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實為“自滿”之阱？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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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譯：勵家琰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對：吳豫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標題：Offensive realism, thucydides traps, and the tragedy of unforced errors: classical realism and US–China relations

來源：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作者信息

喬納森·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波士頓學院政治學和國際研究教授。

編譯摘選

內容摘要：作為崛起國與霸權國，中美關係是世界政治中最為緊迫的問題之一。在作者看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註定一戰》存在諸多對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誤讀，因而出現了根本性謬誤。同時，作者也對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結構現實主義進行了批判，指出其缺乏邏輯自洽性，並從古典現實主義視角重新審視中美互動應該採取的原則與未來走向。從修昔底德觀點和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出發，國家特性、外交政策等多種因素塑造了國際關係，大國的自滿情緒才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對修昔底德的誤讀

**修昔底德並不是決定論者，更非結構主義者。**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緣起、成因與結果時，修昔底德着重強調了包括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國家特性、國內政治、領導人在國家決策中扮演的角色在內的其他因素。

艾利森將修昔底德的論斷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並非沒有道理，但在這裏，對這一理論的過度簡化會產生不良後果。《註定一戰》充滿了涉及修昔底德思想或其所援引歷史事實的錯誤，有時則兩者兼有。

這些謬誤與對修昔底德的兩次根本性誤讀相比，就顯得無足輕重。這兩次根本性誤讀導致艾莉森進行錯誤類比，未能認識到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首先，艾利森在《註定一戰》中使用錯誤的**“夢遊者”類比****是有問題的，即大國無意中捲入了一場他們都希望避免的戰爭。**艾莉森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是雙方都希望避免的悲劇。他認為，雅典和斯巴達都“多次試圖避免”，並在尋求和平解決的過程中“盡了最大努力”。

事實上（至少如修昔底德所述），伯里克利反對妥協或談判解決方案，而強烈支持戰爭。他也不是在咄咄逼人的公眾鼓動下、不情願地走上這條道路的。同樣與艾利森所説不相符的是，斯巴達同樣未能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

艾利森把現代國家尋求武力解決途徑的敏感性強加給古代國家，這使他試圖援引的類比的邏輯有效性進一步降低。

最後，也是對當代中美關係最有影響力的謬誤，《註定一戰》對修昔底德最重要的告誡——“大國傲慢情緒的危險”不加一言，而這恰是伯羅奔尼撒戰爭藴含的最重要信息，對當今大國可能落入最危險的陷阱作出警告。

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充滿敬佩之情，他並不將雅典毀滅歸結為訴諸戰爭的行為，而認為國家的自滿情緒才是致命且悲劇性的缺陷。雅典不是被大國政治的無情邏輯、也不是被海外敵人的陰謀所摧毀，而是被不受控制、麻痹神經的狂妄自大情緒導致的自身錯誤所摧毀，而這卻為《註定一戰》所忽視。如果真的存在大國會反覆地陷入其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那將是自傲的陷阱。如果美國和中國開戰，它們很可能是沒有領會到修昔底德關於權力自傲性質的****永恆教導。

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的不嚴謹性

《註定一戰》對修昔底德存在着誤讀，但其初衷——對中美潛在的爆發戰爭可能性進行警告，是值得讚揚的。

約翰·米爾斯海默也看到了一個迫在眉睫的、他認為不可避免的悲劇。米爾斯海默的理論從結構現實主義理論衍生而來，並以“進攻性現實主義”而聞名。米爾斯海默清晰地指出：“中國無法實現和平崛起。”相反，它將成為一個“決心實現地區霸權的侵略性國家”。而美國必須“盡其所能減緩中國崛起的步伐”。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分析過程是不可靠的。其理論是絕對性的——國家將會不可避免地行動，它也同時提供了緊急性政策建議（如理論正確，這些建議將是必不可少的）。這一理論無論是從積極意義還是規範性方面上都存在根本性錯誤。

進攻性現實主義建立在五個極為合理的基本假設之上——無政府狀態（最終體現為無法保證他人行為不受約束的一種自助系統）；其他國家，無論其意圖如何，都具有成為威脅的潛在可能性；他國意圖的不確定性；**國家以生存為目標；**國家都是理性行為體。後兩個假設的相關論述值得被特別關注：“大國的首要目標是生存。具體地説，各國均謀求維持其領土完整和國內政治秩序的自治”、“大國是理性行為體”。

但米爾斯海默隨後作出了一個不合邏輯的巨大跳躍，這也推動了他整個論點的形成。他貌似有理地指出，地區霸權國是體系中最安全的國家。但這是不正確的，它並不能從模型中的五個基本假設推理得出。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致命缺陷在於，它未能區分成為地區霸權國的吸引力和謀求地區霸權的危險致命之處。

關鍵性問題並不在於成為地區霸權國是否具有吸引力，而在於謀求霸權的行為是否會影響國家的生存。而在這一問題上，任何一個理性大國都會得出一致結論：謀求霸權可能是唯一一條導致國家走向徹底衰亡的途徑，因此應該避免採取這種愚蠢的做法。事實是，儘管大多數大國都極有可能生存下來，多數謀求霸權的大國生存的可能性卻極低。

這一論點與理性行為體、以生存為首要目標的兩大假設相矛盾。以當代中國為例，鑑於其軍事實力、經濟體量、領土面積和眾多的人口，很難想象存在一個能夠危及其生存的外國勢力。**如果不按照進攻性現實主義原則行事，中國將不會受到生存性威脅，相反，如果按照進攻性現實主義原則行動，反而可能成為威脅其生存的極少數途徑之一。**當代大國都具備的強大的核威懾力量的存在進一步削弱這種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

米爾斯海默為美國開出的藥方甚至更加靠不住。如果美國不能越過太平洋，在中國變得過於強大之前努力粉碎其勢力，美國的“生存”會受到威脅嗎？如果美國是理性行為體，並將自身的生存價值看得比其它任何東西都重要，那麼實在很難想象為何它會採取這種策略。

米爾斯海默聲稱，成為區域霸權國的中國可能會試圖通過干涉美國勢力範圍內的事務，來給美國製造麻煩。且不論這是否會對美國的生存構成威脅，一個國家不需要成為一個地區霸權國，就能給其他國家“後院”造成麻煩。

**總而言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在邏輯演繹上是不充分的，且其對中美兩國提出的政策處方是錯誤且危險的。**如果遵循這些政策建議，那麼兩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將更大，而非減小。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決定論是其根本缺陷之一，這同時也是古典現實主義與進攻性現實主義，或是更普遍地説，與結構現實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關鍵之處之一。

古典現實主義區別於進攻性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的一個鮮明特徵是它對不確定性和偶發性的強調。在社會性的世界中，存在多種可能結果，我們無法得知將會發生什麼。這也意味着國家所作的具體選擇對最終結果的形成極為關鍵，最終政策輸出並非僅僅是機械性質的力量作用的結果。

現代結構現實主義之父肯尼思•華爾茲利用微觀經濟學理論類推，來解釋系統結構對國家行為的約束，行動者共同創造了超越他們控制範圍的市場力量。但這一系統約束力的決定性假定只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才成立。當完全競爭的理想化假設被放寬時，儘管市場約束力仍然很重要，個體選擇在解釋行為方面變得越來越關鍵。

這顛覆了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粉碎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觀點，因為寡頭並不只單向地承受市場壓力，相反，他們的行為實際上也影響着市場本身，其選擇和行為同時也塑造了系統性約束力。寡頭競爭意味着結果的不確定性，也意味着大國的選擇影響並塑造了系統環境。

從古典現實主義視角出發，**在國際關係塑造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並不僅僅是權力的均衡，國家行為體的意圖及其政治外交也同樣會影響結果。**這意味着，面對那些對未來有着確定預期的理論，我們應該抱着懷疑態度看待。

進攻性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

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缺陷還在於，實際上這一理論與現實主義核心原則存在矛盾。正如艾利森誤讀了修昔底德一樣，米爾斯海默也在根本上誤讀了卡爾。

米爾斯海默開出的處方並不符合現實主義原則，它們是極其魯莽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為中美兩國提供了危險的、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的政策建議，在一個政治佔據關鍵地位、國家決策塑造系統性約束力的世界裏，進攻性現實主義與其説是一種揭示了超脱於任何國家行為體的決定性力量的、帶有悲劇色彩的預測理論，不如説是一劑衝動的處方，一種反烏托邦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現實主義（尤其是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將“謹慎”置於極為重要的地位。這種基本的現實主義內在思想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他認為雅典的衰落並非源於敵人的陰謀，而是魯莽導致的自食其果。

古典現實主義及中美關係的挑戰

在羅伯特Ÿ吉爾平的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中，他試圖對新興大國與守成霸權國之間的對抗問題進行解釋。正如書名所示，他對權力結構和平調整的前景並不樂觀，但基於吉爾平“權力均衡變化將造成新興力量與現有特權之間的不平衡，併產生強大的破壞性壓力”的觀點，尋求和平變革機制是戰爭之外的唯一選擇。他總結卡爾的立場，認為處於領先地位的守成大國，而非挑戰者，有着“做出更大讓步的道德性義務。****”

這表明，在當代世界政治中，美國有責任找到合適途徑**，以承認中國比過去強大得多這一事實的影響。然而，不幸的是，吉爾平認為，這是“一個處於衰落狀態的大國極少選擇的道路”，因為對一個慣於為所欲為的大國來説，做出讓步可能是一種“政治性困難”，這就是所謂的“自傲/恐懼悖論”**。

對於大國來説，自傲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此外，還存在其他的自傲情緒——由於崛起國往往能獲得連續性的成功，並逐步感知到歷史潮流站在它們一邊，這些國家也可能出現相當傲慢的情緒。霸權國家過於自傲，不願在它們應該做出讓步的時候妥協，也不敢在它們必須做出讓步的時候後退。

將這些觀點應用於美中關係，古典現實主義點明瞭首要原則：承認權力的必要性、國家意圖的核心作用、政治選擇的重要性。

對中國來説，“謹慎”意味着慎重利用自身優勢，以免促使制衡性質的聯盟形成。**對美國而言，承認中國南海區域不斷變化的實力對比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在權力平衡不斷變化的背景下有謀略地進行區域政治事務參與**也將對維持和保護美國利益至關重要。

未來幾年中美關係的管理充斥着危險因素。但是，駕馭這些危險性趨向的關鍵，是無法在那些兜售過分簡化的口號或鼓吹非政治決定論的通俗指南中找到的。正如吉爾平所言，**“儘管常受到限制，但依然存在選擇。”大國所作的選擇非常關鍵。“最終，國際政治仍然可能會如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樣：**非個體力量和主導者之間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