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日本老兵：三萬日籍解放軍歷史解密_風聞

中國人民解放軍曾收編三萬日本兵，這是一段幾乎被湮沒的歷史。當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獲得了中國解放紀念章，不少人還獲得了各種軍功章。回國時，中國政府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對華態度，出於保護這批日本戰友歸國就業、生計問題，決定收回這些各種紀念章、軍功章，並説明將來條件允許時發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當天，有日籍老兵給周恩來寫信，要求補發或歸還這些獎章。中國方面經過慎重研究，決定補發。本文選自2006年第26期《鳳凰週刊》，作者傅樂平。

解放軍四野部隊裏的日本籍女護士（資料圖）

“我們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醫生、護士、技術員參加瞭解放戰爭，這些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係的信心。日本的軍國主義確實是殘酷的，但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講話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56年6月27日在接見日本代表團時説的。不過，它曾很長時間幾乎不見諸國內報端，沉寂近30年後，這段話背後的歷史逐漸為人所知。而我則無意中扮演了這一歷史進程的見證者，並與部分當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為朋友。

四野原來曾有日本兵

1990年4月，我時任陝某師政治處主任，一天接到上級通知，要我參加接待從日本來的“第四野戰軍日籍戰友回孃家訪問團”。

日本人到中國回孃家，而且是回解放軍的“孃家”，我當時一頭霧水，不得其解。我雖然喜歡閲讀部隊戰史和報紙，但從來還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參加解放戰爭。

當時一起參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團軍政治部秘書處長呂興元，還有原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醫院院長張寶林，副院長尚興祿。接待的代表團成員名單是：團長中村義光，副團長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書長、若生愛子，團員本間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來他們幾乎全是在第四野戰軍10縱工作過的醫生、護士、宣傳隊員。代表團的成員大都參加了四平血戰，三保臨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擊戰，錦州戰役。爾後四野百萬雄師入關，他們又參加平津戰役，百萬大軍下江南，一直隨隊打到海南島。而張寶林和尚興祿當年就曾和日籍戰友一起工作過。

1953年起，這些四野日籍老兵陸續開始以日僑身份歸國，37年後第一次踏上中國國土，當年老部隊的番號早已變更，四野10縱野戰醫院二所演變成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醫院。我所在的部隊即是10縱前身，這些日籍官兵到我們部隊，當然算是回孃家。

我們負責接待的代表團，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戰軍原日籍官兵自費組成的旅行團。因此史稱“第一次回孃家訪問團”。

據有關史料載：東北光復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國，但還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東北解放區，據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統計，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數有12016人，加上遺漏的共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衞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較多。具體分佈在各部門的日本人數是：軍區衞生部7200人，軍區軍工部2000人，軍區軍需部900人，軍區其他系統1500人。據遼寧省檔案館館藏的有關資料記載，到1949年，東總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

夢中常被慘烈的戰鬥驚醒

訪問團從上海入境，探訪路線首先是四野南下時征戰的舊地：長沙、宜昌、荊門、襄樊、沅陵等舊戰場。然後再北上轉到東北的白山黑水，那裏是他們當年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四平、瀋陽、長春、敦化、大連、開原、錦州、黑山。

這些離開中國幾十年的日籍老戰友儘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別近40年，他們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內向和彬彬有禮的節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們與周圍的中國人分出來的。

但是，隨着這批老兵離自己的孃家越來越近，他們身上當年打下的中國烙印就開始一點點泛上來。部隊安排他們到工作、戰鬥過的原四野10縱野戰醫院二所，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醫院進行40年後的回訪。成員個個事先鄭重其事地準備一番，身掛獎章、勳章、衣着整齊、精神抖擻。當走進醫院，看到數百名身着白衣的醫生、護士手揮鮮花、綵帶熱烈歡迎老戰友高呼“歡迎老戰友回孃家”時，訪問團成員個個熱淚盈眶，有幾位女團員撲到歡迎隊伍中的女戰士懷中，抱頭痛哭。

爆發的頂點則是在某部錢樹根軍長、宮永豐政委主持的歡迎宴會上。當時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體起立，情緒激昂淚花滾滾地唱起當年最熟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幾位女團員還乾脆離席在空地扭起了東北大秧歌。

代表團的傷心地是黑山阻擊戰烈士紀念陵園。黑山阻擊戰是遼瀋戰役中最關鍵的戰場，也是他們生涯中最激烈最殘酷的戰鬥。當年，僅二所三天三夜就搶救醫治了2000多傷員，許多日本藉醫生、護士三天三夜沒閤眼，吃飯都在手術枱上。

代表團中的本間雅子永遠面帶微笑，舉止優雅，像是演員或大學教授出身。她當時除了做手術外，還多次為危重傷員輸血，被稱為“萬能輸血者”。據介紹，醫院幾乎所有的日本醫生和護士都給傷員輸血。

雅子回憶説：“那時三天三夜下來，每個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樣，看着斷肢少腿，鮮血淋漓、生命垂危的傷員，馬上又掙扎着起來也要去搶救生死與共的戰友”。幾十年後，這些日籍老兵與當年倖存的老戰友重聚這無數戰友長眠之地，相擁號啕大哭。

代表團的老戰友向我這後輩介紹説，只要一想起黑山阻擊戰，耳邊就響起子彈炮彈的呼嘯轟鳴。團長中村義光説：“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些慘烈的戰鬥場面，回日本後，睡覺常常夢中驚醒”。

中村義光與“四野回想會”

代表團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團長中村義光，這個温和樸素的小老頭，在中國期間總是精神矍鑠，充滿昂揚的精氣神，從未見他疲倦過，在代表團成員中非常有號召力。所以對他的經歷特別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並保持常年通信往來後，逐漸瞭解了他的經歷：1944年3月，中村被徵召入日軍，1945年8月，任日本關東軍7352部隊的少尉，聽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與10多名不願向蘇軍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於一股流亡日軍與當地土匪合夥組成的武裝，1946年3月，“八路軍”（民主聯軍）進駐當地剿匪，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臨選擇，經交涉，決定交出武器，並留在隊伍中。

中村不懂醫務，所以在四野的衞生部門長期擔任會計工作，但在戰爭中卻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這即使在一線作戰部隊也不多見。全國解放時，中村因表現優異，上級一度準備發展動員中村入黨，後因考慮到中村將來要回國而作罷。

1949年，只是連級（大尉）幹部的中村，在組織關照下與同在衞生系統的近藤清結婚，當時部隊中只允許大校以上才可結婚，所在的醫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婦結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婦攜兩個在中國出生的女兒返回日本，在縣政府謀到一份公職安頓下來後，中村開始力所能及地為那些回到日本謀生不便的老戰友提供幫助。

1967年，鑑於當時回國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戀在四野時期形成的團隊認同感卻越來越強烈，中村率先開始聯繫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戰友，發起組織了“回想四野會”1970年3月，在富士宮市舉行第1次正式成立會議後，“回想四野會”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輪番召開。

“回想四野會”最初會員達600餘人，由於病、亡，現在只有120餘人。1980年以後，為確認會員及報道中國老戰友的消息，中村義光創辦併發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會報”季報，成為緊密聯繫往昔戰友的紐帶。

“回想四野會報”不但記敍會員們的活動和戰爭回憶，還積極評論時事熱點新聞，尤其是關注如何加強中日兩國的友誼。

中村義光除了發起“回想四野會”外，還組織了中日友好會、解放獎章授給事務局，並長期義務從事日本在華遺孤的尋找救濟工作。

日本司機被選去為毛澤東專列開車

四野戰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戰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在第三章第五節“加強軍隊後勤建設”的138頁-141頁上，記載了四野初進東北時後勤系統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職員、日籍醫生、護士的情況，含註解，總計876字。

他們當中最多的是醫療行業人員，東北1946年初就發生內戰，急需醫護人員，當時國共雙方有日本僑民移送協定，後來發現，共產黨方面移送過去的日本僑民不少被國民黨軍隊留用，於是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也開始大規模留用日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衞生工作史》記載説，當時衞生部門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勳顯著者，無疑是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這支關東軍的王牌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時，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200人。以這些日籍官兵為骨幹組成的東北老航校成為中國空軍的搖籃。這裏共培養出飛行員160人，其中23人蔘加過開國大典的閲兵。當年的空軍司令員王海、空軍副司令員林虎、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玉堤，以及曾經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張積慧等人都是從這裏走出的。

事實上，共產黨進入東北後，被吸收進來的日本僑民並非全部從軍追隨四野一路征戰，還有一部分技術人員因解放區建設急需被分散到中國各地，規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鐵路技術人員及其家屬被送抵甘肅天水，負責修建蘭州到天水的鐵路。1951年春，天蘭線正式開始建設，1952年10月1日，在建國3週年時，天蘭線提前8個月通車。抵達天水的這批日籍鐵路技術人員，除了修建天蘭線外，還有部分人員被抽調修建蘭新鐵路和山西鐵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鐵路技術人員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四野29後方醫院的日籍炊事員吉岡寬，吉岡以前是技術高超的火車司機，解放戰爭結束後，吉岡轉業至地方，在衡陽鐵路局當火車司機。1953年毛澤東南巡，吉岡被上級交代一項意外的重大任務，為毛澤東返回北京時，擔任長沙至岳陽段的專列司機。吉岡寬當時驚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將之視為此生最大榮譽。

我們為青春留在中國而自豪

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來並非情願，只是因為別無選擇的臨時之計。尤其是並未打消對共產黨的疑慮和恐懼。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裝集團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鮮族戰友的揭發，那位曾擔任土匪頭目的前日本軍官被槍決，不熟悉共產黨政策的中村和另外兩名日本人因恐懼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會上，樸素的中國戰友們紛紛主張應將他們作為反革命處決，但當時的機關衞生部的首長伊海的一番話救了他們的命，也徹底改變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説：“日本同志是不同國家的人，人情，風俗，習慣也不同，在語言不通的環境裏和我們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誤解便會給他們帶來不安。指責他們的同時，更應該給他們反省的機會，讓他們為中國革命發揮更大的力量。”

當年留下來參與新中國建設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樣非情願的恐怕在多數。建設天蘭線的鐵路技術人員在中國剛解放時，就曾強烈要求回國，甚至發起了聯合署名的“歸國運動”。後來開出有固定住處、設立日本人子弟學校的保證，他們才安下心來。

但是，隨着成為新中國建設者的一員，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與他們中國的戰友融為一體。參加天水鐵路建設的日籍人士回國後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會”。

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護士回憶，朝鮮戰爭暴發，她所屬的部隊奉命從湖南開赴丹東，但所有日本籍戰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轉到地方建制，14歲就參加四野征戰全國的博子想不通為什麼她就不允許跟隨部隊轉移。

幾乎所有歸國日本老戰友都會在回憶中強調當年解放軍的紀律給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象，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對日本媒體。

中村義光今天還能熟練地背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説，舊日本軍隊也有類似的紀律規定，但從來不像共產黨軍隊這樣當真。而且，經歷過日本軍隊中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嚴厲的體罰的人，再加入共產黨軍隊，會有異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與中國相似，當年大量日本人蔘加解放軍的歷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關注，2002年，中日建交30週年，日本NHK電視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專題片，被採訪到的當年解放軍老兵們，在被問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歷史時，幾無例外的回答是：現在我為參加了中國革命而驕傲，為青春奉獻給了中國而自豪。

對一生的影響，最具有代表性的説法是：“在留用的過程中，我的人生觀得以形成。我們和農民在一起，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軍教會了我應該做什麼。留在我腦子裏的不是現在的中國而是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

如果不知道這些日本老兵回國後，在漫長的中日特殊關係時期的委屈，可能無法充分理解這些人為什麼對中國懷有那樣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孃家訪問團”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每次參觀回來，這些前輩戰友們就早早熄燈就寢，房間一齊閉燈，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沒有任何娛樂活動。

後來和老戰友們談心才知道，這是他們回國幾十年養成的特殊習慣。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日籍人員，歸國後處於日本警視廳和各種組織的監視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義光回日本30年不講中國話，不敢寫中國字。當他快退休前義務參與到對中國日本孤兒救助工作時，那流利的漢語，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員們大吃一驚。

小木曾博子28歲那年回國，到家第一天，來了5個警察，詢問她在解放軍中是否被強姦，博子憤怒地回答：“解放軍與日本軍隊不一樣，他們絕不會幹那樣的事！”

中村義光希望周恩來幫助兑現諾言

當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獲得了中國解放紀念章，不少人還獲得了各種軍功章。回國時，中國政府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對華態度，出於保護這批日本戰友歸國就業、生計問題，決定收回他們珍藏的各種中國解放紀念章、軍功章，並説明將來條件允許，環境變好了將發還他們的這些獎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當天，中村義光就提筆給周總理寫信，要求補發或歸還這些珍貴的獎章。他在信中説：“突然給總理同志寫信，請原諒我的失禮。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們1953年5月12日從上海港返回舞鶴港以來，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為，我們從中國返回日本以來，19年來一直被歧視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來，期待着至少能夠過上光明的生活。

“離開中國時，中國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經發給我們的東北、華北、華中、西南（及對個別人發放的西北，海南島）等解放紀念章。現希望能夠按約定，把這些紀念章再次交給我們這些同志。這紀念章應該是我們為中國革命付出的青春獎賞。我們絕對不會要求特權與養老金，而是希望現在毫無顧忌地向子孫講述我們曾是在中國工作過的，是偉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參與者這一事實當作話題，當作最大的驕傲。”

第一封信發出後，中村和戰友們又歷經9年時間反覆申請和要求，中國方面經過慎重研究，決定補發當年收回的獎章和紀念章。由於歷經文革的動亂，許多單位保存的獎章已不復存在。經各方面努力，按原樣製作數千枚補發給日本戰友，滿足他們的正當要求和熱切願望。

製作完成後，兩箱由當年受中國空軍之邀來華訪問的原四野東北航校教官、《航七會》會長林彌一郎乘飛機帶回日本，另兩箱則用船運回日本交給“回想四野會”事務局局長中村義光，隨後“回想四野會”組成了“中國解放紀念獎章授給事務局”。中村義光擔任授給局長。經過極端認真地核發、登記會員、發表調查，審查合格後方開始分發，除病亡，聯繫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戰友重獲證章。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會館的“回想四野會”聚會上，這些年過半百的老人們身着整齊的正裝，佩上了久別的各種解放紀念章，洋溢着無比的榮耀和自豪。這是他們人生中難忘的經歷和殊榮。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這些參加過解放戰爭的日本老兵已到垂暮之年，他們懷念中國，懷念中國人民解放軍，特別懷念在第四野戰軍渡過的日日夜夜，認為那是他們的“再生之地”。他們先後在日本成立了“中日友好和平會”、“回想四野會”、“航七會”、“洛陽戰友會”、“雞公山戰友會”、“長城友好會”等十幾個日中友好組織，從事中日友好活動。

自九十年代以來，以中村義光為首的“回想四野會”先後組織了四次“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日本籍官兵回孃家訪問團”。1998年國防部長遲浩田率軍事代表訪日，特意邀請“回想四野會”會長中村義光等老朋友來中國大使館做客。

日籍官兵參加解放軍，是段幾乎被湮沒的歷史，也是無意中譜就的中日民間友好的插曲。今天，歷史已翻開新的一頁，當年周恩來總理説的那些話和背後的歷史，當讓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