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是什麼垃圾？”_風聞

來源： 賀斌 中國新聞週刊 

“為什麼上海要對居民生活垃圾全面實行強制分類？

因為上海國民素質在全國相對較高，我們認為上海可以先做。”

下午4點，上海市黃浦新苑東區1號樓保潔員王師傅來到他所負責的智能分類垃圾桶旁，挨個查看。有的幹垃圾桶已滿，快遞紙箱露了出來，王師傅伸手將紙箱揀出來，扔進旁邊可回收垃圾桶裏。

從6月15日開始，王師傅每天要來檢查4次，其中，在早晚上下班高峯時段，各花兩個小時，定時定點指導居民們投放垃圾。中午12點和下午4點，再查看一下垃圾桶，對錯投的生活垃圾進行二次分揀。

這套智能垃圾桶是去年由街道統一配備，黃浦新苑東西兩區共有十套智能垃圾箱設備。分為幹垃圾、濕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三個桶，中間有一個操作枱。居民倒垃圾時，只需刷一下小區發放的門卡，無需觸碰就可以打開不同的垃圾桶。

黃浦新苑所在的街道居委會工作人員表示，這些智能垃圾桶是市發改委和街道共同出資，因為黃浦新苑是衞生文明小區，所以才配置了這些設備，並非所有小區都有。

此前，小區還為每户業主發放不同的垃圾袋，業主在家分裝好垃圾後，掃一下垃圾袋上的二維碼，就可以打開相應的垃圾桶。

生活垃圾分類的關鍵是乾濕分離，隨着夏天的到來，西瓜和毛豆成為濕垃圾的“主力”，為二次分揀造成困難。好在隨着生活垃圾分類的宣傳越來越深入，投錯的垃圾越來越少。王師傅介紹，目前很多業主家都添置了分類垃圾桶，一些業主甚至安了廚餘垃圾處理系統，可以將濕垃圾打成粉末，用於堆肥，或衝入下水道。“大家已有這個意識，相信隨着垃圾分類的強制執行，最終會形成習慣，那時候，可能就不需要我們再進行二次分揀了。”王師傅説。

無論採用哪種方式，每次垃圾投放都會在後台顯示，從而追溯到業主。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下稱《條例》）正式生效，根據《條例》，對不按規範投放垃圾且拒不改正的單位及個人進行罰款，對單位可罰款5000元至50000元，對個人可罰款50元至200元。

未來，全國推進垃圾分類還有哪些痛點和難點？此前上海的有些做法曾引發了比較大的爭議，其中主要焦點是“996”與定時定點的矛盾衝突、處罰的法律責任過重以及納入徵信黑名單等。

分類難題

垃圾分類在上海並非新鮮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1996年，上海市就開展了多輪生活垃圾分類試點，並於2000年成為中國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2010年，上海世博會召開，每天有1萬噸垃圾進入老港廢棄物處理基地，第二年，上海開始推進新一輪的垃圾分類減量工作，並連續7年被列為上海市政府實事項目。

上海綠化市容局局長鄧建平在今年4月的一次採訪中提到，現在上海常住人口2400萬人，每天有500萬～600萬流動人口，一天要產生25000噸生活垃圾， “半個月就可以蓋一棟金茂大廈”。

目前對生活垃圾的處置辦法主要是填埋和焚燒兩種方式。假如不分類，直接填埋，土地資源佔用量非常大，以上海老港為例，15.3平方公里的垃圾處置區域已經快要填滿。

在上海這樣寸土寸金的城市，正面臨無處安放、垃圾圍城的窘境，2016年6月發生的上海垃圾傾倒太湖事件，正是這一矛盾的轉折點。

在實施垃圾分類後，通過可回收物的回收，一噸廢塑料，可以提煉600公斤柴油，從而使垃圾資源循環利用，實現垃圾減量。

在不分類的情況下，直接填埋還面臨環保壓力。一節電池埋入土壤，可以危害十幾立方米土壤，數百年都無法消除。塑料如果用填埋的方式降解，需要幾百年時間，而玻璃降解的時間更長。此外，乾濕垃圾不分，直接填埋會產生滲濾液，滲濾液含有重金屬，污染地下水，威脅人類健康。

焚燒盡管對土地資源佔用不大，但若干濕垃圾不分，在極高的水分之下，爐温很難控制，如果達不到850度以上，有可能產生超強致癌物二噁英。也正因為如此，在垃圾焚燒場的建立過程中，由於鄰避效應，經常會遭致周邊居民的強烈反對。

破除垃圾困境的關鍵，一是“減量”，二是“分類”。2014年，上海出台《上海市促進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辦法》，首次提出將生活垃圾分為“幹垃圾”“濕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四類。但這麼多年以來，很多上海市民光知道“四分法”，卻並沒有嚴格執行，只是在部分小區做了試點。

不僅是上海，垃圾分類在全國都遭遇到瓶頸。2000年，被納入住建部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的8個城市中，不僅有北上廣深這樣經濟水平較高的城市，也不乏南京、杭州、廈門、桂林這樣生態建設較好的城市。但都和上海一樣，進展緩慢，收效甚微。

“可以説，垃圾分類就是一場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在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看來，生活垃圾分類之所以在中國難以推進，最大的難點就是需要打破多年以來形成的生活習慣——這在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另外，由於基礎設施不到位，經常出現前端分類，後端混收的狀況，打擊了市民分類的積極性。

“實際上，從前端分類到中端運輸，再到末端處置，全程都需要系統化的分類。在後端的處置設施建好之前，垃圾分類都只是空談。”杜歡政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正因為如此，此次上海推行垃圾分類的核心就是全程分類，一分到底，通過這幾年加強末端設施的建設，使得末端設施和前端分類的能力之間能夠配套。“這是做垃圾分類的一大前提！雖然現在上海有一些能力還相對不足，但基本上具備了可以分類的條件。” 

在垃圾分類問題上，上海正謀求突破，從頂層設計、末端處置設施建設和改變公眾的理念和意識習慣方面進行努力。杜歡政認為，“這是好的開始。”

以法之名

2017年，國務院出台《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明確上海等46個城市要在2020年底前，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隨即，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開始立法調研垃圾分類項目。

2018年上海將生活垃圾分類正式列入當年立法項目。與以往立法流程不同，此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提前介入法規起草工作，建立由市人大常委會和市政府相關領導為雙組長的立法工作領導小組，全力主導推進立法工作。

在這一過程中，上海市、區兩級人大代表連續兩年下社區，聽取市民意見近2萬人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還設計了一套調查問卷，分發到各個社區和單位、企業。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以專家的身份參與了數次調研和討論，併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諮詢。在他印象中，最大的爭議點是，“生活垃圾究竟需不需要分類”，以及“生活垃圾分類究竟需不需要立法”。

“垃圾分類太過麻煩，一部分人認為根本沒必要分類，更不理解為什麼要用立法的方式來做這樣的事情。”杜歡政對此表示理解，但同時指出，如果沒有立法，就會跟前面幾次一樣，過兩三個月又沒了下文。“如果大家都不分，前端宣傳沒做好，立法了也沒用，法不責眾嘛。所以在前端通過宣傳教育，讓60％～70％的人都願意分類，對剩下20％～30％拒不執行的人，再用法律制度來懲罰，這樣法律才有效力。”

但在杜歡政看來，實際上垃圾分類並不完全是為了解決垃圾問題，而是解決中國從大國到強國的過程中，國民素質的問題，而垃圾分類就是一個切入點。

杜歡政參與了關於垃圾分類相關文件的起草工作，對這一問題認識尤為深刻。他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在起草過程中，要求必須遵守幾個理念：第一，垃圾分類是個長期的過程，需要至少一代人才能養成，不是短時間能做成的，但即使如此，現在也必須要做。第二，最初討論時，只是對機關事業單位強制分類，對居民社區沒有強制，主要考慮的就是對居民的執法問題。

在確定要通過立法強制性手段實現垃圾分類的目標後，生活垃圾該如何分成為關鍵性問題。

經過梳理可以發現，二十多年來，上海垃圾分類標準經歷了數次變化。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上海開始單獨收集廢玻璃和廢電池，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廢玻璃儘管可以循環利用，但是在處置過程中容易劃傷工作人員的手，而廢電池容易污染環境，需要做無害化處置。

2000年，上海正式提出垃圾分類概念，分為有機垃圾、無機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2002年，上海的垃圾分類開始實行“一市兩制”，在焚燒廠服務的地區，垃圾分類分為可焚燒、不可焚燒、廢玻璃和有害四種，在其他區域則分為可堆肥、不可堆肥、廢玻璃和有害四種。

2007年，上海垃圾分類標準又變為可回收物、廚餘其他、廢玻璃和有害。2010年上海世博會後，垃圾分類標準再次變化，分為幹垃圾、濕垃圾、可回收和有害，和現在的“四分法”類似。2011年，上海又啓動以乾濕分類為基礎的2+X模式，鼓勵大家先將乾濕垃圾分開，其他的可以根據處置能力再分。

在杜歡政看來，日本之所以能夠細分成四十多類，關鍵在於大量全職的家庭主婦有充足的時間來做這項分類。“從後端處理來看，前端分得越細，後端處理成本越低，經濟效益越強。”

但目前來看，幹垃圾主要處置方式還是焚燒，為了避免產生二噁英，必須將爐温控制在850度以上，焚燒成本大大提升。杜歡政認為，如果政府給企業的補貼不足以支撐成本，就有可能偷工減料，從而可能產生一系列問題。

2014年，上海出台《促進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辦法》，明確將居民生活垃圾為幹垃圾、濕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四種，道路及公共場所垃圾箱則統一規範分為“可回收物和其他”兩種，這一辦法沿用至今。

經過調查問卷，75.6％的被訪者對“四分法”表示認可，因此《條例》草案很早就明確了“可回收、有害垃圾、濕垃圾、幹垃圾”這四個分類標準。分類明確後，需要進一步細化的就是全程分類體系：每一個環節，誰來做，誰監管，誰執法。 

如果生活垃圾在投放環節未做到有效分類，後續的分類收集、運輸和處置就無從談起。按照“誰產生、誰負責”的原則，《條例》規定產生生活垃圾的單位和個人是分類投放的第一責任人，應當按照“四分法”的分類標準，將生活垃圾分別投放至相應的收集容器。

《條例》規定了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制度，按照單位、住宅區、公共場所，分別確定了相應的責任人，其中，單位由業主或者業主委託的物業服務企業負責，住宅小區由物業服務企業負責，業主自行管理的小區由業主負責，農村居民點由村委會負責，公共場所由管理部門或者其委託的管理單位負責。

此外，垃圾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如何有效實現源頭減量，也是每次審議中的爭議焦點。在條例中限制一次性用品的過度使用，而在最後的修改中，對快遞包裝物進行減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高票通過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垃圾分類被正式納入法治框架。

強制分類衝刺

走在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辦公樓裏，透過玻璃看到，各辦公室幾乎沒幾個人。“領導都在一線指揮，各辦公室的人都派出去了，連NGO都被我們‘徵用’了，大家都在為7月1日做準備。”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

在前端分類投放設施方面，上海正全面推進居住區、公共場所生活垃圾投放容器、標識的規範化及短途駁運機具的規範化。《中國新聞週刊》在走訪中發現，在道路和公共領域，每隔兩三百米有一個兩分類垃圾桶，分為幹垃圾和可回收物，濕垃圾則主要設在居民區的垃圾箱房或樓道里，以及商場、超市和餐飲場所中。

根據《條例》，將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制度。為了實現“定時定點”，上海印發《上海市生活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制度實施導則》的通知，規定住宅小區可按照每300至500户居民根據小區空間條件、志願者人數等因素合理確定投放點數量，投放點開放時長每天設置為3～4小時，並選取居民投放垃圾的高峯時間段，一般為上午及傍晚兩個時間段。開放時間段和時長可根據小區定時定點推進的實際情況，適當調整及增減。

據此，上海市開始大規模撤桶，很多住宅小區的垃圾站，垃圾桶大大減少，增加了扔垃圾的步行距離。而在這些投放點的開放時段，由居委會、物業、保潔等組成的志願者會對居民扔垃圾進行指導，確保分類投放效率。

此舉因太過“一刀切”，招致輿論批評，特別對於“996”的工薪階層而言，幾乎趕不上投放點的開放時間。家住四平路的萬女士在醫院工作，早上很早出門，為了配合定時定點，只能改為每天傍晚扔垃圾。儘管給自己的生活造成不便，但她表示理解，“垃圾分類這件事情，從長遠來看是有好處的，我們應該配合。”

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也立刻出來回應，認為各社區應該根據小區實際確定定時定點方案，不能“一刀切”。根據上海綠化和市容管理局數據，截至5月下旬，上海市13000個小區，已改造定時定點投放箱房10300個，到今年末，上海將完成1.7萬個箱房和投放點改造，公共場所投放容器的標識將進一步規範。

針對中端分類運輸，上海增加幹、濕垃圾及有害垃圾分類運輸專用車輛保有量。截至5月下旬，上海擁有濕垃圾運輸專用車輛799輛，今年年底，這一數字將增加至920輛。幹垃圾運輸車輛目前3000輛，有害垃圾運輸專用車輛實現每區配備一輛。同時，改造分類中轉設施，到今年年底，上海市屬中轉碼頭配置增加濕垃圾專用集裝箱至180個。

這一系列的舉措，最終將通過末端處置來實現。截至目前，上海濕垃圾資源化處理能力0.43萬噸/日，幹垃圾焚燒能力目前1.33萬噸/日。鄧建平介紹，上海在建和計劃即將開工建設8個濕垃圾資源利用設施，以及8個幹垃圾焚燒爐項目，到2020年底，兩種垃圾處理能力分別要提升至0.7萬噸/日和2.08萬噸/日，基本實現生活垃圾“零填埋”。

誰來為垃圾分類買單？

在上海松江區佘山鎮，一大片廠區被綠地包裹，如果不是煙囱裏冒出的股股白煙和圍繞廠區的一圈白色管道，或許會誤以為進了某個工業園區。

這是上海天馬再生能源有限公司2016年4月建成投產的垃圾末端處置項目。通過來自日本的垃圾焚燒技術，對松江和青浦兩區生活垃圾進行處置。一期工程日處理生活垃圾2000噸，年處理能力超過70萬噸，年發電量超過3億度。而在廠區北面，二期工程正在施工建設，屆時將實現日處理1500噸生活垃圾。

目前這裏處置的主要是幹垃圾，垃圾車卸料後，將在垃圾坑進行4～5天的儲存與發酵，以提高垃圾熱值，能夠穩定燃燒。在垃圾儲存與除臭車間內，兩個工作人員坐在玻璃窗前，一人一個操作枱，一絲不苟地操控可一次抓起5噸垃圾的巨大抓手。腳下是巨大的垃圾坑，卻聞不到一絲異味，據介紹，目前全場的垃圾都在這個大坑裏集中，兩台操作枱按照四班兩倒的方式，24小時不間斷工作。

在焚燒爐的中心控制室內，工作人員盯着屏幕，上面顯示着四個焚燒爐的温度和各項指標，確保爐温在1000度左右，徹底去除二噁英，使排放的煙氣符合歐盟標準。垃圾經焚燒後產生巨大熱量用於發電，而焚燒過後產生的爐渣則可製成地磚鋪路，從而實現“零排放”的目標。

據工作人員透露，目前這個焚燒爐處置的都是幹垃圾。在垃圾分類之前，混裝垃圾也在此焚燒，往往產生大量的滲濾液，必須通過一道特殊處理工藝，將滲濾液最終轉化為符合上海市標準的出水。隨着上海開展垃圾分類，送過來的幹垃圾產生的滲濾液明顯減少，預計實現乾濕分離後，將能大大減少這項成本投入。同時，焚燒熱值也會更加穩定，能持續1000度以上的爐温。

據工作人員介紹，末端處置不負責分類，垃圾分類主要在前端和中端，經中轉站分類後送來直接處置。

在華池路，《中國新聞週刊》找到一家垃圾壓縮中轉站，環衞工正在對送來的一車垃圾進行分揀，將濕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挑出來，分別扔進旁邊4個垃圾箱。剩餘的幹垃圾通過機器進行壓縮，一天大概產生15噸壓縮垃圾，由垃圾轉運車拉走做末端處置。

上述環衞工表示，從6月上旬開始，上海要求垃圾中轉站對生活垃圾進行分揀。每天大概會運來50車垃圾，每車大概5噸的重量。剛開始的幾天，他和同事從早忙到晚，幾乎沒有空閒，每天清理出來的濕垃圾大概有5桶，最近這兩天，濕垃圾明顯變少，一天大概兩桶。

離這個中轉站300多米處，還有個更大的中轉站，共有兩台8噸的壓縮機，一天大概壓縮24噸垃圾。工作間牆上貼着“垃圾分類，否則拒收”的標識，但據這裏的保潔員介紹，從來沒有真正拒收過，只能講道理。此時已是中午，她還在挑揀剛剛送到的一車垃圾，很快用鈎子翻出一個礦泉水瓶，扔進可回收桶，過了一會兒，又翻出半個西瓜皮，扔進濕垃圾桶。“太忙了，從早上到現在還沒吃飯。”她笑笑説。

《中國新聞週刊》走訪了幾個垃圾中轉站，發現中轉站承接了繁重的分揀任務。到7月1日，上海垃圾分類強制推開，屆時前端中端後端各司其職，或將大大減輕中端的壓力。 

而在前端，黃浦新苑東區物業經理楊金鳳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目前保潔員的工作負擔也增加了不少，收入卻並沒有提高，短時間內尚能承擔，如果時間長了，肯定要漲工資，對於物業而言，成本壓力會比較大。

據瞭解，目前該小區物業費為每月2元/平方米，“如果提高物業費，必須經業委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否則還得按照目前水平承擔。”

從目前來看，針對垃圾分類，未來將產生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工投入，這些成本將由誰來承擔？按照國務院2017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要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誰產生的垃圾誰來付費。2018年，國家發改委出台《關於創新和完善促進綠色發展價格機制的意見》，明確到2020年底，全國城市要全面建立垃圾收費制度，對具備條件的居民用户，要實行計量收費和差別化的收費。

對此，鄧建平在今年4月上海電台的一檔民生訪談節目裏介紹，早在2004年，上海就開始對單位收取垃圾處理費，在中心城區由於沒有垃圾處置設施，1噸除了要收221元處置費，還要按每噸100元收取環境補償費，給末端處置接收的區。這筆費用由市政府向區政府收取，沒有直接向市民收取，實際上是區政府替市民買單。

但經過調研發現，越是生活條件好的，垃圾產生的量就相對更多，生活條件一般的，垃圾產生的量相對較少。如此一來，政府替老百姓買單，就產生了不公平。2018年，上海市垃圾處置費包括環境補償費，一共收了3億元，假如區政府不託底買單，這3億元財政資金就可以用於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衞生等方面，改善民生。因此，接下來上海將按照國家的要求，推進居民生活垃圾收費，讓中等收入及以下的市民羣眾獲益更多。

除了成本問題，垃圾分類能否推行下去，執法效率是關鍵。但是，《中國新聞週刊》在走訪中發現，目前，一些單位和個人並沒有對這套即將實施的條例進行自我約束，時常會聽到“還沒開始執行怕什麼？”這樣不以為然的話語。

在黃浦新苑和王師傅聊天時，一名家政人員帶着一袋垃圾徑直走向幹垃圾桶，透過塑料袋，可以看到有香蕉皮和紙類。王師傅走了上去：“垃圾分類了嗎？”

對方驚訝道：“分什麼類？”

王師傅解釋了一下即將實行的《條例》，對方不情願地打開塑料袋：“你説怎麼分？”

王師傅挨個從袋裏拿出垃圾，依次扔到相應的桶裏。

過了一會兒，一個阿姨拿着一個紙盒下來，她走到可回收垃圾桶前，探了探頭，將紙盒放在了桶前的地上，揚長而去。

王師傅無奈地看着她的背影，撿起紙箱，扔進可回收桶裏。

“能怎麼辦，只能勸導唄，我們又沒有執法權。”王師傅嘆了口氣。聽説未來垃圾分類將與個人信用掛鈎，他認為會大大威懾亂扔垃圾的人，但在短期內，如何有效制止垃圾混扔的行為，他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而作為擁有垃圾分類十多項執法權的城管，又或將面臨執法人數受限，無法解決分散性的監管難題。在此前，上海市城管執法局也曾公開回應，《條例》實施後，將在7月重點加強收集和運輸環節的執法檢查，對全市230家生活垃圾收運企業進行執法檢查，指導監督收運企業規範作業，避免出現混裝混運等違法現象。8月，將重點加強處置環節的執法檢查，重點對全市20家生活垃圾中轉和末端處置企業進行監督檢查指導企業規範處置生活垃圾。

也就是説，一段時間內，暫不會以個人為執法重點。上海市城管執法局副局長彭燕玲表示，7月1日後，將按照先單位後個人，先黨政機關、國企、事業單位、大型商場、居住小區，後一般單位的順序開展執法檢查。 

一城一策

根據《條例》，垃圾分類將實現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目標，如果通過分類，一些低價值廢棄物被有效回收，不再進入焚燒、填埋體系，不僅節約了用於無害化處理的處置費，還能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和垃圾減量目標。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將在全民參與垃圾分類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將“環衞清掃網”與“廢品回收網”有效結合，實現兩網協同目標。

早在2016年，杜歡政就開始對上海“兩網協同”進行調研，在他看來，上海市有良好的“兩網協同”實施基礎，但存在勞動力成本高、土地供應緊張、垃圾收運處模式多樣化、垃圾分類後續資源化程度不高的問題。“這兩套系統一個由綠化與市容管理局管，一個由商委管，如果協同起來，光物流成本就會大大降低。”

為此，杜歡政圍繞居民生活垃圾的排放、分揀、運輸、二次分揀、末端處理5個環節對“兩網協同”模式進行統一、合理的設計，並向上海市綠化與市容管理局和商委報告了調研成果。

隨着各地開展垃圾分類，很多民營機構盯上了可回收垃圾隱藏的收益。在上海較為活躍的企業，如小黃狗、愛回收等，都研製了這樣的智能分類箱。小黃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南京、揚州市）總經理白雲龍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小黃狗在全國共鋪設了將近11000台左右智能回收箱，可按照紙箱、玻璃、塑料等不同類別分別投遞。而在上海，目前投入運營的有1000多組。

這一套設備包括6個箱子，一套設備安裝下來大概10萬元，此前，小黃狗為儘快打入市場，主要和各地物業合作經營，甚至要付費進入。白雲龍表示，經過兩年的前期投入，目前小黃狗在全國網絡基本鋪開，培養了大量潛在用户，但前期投入太快，造成了資金的困難。

據瞭解，這些智能設備前端並不盈利，主要在末端處置和循環產業方面，能夠獲得一些利益。公司這幾年也開展末端處置相應的研發成果和運營經驗，特別是在餐廚垃圾處置上，已經形成研發成果。

垃圾末端處置的一個難點是具有資質的企業太少，針對這一問題，上海此次提出將通過適度扶持、特許經營等方式，培育企業實現低價值可回收物的託底性回收。

這對於小黃狗來説，無異是一個巨大的機遇。白雲龍透露，正在與政府部門接洽，期待通過與政府或國企的合作，開展垃圾末端處置業務。“在後端處置方面，對於可再生資源循環利用，我們只需要政府在空間上給予支持，而餐廚垃圾的處置，期待能獲得特許經營，或者得到一定補貼支持。”

研究循環經濟三十多年，杜歡政提出一套破解城市垃圾難題的綜合性策略，即 “三全”“四流”“五制”，其中，“三全”要從垃圾源頭分類、運輸、處置等進行“全過程”系統協同，實現生活垃圾、建築廢棄物、工業固廢、再生資源等“全品種”覆蓋，形成“政府主導、以企業為主體、以公眾為主力、NGO主推”的“全主體”長效機制。

杜歡政認為，在垃圾分類過程中，本身就是一套循環體系。其中，無害化是公共性的，應該由政府承擔，但資源有價值，應該按照市場化進行，因此低價值可回收垃圾的末端處置和循環利用應是市場性和公共性結合的特殊產業，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推進。對於政府而言，為企業提供特許經營權、空間的補貼、較低附加值廢棄物的減量補貼、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和綠色採購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吸引企業進入到垃圾末端處置領域。

上海垃圾分類全面推進在即，各重點城市也紛紛開展垃圾分類工作，杜歡政表示，每個城市產業結構不同，消費結構也不同，產生的廢棄物不同，因此垃圾分類政策必須落到城市，一城一策。

按照中央規劃，上海先行開展垃圾分類，為全國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杜歡政認為，“垃圾分類是一個長遠的戰略，全面推進還需要較長的時間，不能急於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