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們怎樣讀大學——訪科大著名校友朱學良 | 熊衞民訪談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6-29 10:27

2019-06-29

受訪人|朱學良

訪談人|熊衞民

整理人|任安波、熊衞民[1]****

訪談時間：2017年12月28日

訪談地點：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高考成績出來了，數百萬莘莘學子將踏入大學校門。迎接他們的將是什麼校園、哪些師生、何種文化？他們該採取何種態度，才能不辜負這段黃金時光？八十年代中國科大學生的精神風貌和選擇可以給大家提供一個參照。

受訪人朱學良，1963年生於雲南楚雄，1985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生物系，1988年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0年底赴美國，以聯合培養方式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和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健康科學中心完成博士論文，1994年底回到科大，1995年獲博士學位。同年成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的博士後並任課題組長。1997年被聘為副研究員、研究組長，1999年晉升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同年轉入中科院上海細胞生物學研究所（2000年後併入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以後又歷任所長助理、副所長、所學位委員會主席、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主任、細胞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細胞生物學會副理事長等職。

圖1 朱學良研究員 | 2017年12月28日熊衞民攝

在這次非常坦誠的談話中，朱學良研究員從自己的成長曆程出發，回顧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科大生物系師生一些令人難忘的往事，介紹了他們在沒經驗、缺經費、缺設備、缺試劑的環境下，奮發進取，創造條件開展生命科學前沿研究的精神風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工作者篳路藍縷、發展科學的過程。

貧苦的家庭

熊衞民（以下簡稱“熊”）：我是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的熊衞民，目前在負責科大生科院院史的研究和編撰工作。施藴渝老師等公推您是改革開放以來學院培養出來的傑出人才，我因此很想拜訪您，請您談談你的成長經歷，尤其是您與科大生科院的故事。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我們從這裏開始談起吧。

朱學良（以下簡稱“朱”）：我於1963年初生於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楚雄。它距離省會昆明一百七八十公里，現在把路拉直了也就一百三四十公里，但在以前是比較偏遠的地方，因為雲南都是山區，去趟省會挺不容易的。我大概要到上中學時才第一次去昆明。偏遠地區的人，好處是很單純，壞處是見識少。

熊：您的家庭情況如何？

朱：我父親早年是銀匠。要知道我們屬少數民族地區，而彝族普遍用銀器做飾物。解放以後，這些東西遭到壓制，不讓做了。銀匠店被公私合營，家裏被抄，我父親成了工人，改打鐵桶。我母親一直是沒有工作的。我家孩子又多——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所以家裏變得很窮困。

熊：銀是貴金屬，過去做銀匠其實也就是做金融家。

朱：是的，性質相近。當工人後，我父親每月只能掙38.5元，這哪夠養活一個家庭？於是我母親也接很多計件的活，譬如鋪棉衣、縫鞋底之類，沒日沒夜地做，以維持家用。我是家裏最小的，比小姐姐還小五六歲。在我剛開始記事時，我的大哥、二哥、大姐就上山下鄉了。為什麼我家貧困？這也是個很大的原因。當時我大哥念高三，我二哥念初三，我大姐念初二，一股腦兒全都下農村。記得我母親為此哭了很多次。她去居委會力爭，最後居委會把我大哥和大姐分到同一個村，這樣好歹能照看一下。我二姐小學畢業就給分到了玻璃廠工作，算是照顧。

熊：讓家裏的三個孩子同時下鄉，確實做得太過分了。然後，您就上小學了？

朱：對，邊遠地區就是太左。其實我哥姐都是高材生，我到高中數學、物理題目不會做時，都是我大哥輔導。那個時代剝奪了他們上大學的機會。我先在附近的紅星小學上學，後來考到新建的楚雄第二中學，是該校第二或第三屆學生。學校在山頭上，當時還沒完全弄好，我們要參加大量的勞動，包括把山頂挖平，將其建設成一個大操場。本來我也是做好下鄉當農民的心理準備的，但1977年恢復高考，給了我們這代人改變命運的機會。1980年高考時，我們二中把規模要大得多的老牌一中給壓了下去，一時名聲大噪，很是揚眉吐氣。

熊：您本人考得如何呢？

朱：我考得不錯，是本州第一名（比第二名領先二三十分）、全省第八名，從理論上來説，我可以報考任何學校。

被老師勸進科大

熊：然後您就選擇報考科大？

朱：我老早就想過考科大。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後，我們整個國家都有一種崇尚科學的風氣，“科學的春天”來了嘛。科大本來就很有名，因為少年班的緣故，當時在全國真是如日沖天、名聲顯赫。我參加初升高考試時，不記得是考了全州第二名還是第三名，所以有機會去考科大少年班。我很興奮，還去一中集中參加了培訓，到後來卻説，少年班有歲數要求，而我的歲數有點大了——我們那小地方上學晚，我到七歲多才開始上學，最後説我大了半歲，我又變得挺鬱悶。

1980年時，我長大了一些。考慮到家庭經濟窘迫，我打算順應家裏的期望去學醫。如果學軍醫，學雜費、生活費就可全都由國家包了。具體想到的是位於重慶的第三軍醫大學，因為那裏離家比較近。

熊：那您為什麼還是上了科大呢？

朱：那個時候，科大派了老師去全國各地招生。有一位在昆明打電話給楚雄教育局，表示希望招我。他還説，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生物學的發展可能用到各種工具，我的數理化成績都超過90分**，適合學生物學**。然後教育局找到學校，學校找到我家，説科大要我去生物系。我家裏人對生物學都不太瞭解，基於各方面的原因，還是覺得去軍醫大比較好。後來我們二中的校長帶了幾個老師專門到我家裏來，給家長做動員工作。他們説，現在是科學的春天，國家要努力發展科學，而科大是中國科學研究做得最好的大學，還是應當讓我上科大。儘管沒有學過相關知識，但我之前曾隨我哥哥等上山去採過中草藥，對生物還是很喜歡的。父母看我願意去科大生物系，也就答應了。

熊：看來科大在招生方面真是很下苦功夫。

朱：是的。對我而言，上科大還是了了我初中時就有的夙願。

一天到晚寫作業

熊：進科大後，班上同學的成績普遍都很好吧？這是不是讓您感覺到強大的競爭？

朱：是啊。當時科大的名聲非常好，招來的都是全國各地非常優秀的應屆考生。我們那個時候很單純，入學時並沒有比較誰的成績更好。但我確實感到了壓力。有些同學在他們省份考得非常好，也許是狀元；北京、上海的有些考生未必考得比我好，但他們明顯更有見識。直到畢業之後，我才聽他們説學號是按考分排的。我們班一共有三十多位同學，我排在第十九號，處在中等偏下的位置。

熊：你們班上有狀元嗎？

朱：可能有，我對此沒有特別在意。通常大家不太炫耀這種事情。也許學校有過宣傳，介紹招了多少位狀元，但在班上大家通常不會把這特別當回事。平時考試，也不是特別在意排名。我性格比較內向，從沒去看過別人考了多少分。班上同學肯定有反差，譬如我不知道貝多芬，也不知道米老鼠與唐老鴨，班上有同學被取“唐老鴨”的外號，我還挺奇怪的，不知什麼是唐老鴨。而且，我也能感覺到班上很多人都明顯比我聰明，不光思維活躍、知識面廣、腦子反應快，平時成績也比我好。但是，總的説來同學們關係比較好。那個時候氛圍比較單純，大家都一門心思學習。

科大生物系的學習任務真是十分繁重。那時候是五年制，我印象中快到三年級才開始學生物，之前全都是學數理化。而且我們的數學是跟數學系的同學一起上，物理跟物理系的同學一起上，化學跟化學系的同學一起上，所以功課非常繁重。學着學着，我迷茫起來了：我是生物系的學生，可兩年過去，還沒學過生物學，將來能幹什麼呀？直到第三年上專業課時，我們才開始接觸生物方面的課程。當時的學習任務真是繁重異常，一天到晚寫作業，寫不完的作業。我入學時還是1.2的眼睛，一年後就戴眼鏡了。

圖2 大學期間的朱學良（右一）和宿舍同學合影 | 朱學良提供

熊：同學們普遍如此，相互促進？

朱：是的，很普遍。大家課餘時間基本都在圖書館自習，有不懂的就互相請教和討論。那時候沒暖氣也沒空調。在圖書館冬天凍得腳疼，只能經常輕輕跺腳；夏天則汗流浹背，我曾給家鄉的同學開玩笑説要是掛起來就能做淋浴噴頭！我學習着重積累自己感興趣的知識，並不特別在乎名次。有同學考試前千方百計找老師套題，我從不做這種事。考試是測量學生對功課理解程度的方式，答不上來就答不上來，沒必要掩飾。我們這種小地方出來的人可能單純一些。

熊：我曾聽施藴渝先生他們説，五六十年代他們在科大生物物理系上大學時，課程很重，安排很緊，內容很深。“重、緊、深”是科大課程的特點。

朱：“重、緊、深”……我好像沒聽過這種提法，但我們八十年代上學時，課程基本還是這種特點。當時的解釋是，將來不知道要用到什麼工具，所以在本科階段要打下很強的數理化基礎。現在看來，這種思想未必全都正確。我覺得，“廣”是有必要的，“深”嘛，並不見得很必需。當時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來學數理化方面的多門課程。有些課程上完、考完，也就基本束之高閣了。由於很快有新的課程要學，不會有時間讓你來回味以前學過的東西。工作之後，那些知識也大多沒能用着，久而久之，也就忘掉了，真正能記下來的，只是一些很淺顯和印象深刻的東西。

編科大《校園植物誌》

朱：在課堂學習之餘，我喜歡動手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譬如為班上同學拍照什麼的。班級活動的照片基本是我拍攝後由我來洗的，有時就在宿舍蒙出一個暗室來洗。

高年級時，我還在魯潤龍**[2]**老師的指導下編過一本科大《校園植物誌》。看到某種不認識的植物，就去圖書館查《中國植物誌》等資料，弄清楚後，將相關圖片複印下來，並寫明這是什麼科，什麼屬，什麼種，大概在學校什麼位置，等等。我很用心，花了蠻多精力，不光木本植物，連野生的草本植物都收錄了。

熊：很有意思的工作啊！後來發表了沒有？

朱：確實，我每天都花不少時間，也在這項工作中體會到了很多樂趣。老師本來打算去印刷出版，但操作起來發現很難。植物誌需要包含很多圖片。那個時候條件差，印圖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後來這事不了了之，但我本人卻因此學到很多植物分類、名稱等方面的知識，至今都受益。

熊：現在做這種事情要容易一些，已有很多高校的校園植物誌、樹木志、花木志得以出版。若是在自媒體上將有關信息發佈出來，那更是輕而易舉。

朱：是的，可惜那時做不到。倒是後來低年級的同學做了一些標籤掛到校園的植物上，這種方式更有操作性。

做了兩份畢業設計

熊：您上大學時，生物系有哪幾個專業？

朱：好像分成細胞生物學、生物物理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三個專業。我在細胞生物學專業。

熊：你們何時開始做畢業論文或畢業設計？

朱：我記不清楚了，好像是做半年左右的畢業設計。

熊：在學校做還是到研究所去做？

朱：都可以。我是在學校做的，有些同學去研究所做，這跟選題或將來是否考研等有關。我相當於做了兩份畢業設計。一份是跟魯潤龍老師做的。他的興趣是植物組織培養。當時這是挺熱門的領域，人們試圖通過誘導植物的愈傷組織，令其生根，長出一些小植株。當時的想法是，這樣有利於優良品種的繁殖，甚至還有人想通過這種方式做人工種子。另一份是跟徐洵老師**[3]**做的。徐老師那個時候做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我對分子生物學感興趣，與她接觸比較多。當時系裏進口了一套高壓液相層析（HPLC）設備，徐老師問我願意不願意鑽研相關資料，把這套設備用起來。這可以作為畢業設計。

於是我就兩邊跑。一方面跟徐老師做生物化學，主要是琢磨英文説明書，調試設備，看如何才能把它運行起來。另一方面跟着魯老師做細胞生物學，具體來説是做獼猴桃等植物的組織培養。魯老師帶我去皖南水果基地，拿了一些材料來培養。據説獼猴桃的原始品種在安徽，後來被西方移植過去了。他們把它叫奇異果（kiwi fruit）。

熊：獼猴桃味道好，營養豐富，是經濟效益很好的水果。

朱：我們當時做這個研究主要不是出於經濟驅動。我們把它看成一項基礎研究。它屬植物組織培養，我們看哪些作物還沒做過，我們就去做。

熊：你們做成功了嗎？

朱：我沒有做成。這項工作最後可能也沒有成功。植物組織培養，既需誘導出芽，又需誘導出根，我們沒能達到預期的目標。我做實驗有股愣勁。培養的植物組織容易被細菌污染，我對此很惱火，有段時間曾開着紫外殺菌燈操作，儘管我知道紫外線照多了會得皮膚癌。

熊：那您的本科畢業論文後來有沒有發表？

朱：沒有。我的工作比較粗淺。那時候能發表文章就很了不起了，不要説本科論文，就是碩士論文，也很少能公開發表的。

熊：其他同學也如此？

朱：當時在大學做的畢業論文水平普遍很低，在研究所做的，水平要高一些，但也未必達到了發表水準。所以，大家基本不奢求能夠發表。

印象最深刻的老師

熊：念大學時，學校有發生過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大學五年，發生過很多事情。對我這樣一個在校學生而言，印象最深的還是一位物理老師的課。我們的基礎物理學是他上的，原子物理學也基本是他上的。第一次上基礎物理學，他就出題考我們。就幾道題，不限時間，什麼時候交都行。最後我只得了30分。哇！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拿過30分，遠遠不及格，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不知道會遭受什麼樣的懲罰，當時我心裏忐忑極了。後來才知道這是老師給我們下馬威——你們不要自傲，認為自己多麼了不起！其實這些題目並不是特別的難，都是我們學過的。只是我們以前習慣於背東西，思維方式不對，所以做不出來。

當然，我們生物系也有不少好老師。如李振剛老師風趣不羈，把分子遺傳學講得風生水起；魯潤龍老師細緻嚴謹，把細胞生物學講得頭頭是道；徐詢老師聰穎睿智，講起生物化學中複雜的代謝反應來如數家珍。他們都是我們學生崇拜的偶像！

**熊：**當時科大給您感受是？

**朱：**一個是自由，一個是平等。科大的環境非常寬鬆，在那裏成長，能吸收各種各樣的思想。我覺得我們的思想沒有受到什麼束縛，哪怕在後來反自由化的階段。這種氛圍，潛移默化，對科大的學生產生了很大影響，也使得科大的學生特別愛科大。後來我在美國華人聚會時常聽説的一句話是：如果看到一幫人圍在那裏熱烈地討論，一問準是科大人。科大的學生就是有着很強的凝聚力。我一直認為科大是個好大學，她的氛圍使全國各地來的學子能取長補短、健康成長。我兒子考大學時填的第一志願也是科大，最後也如願以償地成了我的校友！

畢業生幾乎全都考研和出國

**熊：**畢業後，同學們去向如何？

**朱：**絕大多數都出國了。有在國內讀了碩士研究生之後出國的，還有在國內拿了博士學位後再出國的。印象中讀了碩士後再出國的居多。

**熊：**想不到在1985年科大就有那麼大比例的學生選擇讀研。您是何時決定要考研究生的呢？

**朱：**比較早就決定了。我們畢業那年國家對大學生不再完全包分配，畢業生開始自己找工作；當時還有户口問題，不考研究生還意味着我得回雲南。我覺得回家鄉找工作風險蠻大，就決定考研。同學們也是這種心思，大概我們班沒有直接去找工作的，幾乎所有人都去讀了研究生。

**熊：**您報的是科大？

**朱：**嗯，我報的是科大，繼續跟魯潤龍老師學習。這是一種比較保險的做法。我當時覺得研究所高高在上，考研究所難度挺大的。因為家庭條件差，我不願冒風險。

**熊：**不能同時考兩個機構嗎？

**朱：**不能，當時只允許考一個。

**熊：**考試難不難？

**朱：**不覺得難，因為我們複習得還是蠻認真的。差不多到五年級的時候，我們用了很多時間來複習，就像準備高考一樣。後來同學們基本都考上了，只有個別例外。那兩位從高年級留級下來的同學與我們聯繫不太緊密，他們的去向大概稍微差點。

篳路藍縷做分子生物學研究

**熊：**您跟魯老師做什麼碩士論文呢？

**朱：**植物學方面的。當時魯老師還不能單獨招碩士生，他就和北京農業大學（以下簡稱“北農大”）的吳蘭佩教授聯合起來招我。所以我也是吳老師的學生。當時吳老師要求我去北農大上幾門課。於是，魯老師安排我到北京玉泉路科大研究生院去居住和上課，同時去北農大上了幾門植物方面的課程。這給了我能在北京上一年課的機遇，長了不少見識。

上完課後，我回到合肥，在魯老師的具體指導下做碩士論文。吳老師最初想讓我用電鏡觀察一個小麥品系中發生過着絲點斷裂的某條染色體的着絲點精細結構。我就跑到上海生命科學文獻中心去查國外文獻，回來後我認為這個課題不可行。後來她又讓我鑑定一個小麥雜交品系裏是否含有黑麥的基因。當時做分子生物學研究是很高大上的，只是我們誰都沒有做過，只從書本和文獻知道具體該怎麼做。我的感覺是，當時整個國內的研究條件都很差，但相比研究所，我們生物系的條件更是差之又差，做這方面的研究更困難。

**熊：**這項工作難在哪裏？

**朱：**難在我們沒經驗、缺設備、缺試劑，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從零開始。由於沒做過，出了問題找原因很難。舉個簡單的例子，書上説DNA經凝膠電泳和溴乙錠染色後在紫外線照射下會發出橙色熒光。但是，當盯着第一塊膠翻來覆去的看了很久，發現什麼也沒有時，我卻不知道是沒抽提到DNA，還是溴乙錠壞了，還是我用的紫外燈功率不夠。國產電泳儀老壞，我還得到店裏買晶體管之類的元件來學着修理。

又譬如抽提DNA需要用到酚。國內試劑品質比較差，酚需要重新蒸餾過才能用，而我們又買不起重蒸酚，那就只好自己蒸餾。酚有很大的味道，可我們連通風櫥都沒有，只好到室外蒸餾。有一天，我們弄來一個人家不要了的罩子，我鑽進去搭了個重蒸酚的裝置，趴在裏面做點火等操作。魯老師還開玩笑説，這得拿相機拍下來，等你將來出名後再發出來，用以説明當年做實驗是多麼地艱苦！就是這樣，什麼東西都靠自己來弄。

鑑定是否含黑麥基因需要用到放射性元素，常規的做法是用放射性磷來標記黑麥的核酸做探針，可放射性磷標記的核苷酸很貴啊，我們買不起。怎麼辦？用放射性碘來替代。碘是很便宜的，可它比磷要危險。它發射高能γ射線，需要用鉛塊和很厚的含鉛玻璃做防護，還要穿厚重的防護服。而且碘很容易揮發，一旦放射性碘被人吸入，就會被甲狀腺富集，容易產生腫瘤。所以，做放射性碘實驗的人通常要服碘片。吃碘片相當於自己先吸收很多的碘，這樣一來，吸進的放射性碘就不至於被身體大量吸收。我在放射性教研室董老師的指導下服了很多碘片，先嚐試標黑麥的RNA，但失敗了。最後只好把黑麥DNA標記上，然後做分子雜交。

熊：看來主要是缺經費，要是有經費，就沒有那麼多困難，且安全得多。

朱：是的。那時候就是沒錢。學校的科研經費很少，撥了一部分給我們做畢業論文，數目我不記得了，反正非常微薄，所以條件十分艱苦。

熊：您主要在哪裏做研究？

朱：我的實驗完全是在科大校內做的。當時生物系的細胞生物學實驗室位於現在科大東區金寨路正門附近，那裏有動物房和一小塊地，我就在那裏跟着魯老師種獼猴桃，種小麥，在那裏搞蒸餾，做實驗。條件艱苦也有好處，就是自己要去查資料，鑽研和解決很多問題，這對人還是有鍛鍊作用的。而且，也更能品嚐成功的喜悦。記得當真正看到凝膠中DNA發出的熒光時，感覺那真是無比美麗的生命之光。老師也興奮不已，因為他也是第一次見到。

圖3 簡陋的實驗室也是工作之餘的世外桃源。左邊隱約可見重蒸酚用的罩子 | 攝於1988年，朱學良提供

熊：沒有人手把手地教，做比較有開拓性的工作，困難就是大。

朱：對。當時分子生物學和分子機理研究，即使在研究所，也是高精尖的東西。系裏的老師想做，但沒人做過。陸續有西方學者來我們這裏訪問或者做報告，可我們這些研究生，對他們的報告內容聞所未聞，所以幾乎都聽不懂。我相信，我們的老師也未必都能聽懂。當時跟國外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也有老師被派到國外去深造，但他們當時還沒回來。我們這些在國內的生物系師生，等於是拿着原始的工具在黑暗中摸索。

熊：但你們還是在艱難的條件做了一些工作。

朱：跟國外同行的完全沒法比較。我勉強做了一點，算是能夠畢業。正因為比較早涉及了分子生物學研究，碩士畢業後，系裏把我留了下來。

成為863項目的骨幹

熊：碩士留校是不是不容易？

朱：肯定不是想留就能留的。我做事情比較認真，比較專注，這大概也是系裏看中我的原因之一。留下來後，我在徐洵老師實驗室做研究，同時在細胞生物學教研室做助教，帶本科生的實驗課。此時，由徐老師牽頭，傾全系之力申請的系裏第一個863項目——葡萄糖異構酶的蛋白質工程項目獲得了批准。這個項目的經費量達到了百萬元級。當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項目大概也就兩三萬塊錢一個，上百萬元，你想想，這意味着什麼？所以這在當時是系裏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老師們奮力爭取到了這個項目，需要有人具體實施，我有幸參加了進來。當時我的主要任務是克隆葡萄糖異構酶的基因。這很可能是本項目的最大限制因素。你得先把相關基因克隆出來，然後才能做測序、表達等工作，再做基因突變、蛋白質修飾等蛋白質工程方面的工作。

熊：你們從哪裏克隆相關基因？

朱：從鏈黴菌裏面。徐老師要來一個工程菌，它將葡萄糖轉化為果糖的功能比較強，因此決定用它的基因。

熊：葡萄糖異構酶的這種功能是沈善炯院士和他的研究生徐子淵於1963年發現的**[4]**。

朱：哦，沈先生他們還做過這項發現！我就負責從鏈黴菌中克隆有關基因。當時覺得這是很難的事情，因為沒有經驗，只能自己找書、讀論文去學習相關技術。我嘗試過多種策略，直到1990年春才將其克隆出來。此前系裏已決定送我出去深造，唯一要求就是得把基因克隆出來才能走，因為這是整個項目的基礎，沒有基因，後面的工作都是空中樓閣。

熊：做出來了就不錯。

朱：我研究生一畢業就做這個工作。由於不把基因克隆出來就沒法交賬，所以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也因此推延過出國時間。當時做得還是蠻辛苦的。我出國以後，王玉珍老師等又完成了相關的測序工作，大概在1992年，我們聯名在國內的《生物工程學報》上發表了這項工作**[5]**。這大概可以算是系裏自主克隆的第一個基因。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