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的另一面：中國女性曾經歡迎過這項政策_風聞

（微信公眾號：偶爾治癒）

瞭解到小浜正子，是在我寫作那篇《一部上「環」主導的中國女性避孕史》時。

我查閲到的大量研究資料都指向了這位研究計劃生育的日本學者。在發表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她寫到：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家庭內意見不統一時，比起丈夫和婆婆，婦女本身對生育控制的態度更積極。在這場運動中（實際語境應為早期），政策和婦女結為同盟，一致抵禦傳統父權制的多子觀念，有效控制了生育。」

在一堆繁雜的數據以及各種「殘害」的隱喻之中，一位外國曆史學家如此清晰地表達了她對中國這項政策與女性關係的看法，且這看法又不同於她的大部分西方同行，這讓我印象深刻。

2019年5月，這位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會會長在上海開設了兩次講座。

一次作為關於性別史的系列講座中的一場，開設於一所以文科見長的大學，講生育的現代化與國家化，內容裏有「亞洲各國的計劃生育經驗」，也有「生殖補助醫療與性別」。

報告廳裏，九成的聽眾是來自文史哲院系的女生，她們紛紛提出問題：「是不是女人天生不喜歡生孩子，日本的女性喜歡生孩子嗎」，或是「你怎麼看待捐卵和代孕」？

另一次講座開設於社科院，聽眾大多是專業的學者，男性佔90%——這個比例的原因，也許只是因為，與女性學者相比，男性學者在數目上有壓倒性優勢。

作為日本大學文理學部的教授，今年是小浜的學術休假年，她不需要去大學裏上班，可以帶薪去做些隨自己心意的研究。她選擇了中國，希望去重訪她曾經採訪過的村莊。

在華東師範大學一個臨水的咖啡館，我約到了小浜，來談一談她眼中的計劃生育。

研究中國女性史的小浜正子

「你們的規定是生幾個小孩？」

時鐘撥回到1991年，原本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小浜正子有個機會在復旦大學待很長時間，她帶了小兒子來中國上幼兒園，而大女兒因為要讀小學，仍然留在日本。

瞭解到這個日本女人有兩個孩子，身邊的很多中國人好奇地問她：你們（日本）那邊是什麼樣的，你們的規定是生幾個小孩？

幾十年後，回憶起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的場景，小浜瞪圓了眼睛，説「我當時對這種態度覺得很奇怪，大家居然習慣了。」

來中國前，在這位外國學者眼中，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實施計劃生育的國家，只是這裏的生育控制最嚴格，且規模最大。而那句問話令她震驚的是，「很多人這麼問我，就好像他們覺得（生孩子要按照規定）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這位女性史研究者看來，家庭生育計劃並不是新鮮事物。

早在19世紀，歐美家庭讓孩子數量保持在「適當」水平的想法就已經普遍存在了。到20世紀上半葉之前，女性一生生養的小孩數量已經大大減少。在美國，白人婦女所生的小孩數量在1800年是7.04人，到了1900年已經到了3.56人。

20世紀的下半葉是亞洲各國的生兒育女行為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時期。人們開始普遍接受一些新鮮觀念，孩子從“天賜之禮物”變成了“計劃之產物”，該什麼時候生養，生養多少，不僅是家庭、地域關心之對象，而且成了國家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介入之事。

從1950年代開始，日本就開始自發地進行了一些生育控制，這種控制有政府宣傳的介入，但總體上是自下而上的，之後韓國和中國台灣也都各自有了自發的生育控制……

小浜正子開始接觸中國的資料，她發現，大部分人討論的計劃生育都是1979年開始推出的“獨生子女”政策，但事實上，早在那之前，中國的出生率已經開始了下降，到197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出台前的十年間，中國已經有了出生率急速下降的情況，上海在這一點上尤甚。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墮胎曾被認為是「舊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現象」而受到批判，人工流產、輸卵管結紮的手術都受到嚴格限制，避孕用具被禁止進口。直到1954年，鄧小平指示衞生部開始實行避孕，節育才取得了合法身份。

上海對節育政策的反應非常積極，到1954年年底，上海市的衞生局已經有了文件：全市婦產科醫師和醫療單位都得開設節育門診，醫藥公司則提供避孕用具。

這種積極應對的原因之一是，人口壓力在上海顯得尤為突出。在小浜拿到的一份1955年的「（上海市衞生局呈市人民委員會熊副秘書長）關於上海市出生產逐年增長狀況報告（絕密）」裏，「適當開展節制生育工作」是與「嚴格限制外來人口遷入」並列的加強人口管理工作的兩大主要措施。

這是早期的計劃生育，它推進得温和而謹慎。

雖然積極推動節制生育的基本理由是為了抑制過快的人口增長，但在宣傳上，卻是強調母嬰健康，提高婦女的工作、學習、生活能力，改善養育子女的環境。

一份上海某婦聯的宣傳工作報告曾提到：「很多（多子女的）媽媽們非常害怕生孩子，但她們絕大部分沒有文化或者識字不多，不懂得有避孕方法……有的發現自己有孕，緊張萬分，故意攀高扶重，企圖流產。」

接受小浜訪談的不少上海女性都表達了對這種宣傳的贊同，小浜寫進了開頭我提到的那篇文章中。

在題為《計劃生育的開端——1950-1960年代的上海》的文章中，小浜的結論是：

當時的節制生育情況與後來的「一胎化政策」不同，婦女大多出於「自願」。她們在工作與家務、養育子女的雙重負擔下，積極地接受了節制生育的宣傳……

過去的計劃生育海報

女性與政策結為同盟，有效控制了生育

在那篇文章發表後，小浜的一些中國朋友告訴她，不能光看上海，得去看看中國的農村。

小浜因此尋到了一些中國的研究夥伴，聯繫到中國的兩個村莊，一個在東北，一個在華中，一個是（計劃生育）模範村，一個「可能算落後村」，「去訪談當地的女性，看她們在計劃生育中的遭遇，瞭解她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在東北的那個村子裏，婦女主任執行力很強，立場堅定，嚴格執行着計劃生育政策。她有三個兒子，為了以身作則，讓兩個生了兩個女兒的兒媳做了絕育手術。小浜説，「她是帶着信念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的」。

而華中的那個村莊，「婦女主任的四個孩子都是女孩，她自己其實非常想要男孩，但因為上面的壓力，70年代末的時候，沒辦法，就結紮了」。小浜説，這個村子不太聽從上面的指示，對於有些想要兒子的家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除了婦女主任，一個好的女赤腳醫生對於鼓勵當地婦女節育也非常重要。在東北的村子裏，當地女赤腳醫生自1964年接受了7個月的集中培訓之後，就開始在村裏的紅色醫療站做赤腳醫生，先是「新法接生」，60年代末接受過避孕環的培訓後，開始上環和取環。

而在這些計劃生育幹部配置到位之前的農村，不想要孩子而懷了孕，農民往往只能採取墮胎或是溺嬰的手段。

一位村民説，生育頭三個女兒和第四胎兒子之間，勝過兩個女兒，但是，「兩個孩子都是胎位不正，沒有奶……一個活了兩天，另一個活了三天，都餓死了。」小浜聽完覺得，對方可能是有意或無意地放棄養育。

在計劃生育的早期，有不少婦女是聽了宣傳後才開始意識到自己還有選擇不生的權利，才開始思考，是繼續生還是採取措施預防生育。

受訪者在小浜的訪談中提到：「生那麼些能照顧得了嗎？」「我那時候生活條件差，孩子太多了就是一種累贅，我就不生那麼多」。

70年代早期的中國村莊裏，節育曾作為一種不帶強制性的「提倡」存在過，實在不願意，可以拒絕，但作為一種規範對村民有影響力，拒絕會感到壓力。

這幾乎如同1950-1960年代的日本，推進「家庭計劃」，使避孕漸漸開始成為市民道德的一部分。

然而，70年代中期開始，「計劃生育的動員越來越嚴格，後來強迫了」。此時便開始出現了婦女一批一批去接扎的情況，而婦女主任也開始「給人罵啊，罵得不像樣」了。

過去的計劃生育標語

生與不生的背後，複雜的權力之爭

一位女性學者在小浜正子的講座結束之後問她：你在村莊裏的訪談中有沒有遇到強迫流產的情況？

「應該是有的，但情況很複雜」。

小浜訪談的1970年代之前生產第一胎的17位女性中，只有兩位做過人工流產，一個是因為懷孕時感冒，怕孩子殘疾，另一個是認為孩子太多了，不想要更多。而到了1980年代之後，19位跟她們長談過的婦女之中，做過人工流產的有10人，而且很多人經歷了不止一次。

1980年代，中國人工流產的數據明顯上升，婦女的生育健康方面的問題也比過去嚴重多了。

「完全不願意的也有的，因為種種原因，在大多數案例中，女性事實上是消極地接受了人工流產的事實，但具體到每一個案例，分析是強制的還是非強制其實非常複雜。」

與很多國外觀察者將強制節育手術或人工流產視為對女性的迫害不同，小浜的研究中，婦女和她們的家庭是政策實施的對象，卻也是生育行為的主體。

很多時候，在生育問題上，婦女與家庭，尤其是男性家長的立場並不相同，小浜的訪談深入了家庭之中。

圍繞計劃生育，女性時常遭到來自丈夫的壓力。一個有了兩個女兒的村婦提到：叫結紮，給俺家老頭做工作，我跟俺家老頭説結了得了，他就不讓，非得（先）要個小子。

還有來自婆婆等長輩的壓力。一個村婦未得到婆婆同意，在生了第二胎後為了避孕而放環，後來避孕失敗，生了第三胎，到懷第四胎的時候想人工流產，遭到了婆婆的反對，第四胎生了以後才做了絕育。

在對村莊的調研文章中，小浜指出：以往的觀點是，中國農民的「早生、多生、生男」傳統生育文化根深蒂固，與計劃生育發生矛盾。然而，這裏的「農民」究竟指的是誰？是男性長輩家長的觀念才代表「農民」，還是生育當事人——婦女的意向呢？

小浜寫道：「婦女在決定生還是不生時，並不只受到政策的左右，還會考慮到與工作、經濟條件、家庭狀況、身體健康之間的關係，喜不喜歡孩子也是一個因素。」

在傳統亞洲社會，小孩是屬於家庭的，在父權制支配的儒教圈及印度文化圈社會，生殖不僅僅是女性一個人的事情，這背後的社會權力之爭，在節育方法的選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日本，主要節育方法以避孕套為主，並配以避孕失敗後的人工流產作為補充。

在印度，70年代，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期，曾以強制成年男性節育手術（結紮）作為主要節育方法，但這種強制「閹割」引發了整個印度社會劇烈反應，至今仍被認為是英迪拉•甘地政府在1977年選舉失利的主要誘因。

而在中國，70年代及之前的温和生育控制階段，避孕方法以絕育手術為主；79年更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之後，避孕方法開始以上環為主，而不管哪個年代，男性絕育手術所佔比例微乎其微。

顯然，在1979年獨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像這樣男女之間或者家庭內部在生育或避孕問題上的分歧，以及面對計劃生育政策時家庭內部的輾轉騰挪，過去在一邊倒對政策的支持或批判中，多少被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