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錄取已經公平很多了，還會更公平嗎？_風聞
叁里河-叁里河官方账号-2019-06-28 11:11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原創： 吳錦清
宏觀上已經比以前公平很多，但區域內不平衡仍然存在
高考改變了什麼？高考又該如何改變？
央視在《高考40年：恢復的公平與夢想》特別報道裏中發出這樣的疑問。
對錢穎一來説，高考是從北京郊區密雲到清華大學；
對羅中立來説，高考是從四川達縣地區鋼鐵廠到四川美術學院；
對曹景行來説，高考是從安徽黃山茶林場到上海復旦大學。
他們都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考生。
但這4.8%也只是明面上的。在正式進入高考考場之前，報名人員還要先參加一場“預考”進行篩選。《浙江在線》曾採訪“老三屆”考生、浙江大學老教授高濟平，他説自己所在的德清縣基本符合條件的人都報名了，但真正參加高考的不超過10%。這樣算來，真正錄取率比4.8%低了不知道多少。
即便是順利通過預考甚至超過高考錄取分數線，隨後的體檢也不一定能順利通過。澎湃新聞曾詳細報道過曹景行的高考故事。據他回憶，儘管77年第一次高考自己高分過線，但沒能通過體檢。
當時與他同在茶林場的知青們分析，是安徽方面不希望上海知青佔用安徽名額，分數好的，在體檢中，一點小病就被刷下來；而考上的，也被分到比較遠、比較差的學校去。
在1977年，想上好大學要經歷重重篩選，還有各種不公平。第一屆高考各省單獨命題，錄取幾率差別很大。湖北20.6萬考生，錄取1.84萬，錄取率約9%；河南70.59萬考生，錄取9374人，錄取率1.3%，相差6倍。
時間來到2018年，在經過了97年高校擴招、2003年開始自主招生之後，上大學的機會越來越多，高考人數達到975萬，實際錄取率高達81.13%。
不論是錄取率暴漲16倍，還是取消高考報名考生各方面限制，在恢復高考的42年時間裏，高考已經從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為眾多學生提供了享受高等教育的可能。並且近年從全國範圍來看，高考已經變得越來越公平。
除了不斷進行高考改革、採用自主招生、三位一體等多種方式改變以往單純靠考試成績錄取外，錄取名額變化也不容忽視。很多高校屬地招生比降低，招收的本省學生更少了。
原先很多高校特別是部屬高校具有較為明顯的屬地招生傾向，當地考生可以進一步享受到資源和政策紅利，獲得更多招生名額。
為了縮小區域間高等教育發展差距，2008年教育部發文明確要求部屬高校要壓縮本地生源比例，各部屬高校在屬地招生計劃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過30%的要逐步回調至30%以內；2015年，教育部再次發文要求部屬高校嚴格控制屬地招生比例，通過增量安排和存量調整，在2014年分省計劃基礎上適當增加山西、安徽、江西、山東、河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和甘肅11省的常規生源計劃，不得調減，希望進一步縮小重點大學入學機會差異。
從數據上看，各高校確實在降低屬地招生比上有所作為。以湖北省為例，2014年省內985、211院校在鄂都有不同程度的減招。2014年，華中科技大學計劃在鄂招收1778人，而2005年在鄂招生計劃為3800人，湖北本省考生能享受的屬地福利越來越小。
因為我國採用“分省招生”機制，錄取名額以省份為單位劃分，因此考生競爭主要來源省內。而近幾年各省市的總體招生規模趨於穩定，某所高校具體在一個省招多少學生，數字基本變化不大。分子幾乎維持不變，分母即省內高考總人數減少，高考競爭壓力也隨之降低。特別原來的高考人口大省，變化明顯。
湖北從2008年起連續10年高考報名人數下降，降幅高達10多萬。伴隨考生人數減少，高考競爭不再像之前那麼激烈，能上好學校的幾率自然得以提高。
考生人數受到人口出生率影響較大。中國教育在線《2016年高招調查報告》分析，中國生育高峯在1991年停止，此後全國新生嬰兒數量持續下降至2000年。新出生人口逐年減少，導致適齡高中畢業生隨之減少。
區域教育發展程度同樣影響該地考生人數。從1994年全國範圍內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開始，目標到2000年普及地區人口覆蓋率85%。而九年義務教育按照經濟發展程度分段實施，華東、華北等地九年義務教育普及完成較早，適齡高中生峯值到達較早。
湖北統計年鑑數據顯示，1990年湖北人口出生率高達21.60%，到2000年已經降到10%以下，降低了近12%，由此帶來的適齡學生人數減少非常可觀。
此外，棄考人數增加也是造成湖北考生減少的重要原因。長江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張才生説，2014年湖北棄考人數在4萬以上，原因是成績不好主動放棄或者考生認為省內考高難度大上一本難而選擇直接工作。還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口流出，比如去國外留學。
從全國看，湖北考生鋭減不是特例，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江蘇、安徽、陝西等多個省市的考生人數也在減少。與之相對的，是西南地區省份考生的集中增長。特別是貴州，從2010年的23.47萬到2019年的45.87萬，翻了幾乎一番，增長率也很高。
談及西南地區考生人數增長的原因，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西南地區特別是大西南山區較多，“普九”工作完成較晚，隨着高中升學率的提高，參加高考人數逐漸增加。同時，因為西南城鎮化起步晚，出生率下降慢，適齡考生也更多。
1990年貴州人口出生率高達23.09%，與湖北相差不大。但到了2000年仍有20.59%，降幅並不明顯，因此貴州高考人數增加是必然結果。同時，貴州加大資金投入，擴建、改建高中，改善師資條件，使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數從2011年的68.9萬增加到2017年的101.1萬人。
另外，貴州也是“高考移民”流入大省。考生少、錄取比例高，對壓力超大的外籍考生吸引力不要太高。而隨着高考人數的增加，貴州這個“高考窪地”的優勢也將越來越小。
近年來不斷出台新政吸引人才流入的城市，即將感受到高考壓力變化。
最近兩年，南京、杭州、武漢、西安、成都等準一線和二線城市不斷加入“搶人大戰”，紛紛拋出落户甚至隨遷落户、各類房補、創新創業補助等各種優惠。全國目前約有20多個省市出台了人才政策，大量吸納年輕人才進入城市經濟體。2018年5月16日，天津發布“海河英才”行動計劃。該計劃進一步放寬了落户條件，公佈不到1天就有30萬人申報查詢落户事宜。
招數頻出的搶人大戰背後，是不斷加劇的城市吸虹效應，帶來了不可阻擋的人口流動。而這個由人做出的遷移決策，受到經濟、社會、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天津這次政策這麼好，如果能落户的話，我可以在天津工作，北京雖然收入高一些，但只要孩子能上學，這些都不是問題。”澎湃新聞曾對天津落户申報者進行採訪，一位“北漂”家長這樣説。
對許多中國家長來説，孩子教育是天大的事。只要孩子能接受好教育，自己做什麼都可以。很多申報天津落户的人士坦言，想在天津落户就是看中其高考優勢，孩子上好學校的機會更大。
作為直轄市，天津擁有2所985、4所211大學，優質教育資源豐富。更重要的是，天津考生少，招生錄取率卻很高。2018年天津高考報名人數為5.5萬人，數量排名全國倒數第4，而本科一批上線率卻高達33.64%，僅次於北京。
在天津吸引的這些人才中，“北漂”家長羣體非常突出。非京籍家長在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方面一直苦不堪言。首先是材料複雜、審核流程嚴格，即便幸運地通過審核也可能進不了好公辦學校。更重要的是，除非願意報考中職高職，非京籍學生甚至不能參加北京中高考。
在人才新政吸引下，2017年成都淨增户籍人口36.4萬人，西安增加25.74萬人，武漢增加了19.81萬人……不斷創下户籍人口增加新高。這些新增户籍人口將帶來數量可觀的適齡子女，將對遷入地高考產生最直接的影響。
就像搶人大戰中表現突出的成都。2018年，四川高考人數達到62萬，排名全國第4位，而一本錄取率在15%左右，985、211高校錄取率分別為1.47%、4.44%，處於全國中下游，高考壓力本身就很大。而隨着大量適齡隨遷子女進入，未來幾年高考嚴峻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個表現搶眼的西北城市西安情況稍好。2018年，陝西高考人數為31.9萬，一本上線率17.74%，985、211高校錄取率分別為1.88%和5.67%，排名全國13左右，想考取理想大學難度並沒那麼大。
在人口遷移過程中，户籍制度非常值得關注，也是一波波城市吸引人才的重點。但人口轉移過程中的障礙，並不在於户籍本身，而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福利，比如教育。一旦有條件限制了這一福利，那麼流入地吸引力可能會打折。
面對一下子湧入的“新西安人”，西安教育部門緊急頒佈了限制條例。2018年新落户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階段還算能順利解決，但中考高考就沒那麼容易，最新落户的還需要回到原籍報考。特別是高考，如果考生户籍、學籍未滿3年就不能參加陝西高考。
户口遷了、房子買了，突然對子女上學進行限制不可謂不坑，但是從規避高考移民、保護本地學生紅利方面，這樣的政策補丁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人口流動帶來教育壓力並不是首次出現，其實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人口大規模流動開始就已經開始並一直存在。
改革開放後，內陸省份勞動力不斷湧入東南沿海地區引發“打工潮”，隨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不斷髮生。《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指出，截止到2013年末，我國流動人口總量為2.45億（超過總人口的六分之一），流動人口6歲至15歲子女隨同父母流動的比例高達62.5%，並且流動人口和隨遷子女數量仍在逐年增加。
隨遷子女就是流動人口帶來的隱性人口，他們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來源，也影響着流入地教育資源分配。
《論城市化進程對中國義務教育班級、學校規模的影響》一文認為，城市化帶來的隨遷子女湧入將對學校和班級規模產生直接影響。如果學校數量不變，那城市學校的規模只能不斷擴大，生均教育資源就減少了。
同樣，人才新政帶來的人口流動將對流入地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階段產生壓力。
雖然多地對隨遷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參加高考進行了1年或3年的學籍限制，但這個限制的制約時間有限，對已落户但還沒結婚生子的人沒有約束。
高校畢業生是人才新政的重點吸引對象，幾年後這些人結婚生子，孩子在當地落户、申報學籍，已經不再受中高考學籍限制。幼升小、小升初、中高、高考，他們享受的待遇已與原先本地孩子無異。狼多肉少，教育資源競爭怎麼可能不激烈。
事實上，很多地方的公立學校為了維持本地學生享受的資源不變，制定了各種條件、程序、費用名目來限制沒有户籍的流動兒童入學，很多家長不得不選擇入學制度相對簡單的民辦學校或者農民工子女學校，這在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民辦教育的發展。
為了給外籍隨遷子女更公平的升學機會，各省市也相繼出台“異地高考”政策，希望能避免他們不得不回到原籍參加高考的命運。但實際執行中不公平依然存在。在31省市發佈的2019異地高考政策裏，3年學籍、父母職業、居住地、社保要求到處都是。特別是北京，異地高考門檻非常高。
好的教育資源永遠有限，流入城市的教育資源對意向遷移人員最終做出決定遷移有重要參考意義，而適齡隨遷子女以及人才新政落户後新出生子女，又將給遷入地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帶來巨大壓力。因此，在搶人大戰之前，做好相應教育相關部署和規劃很有必要。
難度高的省份人口減少，難度低的省份人口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進行平衡，高考公平性有所增加。雖然目前還沒有實際數據顯示各地吸引到的人才具體給當地高考帶來多少壓力，但這個趨勢必然存在，並很快就會在最近的學籍保護到期後顯示出來。
在全國範圍高考變得更公平的大背景下，區域內不平衡現象更加突出。
在公認上清華北大幾率最高的北京，來自不同區學校的考生，被清華北大錄取幾率的差距也很大。北京中考網統計了2018年北大清華在北京各高中錄取的錄取人數和比例。在錄取數量前15位中，海淀5所、西城4所、東城3所、朝陽3所、豐台1所，東西海區以毋庸置疑的優勢成為北大清華學子的搖籃，而剩下其他比較邊緣的區能進入清華北大的學生屈指可數。
在錄取比例最高的人大附中，4個學生裏就有1個能上北大或清華。清北的誘惑太大，東西海學區房因此水漲船高。
從長遠看，想要進一步提升高考公平性，區域內招生不平衡的問題也需要解決。不平衡的根本是教育資源的不平均，學校與學校之間不一樣，而這歸咎於師資的不平衡。為了解決這一點，教育部曾在 2014 年提出 “三至五年” 實現縣域內義務教育學校校長教師交流輪崗的意見，嘗試把最重要的師資從 “校內資源” 轉換成更容易調動的 “系統內資源”。
但因為編制和職稱管理、執行權限低以及責任主體不夠明確的配套政策未到位而收效甚微。越往下的政策設計的細節越多，執行起來也更加困難，比如民辦名校的興起就可以輕鬆越過這個輪崗制度。
宏觀上的調控雖然會引起不滿，但終歸很難在個體身上產生即時可見的明顯影響。而省市級別的調控起效快，保護子女教育權的學區房家長、希望平衡教育資源的政府和以出成績為目標的學校之間很難達成共識，三者之間的矛盾會立刻激化。任何細小改動都能直接引發強烈反應，例如前段時間，上海福山證大小學僅僅因為名字從集團官網除名、新校長到任就鬧出了學區房家長抗議示威的事件。
因此，一些意欲改變小範圍區域間不平衡的政策，往往會如願地受到積極反抗，實行阻力和時長都比想象中更久。即使用更高的外力強行改變，佔據資源的高收入家庭也可以利用本身的教育和經濟優勢在短時間內完成遷徙，再次重構不平等。
另一種可能的辦法是在多元化錄取的前提下，給予學校更多自主辦學權，通過提供多種可能性的方式變相削弱資源不平等。最近，韓國政府正在尋求廢除以自律型高中為主的精英高中體系，試圖把這些精英資源打破釋放。但在十年前，自律高中被寄希望於掌握課程制定和招生自主權之後形成教育多樣性，彌補公立教育帶來的不公平現象。不過很快，這些高中就以掐尖招生等方式迅速形成優勢，並以高收費高投入的形式完成循環，變成整體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在大家都衝向同一個終點的時候，總會有人快速找出通往目的地的最優解並被有資源優勢的階層快速複製，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一個選拔機制，自然會反過來獎勵這些找到最佳路徑的人，反覆循環。因此在更小的層面上，填補高考不平均更像是一個動態的博弈過程，需要根據區域規劃和人口結構快速調整。有着類似文化和教育體制，又在城鎮化和居民整體素質上暫時領先我們的日韓兩國，已經用十幾年的折騰驗證過這個道理。
但是話又説回來，這個級別的不公已經約等於是建立在社會自然發展的不公之上，用政策調控的手段來達到平衡不僅成本過高，也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即使有，也會快速失效，需要新一輪調控。而這個層級上的不公平如何做到，即使是在不那麼重視名校和學歷的歐美國家也沒能得到解答，美國的優質學區一樣具備高房價、高名校率和居民收入高水平的特徵。
作為一個只獎勵優勝者的體制，高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值不值得以及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仍然是一個沒人能夠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