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結構問題_風聞

經濟結構的示意圖

這是一個經濟結構的示意圖，描述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原理。形式很簡單，內容很豐富。

1，任何社會和經濟都運行在一定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中，而且任何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是在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支撐下運行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運行是否順暢與結構有着至關重要的關係。我們經常看到發展中國家引入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但是運行結果非常糟糕，頗給人以“桔越淮則為枳”之感，這就是因為兩者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是不一樣的，沒有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支撐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是不可能順利運行，更不要説超越發展了。但是學術界很少研究結構問題。

2，世界經濟的發展邏輯與人們常規觀念不一樣，它不是線形的，而是由若干結構形成的，在我看來是台階式的結構。從近代世界開始的經濟發展就是一個跨越台階的運動；每一道台階都是一道關口，會把一些經濟體擋在台階之下，當然也會有經濟體在跨越台階的時刻實現彎道超車，完成對先發經濟體的超越。

3，這個模型圖中，藍色的斜線是發展曲線，它表現出經濟發展的平滑連續性，但是這是經濟發展的表象，在發展曲線背後是結構支撐，沒有發展的結構就沒有經濟的發展，這個發展曲線就不是向上的斜線，而是水平線。

4，經濟結構是由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組成了，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相互支持的關係。人們對於經濟中的技術結構瞭解的多，因為物質和科技是有型的東西；但是對組織結構的瞭解很少，這是人們忽略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非常重要，決定一個經濟體的興衰成敗，也決定一個社會的興衰成敗。

5，近代世界歷史發展創造出3次工業革命，這三次工業革命造成了經濟的基本技術結構；其中每一次工業革命又包含幾個波次的小的台階，或者是幾波技術革命。比如工業革命的標誌是蒸汽機，但是紡織業才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紡織機械是蒸汽機之後的又一波技術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誌是電力的發明，隨着電力的發明，後續又有汽車，家用電器，無線電，飛機等等發明，這些發明都形成一波產業技術革命，帶動經濟增長。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誌是2945年爆炸的原子彈；在核技術發明的同時，火箭技術，噴氣航空技術，半導體技術，集成電路技術，IT技術，互聯網，無線通信，人工智能，這些技術革命掀起一波波的經濟浪潮，構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系列的台階。在這些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形成的台階面前，一個個發達的經濟體逐漸掉隊了，現在是美國和中國兩個大國在爭奪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最前沿的技術。而決定最終的勝利者的決定因素是組織結構的先進性而不是現在對於技術的控制程度。

6，工業革命的結構性決定了一個經濟體必須跨過這個台階才有發展空間，而如果沒有跨過這個台階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的，這不是一個線性的結構；線性結構的特徵是隻要努力，只要有投資就會在新技術領域有所收穫，但是現實世界是隻要沒有跨過新技術結構的台階，前面的所有努力都沒有經濟效果和軍事效果。

7，歷史上最難跨過的台階是工業革命這個台階，西方用了幾百年才創造出這個經濟結構並且跨越過去；而世界上至今能夠跨越這個台階的不過20幾個國家。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用了100餘年，經過無數的戰爭，革命和苦鬥，犧牲數千萬人的性命才跨過這個台階，這是一個文明的跨越，從自然經濟的農業文明到大機器工業文明的跨越，如果不能實現這個跨越，中國就沒有前途，幾千萬人的犧牲和苦鬥都不具有歷史的價值。這裏給出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麥迪森教授給出的中國和英國經濟歷史統計對比。

中國與英國人均GDP的比較（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

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1700年就已經進入人均GDP增長的近代化發展軌道，而中國直到1950年才進入近代化的發展軌道。英國能夠實現工業革命關鍵性的因素是他的社會組織結構率先完成了近代化革命，實現了經濟上的分工和市場組織建設；政治上的議會政治與自然法系建設；新教崛起與宗教改革，實現了政教分離等等近代化必須的組織結構建設其實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發生了，這些組織結構保證了工業革命能夠在英國發生而且持續地進行。

8，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型，完成工業化最困難的有兩點，一是從原有的農業社會結構向工業化社會結構轉型帶來的政治衝突，依附於農業社會的政治利益集團與工業社會的政治利益集團的衝突。第二個是財政壓力。不論是市場經濟的市場體系和政府機構還是計劃經濟的政治機構都是昂貴的公共品，這樣的市場體系和政府比農業社會的組織結構要複雜的多，也昂貴的多，這就產生了社會組織成本交易成本與經濟效率的時間差，在經濟效率超越社會組織成本之前有相當一段時期會有嚴重的效率與成本的赤字，這個赤字往往會壓垮政府的財政。

社會組織成本與效率發展的模型

這是社會組織成本與經濟效率的一個關係示意圖，在經濟發展效率超過社會組織成本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裏，國家的財政會出現因為組織成本造成的財政赤字，這個赤字的發生是結構轉型的普遍現象，處理不好就會壓垮政府財政。所以必須注意要控制政府的成本，減少財政開支，建設廉潔高效的政府。第二要發揮政府之外的社會組織的功能，分解政府職能減少政府的規模，降低政府成本。第三要加速經濟發展，儘快度過赤字時期。這樣才能穩定跨越工業革命的台階，形成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轉型。

中國的轉型主要靠共產黨的領導的組織結構，這一點在前面《我發現了現代化的密碼》中給與了説明。但是這是中國成功的特殊性，其他國家一般並不具備這個條件，因此轉型比中國要困難許多。

9，因為近代化和現代化的市場和政府體系是一個昂貴的公共品，像銀行，資本，技術，公共管理技術，基礎設施的交通，通信，電力水利都是公共品，沒有這些公共品是沒有辦法運行一個工業和現代社會的。通過藉助外部的市場體系和援助可以有效地降低轉型的成本和困難。中國在1950年代加入蘇聯的經濟體系有效地降低了轉型的困難，加快了工業化的速度。朝鮮也是加入蘇聯的經濟體系在1980年代之前經濟發展很順利。南韓和台灣則是加入美國的經濟體系比較順利地實現了經濟的轉型和現代化。

10，經濟學中後發國家的兩種模式理論是不準確的，一種是“出口導向型”經濟，一種是“進口替代型”經濟。我認為應該是一種是“嵌入”式發展模式，一種是“自主”式發展模式。“自主”式發展有成功地典範，二戰前崛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自主”式發展，美國就是通過“孤立主義”和高關税保護實現了自主式發展的典範。這種模式在歷史上都是通過戰爭掠奪和殖民掠奪彌補組織結構成本與經濟發展效率之間的財政赤字的。中國在與蘇聯關係破裂之後也走上了“自主”發展模式，這其中的困難和苦痛中國人最清楚。但是中國最終走通了了歷史的隧道，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完成了經濟發展結構轉型。

那些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實際上是冷戰時期的特殊政策的產物，日本、韓國和台灣都是所謂的“前線國家”，是美國封鎖社會主義陣營的第一線陣地，所以美國給予這些經濟體以特殊的待遇，允許它們在保護自己市場的同時無限制地進入美國市場。而且美國給與這些經濟體大量地援助和技術轉移，這種寬厚的條件今後恐怕再也不會出現了。這些經濟體利用這種特殊的有利條件完成工業化轉型，實現了出口導向。這實際上是“嵌入”到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中的發展模式，而不是什麼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因為這種模式可以運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的戰略和政策的選擇，而不是這些經濟體的經濟政策的選擇，這些經濟體得以“嵌入”美國經濟的代價是經濟與政治上被美國完全控制。

“嵌入”式發展模式確實可以大幅度降低轉型和工業化的難度，這種困難往往是大部分國家難以跨越的。但是代價也是巨大的，除了接受政治控制之外，這種發展模式還必須接受“嵌入”體給與的市場地位和產業鏈的位置，成為發達國家產業鏈上的一個環節，而且不允許形成對發達國家產業的競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1980年代經濟發展的頂峯時期對美國的產業形成威脅，美國立即施加政治壓力迫使日本接受“城下之盟”，讓日本經濟陷入停滯的20年，日本原先具有競爭優勢的半導體產業在美國的打壓下喪失了發展勢頭，逐步落後。

後來推出的TPP  和CPTPP説到底還是為了用所謂的市場規則限制後發國家對先進國家的技術追趕，用所謂的規則堵塞後來者的發展道路。而”嵌入“式發展道路就陷入這種制度性”陷阱“之中，或者為了降低轉型的成本和困難接受喪失主權和未來發展空間的條件，或者拒絕發達國家的苛刻條件而面臨巨大的轉型成本和社會代價。

11，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是給這些發展中國家一個新的”嵌入“式發展的選擇，除了”嵌入“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系之外還有”嵌入“中國經濟體系的選擇，而且中國決不要求干涉對方主權的特殊權力和堵塞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的特權。中國主張公平競爭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些主張是對發展中國家非常友好的環境。

12，經濟結構帶來結構性矛盾。一個經濟結構包括技術結構和組織結構，新的技術革命總是造成經濟的階越，這種階越會帶來結構性矛盾。在自然經濟結構中，人均GDP大約就幾百美元，通常人均GDP會停滯在1000美元以下，這就是“貧困陷阱”。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產業結構中，人均GDP通常不會超過10000美元，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實存在的，拉美和東南亞的曾經的“四小虎”國家都調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結構中，人均GDP大約是40000美元。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人均GDP上限還沒有確定，大概是80000美元到100000美元。結構是經濟發展的天花板，一個經濟體和企業在它發展到結構的天花板就必然陷入停滯，在結構中工作的人同樣會遇到職業生涯的天花板，這就是結構矛盾。一個經濟體中往往存在着不同技術結構中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利潤和工資性收入會因為結構而產生明顯的差距，這是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會產生相對剝奪和絕對剝奪問題，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因為收入差距會因為結構差距而固化，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個人努力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這就會產生一種無力感，對社會的不滿因相對剝奪而產生。

絕對剝奪問題是因為公共服務像教育，醫療和政府的成本總是隨着社會發展而增長，在結構模型中，藍色的發展曲線也是公共服務的價格曲線。隨着公共服務價格的攀升，那些停留在下層經濟結構中的人會因為公共服務價格的提高而生活水平和安全水平下降，這就產生了絕對剝奪問題。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和發達國家社會中是普遍現象。

中國因為存在着4個發展結構共存情況，從自然經濟的貧困鄉村到最先進的航空航天，半導體，互聯網，移動通信這些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共存在中國這個社會中，所以中國的社會表現出世界上最複雜的社會結構，從貧困人口到年薪百萬千萬的白領，到億萬富翁。從貧困的西部鄉村到繁華程度媲美紐約東京的一線城市，構成中國社會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是結構性矛盾的結果。

因為中國社會的複雜性，所以社會主義對於中國是一種必須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否則中國社會會因為結構性矛盾走向衝突和分裂。

13，因為結構性矛盾，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會出現底層失序。在一個經濟體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之後，經濟會出現高速增長，城市繁榮的現象。但是這種繁榮背後是資源從農村流向城市，農村破敗和不良後果。人往高處走是普遍規律，人口必然流向經濟繁榮的地區。這樣就會出現農村精英流向城市，流向工業，然後農村因為人才流失和資源流失走向破敗。然後因為鄉村精英的流失，鄉村治理會出現失序和惡化的情況，規範的治理因為公共服務成本的增加和鄉村精英流失而遭到破壞，然後就是極端主義在鄉村獲得發展空間，這就是社會危機的隱患已經出現了。一旦城市經濟出現危機，極端主義就會爆發，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危機就是這麼來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也出現了鄉村治理失序的問題。

14，市場的有效性與政府的作用。因為經濟的結構是台階式的，不是線形的，所以市場在結構的邊界區域失靈了。市場不會自己創造新的空間，不管是新的技術結構還是新的組織結構，市場一般地會強化路徑依賴，這就需要有為政府創造新的技術結構和組織結構促進經濟的繼續發展。這是經濟學理論的盲區。經濟的大部分運行時間是在結構提供的空間內，所以市場是有效的，市場經濟的理論也就是有效的。但是當經濟運行到結構的邊界遇到結構天花板的時候，市場經濟的邏輯就發生破壞性作用，資本為了尋求利潤，一方面創造泡沫，另一方面為了繼續獲得利潤破壞“蛋糕分配機制”從而造成社會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舉例説明，日本陷入經濟停滯的30年，除了美國的打壓這個外因之外，日本的組織結構落後是內因。日本的封閉的經濟組織結構來源於生產線的組織結構，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準組織結構。但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這種封閉式的組織結構在效率和靈活性上沒有辦法與開放的組織結構競爭。日本因為組織結構落後，所以在技術競爭中逐步喪失競爭力。但是日本沒有任何動作改變這種組織結構，這是政府的無所作為。市場不會產生改變結構的動力，市場是淘汰落後的結構，但是沒有新的結構出現的情況下，日本在新技術結構的競爭中逐步落伍了。

西方國家的選舉民主制度不利於組織結構創新，有利於保護既有的組織結構，因為現有的結構中有着最多的選民。

政府需要擁有建設性破壞的權力和能力，為新的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提供發展空間。

15，新的技術結構的出現會提出改變社會的組織結構任務。比如電子商務就根本性地改變了商業物流的形態。互聯網與大數據結合就改變了媒體的生態，媒體被稱為第四權力，媒體生態的改變帶來政治權力形態的改變，特別是在西方選舉政治生態下，輿論的動員能力，互聯網遠遠超過了傳統媒體，這給社會組織和政治競爭帶來了新的問題。AI技術的發展將取代大多數的經驗性腦力勞動，這種情況會淘汰許多現在屬於優質的工作崗位，像金融，會計，律師，醫師等等主要是經驗性的工作，這種情況造成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快速滑落，而中產階級歷來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當中產階級衰落的時候，社會就走向動亂和社會分化，這已經發生在西方的所有國家了。

16，經濟的結構給與產業政策存在的根據。因為經濟的結構是台階式的，如果經濟結構是線形的後發者將永遠沒有機會超越先發者，所以在每一個新技術結構產生的時候都面臨着技術路線的選擇，都會有一些企業和經濟體因為發展路徑選擇錯誤而掉隊，也會有新的企業和經濟體因為選擇了正確的道路而實現“彎道超車”。而且領先企業和經濟體往往處於優勢意識，在技術路線上採取保守態度。比如在1990年以前日本企業在半導體技術上處於絕對領先地位，不論是半導體制程還是在半導體設備如光刻機技術上都是世界領先。後來原先的光刻技術路線出現了技術瓶頸，這時候新的浸沒式技術路線出現，DUV、EUV光刻機。這個時候，日本企業因為技術上的優勢意識而採取保守態度，荷蘭的ASML和台積電和三星採取了積極進取的技術路線，共同投資研發DUV光刻機，實現彎道超車。

實現彎道超車要有一個前提是你要呆在跑道上，等待戰略時機的出現，這就是國家產業政策存在的價值。因為這個戰略時機的出現是不確定的，在市場條件下企業是不可能虧損着等待這個時刻的出現，只有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支持才會讓企業一直呆在跑道上等待戰略超越的時刻的到來。

17，經濟的結構表現在技術的複雜程度，每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技術結構相比前一代技術結構會有數量級的複雜性，同樣，新工業革命對於資本的要求同樣是數量級的差距。最後新工業革命對於市場規模和產業工人規模同樣是數量級的差距。第一次工業革命產業需要百萬人口就可以發動，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人口規模就是千萬級別，一般地需要5000萬人口才能支持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鏈。第三次工業革命從啓動開始對人口規模的要求不斷增加，開始大約上億人口可以啓動。但是隨着不斷出現的新技術結構，第三次工業革命對市場和勞動力供給的規模不斷增長，到1980年代大約是3億到5億人口的規模；現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必須以世界為市場，全球佈局產業鏈，而且是開放的組織結構才能在這個產業擁有世界的競爭力。像航空，航天，半導體，互聯網，移動通信，這些產業都是全球性產業，市場佈局是全球化，產業鏈佈局也是全球化。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的規模可以支持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全產業鏈和市場需求，那就是中國。中國有14億人口的大市場，有世界最為完整的產業鏈和技術體系。即便如此如果要自己發展一套完整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鏈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市場經濟中，決定一個企業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是市場，決定貿易戰結果的同樣是市場，技術是次要性因素。舉例來説，在移動通信領域，在2G時代，歐洲的GSM體制是主流，美國的CDMA技術是一個邊緣的技術體制。在3G時代，中國與美國合作，使得美國的技術WCDMA成為主流技術。到了4G時代，中國再次與歐洲合作推動TD-LTE成為4G的主流技術體制，美國企業從移動通信基礎建設中出局。這其中中國市場是決定性因素，中國市場選擇了那種技術，那種技術就成為主流技術。中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單一市場，這在貿易戰中是決定性的因素。技術因素不是決定性因素，技術可以通過學習提高，可以通過迭代改進。技術因素在沒有跨上技術台階的時候，在貿易戰對手擁有壟斷優勢的時候是決定性的因素，但是當一個經濟體已經跨上台階之後，技術因素就是可以替代的，非決定性因素。對於貿易戰，中國應該有這個信心，美國技術是可以取而代之的，美國也可以取而代之。

18，因為這個台階型的經濟結構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對於市場規模和產業鏈的要求，美國想跟中國切割產業鏈是“不可承受之重”。因為世界工業化人口就26億左右，中國就佔近14億，俄羅斯1.5億，美國才3億人口，它可以從經濟上控制的工業化人口就5億，集中在北美，加拿大和墨西哥，澳大利亞在經濟上與中國的聯繫也超過美國，就連日本美國也做不到經濟控制，日本經濟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的依賴也是非常大的。韓國雖然是美國的盟國，政治上受美國控制，但是在經濟上，韓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遠超美國。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作為供應鏈的地位幾乎是不可動搖的，美國沒有可能在國內建立一個可以替代中國的工業體系，他沒有那麼多的工業人口，資本也沒有動力重建這個產業鏈，這種產業鏈重建的成本根本不是美國所能承受的。比如顯示面板產業美國就沒有，中國的京東方為了建立這個產業花費了近30年時間，3000多億人民幣才達到具有競爭力的程度。中國完整的產業鏈和低廉的製造成本是得利於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勞動力規模，使得中國生產任何東西都能形成規模，能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和低廉的交易成本。美國的資本根本沒有能力重建這個產業鏈，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世界上。因為不僅僅是建設一個工廠的事，這是建設一個現代工業結構。

所以美國想在全世界動員切斷中國對外的經濟聯繫是徒勞的。

美國內部的極端派試圖切割中美產業鏈和供應鏈，但是他們也知道美國自己無法支撐一個完整地第三次工業革命，他們試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美國統治的產業鏈，不斷地對美國的所謂盟國和“共同價值觀”國家施加壓力與中國脱鈎。但是美國是沒有能力和意願幫助這些國家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歐洲作為一個擁有5億多人口的工業化地區，在全球產業鏈上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歐洲的行動直接決定美國戰略和美國霸權的存亡，沒有歐洲的市場和產能支持，美國必然在失去中國市場之後喪失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力。為了保證美國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力，作為美國極端派的戰略，美國將試圖搞垮歐洲經濟和歐盟，迫使他們加入美國的產業鏈。美國試圖搞垮歐盟，支持“脱歐運動”應該就是這個戰略的實施。這樣美國與歐洲，特別是與德國的矛盾就發展為結構性矛盾。美國要控制歐洲，要控制歐洲經濟成為美國產業鏈的一部分就必須打垮德國這個歐洲經濟的支柱和歐洲產業鏈的核心。

19，經濟增長取決兩個因素，一個是新技術結構帶來的經濟增長空間，第二個是人口從低端產業結構中向高端產業結構轉移。中國從這兩個因素看都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那種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或者空間匱乏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

請注意，人口從低端產業結構中向高端產業結構轉移不一定是地理轉移，中國的鄉鎮企業就是就地完成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移。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優點是可以利用已有的公共品降低轉移成本。但是副作用也很大，人口轉移能不能落地生根？人口轉移後帶來的管理成本和社保負擔往往是地方政府不願意承擔的責任。就地轉移雖然有建設公共品的成本，但是因為伴隨着資源資本化，本地居民不僅僅可以獲得勞動收入，還可以獲得資本性利益，這又是有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