可以保護自己免於受到外部或內部敵人的攻擊，但他得支付軍事費用並且在宮廷中任用英國人。王公就此變成了有力的同盟國，而英國人也得以在領土安全距離之外迎戰敵人，並且和其他人共同分攤昂貴的軍事費用。阿爾寇特、阿瓦德和海德拉巴的統治者在初期就參與這種條件互換，不過這種看起來頗公平的互惠同盟在開始運作後，卻反而讓英國人堂皇入室，也導致印度本身破產。”[61]

這裏的“附屬同盟”概念，其內涵與“合邦”概念完全一樣。

吞併中國的“合邦”計劃流產，李提摩太逃回上海

“慈禧在9月21日凌晨即發動宮廷政變，把光緒帝軟禁起來，親自臨朝聽政，並下令逮捕維新派領袖。康有為這時已經逃走，李提摩太在政變發生後立即召集梁啓超、譚嗣同到他寓所舉行緊急會議，商討挽救辦法，決定要保護光緒皇帝，籲請各國駐華公使出面干涉。於是議決由梁啓超去見日本公使，容閎去見美國公使，李提摩太去見英國公使。但是，各國公使在未獲得本國政府訓令前未敢有所行動，梁啓超等乘機逃走，結果是一無所獲。留京未走的譚嗣同等六人慘遭殺害。李提摩太充當皇帝顧問的美夢也隨之破滅。他乘到天津找英國公使之機也就一溜煙地逃回上海，連英國公使的面也沒有見。”[62]

伊藤氏“任清朝宰相”打算落空，一個月後被天皇召回日本

“當伊藤博文得知袁世凱倒向慈禧方面、慈禧通過榮祿掌控軍權時，他驚呼：‘太晚了！沒有軍隊，皇帝什麼也幹不了。’伊藤博文立即收拾行囊，離開了北京。”[63]“清朝首相”沒有做成，有點得不償失，無奈到江南繼續接下來的行程。

“10月底，當大隈內閣與憲政黨內的鬥爭惡化時，天皇命令德大寺伺從長髮電報給滯留上海的伊藤，要求伊藤返國。因應這一要求，伊藤立即從上海出發，踏上返國之途。”[64]

伊藤博文這次離開日本首相的職位到清朝一遊，始終看不出下野賦閒的跡象。從安排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組成新的內閣，內閣組成之後又與分別與大隈重信及板垣退助會晤談話，緊接着就是向記者公開自己的訪問清朝計劃，目的是“實地見聞列強分割中國的狀況，及瞭解清朝的內政動向”。在啓程往清朝的途中經過韓國，皇族人員“受命”接待。到天津後次日即受到清廷直隸總督的隆重接待，還有袁世凱作陪；抵達北京後，與李提摩太住同一間旅館，其首席秘書與李提摩太進行了長談；伊藤這次到清朝訪問的簡單隨員中還有一名精通英語的翻譯人員，顯然是有備而來；在來清廷之前，康有為即授意變法派官員紛紛上書，要求光緒皇帝借用國外人才並賦予事權，甚至委以宰相之任；9月14日抵達北京，9月20日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受到前所未有的禮遇……

9月20日慈禧太后訓政之後，伊藤博文又指使日本駐華公使館協助梁啓超出逃日本，然後在北京、上海等地等待時機，在光緒復位無望的情況下，又被日本天皇電報召回。

下野期間，伊藤博文名義上賦閒，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閒着。

慈禧太后挫敗英日美兼併中國**“合邦計劃”**的意義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偏激而無知。在他看來，歐美以炮艦掠奪世界的行為，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之序幕（《大同書》）。這一歷史階段，西方正計劃用“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炮艦＋西方文化）吞噬中國，現在有了“中國內應”來倡導融入西方的“世界大同”，豈不正中下懷！

關於“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吞噬昔日的“天下中心”，列文森——費正清式的仇視中國文化的美國漢學家——幸災樂禍地寫道：

當中國不再是世界中心或“中央王國”，或者説不再是“天下”時，儒學也就不再具有“中天下而立”的美德或活力了。……中國面對世界，而不再涵攝它，她甚至面臨被消融的危險。……中國文明所發生的現代變化，歷史所發生的現代變化，與蘭克（Ranke）所宣稱的“征服世界的西方精神”是相吻合的。……（在）蘭克，……歐洲歷史就是世界歷史的觀點中，西方為自己獲得了位置。中國的現狀正相反。中國的歷史也曾被認為是世界的歷史，“天下”即是“帝國”，也指世界，但中國已喪失了這種地位。[65]

康有為參與策劃了一場“將中國消融於世界”的改革。1898年戊戌變法的前夕，經過維新派、共濟會（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東京朝野三方的共謀，由伊藤博文辭去日本首相來華。這位不久前的甲午戰爭的策劃者和《馬關條約》的勒索者，在津京兩地備受歡迎。李提摩太向康有為建議，聘請伊藤博文為變法的顧問。維新派一邊安排伊藤博文秘密會見光緒皇帝，一邊上書：要求朝廷委任伊藤博文為“中國首相”，掌軍國大權；中日合併，甚至與英、美、日四國合併，光緒為“兒皇帝”。

戊戌變法，無異於亡國行為。因而，遭到慈禧太后的斷然措施。

伊藤博文無功而返，復任日本首相（十年後，他任朝鮮統監，實施吞併這個鄰邦，結果被刺殺，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值得一提的是，戊戌變法和親日親西派的行徑，其國際後果極為嚴重。例如，俄羅斯認為，共濟會的陰謀是其它列強“先合併中國，再共滅俄國”。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日俄戰爭以及1918年的十四國武裝干涉，都令俄羅斯的恐懼感與日俱增。因此，在戊戌變法後的半個世紀中，俄羅斯喪心病狂地分離蒙古、佔領滿洲、覬覦新疆。[66]

康、梁分別在英國與日本的幫助下流亡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是在英國公使幫助下經香港逃往日本，而梁啓超則是被日本軍艦接走流亡日本的……

“政變前一天,康有為乘火車到天津，次日乘英國太古公司輪船‘重慶號’前往上海，經九死一生,在英國人的保護和接應下，於14日到達香港。維新派另一領袖梁啓超則在政變當天躲入日本使館，後乘日艦逃亡日本。康有為亦於9月5日東渡日本，從此，師徒二人開始了十餘年的流亡生涯。”[67]

梁啓超流亡日本後仍鼓吹中日“合邦”為大勢所趨

在戊戌政變之後，梁啓超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流亡日本時仍説：“日本與我，唇齒兄弟之國，必互滅畛域，協同提攜，然後可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他日支那、日本兩國，殆將成‘合邦’之局，而言語之互通，實為聯合第一義焉。” [68]

康有為赴英國，試圖説服英國政府出兵推翻慈禧政權

“康有為先是在日本旅居數月，但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康有為離日。康有為於是渡太平洋到達加拿大維多利亞港，赴温哥華。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月，渡大西洋至倫敦，試圖尋求英國政府支持他營救光緒帝，推翻慈禧太后政權，實行立憲。未果，於次月返回加拿大。這是康有為第一次到歐洲。” [69]

康有為是經學上的“野狐禪”——翁同龢的評論

近代以來有人將康有為視為“康聖人”，認為他在經學上繼承了孔子的思想，又是近代思想的開山鼻祖。然而，康有為的維新思想來源於李提摩太的廣學會；在傳統儒家學説而言當時清朝宰相翁同龢謂康有為是經學上的“野狐禪”。

“當時朝中的當政大臣，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則是嗤之以鼻的。翁同龢説到：‘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欣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真説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70]梁啓超對《新學偽經考》亦評論道：‘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堅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71]確實，康有為新學偽經之理論，無法解釋《史記》中秦始皇焚書的記載；如果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康有為也無法解釋為何漢初已不見《尚書》，晁錯要從伏生之口授而得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劉欣之父劉向早已在中秘校書多年，劉欣子承父業，校書未必與助莽簒漢有關……”[72]

“野狐禪”出自禪宗典故，意思是説康有為的説法失之偏頗，終究不得正果。

以“維新變法”為名義“兼併中國計劃”雖然落空了，但由此開始的“西學化”進程並未停止，直至後來出現的“全盤西化”風潮，終於使中國陷入了曠古未有的民族文化危機之中……

亨利•基辛格對晚清政治的評論

“中國雖然歷經戰亂，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國內劇變的衝擊，但中國作為萬邦之上國的信念始終如一。靠着這種信念，中國經過自己的奮鬥最終戰勝了困難。中國的政治家在一個痛苦而往往是屈辱的過程中，最終保住了瀕於崩潰的中國式世界秩序遺留下的道義遺產和領土遺產。

也許最令人驚歎的是，中國人幾乎完全靠傳統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鑑於與列強之間的巨大反差，中國經過一番抗爭得以維持一個獨立的中央政府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73]

詳見：林鵬、諸玄識、董並生專著《西方中心論批判》三卷本之二《歷史篇——帝國的實相》第3章〈殖民帝國的歷史（中）〉

[1]關於李提摩太的生平，可參見顧長聲《歐風美雨襲中華》（美國加州Montereypark市：長青文化公司，2001年4月第1版），頁139-154。見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變法新探》第47-48頁，台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2]《中國基督教差會手冊》1896年，第308頁。

[3]梁啓超《讀西學書法》，上海時務報石印本（光緒二十二年）。

[4]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3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李提摩太《我們工作的必要與範圍》，《同文書會年報•第4年》。轉引自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頁。

[6]《創辦廣學會計劃書》，轉引自方漢奇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頁。

[7]李提摩太《我們工作的必要與範圍》，《同文書會年報•第4年》。轉引自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第207-208頁。

[8][美]何凱立著，陳建明、王再興譯《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9]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第177-17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0]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3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1]《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候林莉中譯本第202-203頁，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12]《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候林莉中譯本第24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13]李董壽《廣學會有大益於中國説》，《萬國公報》第107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

[14]《讀萬國公報》，《新學月報》，丁酉九月（1897年）。

[15]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第20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6]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第20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7]蘇慧廉《李提摩太》第218-220頁；《廣學會年報》1895年，第9頁。

[18]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5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19]朱維錚《導言》，載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轉引自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第199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0]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第20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1]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2]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5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3]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47年版，第299頁。

[24]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第202-20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5]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第20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6]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48-14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27]顧長聲《歐風美雨襲中華》第154-155頁，美國加州Montereypark市長青文化公司，2001年4月第1版。

[28]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變法新探》第48頁，台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29]李提摩太《新政策》並序，《萬國公報》第87冊，1896年4月。

[30]蘇慧廉《李提摩太》第220-221頁。

[31]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52-1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2]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3]即軍機章京——譯者。

[34]《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候林莉中譯本第24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5]《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候林莉中譯本第24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6]《萬國公報》第93、94冊，1896年10月、11月。

[37]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37-13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38]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摺」，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170。

[39]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摺」，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170。

[40]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摺」，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170。

[41]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摺」，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170。

[42][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創造近代日本之人》序言，李啓彰、鍾瑞芳中譯本第2頁，台灣廣場出版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3] [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中譯本〈譯者序〉第1頁，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44] [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創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啓彰、鍾瑞芳中譯本第364頁，台灣廣場出版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5][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創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啓彰、鍾瑞芳中譯本第365頁，台灣廣場出版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6][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創造近代日本之人》李啓彰、鍾瑞芳中譯本第365-366頁，台灣廣場出版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4月1版2刷。

[47]李提摩太著、林樹惠譯《中國的維新運動》，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3冊，頁563。

[48]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變法新探》第103-105頁，台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初版。

[49]《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候林莉中譯本第248-24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50]按：這裏所出示的不是“英美日瓜分中國圖”，而是“俄羅斯瓜分中國圖”。詳見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摺」，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170。

[51]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2]收於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3卷，第267-272頁。

[53]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4]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5]林樂知編譯《中東戰紀本末》初編第6卷，第15-19頁。

[56]林樂知編譯《中東戰紀本末》初編第8卷，第34-37頁。

[57]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43-1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4版。

[58]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變法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