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增定：“我的信仰是無底深海”_風聞

近些年來，國產電視劇的全面繁榮已經成為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事實。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湧現出一批情節曲折感人、思想積極向上的優秀電視劇。不少人都注意到，這些優秀的電視劇不再只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公共話題，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承擔起了今日中國社會移風易俗和道德教化的功能。而在這些優秀的電視劇中，表現最為搶眼的或許是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譬如説，像《誓言無聲》《暗算》和《潛伏》等電視劇，不僅長時間地佔據各大電視台的黃金時間和重點頻道，而且在報紙、網絡和電視媒體中一再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 

不過非常耐人尋味的是，在討論到這些電視劇的成功原因時，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個讓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信仰”。的確，拋開這些電視劇的故事情節本身的吸引力不談，它們之所以能夠吸引觀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於，那些主人公的革命信仰和獻身精神對觀眾產生了強烈的震撼，甚至引起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精神共鳴。表面上看來，這一現象似乎不足為奇，畢竟，任何一部成功的電視劇都一定擁有某種能夠打動人的東西。但是，倘若聯繫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和社會的獨特處境，那麼我們就無法不對這一現象感到驚奇和困惑。 

曾幾何時，信仰並不只是一個影視作品的主題，而是中國人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內容。至少在目前大多數中國人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信仰等革命字眼曾經深深地烙在他們的生活和思想之中，成為他們無法抹去的歷史記憶。但是，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信仰這一類的字眼逐漸從人們的思想和生活世界中隱退。在絕大多數所謂的知識精英眼裏，信仰更是變成了一個完全貶義和負面的字眼，甚至淪落成為愚昧、黑暗和罪惡的代名詞，而與之相關的整個共產主義革命歷史，也相應地成為一個被反思、懷疑、嘲諷、否定和顛覆的對象。似乎一個人如果不懷疑這種信仰的神聖性，不否定這段歷史的真實性，就不足以標榜自己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由於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同否定和顛覆，晚近30年來，革命歷史和革命信仰之類的傳統政治話語即使沒有被完全掃入墳墓，也被徹底地邊緣化。甚至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中，革命信仰之類的字眼也成了一個很大的禁忌。在這種氛圍下，只要提到革命英雄和先烈們的理想或信仰等，人們馬上就會條件反射地進行道德上的審查和自我審查：這些革命先烈真的像歷史教科書裏所説的那麼高尚？這會不會又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宣傳或欺騙？ 

但是近10年來，風向似乎慢慢地發生了變化。恰恰在這些優秀的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之中，人們忽然發現，信仰在今天以一種另類的形式逐漸迴歸了。譬如説，在觀看《誓言無聲》《暗算》和《潛伏》等電視劇時，大多數觀眾都有這樣的感受：他們完全不懷疑許子風、安在天、錢之江、餘則成等主人公的革命信仰的真實性和真誠性。儘管他們知道，對大多數人來説，這些革命英雄的信仰或許是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崇高境界，但他們並不因此就以滿懷“怨恨”地否定它，並不因此認為，只要他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一定是假的。恰恰相反，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些英雄都是有血有肉、真實可信的形象，並且的的確確是為了國家的自由、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這一崇高的信仰而奮鬥。當然，之所以説這種信仰是非主流的，是因為它完全出於觀眾和民間的自覺自願，而不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結果。事實上，官方出於意識形態宣傳需要而創作出來的所謂“主旋律作品”，幾乎沒有什麼市場，更不可能引起什麼反響。相比之下，像《誓言無聲》《暗算》《潛伏》這樣的優秀電視劇並不是官方指令的結果，而完全是服從市場和商業邏輯，也就是説，它們是由製片公司或傳媒公司出於賺錢的目的自發地拍攝的。因此，他們的原則不是政治宣傳，而是市場經濟的利潤最大化。但也恰恰出於這一目的，他們必須真正地考慮市場和觀眾的需求。這樣看來，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持續走紅無疑表明，信仰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説變成了一種真實的需要。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奇特的現象呢？ 

中國古語有云：“人窮則返本”。用這句話來總結信仰的重新迴歸，恐怕是再準確不過了。當一個人在精神上遇到困境時，他首先並且很自然地想到的就是曾經被自己否定和拋棄的過去。從這個意義上説，信仰從一開始的被否定到今天的重新被肯定，恰恰折射出了晚近30年來中國社會民情變化的內在邏輯。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謀下，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逐漸“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徹底否定了革命信仰和革命歷史的真實性，而且完全顛覆了由這種信仰和歷史所塑造的一整套價值系統、行為方式、以及生活世界的秩序。隨之，不僅是改革開放前30年新中國的歷史，而且包括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現代中國革命史，甚至連鴉片戰爭以來中國100多年的救亡圖存歷史，都成了一個精英們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黑暗歷史。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只要否定了這段歷史，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被改寫，將來也會重新踏上一條通向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的康莊大道。 

但是，絕大多數民眾對於這段歷史的情感完全不同。他們並不像精英那樣，出於一種莫名的怨恨來否定它。恰恰相反，這段革命歷史以及革命信仰已經內化為人們的集體記憶和情感，成為他們當下生活的一部分。事實上，一旦否定了這種革命信仰和這段革命歷史，那麼，他們非但不會像精英們所許諾和想象的那樣，進入一個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天堂，反而會陷入一種深深的虛無感和焦慮感。正如人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必須通過理解過去來決定當下和想象未來，這樣才能擁有一個完整和真實的生活。一旦歷史的內容被顛覆和抽空，那麼一個人就只能變成精神上的孤魂野鬼。這一點不僅適用於個人，而且適用於作為整體的民眾和民族。但問題在於，晚近30年來，真正的話語權掌握在那些否定革命歷史和信仰的精英手中，民眾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無法表達自己的情感和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説，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之所以在近年來能夠吸引大批觀眾，恰恰是因為他們從心底裏本來就有這樣的情感需求。正是通過這些優秀的電視劇以及劇中的英雄人物，那曾經被否定、被拋棄掉的革命理想和信仰，又逐漸迴歸到人們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之中。 

當然，作為一種“否定之否定”，今天重新被人們肯定的信仰與過去的意識形態宣傳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一點，在那些優秀的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中也有清楚的體現。譬如説，在《誓言無聲》《暗算》和《潛伏》中，像許子風、安在天、錢之江、餘則成等主人公，不再是傳統意識形態中那種高大全、不食人間煙火的英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有淚有笑，甚至有缺點的人間英雄。但是，他們的信仰非但沒有因此受到質疑，反而更加能夠贏得觀眾的認可，因為它包含了實實在在的生活內容，而不是某種抽象的政治原則或意識形態教條的演繹。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信仰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選擇，而是被放到了一個特定的真實歷史環境之中。因此，信仰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完全是交織在一起並相互支撐的。那麼，這個真實的歷史環境又是什麼？從這些電視劇中，我們很容易獲得答案：這個真實的歷史就是從鴉片戰爭之後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這一百年的現代中國革命，就是一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圖存”的歷史。 

包括這三部優秀的電視劇在內，絕大多數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都將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黨的鬥爭當作主要的戲劇衝突和動力。如果聯繫真實的歷史環境來看，這一點當然不是偶然的。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恰恰代表了兩種救亡圖存的政治力量，或者更簡單地説，代表了兩種信仰。它們二者的產生，當然都離不開晚清以來的中國歷史大環境。這也是大多數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所預設的前提。具體而言，自晚清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尤其是在清王朝被推翻之後，中國社會更是陷入了一個支離破碎、一盤散沙的局面。用一個比喻的説法，當時整個中國就如同一個玻璃瓶一樣，一下子給摔碎了。因此，包括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內的所有政治力量，都面臨着一個最重要和最緊迫的任務：如何將這些碎片重新黏合起來，使之恢復成一個完整的玻璃瓶。在當時的歷史處境下，這一任務的實現，既不能依靠傳統的鄉紳士大夫，也不能依靠西方現代國家的議會政黨（因為它們二者都是以一個現成的國家為前提），而是必須依靠某種列寧主義式的革命政黨。這種政黨一方面具有堅定的革命理想和信仰，以勞苦大眾的解放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另一方面具有鐵一樣的紀律和嚴格的組織形式。在這個意義上，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一種列寧主義式的政黨。 但是，恰恰是在信仰這個關鍵的地方，國共兩黨的根本差異就顯示出來了。尤其是在《誓言無聲》《暗算》和《潛伏》等以諜戰為主題的電視劇中，這一點表現得最為充分。可以説，這些電視劇最大的優點之一就是，它們沒有刻意去拔高某一方，醜化另一方，而是將雙方的立場和行動邏輯放回到真實的歷史環境之中展開。只要是諜戰，就一定有間諜或特務，一定有雙方的鬥智鬥勇。單從個人的能力來看，至少在這些電視劇中，國共雙方的間諜很難分出高下，如《暗算》中的錢之江和代主任，《潛伏》中的餘則成和李涯。甚至從總體上説，國民黨間諜的個人能力還要稍強一些。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雙方高下立判：國民黨的特工之所以無法與共產黨人競爭，恰恰是因為他們不具備後者身上的那種堅定和高貴的信仰。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這些共產黨人可以承受常人無法承受的厄運、危險和磨難，可以放棄自己的家庭、親情、私利和幸福，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不管是在許子風、安在天、錢之江和餘則成，還是在劇中的其他共產黨人，甚至在很多默默無聞的英雄那裏，這種信仰都賦予了他們以強大的力量和真實的生命。 

相比之下，這種信仰的力量恰恰是國民黨最為欠缺的東西。譬如在《潛伏》一劇中，不管是軍統天津站的吳站長，還是像陸橋山、馬奎和謝若林這樣的普通特工，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追名逐利之徒。即使有少數像李涯這樣出淤泥而不染的異類分子，也至多是出於個人的道德良知，而不是出於真正的信仰為黨國效力。誠然，如果回到中國現代歷史的實際場景來看，那麼國民黨作為一個列寧主義的革命政黨，剛開始也不是沒有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但是後來，國民黨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把共產黨和少數國民黨左派，也就是國民黨中最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都清除出黨，最後它必然只能跟他曾經反對過的那些力量妥協和結盟，比如説像軍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甚至帝國主義侵略者，最後墮落成為一個赤裸裸的的利益政黨。在這個政黨之中，倘若還談得上什麼信仰的話，那麼它差不多隻是每個人都不擇手段、竭盡全力地謀取個人私利，就像謝若林那句名言所説的，“白天是主義，晚上是生意”。在《潛伏》一劇中，吳站長的個人經歷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在年輕的時候也不是沒有理想和信仰，也曾懷着一腔熱血蔘加革命，但是後來，恰恰是在耳聞目睹了太多太多的官場貪腐和爾虞我詐之後，他的信仰逐漸發生蜕變，心靈也變得完全麻木。最後，倘若他還有什麼信仰的話，那麼他所信奉的不過是一種赤裸裸的利己主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對比餘則成、左藍、翠平和秋掌櫃等共產黨人身上的信仰力量，吳站長以及他所代表的國民黨之所以最終失敗，簡直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肯定信仰的力量，當然不是説應該掩蓋甚至美化那段革命歷史的曲折甚至黑暗之處。恰好相反，這些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將真實的歷史完全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譬如説，《潛伏》的主人公餘則成剛開始加入革命的時候，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出於堅定的革命信仰，而是更多地出於對戀人左藍的個人情感，再加上一些個人的道德良知。在加入革命之後，他在天津站的所作所為，表面上似乎與吳站長、馬奎、陸橋山等國民黨特工並無多大區別，也會熟練地玩弄所謂的“辦公室政治”，甚至在策略上還要顯得更加“厚黑”一些。但是，就像這個世界總會有陰影，而我們卻不會用陰影來否定光明，因為陰暗的東西在根本上恰恰是為了凸顯光明而存在。對於餘則成這樣的共產黨人來説，信仰就是光明。正是由於這種正大光明的信仰存在，那些看起來似乎顯得陰暗的手段和策略才變得合理化，同時也能贏得觀眾的理解和欣賞。設想一下，倘若餘則成在骨子裏同吳站長和謝若林等沒有區別，那麼《潛伏》就不過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謝若林傳》，一部活生生的“職場教科書”或“官場厚黑學”。這樣一來，它就根本不可能對觀眾產生震撼性的情感和精神共鳴。從這個意義上説，正是像《潛伏》這樣的優秀革命歷史電視劇向我們揭示了一種真實的信仰，還原了一段真實的歷史。 

但是，無論信仰在這些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中受到怎樣的肯定，無論它在民眾的心靈中激起怎樣的共鳴和震撼，它在現實生活中仍然處在一種尷尬的“失語”狀態，因為它不擁有話語，也不擁有權力，沒有人敢於並且願意在政治和思想上公開為它辯護。在掌握話語權的精英眼裏，倘若誰要是為這種革命信仰以及革命歷史辯護，他要麼成了被正統意識形態洗腦的無知愚昧分子，要麼成了別有用心的政治投機分子。對於精英們來説，這種革命信仰、這段革命歷史一直都是妨礙他們進入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的絆腳石，所以也一直成為他們反思、批判和顛覆的對象。沒有人知道，這種所謂的反思、批判和顛覆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是盡頭。晚近30年來，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新啓蒙和思想解放，到1990年代的社會科學自主性、市民社會理論及後現代主義，再到今天的全球化和普世價值云云……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話語，不管打着什麼樣的旗號，偽裝成何種“客觀公正”的學術立場，但其真正的動機無一不是要顛覆和解構關於現代中國革命歷史的主流敍事，甚至完全否定新中國前30年的革命建設歷史。在他們看來，似乎整整一個多世紀的現代中國革命沒有給我們當下的中國人留下絲毫值得驕傲和自豪的記憶，似乎我們永遠只能活在這種懺悔、沮喪、焦慮、挫折、失敗的歷史虛無感之中。 

弗洛伊德晚年在《摩西與一神教》中提出了一個看似聳人聽聞，實則無比深刻的觀點：猶太人恰恰是在把他們的領袖摩西殺死了以後，出於一種“弒父”的罪惡感，完全肯定了曾經被他們否定和拋棄掉的信仰。對於中國的精英來説，晚近30年來對現代中國革命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似乎就是這樣一個“弒父”過程。但是，對於大多數民眾來説，父親的靈魂並沒有死亡，他仍然活在他們的記憶深處，等待有一天被重新召喚到光明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説，這些優秀的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或許是一種最好的召喚。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本文刊於2009年《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