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十年，被偏見掩蓋的滄海桑田_風聞

（微信公眾號：中環陸羽茶室）

作者：基械師

編輯：大司爐

源自：牲產隊

1997年後的香港，不再是古老殖民帝國遙遠的“國疆”，而是一個現代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當狂妄的評論者對這片土地居高臨下地打上“愚蠢”的標籤的時候，鏡子中看到的，只能是他們自己。

猶太人卡爾·馬克思二十五歲的時候就知道：人的解放只能是現實的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於自身。——也就是説，我們不再去爭論這個人是猶太人、英國人、德國人，而是一個有着自己經驗生活、個體勞動、個體關係的個人，“人的解放”才有意義。（《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到追求解放全人類的馬克思，傳統政治學的終極目標始終力圖追求一種“善治”，但是，並不是每個政治學家的理論都會指向這種對“善”的追求。

比如，在卡爾·施密特那裏，政治只要區分“敵友”就可以了。沒有敵人，那就生造出來一個敵人，讓整個社會都去仇恨、蔑視某個羣體，社會將會自然地團結在一起。

但這樣的“團結”，也許往往只是為了更殘酷的仇恨與殺戮。

後來，施密特的這套理論成為納粹德國種族主義理論的最重要的思想來源。雖然施密特本人對納粹假借生物學名詞宣揚的那一套種族主義論調毫無興趣，甚至為此差點丟掉了性命。

馬克思也許不會想到，在一百多年後的中國，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網絡寫手，竟然會簡單的用一個“蠢”字來概括一個城市一整代的青年人，並據此大言不慚地討論“這座城市還有救嗎？”

施密特可能也不會想到，這位青年人心中的愚蠢的“敵人”與高瞻遠矚的“我們”，竟然是同處於一個現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同胞。

從來，“愚蠢”的從來不是被草率地打上各色標籤的猶太人、英國人、德國人或是哪個城市的人，而是這些自作聰明的定論者。

在歷史唯物主義者眼中，從來沒有“愚蠢”與“聰明”，只有滄海桑田的演變。

01

不可否認的是，1967年香港那場風暴的底色確實是一場反抗殖民統治的抗暴運動。放在全球歷史的視野之下，這場由香港左翼知識份子掀起的運動，無疑是全世界“去殖民化運動”的重要一環。

自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就成了大英帝國國王的領地。對於這些海外的殖民地，英國會派遣一位“Viceroy”進行管理——這個辭彙的前半部分“vice”來自拉丁語，意思是“副職”，後半部分“roy”則是法語roi（國王）的改寫。

通常，這個詞被譯為“總督”，實際上，它相當於宗主國的君主在殖民地的化身。以民族主義立國的西方殖民者不會承認殖民地的“異邦人”與他們一樣享有民治、民有、民享的權利，所以，殖民地的總督和他的政府在當地幾乎有着不受約束的大權。總督名義上接受國王的任命，以爵士的身份宣誓對王室效忠，總覽立法、行政、司法權力，除了不能世襲罔替以外，幾乎與資產階級革命前英法的“絕對君主”相侔。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放鬆了對已經形成了各自民族認同的“自治領”的控制，承認他們的國民可以像英國本土的民眾一樣選舉自己的議會，產生自己的內閣，而總督則像英王一樣作為象徵“垂拱而治”。漸漸地，大英帝國被“英聯邦”所取代。

但是在沒有形成“民族”的香港，這種中世紀最後幾年的統治方式卻一直延續到了新時代的門坎上。

1960年代初非洲的解放宣告了世界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在遙遠的東方，不論是港英當局還是普通的香港民眾，開始逐漸意識到，舊的殖民體系已經走到了它歷史的終點。

1966年，當全世界掀起一片紅色的浪潮的時候，貧困、腐敗和混亂的社會管理體系正在困擾着這個繁華擁擠的殖民城市。對殖民主義的切齒痛恨，對自己文化根脈的追尋，和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位置的探索，成為香港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不竭動力。

這一年，來往於九龍和香港島的“天星小輪”突然宣佈將頭等票價從2毫漲到了2毫5分。誰也沒想到，這樣一次輕微的價格調整，卻引發了大規模的騷亂。

4月4日上午11時，一名青年坐在愛丁堡廣場碼頭開始絕食抗議，他的衣服上寫滿了口號。很快，更多的青年聚集在他的周圍，示威者們點燃了汽車佔領了整個街道。最後，在駐港英軍的幫助下，港英政府才勉強把這次暴動彈壓了下去。

4月9日，300多名青年人站上了港英當局的審判台。儘管港督戴麟趾和首席按察司何瑾等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堅稱，“經濟上遭受挫折，社會貧富懸殊”是造成這次騷亂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們還是普遍相信，這次騷亂是對英國殖民當局一次激烈的政治抗議。

就在這一年的年底，戴麟趾照例主持華人政務官選拔面試。當時，他向一位出身貧寒，沒錢讀大學，預科班讀完後就在藥廠做推銷員的面試者發問道：

“你認為本屆港督最大的政績是什麼？”

年輕人思忖了片刻，抬頭看着金髮碧眼的港督，説出了他心中的答案：前一年旱情中，香港城市供水斷絕，戴麟趾親自撥通了周恩來總理的電話，還親自跑到廣東，與地方政府接洽珠江、東江向香港的供水。他認為，這才是這位港督任上，最大的政績。

香港的自來水管流出清澈的珠江水的那一刻，殖民政府的社會控制體系開始漸漸發生了鬆動。這可能是一場漫長的社會劇變的開始。

戴麟趾輕輕在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後面打了一個勾，並記下了這個名字：“曾蔭權”。

196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初那幾年，紅色的怒潮席捲了整個世界。在日本，“赤軍”佔領了長野縣的淺間山莊，綁架山莊工作人員長達十天，這些青年人的父母拿着高音喇叭哭喊着“毛主席已經會見了尼克松，你們的任務完成了”，也不能讓這些狂熱的青年人放下手中的武器。而在法國，青年人佔領了巴黎，總統戴高樂不得不潛出首都，去向駐紮在邊境的軍隊尋求幫助。

1967年的香港，作為大英帝國在亞洲最後一塊殖民地，不可避免地走到了這場風暴的中心。

1967年1月，23歲的曾蔭權正式成為港英政府的“二級行政主任”。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一系列勞資糾紛的“星星之火”，漸漸演化成“六七暴動”的沖天巨浪。

▲1967年香港街頭對峙的雙方

就像日本、法國，乃至祖國大陸滿懷革命熱情的青年人一樣，香港的“革命青年”也漸漸徹底失去了控制：他們到處安放炸彈，對稍有異議的社會名流動輒施展暴力，香港商業電台主持人林彬和他的堂弟竟被當街燒死在車內；而時任《明報》社長的金庸也因為收到死亡恐嚇，而不得不暫時離開香港。

直到當年12月中旬，中國總理周恩來出面嚴厲譴責香港左派的“炸彈風潮”，這場風波才漸漸平息。

經歷了1967年的風暴，港英當局也意識到，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統治方式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1967年港英政府一開始面對風波的粗暴手段以及後來的束手無策，使得戴麟趾港督生涯的後四年都不得不為“挽回民心”而奔波。

1967年之後，港英當局一方面大力提高社會福利，推行“民政主任計劃”，分區收集民意，溝通“官民”關係；推廣八小時工作制，興建廉租屋；發展交通網絡。另一方面，當局還舉辦了兩次規模龐大的“香港節”活動，希望通過這些活動，來提升居民的文化歸屬感，緩和日漸尖鋭的社會政治矛盾。

風暴之後，在香港人的努力下，中文也漸漸取得了在香港社會的地位。從1969年開始，市民可以用中文撥打電視台的熱線與政府官員交流意見，中文報章上的內容開始被當局重視，到了1972年，第一位使用中文的行政局議員鍾士元終於走上了講壇。

香港人用他們的抗爭，終於鬆動了大英帝國籠罩在他們頭頂的重重灰幕。

02

1971年10月，戴麟趾離任，54歲的麥理浩正式被英國女王任命為香港總督。這位擔任過英國駐廈門、福州和漢口的外交官，曾經孤身獨闖日軍會所，早年間在馬來西亞學了一口流利的閩南語，可以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國通”。

一位精通中國事務的外交官，而不是一個“久歷封疆”的殖民地官員成為新的港督，似乎説明，從白金漢宮到中環的總督府，乃至香江之畔的每一個香港人都認清了這樣一個現實：這片土地上數百萬人，不能僅僅作為英王的“臣民”，卑微地活着。

11月19日，麥理浩穿着殖民地傳統官服，乘船橫渡維多利亞港，在皇后碼頭檢閲了駐港英軍。而此時，香港“船王”董浩雲的“海上學府”正停泊在青衣島和昂船洲之間的海面上，進行最後的裝飾工作。

董浩雲可以説是那一代香港商人的一個成功的代表：1949年從上海輾轉遷居香港以後，董浩雲的生意幾起幾落，後來，他抓住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東西方之間航運需求大增的機會，做成了幾單幫助美軍運送軍火物資的“大生意”。很快，董家開通了香港與歐美間的定期航線，漸漸成了僅次於包玉剛的“船王”。

生意做大的董浩雲，在香港、台灣和外國之間輾轉騰挪，發展自己的船運帝國之餘，漸漸開始關心起香港的教育事業來。

1971年，董浩雲花了230萬美元，買下了一艘航行在大西洋兩岸的郵輪。這艘“伊麗莎白皇后號”郵輪全長314米，排水三3萬8千噸，可以載下兩千多名乘客和一千多名船員。董浩雲想把這艘船改造成一座航行在海上的高等學校——他相信，這將是一艘改變香港文化史的“海上學府”。

1972年1月9日，“海上學府”試航前六天，各項調試工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董浩雲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

“旅港期間，仍以頭寸忙，修理‘海上學府’忙，日來為贈送港、日、台、新地區五名（一共20名）獎學金而忙。”

但就在這天，董浩雲突然接到了正在“海上學府”召開會議的長子董建華打來的電話：“海上學府”突然發生大火，這艘承載了他教育夢想的豪華巨輪從起火到燒燬的過程，一字字打入“船王”的心頭。

“欲哭無淚”“悲憤莫名”，在那一天的日記裏，董浩雲重重地寫下了這八個字。

坐在逃生的小艇上，回首望着熊熊燃起的大火，34歲的董建華經歷了他事業的第一次挫折。撥通父親電話的那一剎那，眼淚已經奪眶而出。

這位“七七事變”當天出生在上海的“少船王”，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開始顛沛流離，逃亡、求學、創業、守業，到如今，還沒有哪一次的失敗能如此劇烈地直擊這個年輕人的心靈。

事後，警方調查認為，這起大火實際上出自人為，但究竟是誰放了這把大火，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燃燒的“海上學府”（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不久之後，代替“海上學府”的“宇宙學府”重新提上了日程。在這座建在海上的高等學府裏，學生們將跟隨這艘郵輪航行在五洲四洋，在漫長的航行中學習知識，增進見聞——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香港的精英階層從來不吝在教育上投入巨大的資金和精力。

“精英”們熱衷發展“精英教育”的同時，戴麟趾、麥理浩兩任港督積極推動的“義務教育”也頗見成效，1971年，港府就已經推動落實了“六年義務教育”，1978年，“九年強迫免費教育”也在全港推行。

義務教育不光是讓年輕人能讀能寫，還包含着公民教育、社會意識培養等一系列重要的任務。此時還在“大革命”中的中國大陸，後來改革開放事業的第一步，也是全面恢復城鄉的義務教育。

除了教育的發展和普及，民生也成為港英政府積極關心的話題。

1967年的風暴讓港英當局意識到，如果不能舒緩日益尖鋭的社會矛盾，香港將漸漸變成一個不可收拾的火山口。

在1972年10月，麥理浩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重磅推出了“十年建屋計劃”。這位新港督計劃用十年時間，耗資80億港幣，由港英政府出面，修建容納180萬人的“公屋”。1976年，“十年建屋計劃”正式開始啓動，到10年後的1987年，這項工程雖然大有成效，但仍然只容納了150萬人居住，距離180萬的預計目標有着高達30萬的巨大缺口。

後來，“十年建屋計劃”發展為“居者有其屋”計劃，至今是港府積極推動的重大民生工程項目。在“寸土寸金”的山海之城，航運業和金融業的發展一天天推動着經濟的膨脹和人口的增加，這個歷經坎坷的計劃一直為香港居民提供着大量的廉價住房。

麥理浩趕上了好時候。在他在任的五年，世界範圍內的產業轉移讓香港迎來了經濟騰飛的機會，而源源不斷湧入的財富，不但為民生工程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也大大高漲了香港商人們的投資熱情。

這座城市在吸納着來自全世界的財富，也在尋找自己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

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世，香港左翼團體舉行了盛大的悼念儀式，港督麥理浩也親赴現場敬獻花圈。

1979年，鄧小平在深圳河的對岸畫了一個圈。麥理浩也在這年來到北京，向鄧小平提出了新界續約的問題。

鄧小平給他的答覆讓這位英國官員有些手足無措：中央政府將在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但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同時又説，“請香港投資者放心”。4月4日，港督乘坐着第一班“港穗直通車”失魂落魄地回到了香港，在火車站，他只對香港商人和記者提起了鄧小平的後半句。

這一年，保守黨一批“後座議員”到訪香港，他們聽到了中國政府將要收回香港的打算，其中一個名叫彭定康的議員私下裏向麥理浩建議，可以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至少可以遲滯這個行程。

麥理浩看了看這位35歲的新晉議員，搖了搖頭。精明的外交官知道，歷史的行程終歸是阻擋不了的。

1982年5月8日，麥理浩在市民的歡呼聲中最後一次在愛丁堡廣場檢閲了儀仗隊，隨後乘坐飛機回到了他闊別十年的故鄉。

兩年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中英雙方在北京簽訂了《聯合聲明》，正式宣佈香港將在1997年迴歸中國。一個新的時代拉開了帷幕。

03

1986年12月，在北京主持香港貿發局駐京辦事處開幕式的香港總督尤德爵士突發疾病去世。51歲的衞奕信“臨危受命”，接任“港督”。這位英國政府中的“中國通”，曾經在香港大學學過中文，當過前港督柏立基爵士的政治顧問，用兩年時間就通過了嚴苛的中文考試。

但是，這位新總督上任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世所罕見的大規模“股災”。

關於這場股災的細節，我們之前聊過（1987：破解“盛世股災”的逃生之路）。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的人們普遍認為，導致這場股災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為了爭奪擁有大量土地的企業，香港各大財閥掀起了激烈的“股市狙擊戰”。

1984年，“九七回歸”已經板上釘釘，港府對房地產開發的熱情大減，每年新增投入房地產開發的土地被限制在五十公頃以下。這個時候，港島的商業鉅子們開始意識到，香港能夠用於房地產開發的土地日漸減少，大量併購擁有土地的企業將是一個不錯的商機。

港府土地“斷供”，房地產資本卻開始急速膨脹。經歷了“八七股災”的震盪，香港百分之八十的工廠北移內地，直接對內地投資達到了140億港元。而島內的實業投資，紛紛轉到了拔地而起的樓盤上。

香港經濟結構變化的同時，陸港兩地的資本交流也日漸頻繁了起來。1986年，董家的“東方海外”船業公司開始漸漸蕭條，入不敷出，甚至資金流也遭遇斷裂的危險。那一年，來自大陸的資金通過霍英東打到了董先生帳上，對於幫助這位“新船王”渡過難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像當時很多香港資本巨頭一樣，八十年代中後期，董先生與他的“東方海外”運輸公司漸漸割斷了與台灣方面的聯繫，掛上了五星紅旗。

1992年，董建華決定棄商從政，擔任了港英立法機關的“非官守議員”。1996年12月，按照《基本法》和《選舉法》，“董先生”在選舉委員會擊敗了三位競爭對手，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為中國香港第一任特別行政長官。

▲1997年7月1日凌晨，隨着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香港不再是“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1997年7月1日，從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手中，“董先生”接過了這座海港城市幾百萬人生存、生活與發展的重擔，也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主掌這座城市的“本地人”。

歷經整整三十年的艱難轉型，當紫荊花旗與五星紅旗同時高掛在維多利亞港的上空時，香港已經不再是殖民帝國遙遠的邊疆，而變成了深圳河對岸廣袤而古老的祖國不可或缺的一個行政區。

從這一刻開始，他們不再是英王的“臣民”，而是現代祖國特別行政區的“公民”。

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任行政長官，在七年的特首生涯裏，董先生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昔日商界同儕的擁護和香港市民的擁戴。他擊敗了野心勃勃，“繼承”前港英政府政策方針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統一了香港的行政權，抵禦了金融風暴和房地產泡沫破裂對香港經濟的衝擊。

七年辛勞之後，2005年3月10日，在香港召開的記者會上，董建華正式提出，自己將辭任香港特首。

“由於長時期的操勞，在去年第三季度以後，我已經明顯感覺到自己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以香港的利益為重，我考慮過向中央提出辭任行政長官的請求，這是出於對香港、對國家負責的態度，我這些想法曾經向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反映過。”

那一天，董的語速不快，語調也很平和，但每一個字都彷彿驚天霹靂。放下講稿，董建華輕輕拍打了幾下自己的腿，笑着説道：再回答問題得搬個凳子來，因為自己已經站得很辛苦。

經過了七年多的辛勞，年近古稀的他宣讀施政報告的時候都需要服用兩片止痛藥才能勉強站立。望着老人的背影，記者席上有人動情地喊道：“董生，保重。”

董先生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面向香港數百萬居民宣佈辭職的行政長官。在殖民地的時代，總督的離職往往是通過任期屆滿英王政府不再發令延任實現的，即使辭職，也只是面向英王和英國政府。

這位香港歷史上第一任特首，用他的離開宣示，迴歸後的香港與殖民地時代霄壤之別的地位。

兩天後，中央政府接受了這位67歲的老特首的辭呈，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獲任署理特首。

四十年前，面對咄咄逼人的總督戴麟趾和一眾考官，那個只有中學學歷的藥品推銷員也許不會想到，四十年後，自己將問鼎這座城市最高的權力寶座。

世事滄桑，歷史大潮中每一個人都是見證者。

04

2005年6月21日，人民大會堂香港廳內，曾蔭權扎着領結，面對着國旗與監誓的總理，緩緩念出了誓詞：

“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與出身“船王家族”的董建華相比，新任的“平民特首”曾蔭權寄託了打破香港板結的政商權力巨網的希望。“世家”出身的董建華執政期間，港府一度成了一個“商人政府”，在人們心中，改變這一現狀的重任已經落在了新任特首的肩上。

▲2007年，繼任特首曾蔭權競選時的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

但七年後，曾蔭權即將卸任之際的2012年2月10日，這位“平民特首”卻被抓拍到在澳門的豪華賭場與“賭廳人士、貴利集團中人、夜總會從業員及多名黑道社團猛人”一同參加春茗，香港地產大亨劉鑾雄、傳媒大亨何柱國也坐在特首身側，談笑甚歡。

隨後，曾的私人飛機、遊艇、為退休後生活準備的豪華公寓、千支頂級紅酒和收受各路商業大亨的禮物也被媒體毫不留情地披露報端。人們失望地發現，這位“平民特首”早已淪為了金錢與虛名的“獵物”。

2012年7月1日，曾蔭權正式卸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席行政長官。兩天後，BBC中文網上，評論員黃偉國評價，這是一份屬於他的“分外落寞的黃昏”。等待他的，不再是安寧祥和的退休生活，而是漫長的刑事起訴，使他顏面掃地的刑事判決和無休無止的爭議。

不過，值得矚目的是，曾蔭權是第一位由香港人自己問責的行政長官。1974年，剛剛成立的香港廉政公署將英國總警司葛柏從英國帶回香港，送上了香港的法庭，當時全港為之一振。但是當總督本人面臨指控的時候，問責他的卻只能是“女王和她的政府”。

1992年，港督衞奕信面臨着濫用香港財政預算的指控，最終以英方不再續任其港督職位而收場。而二十年後，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曾蔭權則坐上了香港的審判庭。在香港地方法規的裁判之下，領受了自己應得的刑罰。

2019年1月，白髮蒼蒼的曾蔭權走出醫院的羈押病房，正式重獲自由。

“董先生”離開時前所未有的“體面”和曾先生走出醫院時落魄的白髮，共同書寫了屬於這座城市的希望。

誠然，走出漫長的殖民社會，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這個身份上的轉換對每一個香港人來説是一個進步，但是，對於宏大歷史中的個人來説，每一個向前邁進的腳步都需要漫長的時間來消化。

更何況，意識形態的差異，文化的異同和長達五十年的東西方“冷戰”，對一個普通人來説，接受新的身份談何容易。不解、彷徨，乃至用當年看待殖民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對於走過這段艱辛長路的香港人來説，可能不夠明智，但絕談不上“愚蠢”。

如果把歷史傷口漫長的彌合過程中的心理陣痛理解為“愚蠢”，站在道德高地上對自己的同胞橫加辱罵，只能把雙方之間的鴻溝越挖越深，讓歷史的傷口不斷流出殷紅的血液。

“解殖”與“進步”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兩面，而不是針鋒相對的“兩陣”。當狂妄的評論者對這片土地居高臨下地打上“愚蠢”的標籤的時候，鏡子中看到的，只能是他們自己。

“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淚滴彷彿都説出你的尊嚴。”這份尊嚴同屬於深圳河的兩岸，而把偏見與仇恨傾注在自己同胞身上，將對方視為寇仇的姿態，與他們筆下那些用來以偏概全地攻訐同胞的，舉着殖民地時代舊旗幟的跳樑小醜又有什麼區別呢？

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剛剛燃起。維特根斯坦與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在泰晤士河邊散步，他們聊起了一則新聞：德國指責英國方面策劃了一起針對希特勒的暗殺。維特根斯坦對此毫不驚訝，但馬爾康姆卻説：這種不夠“文明正派”的行動與英國的“國民性格”格格不入，所以他絕不相信這樣的傳言。

維特根斯坦從此與這位學生斷絕了來往。

五年後，在太平洋戰場上服役的馬爾康姆終於收到了維特根斯坦的來信，在信中，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向自己曾經的學生解釋了導致他倆決裂的那場爭論癥結所在：

“你關於民族性格的議論簡單幼稚得令人吃驚。我發現研究哲學給你帶來的，只不過是使你能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的邏輯之類的問題，並沒有改善你關於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

這片土地上每一個欣欣向榮的城市，同這個古老的國家一樣，希望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偏見掩蓋了歷史鉅變的恢弘與滄桑，它讓我們目眩於眼前的對抗與衝突，而錯失了對美好未來的孜孜追求。

歷史的明天，永遠屬於向前看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