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貨幣寬鬆與量化寬鬆不是同一個概念_風聞

        看了我這篇的標題，可能有人會以為我在説廢話——我自己也認為這就是廢話。不過，就有經濟學家是這麼混淆了概念亂説話。逼得我要説説廢話。

        早在2015年，謝作詩就在他的《中國版QE開始了？》的文章中，把中國央行推出的商業銀行信貸資產抵押再貸款試點，説成是“印鈔票‘’。當時我就撰文批判過。

        今天又在新浪微博上看到，金融家智庫轉載陶冬的文章《經濟學家：新一輪貨幣寬鬆即將展開！》中説：

        【三年前，筆者曾經寫過一篇《QE萬歲》為標題的文章，預言被央行稱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的量化寬鬆政策會常態化，成為各國貨幣當局不斷祭出的政策法寶。如今這個預言已經實現了，美國聯儲與歐洲央行先後以並不含糊的言語，向市場宣告新一輪貨幣寬鬆即將展開。

        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印度央行，已經迫不及待的率先下調了政策利率；日本和英國央行暫時沒有向其他央行行動，不過語境也開始有所傾斜；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依然“中性”，不過早在年初社會總融資規模已經創出歷史新高了。

        QE原本是權宜之計，旨在穩定市場、提振信心，為接下來的結構改革唱前戲。不料前戲唱完，主角卻遲遲未現，面對鼓譟的觀眾，前戲配角勉為其難地再唱一次。十年的改革窗口期白白地浪費了！如此環境下，資產為王，現金縮水，央行失節，風險積聚。

        過去的央行有其自身的紀律，逆週期操作要等到接近週期底部才開始。如今央行已失貞操，對於過度印鈔票不再感到羞恥。】

        如果陶冬這裏只説貨幣寬鬆，我懶得批評他。因為經濟走勢趨壞的環境下，適當的貨幣寬鬆政策是必然的現象。存在的問題是寬鬆到什麼程度為好。

        可是他這裏很明顯是將貨幣寬鬆與量化寬鬆混淆了。把降低利率、社會總融資規模擴張，都當作了央行印鈔票的量化寬鬆現象來説。不加以澄清，會導致人們思維混亂。因此我在新浪微博發帖批判説：

        【經濟形勢趨壞，貨幣適當寬鬆是必要的。究竟應該寬鬆到什麼程度，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見。但是，貨幣寬鬆與量化寬鬆不是一個概念。連這兩個概念也混淆的人，就不要冒充專家了。中國至少在近十年內沒有量化寬鬆。可預見的時期內也不需要量化寬鬆。

       央行向市場購買資產以發行貨幣叫印鈔。中國央行用世界最高的存準率強制凍結了大量市場創造出來的貨幣，將這部分貨幣適當放出來一些，是一般性的貨幣寬鬆，不是QE性質的印鈔。如果將本來就是市場的貨幣返還給市場也叫印鈔，那麼債務人向債權人還錢也叫印鈔。關央行毛事。 】        

         據有關分析數據顯示，2017年8月份央行負債總額34.71萬億。而根據當時16.5%的存款準備金率計算，其中應該有超過20萬億以上的商業銀行存款被凍結。

       也就是説，中國央行的負債中，大約三分之二是由強制性存款準備金構成的。中國央行的這部分負債屬於主動負債。        

         而美聯儲的負債端，存款準備金也佔了一半以上的比重。不同的是，美聯儲負債端的存款準備金中，絕大部分是超額存款準備金，是美聯儲被動接受商業銀行的存款構成的。

        2007年初，美國存款類機構超額準備金僅17億美元，而截至2017年10月，這一數值約為2.1萬億美元，增幅達1234倍！

         按照美國的常年貨幣乘數為8倍以上計算，這增加的2萬多億美元超額準備金，如果被用於市場經濟活動中週轉，就會給美國市場增加17萬億美元貨幣流通量，與美國一年的GDP總量幾乎相當了。

        也就是説，美聯儲的這部分負債屬於被動負債。它本來是要通過量化寬鬆將貨幣注入市場，結果這部分貨幣卻回到了美聯儲來睡覺。       

         日本央行公佈的數據顯示，執行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後，截至2016年6月20日的日本貨幣供應量已達400.47萬億日元，歷史上首次突破400萬億日元。              其中，金融機構在央行的活期存款餘額為300.7萬億日元，剩餘的99.77萬億日元以紙幣或貨幣形式在社會上流通。

        也就是説，日本央行向市場供應的400多萬億貨幣中的大多數——300多萬億——沒有進入流通環節，進入經濟活動中的只有不到100萬億。

        中國央行在經濟過熱時期為了收緊貨幣，用世界最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將市場創造出來的數十萬億貨幣凍結了。儘管存款準備金率多次下調，至今依然有着巨大數量的貨幣被凍結着。

        而美國與日本的貨幣管理當局，卻在連續多年的量化寬鬆政策實施，不斷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的同時，被動地接受了越來越鉅額的金融機構存款。

        中國目前實施貨幣寬鬆的方式，是通過降息降準，促進已有的貨幣加快流通速度；

        美日兩國的量化寬鬆，是貨幣當局通過支出貨幣向市場購買資產，以增加市場的貨幣量。

        兩種方式實施的結果是：

        中國市場的貨幣量增加比較明顯，也就是陶冬説的【早在年初社會總融資規模已經創出歷史新高了】；

        美日兩國在前些年貨幣政策的實施結果卻是，印出來的鈔票到市場上打一個轉，又回到貨幣管理當局來睡大覺。

        為什麼會這樣？        

        西方國家之所以實行QE，是因為他們的財政已經沒有刺激經濟的能力，並且為了刺激經濟，銀行利率也已經降低到了極低水平。

        也就是説，用傳統的手段擴大市場有效需求已經不能見效。只好由央行購買市場的資產，向市場投放貨幣，企圖通過稀釋貨幣的實際價值，降低人們的儲蓄慾望，提高其消費慾望，從而擴大市場有效需求，實現經濟的增長。

        還必須明白的一點是，流通中的貨幣，是經濟活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市場預期樂觀，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趨向於購買資產的時候，流通中的貨幣就會增加，這時候即使央行收緊貨幣政策，也往往不能防止市場貨幣增加過快；

        當市場預期悲觀，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趨向於收緊現金的時候，流通中的貨幣就會減少，這時候即使央行加大印鈔力度，也未必能讓市場貨幣流通規模擴大。

        搞經濟金融理論的人，應該讀過費雪的著作，當然也就應該知道費雪公式：MV=PQ   這個公式 説的是流通中的貨幣量與貨幣流通速度的乘積，等於流通中的商品量與商品價格的乘積。

        也就是説，只要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就等於追逐商品的貨幣增加，當商品量不變的時候也會造成通脹現象；

        反過來，即使貨幣量增加了，如果貨幣流通速度降低了，同樣可能導致商品價格的降低。

        而貨幣流通速度的快，或者慢，決定於人們的經濟活動，而不是市場上貨幣量的多少。

        擴大財政支出，就是把國家還沒有被投入市場的貨幣，用於購買市場商品，直接加快了貨幣的流通速度；

        降低銀行利率也就是降低貨幣價格，有助於促進人們放出貨幣購買商品，也就是為了加快貨幣流通速度。

        當西方國家沒有辦法用擴大財政支出與降低銀行利率的手段促進貨幣加快流通速度的時候，QE就成為了他們唯一的工具了。

        當然，這個工具是否能夠見效，還得看人們對市場的預期如何。

        上面列舉美國日本金融機構將大量貨幣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放到貨幣管理當局，就證明是沒有起到促使人們的市場預期趨向樂觀的作用。

         明白了QE的定義與它的產生背景，就不會把它當做擴大貨幣供應量的唯一手段，也就不會以為中國今天已經或者一定會實行QE。

        今天的中國，並沒有準備對經濟活動進行強刺激。

        就算必須對經濟進行強刺激了，刺激的手段還多得很。不需要運用QE這樣的手段。因為：

        中國政府的財政實力還雄厚；

        銀行利率也還有下降空間；

        尤其是還有，中國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世界最高。

        這個高存準率，大幅度降低了中國貨幣的市場流通速度。只要把存準率降低，就可以加快中國貨幣的流通速度，從而滿足市場對於貨幣量的需求。

        總結一下：降息導致的貨幣流通速度加快、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將被凍結的市場貨幣歸還給市場，都是貨幣寬鬆政策行為，不是QE的印鈔行為。QE只是貨幣寬鬆中的極端措施。

        所以，中國目前沒有實行QE，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也不需要實行QE。別以為西方國家發生了的壞現象，就一定會在中國發生。

        而混淆貨幣寬鬆與量化寬鬆概念的人，恰恰是以為，凡是西方國家的壞現象，中國一定有。

        不喜歡中國的人，總是不願意看到在西方國家的好現象在中國出現，卻總希望西方國家的負面現象一定在中國發生。

        明明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好，一定要找出與西方國家經濟現象的不一致，來證明中國經濟不好；而中國沒有發生的西方國家的一些負面現象，也一定要牽強附會地在中國找出來。

        比如前幾年，中國經濟增速在8%左右，通脹率在3%-5%之間，其實沒有到過5%，國內的一些經濟學者就在説，中國經濟陷入“滯漲”了。

        這些人都是經濟學界的著名人物，大多有名校教授、博導頭銜。按道理説，應該明白“滯漲”指的是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現象。

        並且，這個詞是西方發達國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惡性通脹與經濟嚴重停滯背景下，才被髮明出來的。他們也應該明白，8%左右的經濟增速與“經濟停滯”沒辦法聯繫起來；而·4%上下的通脹率也算不上“惡性通脹”。

        可是西方發達國家有過的壞現象，你中國怎麼能夠沒有呢？於是，就把中國的經濟增速下滑與通脹較高並存現象，當做了“滯漲”來批判。

        我當時就問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

        如果把中國8%左右的經濟增速，説成是“滯漲”的“滯”，那麼，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今後的中國，還會有“經濟增長”這個詞可以被使用的環境嗎？

        因為，當經濟達到一定水平以後，經濟增速必然會降低到一個正常水平，而超過8%的經濟增速，只能是特定時期的現象。

        這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回答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當然不會再有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5%的經濟增長都是相對很高的了。

        這個回答是很正確，不過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當然，他不願意承認他的錯誤，於是，他轉而以失業增加與通脹上升現象並存，作為“滯漲”的定義。實際上，就是把經濟增速放緩——儘管依然很高——與通脹上升並存，當做了“滯漲”的定義。

        為什麼要這樣下定義？因為不這樣下定義，西方國家曾經有過的“滯漲”這種壞現象，就沒辦法被説成中國也有。而中國怎麼能夠沒有西方國家曾經有過的壞現象呢？

        這些年，發達國家普遍實行了QE政策。當然這也是一種壞現象。

        這樣的壞現象在西方發達國家發生了，怎麼能夠不在中國發生呢？

        於是一些學者們又開始説，中國已經在，或者必然要，實行QE了。

        可是中國央行並沒有像西方國家一樣實行QE，怎麼辦呢？

        那就把所有的貨幣寬鬆行為都算作QE好了。甚至於乾脆將與央行行為無關的市場創造貨幣的現象也當做QE。這樣一來，中國就Q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