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制約構成的關係模式——場（三）_風聞

七  宋元明清與民國時代

在藩鎮割據造成的五代十國，被大宋王朝逐個消滅之後，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場，就進入到了有史以來的第三種模式。

這第三種模式的本質，就是生產力水平，進化和停留在了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與工人階級和資本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相併存的階段。

也就是説，中國，這時候進入到了我們通常所説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狀態。

對於中國在宋朝就進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狀態這種認識，史學界的許多人士，是不肯承認的。

他們的理由，一個就是：宋朝雖然有了較為發達的工商業，但是，工商業早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就有，不是宋朝才開始有，所以，不能以宋朝擁有工商業，就認為她是進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狀態；另一個就是，工商業的基礎是工業，是要有大規模的工廠化生產，是要有大量的工人階級出現，而宋朝，僅僅是具有一些小型的手工業作坊，並沒有達到規模化的程度，並沒有容納許多工人進入到這個產業，沒有形成一個工人階級。

對於工商業早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就有，不是宋朝才開始有，所以，不能以宋朝擁有工商業，就認為她是進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狀態的這個説法，我們就以中醫中藥中的砒霜為例，來進行反駁。

在中醫中藥中，砒霜是一種中藥，具有蝕瘡去腐、殺蟲、劫痰、截瘧之功效，常用於治療痔瘡、瘰癧、癰疽惡瘡、走馬牙疳、癬瘡、寒痰哮喘、瘧疾等疾病。

但是，在現代科學的化學學科中，砒霜，就是三氧化二砷，它是一種劇毒物品。

為什麼在中醫中藥裏的藥品，到了現代化學學科中，就成了劇毒物品呢？

這就是一個量的問題。

離開了事物的量，來談論事物的性質，那就等於是放屁。

在西方現代科學沒有進入中國之前，就早有中國人，利用砒霜害人。

這就是説，從前的中國人，並不是不知道砒霜的劇毒性質。

但是，這種劇毒的東西，還是可以入藥，關鍵就是量的控制。量不同，性質就不同。

在哲學上，這就叫“量變產生質變”。

宋朝之前，工商業也存在。然而，那時的工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例，有多大呢？會不會對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顯而易見的影響呢？

而到了宋朝，工商業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比例，又有多大？她對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又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這些，有人考慮過嗎？

後世因為宋朝屢受外邦欺侮，最後還被滅國，就認為宋朝“積貧積弱”。

然而，宋朝社會的經濟繁榮，與民間的富庶程度，其實，是遠遠超過盛唐時期的。

在鹹平三年(1000年)，中國的GDP總量是為265.5億美元 ，佔到了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22.7%。

宋朝財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財政收入達到了1.6億貫(1貫=1000文)。

即使是後來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高的時候，也能達到1億貫。

這其中，宋朝的商税，就佔了其財政總收入的70%。

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宋朝的文化，也大放異彩。

其中，孔孟之學，在宋朝就發展到了極致，以至成為“宋明理學”的先驅，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出於污泥而不染”。

這都是為什麼呢？

《道德經》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之所以會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出於污泥而不染”，就是因為，在宋朝這個社會，“天理”，已經不存；“人慾”，已經橫流；社會，相對於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弟子來説，就是一個裝滿污流濁水的大染缸。

而“天理不存”、“人慾橫流”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有道是：“無商不奸”。

“天理不存”、“人慾橫流”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商品經濟發達，工商業從業人數，太多了。

而這種“天理不存”、“人慾橫流”的社會潮流，與傳統的孔孟之道思想的激烈對抗，就正是大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

大宋王朝有人、有錢，又有中央集權的強力調控，與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的貧苦、混亂之局面，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可她，怎麼會比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的遭遇還要慘呢？

甚至，最後落到了“崖山之後無中華”的地步呢？

這不是由於宋朝軍隊不能打仗。

岳飛、韓世忠等等宋朝的許多軍隊，都還是能打仗的。

即便是面對後來不可一世的蒙古軍隊，宋朝軍民，也還是有過輝煌的戰例。

宋朝之所以“積貧積弱”、在對外鬥爭中一敗再敗，關鍵，還是由於內部不和，還是由於她自身的政治腐敗。

而宋朝為什麼政治腐敗？

根源，就在於兩種生產關係的並世而立，導致農民、地主階級的價值觀，和工人、資本階級的價值觀，兩種價值觀念的水火不容。

商鞅死了，王安石還活着。説明商鞅變法，遇到的阻力，比王安石變法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

可是，商鞅的變法，成功了；而王安石的變法，卻失敗了。

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商鞅找到了當時社會矛盾的總根源，他找到了他的真正對手，所以，他才會遇到最激烈的抵抗。

雖然他在最激烈的抵抗中以身殉道，他也還是最後的勝利者。

而王安石，沒有找到當時社會矛盾的總根源，沒有找到他的真正對手。

他不是在與他真正的對手博鬥，他當然就不會遇到真正的、最激烈的抵抗。

因此，他也不會變法成功。

農民們破產失業，是王安石所面對之社會矛盾的現象。

但是，農民們破產失業的原因，表面上是大地主階級對小地主階級的兼併，而其背後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工商業資本對於社會資本的攫取和壟斷，是工商業資本對於社會經濟的無形控制。

當時的許多大地主，同時也是工商業主。

而一個地主如果接觸到了工商業，那麼，他就不再可能繼續做他的地主，他必然地會由地主轉變為工商業主。

他不會繼續只想着收租，而會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土地，轉化為資本，投入到工商業活動中去。

但是，鑑於商人在社會上的形象與口碑，這些人，不會公開自己的工商業主之身份，而會繼續以地主的身份示人，繼續地在人前大講孔孟之道、仁義道德，而背地裏，卻是見利忘義、一肚子男盜女娼。

王安石不能發現大地主階級背後的工商業資本這隻無形之手，那麼，他的任何變法，其實，都是無的放矢，就註定是勞而無功的。

所以説，宋朝的工商業發展，對於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發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影響。

這還能説，宋朝，沒有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狀態嗎？

對於那種工商業的基礎是工業，是要有大規模的工廠化生產，是要有大量的工人階級出現，而宋朝，僅僅是具有一些小型的作坊，並沒有達到規模化的程度，並沒有容納許多工人進入這個產業，沒有形成一個工人階級，所以，宋朝就不能説是進入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狀態的説法，我們就要問，什麼是萌芽？如果形成了一個規模化的工人階級，那麼，那樣的資本主義，還是萌芽嗎？

所謂萌芽，就是種子已經萌動，植物的生長活力與生長形態，已經開始梯次顯現，卻還沒有完全展開的狀態。

在宋朝之前，工商業生產雖然存在，但是，還沒有產生信用價值，沒有產生金融現象，還沒有發生直接的錢生錢的現象；資本，只能是在進入實業性的工業或商業投資之後，才能夠產生盈利或者虧損。

而到了宋朝，承載着信用價值，具有現代紙幣意義的“交子”、“會子”就產生了，於是，金融、匯率也隨之產生。

這就形成了錢生錢的現象；這就有了金融危機的現象。工商業生產，就不再是這些行業內部的小生產，而是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大生產，她足以影響到與她毫無關聯的那些習慣於自給自足的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生死存亡了。

這難道還不是資本主義種子的萌動嗎？還不能稱之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嗎？

至於這個萌芽最後沒有快速地茁壯成長，沒有像西方社會迅速地由手工性的工商業轉變成機械性的工商業，沒有由人力性的機器生產轉變為蒸汽機或電力性的機器生產，從而容納更多的工人進入到這個產業，形成一個工人階級，那隻能是説，是中國的國情不同，壓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能説，宋朝時代的中國，就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

宋朝，是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的。

只是，資本主義的特性，與中華民族的文化特性相背離，所以，她很難在具有中華民族之特性的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順利地成長。

從民族發展的角度來説，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弱者組團，在一個集團核心的領導下，與強者作鬥爭的歷史。

這種鬥爭，可以遏制和避免強者之間的唯我獨尊與無底線競爭，可以使我們的社會少流血，可以使我們的文明與歷史，不間斷地延續下去，而不至於因為強者之間的唯我獨尊與無底線競爭，導致最後的——“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

所以，宋朝也一樣，當資本主義的萌芽一出現，就受到了她的對手，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抵制，同時，她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抵制。

從生產力文化的性質來講，工商業生產的價值取向，與農民化小生產的價值取向，是完全相反的。

工商業生產，講究短平快；而農民化小生產，講究順應天時地利。

工商業生產，講究投機取巧，講究競爭；而農業小生產，講究和諧，講究禮節與誠信。

相反的價值取向，當然會導致矛盾與鬥爭。

而中國的傳統文化，顯然是要加持於當時的農民化小生產。

但是，工商業生產，卻是得到了大宋王朝的加持。

為什麼大宋王朝，會支持工商業生產呢？

因為，大宋王朝，本身就是在工商業生產的支持下才得以發展壯大的。

大宋王朝，是從五代十國的天下亂戰中拼殺出來的。

這種拼殺，真的是不容易。

天下亂戰，受傷最重的，就是農業。

而長時間的受傷，使得最後的農業生產，是根本就支持不住一個政權的存在。

而政權不僅要存在下去，還要去與其他的政權作鬥爭，還要把戰爭繼續進行下去。

那麼，靠什麼支持政權？靠什麼把戰爭繼續進行下去？

工商業生產的短平快，這時就發揮出了其優勢，是有力地支持了宋朝政權的存在，也有力地支持了宋朝政權把戰爭繼續進行下去。

所以，大宋王朝，當然也和中國的其她王朝一樣，十分地注重農業生產；但是，她和其她王朝所不同的是，她不會“重農抑商”，她是十分地支持工商業生產，也十分地仰仗工商業生產。

這種支持和仰仗，當然就也會影響到她的價值觀，影響到她在世道變遷的階級矛盾中的站隊。

處在萌芽狀態的工商業階層，具有資本主義投機取巧、自私自利的特點，但是，她與後來發展強大，具有了市場與資本擴張性的大資本階級又不相同。

因為他們還處在萌芽階段，還很弱小，所以，他們就不具有徵服性，就不具有好戰性，他們只想投機取巧、發家致富，只想好好地活下去。

他們不想打仗，不想因為打仗，而摧毀了自己發家致富的夢想，不想因為打仗，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固然是有其“功高震主”的因素，固然是有大宋王朝極不信任手握重兵的武人的因素，然而，從更深層次的背景上看，又何嘗不是農民階級與工商業階級價值觀念迥異、立場嚴重對立的縮影？又何嘗不是兩個階級、兩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得失嚴重衝突的縮影？

如果僅僅是因為功高震主，宋高宗趙構，未必就敢在大敵當前之時，以“莫須有”的罪名濫殺功臣；他更不會糊塗到“兔未死”，就“走狗烹”的地步。

之所以他能夠在一個關鍵的戰略節點，毅然決然地殺掉主戰的功臣岳飛，其背後，肯定還是有着一股洶洶之“民意”的鼓譟與支持的，肯定還是有着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作後盾的。

上面是對兩宋時期中華民族這個場的本質結構之狀態的分析，那麼，這時候的這個場的外在現象，也就是其上層建築的具體形態，又如何呢？

由於取代奴隸社會的諸侯貴族，在後來與皇權相對抗的門閥士族，到隋唐及五代十國期間，也被皇家及各方勢力，給聯合幹掉了，所以，到兩宋時代，填補門閥士族的職位而為皇朝效力的，就只是一些依靠科舉考試上台，而沒有什麼家族勢力與社會根底的素手官僚。

為了不重蹈過去被門閥士族所挾制的覆轍，皇家，是肯定不會讓這些官僚們，重新積累起各自的家族勢力的。

但是，伴君如伴虎，為了自身的安全，更為了自己的存在價值，這些素手官僚們，總還是要想一些辦法，來盡力地提高自己的安全係數，同時，也使自己的觀點與主張，不被輕視，使自己的價值，能夠得到最大的釋放與展現。

那麼，想一些什麼辦法呢？

主要有兩條，一條就是家族聯姻，官官相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還有一條，就是建立朋黨，大搞一呼百應，一擁而上，使得皇帝要麼對他們不能動，動就得動一批。而一下子動他們一批，肯定會造成朝政的極大動盪，這就給皇帝，形成極大的精神壓力。

這其中，尤其是朋黨，是在門閥士族被歷史所淘汰之後，官僚階層為保護自我而實行的一種創新之舉。

所以，對於這個朋黨，皇帝，也是極其忌憚與忌恨的。這也是後來到了明朝，皇帝建立東廠、西廠，重用身邊宦官以對付官僚的根本原因。

而對於宋朝來説，唐朝後期以及五代十國時期的藩鎮割據、武人干政，也是給其留下了深刻的後遺症。

所以，為了防止武人犯上作亂、干政亂政，整個宋朝，對於武人，是及不放心的。統兵權與調兵權相分離，就是宋朝建立以來的基本國策。

在這個基本國策之下，宋朝為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還要經常地調換統兵將領。真正進行戰爭時，戰區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監擔任，而且，改變戰略，必須經過皇帝同意。

這些措施的實行，對於宋朝的戰爭能力，當然是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總而言之，宋朝內在的階級矛盾，與外在的政治架構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了這個朝廷是大而虛、富而弱。

因此，苟且偷安、屢戰屢敗，就毫不奇怪；最終滅亡，也是必然的。

另外還不得不説的是，即使宋朝支持工商業生產，即使大宋王朝在階級與階級的價值觀念之衝突中，站在了資本階級的一邊，但是，在經濟方面，我們今天的“國有經濟佔據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這個基本方針，也是從宋朝開始，就成為了我們這個民族之政權穩定的“定海神針”的。

這是因為，不論從中華民族傳統性的價值觀念來説，還是從一個政權自身的利益取向來説，鋤強扶弱，維護社會的穩定，是每一箇中國政權的第一要務，而國家經營工商業，防止民營工商業做大做強，就是實現這一要務的一個根本性的措施。

在這一價值觀念的前提下，大宋王朝站在資本階級的一邊，避戰求和、苟且偷安，就不過是在工商業階級和地主階級這兩大生產者之間做選擇，而不是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做選擇，更不是在強勢者與弱勢者之間做選擇。

宋朝滅亡，並不是什麼“崖山之後無中華”。

宋朝滅亡的，只不過是一個華夏政權，只不過是中華民族這個場的一箇中樞性主導結構。

而中樞性主導結構與場的關係，是演員與舞台的關係。

演員可以下台，但是，這個舞台，還是原來的舞台，只不過是要再換一個演員而已。

所以，蒙古貴族入主中華民族這個場，不過是在這個場上，又出現了一個更不合格的演員而已。

這對於中華民族這個場來説，這種變化，其實是雖然沒有多大的助益，卻也沒有太多的傷害，就是更加豐富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成份，使得這個民族，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而已。

推翻了蒙古貴族統治的大明王朝，作為從中華民族這個場中自生出來的一個新的中樞性主導結構，她就是一個秉承着中華民族之歷史慣性、上接之前的大宋王朝，與大宋王朝的各個方面血肉相連、絲絲入扣的中樞性主導結構。

那麼，以大明王朝為中樞性主導結構的中華民族這個場，與從前的以大宋王朝為中樞性主導結構的中華民族那個場，相比之下，又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族這個場，從宋朝開始，就和從前的周朝一樣，進入到了一個生產力快速發展，兩種生產關係相互並存、並且相互矛盾與相互鬥爭的階段。

只是，經過西周與東周的發展，中華民族在那個時候，是順利地適應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完成了兩種生產關係之間的相互更替，從而比較安全地進入到了秦漢時代。

可是，到了兩宋時期，中華民族就沒有那麼幸運。

經過靖康之難和崖山海戰以及其間數百年的磨難，中華民族，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失敗：代表着中華民族的大宋王朝，是徹底地被消滅了，整個中華民族，從此徹底地被文化迥異的蒙古貴族所統治。

那麼，遭遇這場空前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以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為實質的生產關係，和以工人階級與工商業資本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為實質的生產關係，這時候進入到了一個相互並存、並且相互矛盾與相互競爭的時期。

而兩種生產關係之間的相互矛盾，轉化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就不僅僅是利益之間的矛盾，更是價值觀念之間的矛盾，更是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

在這之間，以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為實質的生產關係，所相應的價值觀念，雖然不再受到生產力文化的加持，卻是受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加持的。

而以工人階級與工商業資本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為實質的生產關係，雖然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相牴觸，卻是受到生產力文化的加持的。

而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這時的生產力文化之間，傳統文化是一個恆量，她不會越來越強；生產力文化卻是變量，她會隨着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而越來越強。

只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階段，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水平並不是很高的，所以，資本主義生產力文化的實力也就不是很強。

但是，由於傳統文化是恆量，是處於守勢的，生產力文化是變量，是處於攻勢的，所以，資本主義文化的實力雖然不強，卻很有活力，她不會被撲滅，而會在發展中越來越具有衝擊性，在競爭中非常具有進攻性。

這就導致其背後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們，能夠具有很強的政治進攻力。

最起碼，他們與對立的地主階級是保持着互不示弱的態勢的。

而在這個互不示弱的態勢中，作為中樞性主導結構的大宋王朝，卻是站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一邊。

這就導致大宋王朝面對強大的外敵時，其基本的國策，就是避戰求和。

而面對民族競爭，一味的避戰求和，就是自取死路。

這就是大宋王朝遭遇空前失敗的根本原因。

那麼，在這樣的教訓之下，在兩種生產關係仍然相互並存、仍然相互矛盾與相互競爭的情況下，大明王朝，該怎麼做呢？

理所當然地，大明王朝會站在地主階級的一邊，遠離工商業、“重農抑商”，同時，大力開展孔孟之道的思想教化，更進一步地完善與深化“宋明理學”。

也就是説，大宋王朝的滅亡，是逆轉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趨勢，使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在明朝時期雖然不至於泯滅，卻也發展艱難。

我們很難説，這到底是對還是錯。

因為，如果沒有外敵，甚至在外敵不是很強的情況下，大家“克己復禮”，相忍為國，和諧相處，不是很好嗎？

關鍵是，慣性，是一個事物的本性，是一個人的本性。

由着自己的本性發展，那才是善待自己。

當然，能夠戰勝自己的人，那就是一個更高級的人。

也許，那應該不是人，而是神。

只有在挫折中跌倒、爬起，從而改變自己的人，那才不是神，而是人。

大明王朝的這種內在矛盾與發展趨勢，決定了她最終是必然地會和她的前朝——宋朝，是殊路同歸。

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

不能順應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就必然地會被生產力的發展趨勢所推到，就必然地會歸於失敗。

只是看，會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失敗而已。

在通過其內在矛盾與發展趨勢而得出其必然失敗的結論之下，我們再來看看，大明王朝，具體是怎麼失敗的呢？

我們來看看大明王朝的上層建築。

在上層建築上，大明王朝，似乎是夢迴漢朝。

朱元璋和劉邦，是走了一條同樣的路線：先是大封功臣，然後又大殺功臣；然後，又希望自己的子孫們，能夠團結一心，共同護衞自己的劉家江山或朱家江山。

然而，漢朝的“七王之亂”被平定，明朝的“靖難之役”卻獲勝。

朱棣推翻了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憑自己的實力登上了皇位。

而朱棣登上皇位後，並沒有沿着他侄子的削藩路線繼續走下去，而是堅持保留了自己父皇立下的封王建藩制度。

哪怕是後來又發生了“英宗復辟”和“寧王叛亂”，整個大明王朝，封王建藩的制度，卻是始終存在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事情呢？

而且，即使是事實也證明了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危險性，可為什麼這樣的“錯誤”，還是得不到“糾正”呢？

這其實是因為，強勢者實力太強時，他就不會和弱勢者講禮與講理，他就要憑着自己的實力，去與弱勢者“對話”。

而弱勢者沒有實力獨自地去與強勢者“對話”，就只好在共同利益所形成的向心力的驅導下，以某一個因子為原核，而形成聚集，然後，以大家共同的實力，去與強勢者“對話”。

這樣，作為弱勢者之聚集因子的原核，在大量弱勢者的支持下，就成為了王權的執掌者，就有實力去與那些強勢者“對話”，並且碾壓那些強勢者。

王權與貴族或官僚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弱勢者集團與強勢者集團之間的鬥爭。

王權是弱勢者集團的中樞，是代表弱勢者的，是由弱勢者集團的實力來支撐的。

而貴族是一羣強勢者，他們有時候憑各自的實力單打獨鬥，甚至相互鬥爭，有時候又會組成集團，共同與皇權作鬥爭。

然而，當貴族階級由諸侯貴族、變為門閥士族，再變為官僚集團時，他們相對於王權，就完全沒有了什麼實力可言，他們就不再那麼蠻橫無禮和無理。

他們反倒非常希望，和相對更為強勢的王權講禮和講理。

這樣，弱勢者集團所受到的壓迫，也就自然減輕。

而弱勢者集團所受到的壓迫減輕，弱勢者羣體，也就不再具有那麼強的向心力了。

弱勢者的向心力逐漸減弱，弱勢者集團對於王權的支持度，當然也就逐漸減弱了。

這樣，王權或皇權的家天下與世襲制，也就岌岌可危。

所以，儘管封王建藩有危險，然而，大家好歹還是一姓之人，是一家人：比起那眾多外姓之人的虎視眈眈，兄弟睨於牆，外禦其侮，一家人相互扶持，抱團取暖的概率，畢竟還是要大一些；骨肉相殘的概率，畢竟還是要小一些。

實際上，明朝的長期保留建藩制度，是一種社會民主化趨勢下，面對官僚集團的朋黨政治，而有意識地實行的一項捍衞王權世襲制的長期戰略。

而在這個長期戰略之下，利用近臣宦官，建立東廠西廠，對官員們進行監視和壓迫，就是另一種捍衞王權所必要的戰術性措施了。

而這樣的一種社會民主化趨勢，實際上也是説明了，工商業生產，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了自宋朝以來的整個中國社會；人們的思想面貌，已經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而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

當然，正是因為民主自由化思想越來越濃厚，所以，與之對立的孔孟之道，就更加受到推崇；宋明理學，就更加得到強化。

那麼，反過來，我們又如何看待官僚集團裏面的朋黨之爭呢？

官僚集團中的朋黨政治，首先是用來對付皇權的。

是因為相對於過去的貴族與士族，這時候的大小官僚們，沒有自己的個體實力去面對皇權，所以，他們就只好結成朋黨，以集團的力量，去對付皇權。

這就和弱勢者個體力量不足，就只好聚集在皇權的腳下，仰仗皇權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正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王權衰落，貴族之間或者士族之間就會相互大打出手一樣，當皇權相對官僚集團懷柔、或者示弱時，官僚集團的朋黨之間，就必然會為了爭權奪利而相互大打出手；或者，皇權的個體性的智商，高於了官僚集團的平均智商，官僚集團，也就會在皇權的操弄下，相互之間鬥個你死我活。

那麼，在瞭解了大明王朝的這種上層建築之特點過後，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直至最後崩潰的具體原因，又是什麼呢？

大明王朝前後經歷了大明開國、洪武之治、靖難之役、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土木堡之變與北京保衞戰、英宗復辟與石曹之亂、弘治中興、寧王叛亂、大禮議之爭、嘉靖中興、壬寅宮變、南倭北虜、世宗崇道、隆慶新政、張居正改革、萬曆怠政、萬曆三大徵、東林黨爭、國本之爭、晚明三大疑案、明末農民起義、清軍入關等等重大事件。

這些事件就構成了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直至最後崩潰的整個過程。

從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直至最後崩潰的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和大宋王朝一樣，雖然大明王朝的江山，最後也是被外族所奪取，然而，大明王朝的中央集權，特別是皇帝的權威與權力，自始至終，卻是相當穩固的。

明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具有對任何一個朝廷高管，不論是文臣還是武將的生殺予奪的能力，而並不像其他朝代那樣，來得輝煌，去得零落；更不像魏晉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國的皇帝們那樣，自始至終都是戰戰兢兢、朝不保夕。

但是，在皇帝強勢的同時，大明王朝的官僚集團，也和大宋王朝的官僚集團一樣，也是相當的厲害，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們雖然不能篡奪皇位，也沒有篡奪皇位的野心；但是，他們卻能夠以各種方式，不惜以自己乃至自己整個家族的性命，來捍衞自己的價值觀和理想，以至於能夠把皇帝氣得長時間的不上朝，而對他們無計可施。

同時，在這種皇帝與官僚雙方都很強勢的另一面，我們又能夠看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大明王朝和大宋王朝一樣的黨爭，可以看到明朝比宋朝更為突出的閹黨宦官與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與聯合。

閹黨宦官與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與聯合，實際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黨爭。

是由於官僚與皇權之間的鬥爭，使得皇權有意提高宦官的地位，利用宦官勢力去制約官僚集團，從而讓宦官團體有了與官僚集團相對等的政治實力。

而黨爭背後的實質又是什麼？

黨爭背後的實質，其實就是“民主憲政”，也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形態。

所以，如果説，朋黨是官僚與皇權作鬥爭的產物；那麼，黨爭，就是工商業生產大發展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文化，在大宋王朝與大明王朝的政治生活中的反映。

也就是説，在明朝，雖然官方不承認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忽視工商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但是，明朝的工商業生產，其實不僅佔據了社會生產的很大份額，而且，也深深地影響了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

晚明時期，中國民間的工商業經濟力量，遠比同期的西方強大。

當英國的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就已算鉅富時，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

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數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

這樣大的資本主義能力，必然地會對明朝的政治、文化發生深刻的影響，必然地會在明朝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有所反映。

但是，相對於宋朝資本主義文化初出茅廬時的生硬，明朝的資本主義文化應該是比較柔和、比較成熟了，應該是比較地能夠入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個殼。

所以，在一般人看來，中國的商人，就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這其中的“男盜女娼”，是商人的本性，是資本主義的本性；而“仁義道德”，就是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個殼了。

但是，正像“跪久了，也就站不起來了”一樣，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個殼，被戴久了，也是很難卸下來的，也還是要對佩戴之人的心理與行為發生很大的影響的。

所以，相對於宋朝的懦弱無能和一心求和，大明王朝，就顯得比較強健和富有血性，儘管她後面也失去了一些領土，縮小了統治範圍，但是，她始終是能夠“以武會友”，而不憚於“友邦驚詫”。

這説明了什麼呢？

説明了明朝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文化，已經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個殼，使得大明王朝的投降派、主和派變少了。

戴上了中國傳統文化這個殼的中國工商業者們，不僅顯示了不願意再當主和派、投降派的特點，而且，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財不露白，做“悶富人”。

因為，在中國這樣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中，商人們的社會形象與社會地位，其實是很不好的，所以，要想既有錢，又有地位、又有良好的社會形象，最好，就是表面上當官、當地主，背地裏當工商業主——背地裏僱人替自己經營產業，自己，只做個隱形的工商業主就好了。

而由於這些表面上的官僚、地主，背地裏其實是工商業主，所以，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行為做派，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工商業主們的思想烙印，要打上資本主義文化的烙印。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明朝的官僚那麼強勢，可明朝的皇帝也會那麼強勢，而沒有官場中的哪一方勢力，試圖去推翻皇帝。

因為，明朝官場中的勢力，總的來説是分為地主階級勢力和工商業主階級的勢力。

地主階級的勢力，本來就是擁護皇權的，面對資本主義勢力的蓬勃發展，他們當然是更加要擁護皇權，擁護皇帝。

而資本主義勢力，是以“民主共和”為理想的，他們沒有心思搞獨裁、當皇帝，只要自己能掙錢，管他誰獨裁、誰當皇帝呢。

明朝後期，國庫空虛，沒錢打仗，甚至連最基本的維持朝廷運作的錢都沒有了。皇帝要大臣們慷慨解囊，為朝廷做貢獻，可大家都沒有錢。

但實際上呢？後來李自成攻破北京，那些大臣們，家家都有錢。

曾國藩、李鴻章都是漢人，在低層民眾高呼“反清復明”的形勢下，他們作為有實力的上層漢人，卻對滿清皇帝忠心耿耿，毫無二意，這都是為什麼？

其實，此時的中國，在本質上，是已經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了。處在社會上層的，基本上都是資本主義勢力的代表。

在他們的眼中，是沒有民族矛盾，只有階級鬥爭。

所以，他們不會反對滿族人當皇帝。只要滿族人當皇帝不會損害到他自己的利益就行。

而地主階級，特別是農民階級，他們處在社會的下層，弱勢階級的聚集性趨勢，決定了他們一定要有一個聚集的理由。

那麼，在滿人統治漢人的情況下，他們聚集的理由，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反清復明”了。

所以，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直至最後崩潰的具體原因，即上層建築方面的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導致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性的價值觀，佔據了上層建築的主導地位，從而與皇帝的獨裁統治發生深刻矛盾。

但是，資本主義的投機取巧與見風使舵的特性，讓這些官僚，不會直接與皇權對抗，而是採取欺上瞞下、消極怠工的策略，以明哲保身，從而致使朝廷的權力運作失靈，各種矛盾累積，直至最後，整個政權崩潰。

和宋朝的滅亡不同，大明王朝並不是由作為外來者的滿清政權推翻的。

滿清勢力入主中原，只不過是由於明朝政治體制已經崩盤，大漢民族的各種政治勢力正在重新洗牌，她們是逮住了這個機會，趁虛而入罷了。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滿清勢力的趁虛而入，真的讓李自成坐了天下，那麼，接下來的中國社會形勢，會怎麼發展呢？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地主階級的勢力已經日薄西山，大明王朝中，除了皇帝這個“裁判”之外，佔統治地位的，其實就是工商業主階級，就是資本階級。

所以，大明王朝的崩潰，其實是工商業主階級的失敗，是資本階級的失敗，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的，應該是工商業主階級，是資本階級。

這樣的一個歷史趨勢，決定了李自成大順王朝中的資本階級，會以更柔軟的方式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融合；但是，資本主義“民主共和”的步伐，不會停止。

所以，大順王朝最後的發展結果，就一定是“民主憲政”，是皇帝虛尊其位，國家權力掌握在“共和”政府的手中。

但是，滿清入關，打斷了這個歷史進程。

漢族地主階級的弱勢，決定了他們無法用武力去反抗和驅除滿清政權；而漢族資本主義力量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用武力去與勢頭正猛的滿清勢力對抗。

這就導致滿清入關既成事實，漢族資本階級，只好把滿清勢力作為另一個殼，來給自己戴上。

但是，滿清勢力這個殼，相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更加容不得資本主義文化，容不得資本主義勢力，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隨着滿清勢力的入關，“立定，向後轉”。

西方列強進攻中國，一方面是給中國帶來了不一樣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幫助中國的漢人，敲碎了滿清勢力這個殼，使得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重新煥發活力。

當然，資本主義的本性，決定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不會讓中國本土的資本主義勢力發展壯大；但是，西方文化的特點，卻讓中國的另一股勢力受益匪淺，那就是脱離實業的中國寄生階層。

寄生階層就是脱離實業生產的腦力勞動階層，就是一個社會中的上層建築之從業羣體。她包括已經入職的官僚和準備入職的後補官僚。

而相對於已經入職的官僚羣體來説，準備入職的後補官僚們，由於沒有受到現實壓力的約束，他們的思想就更加靈活，想法也更加大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也就更強。

這就導致中國，在還沒有形成一個具有多大勢力的工人階級的情況下，卻產生了一個代表着中國工人階級的黨派——中國共產黨。

當今的一些歷史學者，都習慣於將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作為一箇中國曆史階段的劃分標誌。

其實，這樣的劃分，就像馬克思主義者把封建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歷史階段一樣，是隻看現象，不看本質。

從本質上來説，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是一箇中國曆史發展階段的分水嶺，而恰恰是一箇中國曆史發展階段的高峯與標誌。

這個歷史階段，就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那一段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

在這個歷史階段，中華民族在她的發展歷史上，形成了又一個具有特殊本質與形態的場，顯示出了又一個具有獨特之歷史特徵的社會形態。

這個場，是以漢族人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承接大明王朝的遺產而來，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強烈衝擊下形成的。

她的本質，就是中國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和中國工人階級與資本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進行最後的決戰。

結果，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徹底地退出歷史的舞台，中國，進入全面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官方語言中，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問題的根本，不是在於語言的宣傳上，不是在於資本主義的理念或者社會主義的理念上，而是在於，在這個生產關係中，在這個工人階級與資本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中，是誰佔據了主導地位，誰站居了服從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這其實就是表明：在工人階級與資本階級相互對立統一的這個生產關係中，工人階級的力量大於了資本階級的的力量，所以，工人階級佔據主導地位，資本階級佔居服從地位。

後面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由前面的這個基本的力量對比而導致的，就是力量對比所形成的結果。

在很多人看來，中國今天的這個政治局面，是西方文化影響的結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統治中國的結果。

然而，為什麼西方的資本主義思想，具有槍炮的加持，卻敵不過沒有槍炮加持的，也是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而讓赤手空拳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統治中國，有槍有炮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及其實體性力量，反倒退出了中國呢？

在承認西方文化產生了較大影響的同時，在承認“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我們不能不看清楚一個事實：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一個圖紙；而要將這個圖紙上的內容，落實到現實中的中國社會，首先，是要中國社會的現場，具有按圖施工的基礎材料，然後，還要中國社會的現場，有親臨一線、按圖施工的工程師。

那麼，這些現場材料從何而來？這些現場工程師從何而來？

為什麼那些留過洋回來的，所謂的“更懂”馬列主義的工程師們，都不行；恰恰是一個沒有留過洋的、被人責問“你懂什麼是馬列主義”的“土包子”，最後卻成為了中國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隨着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實踐，而冉冉升起呢？

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社會的現場，具有建設馬列主義工程的材料，卻又與馬列主義的“圖紙”上所列明的材料有些差異；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豐富馬列主義的內涵與外延，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從而使得這項馬列主義的工程，能夠隨機應變，能夠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實事求是地落到實處。

西方的科學文化，是一種分析型的文化，她是隻善於觀察局部，而不善於觀察全部的，也就是比較機械、比較呆板的。

而中國的陰陽文化，是一種比較型的文化，她是不善於抓住細節，卻擅長大處着眼、廣泛聯繫的，是善於聯想、因而相對更加靈活、更加務實的。

留過洋的工程師們之所以“水土不服”，就是因為他們的西方墨水吃得過多，所以，就養成了西方人的直線思維的習慣，而不會拐彎，不會想到：農民階級雖然不是工人階級，卻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

所以，社會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扎得下根，開得了花，西方文化、馬列主義，只是一種催化劑，真正起作用的，還是中國社會自身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基礎，還是中國社會自身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基礎所形成的政治土壤，還是中華民族這個場。

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黨派？

其實，中國的黨派，在宋朝、在明朝就早已出現；都到9191年了、都到1291年了，再出現黨派，好奇怪嗎？

為什麼帝制會被推翻？為什麼袁世凱復闢帝制，會受到羣起而攻？

科舉選官，是皇權與門閥士族作鬥爭的結果。

然而，官僚們能夠脱穎而出、登台上位，卻不完全是由於皇恩浩蕩。

那還是要靠他們自身的能力與價值，是要靠他們自身的能力與價值對得起他們手中的公權力。

而閹黨宦官把持權力，除了是皇帝要利用他們與官僚集團作鬥爭，他們自身，又有什麼樣的能力與價值，來與他們手中的權力相匹配呢？

他們自身的所作所為，對不對得起他們手中由皇帝私相授受的公權力？

他們的耀武揚威，能夠像秀才中狀元一樣，得到天下人的信服與擁戴嗎？

從明朝的皇帝建立東廠西廠、扶持與重用閹黨宦官就可以看出，民主的氣氛，在那時就已經動搖了世襲制“家天下”之根基。

既然強權已經勢微，大家都可以講理與講禮，那麼，就沒有人再願意仰望強者，依附於強權了；中央集權的這個社會公器，自然就要重新姓“公”；世襲制的“家天下”，自然就要受到天下的唾棄。

為什麼會出現中國共產黨？

這一方面是“圖紙”的作用；二方面，也是中國有太多太多的苦難者，有太多太多的弱勢者。

這些苦難者、弱勢者，必然地具有一個向心力，必然地要在向心力的驅使下形成聚集。而在向心力的驅使下，也必然地會有一些因子，能夠走向這個向心力的中心，從而形成原核。

這個原核，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在“圖紙”的作用下形成的一個具有覺悟、具有理性的政黨，她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中樞性結構，而主導中國工人階級，從而就使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一個具有覺悟、具有理性的場。

而在工人階級這個場之外，中國社會根據各自的地位不同，還有許多其它的場，比如洋奴買辦階級的場、民族資本階級的場、地主階級的場、農民階級的場等等。

其中，洋奴買辦階級，是代表帝國主義的。

她是工人階級的場以及其他三個場共同的敵人，所以，她的存在，就必然地促進工人階級之場和其他三個場之間的聯合。

而在其他三個場中，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就表現為國民黨左派，她具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願望，可是，自身實力的弱小，加上資本階級固有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又使得他們具有左右搖擺的軟弱性，他們是擔負不起領導其他三個場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買辦階級的重任的。

地主階級，其實這時已經全面崩潰，他們是被買辦階級和民族資本階級所分化與裹挾的，他們要麼成為買辦階級的幫兇，要麼和民族資產階級結盟。他們自己，是沒有一個獨立的組織機構，能夠出來踐行什麼樣的理想與理念的。所以，他們就更加擔負不起什麼重任。

農民階級本是與地主階級相互對立統一而生。當地主階級難以獨善其身時，農民階級，就更如秋水浮萍，無依無靠。

但是，農民階級人數眾多，他們沒有彎彎繞繞的理念，卻有實實在在的拳頭。如果把他們的拳頭集合起來，那便是砸向哪裏，哪裏就得有一個坑。

所以，理念先進，人數卻甚少的中國工人階級，就必須和農民階級聯合，必須以農民階級為自己最可靠的盟友。

回頭我們再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工人階級、中國農民階級，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呢？

是中國。

而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共同點是什麼呢？

是外國。

買辦階級是中華民族的叛徒，是漢奸。

所以，指導中國共產黨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凝集中國各方力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共同打倒買辦階級的，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新中國成立，相對於世界的目光來説，是一件大事，是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然而，相對於中國的歷史，她又算得了什麼？

中華民族七千年，有歷史記載的就是五千年，西方人不得不承認的，也有三千年。

在這七千年、五千年、三千年的歷史中，我們有多少次“站起來了”？我們又在什麼時候，何曾真正地倒下了？

所謂的“站起來了”，在別人看起來，是件大事；而在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歷史認知中，卻不過是“烏蒙磅薄走泥丸”罷了。

關鍵是，在這個“站起來了”之後，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到底發展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從經濟基礎上來説，我們是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

這個意思就是説，我們已經邁入了工商業社會的門檻，我們的目標就是發展工商業；但是，工商業生產，卻仍然不足以支撐起我們的這個社會。我們的這個社會，仍然是要以農業為基礎。農業，不但是要擔負着為工商業生產提供原材料的重任，她還得自己養活自己，還得在自己養活自己的基礎上，為國家多作貢獻。

也就是説，到這時候，中國的經濟基礎，仍然是兩種生產力並行，兩種生產關係並行；是工商業市場化生產的生產力，和農業自給自足式生產的生產力並行；是工人階級與資本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和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係並行。

但是，由於有馬列主義這個“圖紙”作指導，在上層建築方面，與生產力以及生產關係相矛盾的是，中國這時候，在農村，逐步“消滅”了地主階級；在城市，也逐步“消滅”了資本階級。

由於“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本階級，所以，中國的上層建築層面，就是隻有無產階級，沒有有產階級，所以，我們就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制度的要求下，在農村，是農民分田分地，後來又改為互助組、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在城市，是公私合營，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並舉，“消滅”了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市場經濟，發展了統一協調、層層指派的計劃經濟。

然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這個規律，決定了農業自給自足式生產的生產力，必然要產生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對立統一，分田分地，不過是化大地主為小地主，是把所有的農民都變成地主；後來的“人民公社”，本質上難道不是回到了奴隸化生產社會的那種奴隸化大生產狀態嗎？

表面上是“跑步奔向共產主義”，實際上卻是一筋斗翻回到了奴隸社會。只是人與人之間，相對地平等了，“奴隸主”們，不再那麼殘暴兇狠而已。

當然，互助組、合作社，在當時來説，是一種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應對方式，是對當時的農村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的。

但是，消滅地主階級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產力水平，發展工商業。

所以，互助組、合作社，都不過是權宜之計；“人民公社”，就更是經不起實踐檢驗的理論與理想，是猴子撲井式的水中撈月罷了。

工商業生產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市場的價值，決定了資本家的冒險與創新價值。

城市裏的公私合營，結合整體佈局、計劃生產，對於當時的中國經濟的現狀來説，是起到了促進工商業產業全面發展、快速成型的良好效果的。

但是，從長遠來説，她是忽視了個體性與創新性之間的關係，忽視了資本家在市場中的特殊地位與價值，忽視了市場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產力水平還不夠，是因為供需信息還不可能為社會所全面掌握，還需要資本家們冒着風險去追求，還需要資本家們的特殊能力去作出特殊的判斷的這個根本現實。

縱觀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態，她與宋朝、與明朝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

宋朝因為中央政權仰仗與支持工商業生產，所以，就站在工商業者一邊，走了一條對外求和與投降的路線，最後歸於失敗。

明朝吸取宋朝的教訓，就遠離工商業、遠離工商業階級，緊緊地依靠農業和地主階級，結果，最後也失敗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直到改革開放前的政治經濟狀態，其實，不就是回到了宋朝的仰仗與支持工商業生產的路線，又在對外政策上，糾正了宋朝的對外求和與投降主義路線，沿襲了明朝的決不屈服之路線嗎？

雖然從主觀上來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不一定意識到了自己的內外政策，與宋朝和明朝的內外政策有着邏輯性的內在聯繫；然而，同在中華民族的這個場之上，同為中國民族這個場的中樞性主導結構，又具有相似的內外條件，這前後不同的三個中樞性主導結構之間，這樣的內外政策之變換，不是必然的嗎？

而且，作為同樣支持工商業生產的前後兩個中樞性主導結構，大宋王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約而同地採取了同樣的以國有工商業經濟的發展，限制私有工商業經濟發展的政策與路線，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起作用，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在起作用啊。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卻也發生了不少的問題。

在經濟上，“大躍進”、三年天災人禍，幾次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都是教訓；政治上，一次次的運動，總是讓和平時期的人們，過着心靈上不和平的日子。

總結這些問題，看起來都是和“社會主義”理念與“資本主義”理念有關，是和“左傾”思想與“右傾”思想有關，是和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有關；然而，細究下去，這些問題，難道不與工商業市場化生產的生產力，和農業自給自足式生產的生產力並行，所產生的矛盾有關嗎？難道不與兩種生產關係的並行，所產生的矛盾有關嗎？

兩種生產力、兩種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直接的表現，就是現代社會之三大差別中的兩大差別——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

而這兩大差別所導致的，就是城市工人階級與農村農民階級的剪刀差式的矛盾。

在思想上，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因此而容易對立；在行為上，農民階級就很容易脱離土地，而向基礎還十分脆弱的各個城市盲目流動。

可脆弱的城市基礎，顯然是承載不了那麼多的農民的。

一些不懷好意的人或者勢力，就藉此攻擊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工人和農民，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盤，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之功勳卓著的高級幹部，就都是來自農民階級。

如何平衡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等等巨大的社會矛盾？有沒有辦法平衡這個巨大的矛盾？

從長遠的根本性的出路來説，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消滅農民階級，就是消滅農民這個職業，就是要把農民全部變化成工人。

然而，那只是長遠的目標。現實的措施呢？

現實的措施，就是無法從物質的層面解決問題，就只有從精神的層面解決問題，就是要強調大公無私，就是要強調社會主義，就是要強調統籌兼顧，就是要強調協調發展。

但是，總有人要自私自利，總有人要復辟資本主義，總有人要搞本位主義和實用主義。

所以，鬥爭，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至少，它不能解決問題，卻可以讓我們忘記問題。

而忘記了問題，忘記了矛盾，我們才可能各自安心地做自己該做的事。

八    改革開放時代

經過了二十多年不平凡的政治鬥爭與經濟發展，到了改革開放的前後，中國社會，發展到了一個什麼狀態？我們的中華民族，又發展到了一個什麼狀態？

從生產力水平來説，這個時候，就是“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才不興”。

這個意思就是説，農業還是個大問題，但是，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工業和商業。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還是人才、是技術、是文化、是思維能力。

事實上，這個時候，雖然中國的工商業還不是很強，但是，已經完成了基礎的壘築，已經建成了一個較為全面的工商業生產體系，就差充實和提高了。

而正是由於工商業體系的全面建成，所以，與工商業生產並行很久的農業生產，這時候就可以被工商業生產所溶化，就可以擺脱獨立的小生產性的農業生產的地位，而融入市場，成為市場化生產體系中的一員了。

也就是説，願意進城的農民們，現在可以進城了。

雖然沒有很好的住處，至少，是有工可打，可以掙到錢了。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税收與農民攤派。

這標誌着，從宋朝以來的兩種生產力、兩種生產關係並行競爭的局面，到這個時候，就徹底地結束了。

這標誌着，中國的農業生產，是徹底地融入了工商業生產，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從此不再是小生產性的農民了，他們是融入到市場化大生產中的工商業主和工人，他們成為了中國市場化生產大循環中的一員了。

這就是一個經濟基礎的改變，是一個社會本質的改變，是中華民族從宋朝以來的這個場，從本質上改變、上升為了另一個場。

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的又一次鳳凰涅槃，是中華民族在經歷了長時間悽風苦雨後的又一次華麗轉身；世界，將再一次看到一個古老而又年青的中國，從飄渺的雲霧中，款款地走來。

那麼，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這一個邏輯出發，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我們的上層建築，又要作出哪些改變呢？

這就是從“無產階級專政”，重新迴歸到“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專政。

在帝國主義已經趕跑，買辦階級已經被趕到台灣的情況下，這個專政，實際上就是將民族資本階級排斥在了上層建築之外，不承認他們合法的政治地位。

這樣的一種政治安排，對於我們在短期內排除干擾、集中力量，全面協調地建設出一個整體的、系統化的工商業生產體系，是大有好處的。

但是，在工商業生產為基本的社會生產的條件下，這樣的政治局面，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因為，她與這種生產力水平所營造的生產力文化相沖突。

工商業生產，之所以工業和商業密不可分，就是在於，這種生產不是自給自足，而是為了實現交換。

這種交換，不是簡單的以物易物，而是一種價值交換。

是我用我自己的特長，所實現的標的物，去交換別人用別人的特長，所實現的標的物。

而這個標的物相互交換的依據，不是雙方在生產標的物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各種必需的成本，而是雙方標的物的價值，也就是雙方在交換標的物之時，對對方標的物所進行的評判。

標的物的價值，實際上與標的物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沒有關係，而是與標的物的購買者對這個標的物的喜愛程度以及他的償付能力有關係。

也就是説，標的物的購買者對這個標的物越喜愛，他就越有可能掏錢購買這個標的物，但是，如果他沒有足夠的償付能力，他即使是喜愛，也不會購買。

所以，能不能實現交換，甚至於從交換中獲利，不僅僅是考驗標的物生產者的特長與付出的成本，更要考驗標的物生產者的市場洞察力，要生產者對購買者或潛在的購買者的喜好與償付能力具有足夠的瞭解。

而恰恰是生產者對於市場的判斷，對於產品購買者及潛在購買者的瞭解，不是當前的生產力水平可以輕易解決的，它需要生產者的冒險精神與創新精神，需要生產者獨特的個人品質。

也就是説，在工商業生產中，有經驗性勞動與創新性勞動的相互合作（工人的勞動，一般就是經驗性勞動；投資者的勞動，一般就是創新性勞動）。

經驗性勞動有平穩和強調統一協調的特點，創新性勞動有冒險和強調個性自由的特點。

而由於創新性勞動，是工商業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就要鼓勵創新，就要鼓勵冒險，就要提倡個性自由。

也就是要提倡各盡所能，差別對待——工人和資本家，在工商業生產的環境中，本質上就是有待遇差別的。

這就是資本主義。

所以，工商業生產，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生產。

既然工商業生產，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那麼，我們就必須要容忍資本主義，就必須要承認資本家的價值與地位。

所以，在工商業生產大體完成全面佈局和系統建設之後，我們就要把資本家們再請回來，就要重新承認他們的價值與地位，就要讓他們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出力。

這就是我們的上層建築由“無產階級專政”重新回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因。

“人民民主專政”，這裏面的人民，有工人階級，也有資本階級。

那麼，工人階級和資本階級這兩個在生產上合作，在分配上對立的階級，在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體系中，誰是主？誰是從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這一條規定，充分顯示了在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的體系內，誰是主，誰是從。

正是因為主從已分，所以，社會主義的發展理念，就是順理成章了。

那麼，社會主義發展理念的內涵是什麼呢？

在政治上，社會主義理念的內涵就是“民主集中”。

這是區別於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的。

“集中”了的民主，就是大家都有發言權，最後就看哪種意見，更容易取得共識，更容易取得平衡，大家就以哪種意見為主。

“自由”了的民主，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大家憑實力説話，誰有實力，誰就有自由；你沒有實力？那你就別想着自由了，你就搞你的“民主”去吧。

所以，“民主集中”，就是相對弱勢者的民主，就是工人階級、相對的小資本階級、不當其位的寄生階級——知識階層的民主；“民主自由”，就是相對強勢者的自由，就是相對的大資本階級、新的買辦資本階級、橫行世界的跨國資本的自由。

在經濟上，社會主義理念的內涵就是“宏觀調控、微觀搞活”；就是“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

從生產力水平而言，雖然市場裏有黑洞，雖然探索黑洞需要冒險；但是，市場是逐步開拓出來的，有些市場是可以從宏觀上進行預測的。

所以，在有黑洞的地方，我們就要冒險，就要引入競爭機制；但是，在已經開拓成熟、已經探明情況的地方，由於沒有冒險的必要，也就沒有競爭的必要。

這時候，如果繼續保持競爭，那就是放任大魚吃小魚；那就是縱容壟斷、製造腐朽和黑暗。

所以，這時候就要進行調控，就要通過調控，來避免浪費、提高社會生產的效率。

“調控”，就是制止競爭，提高效率；“搞活”，就是鼓勵競爭，提倡冒險。

看得清楚的，就是宏觀的，就應該“調控”；看不清楚的，就是微觀的，就必須“搞活”。

這就是“宏觀調控、微觀搞活”。

從“宏觀調控、微觀搞活”的這一理念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