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曲三十而立，台灣依然年輕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7-01 12:53
今年的 #金曲獎# 把特別貢獻獎頒給了黑名單工作室，很多人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但當年他們的出現稱得上是台灣流行音樂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就像今年金曲獎主席陳珊妮説的，黑名單工作室30年來一直是華語流行音樂的先鋒，影響至今。
舞台上黑名單工作室幾位前輩沒有説任何獲獎感言，而是拿出了一堆紙板，把當年參與過黑名單的人的名字展示了一遍。其中既有胡德夫、陳明章這些台灣民謠大師，也有後來一手發掘培養了蘇打綠的林暐哲。
最後他們還拉起了一條橫幅，上面寫着“我在亞洲，反對美帝”，和當年他們拉起的“這是咱的番薯仔歌”條幅一樣，直白且充滿諷刺。
30年過去了，金曲獎依然在努力呈現着台灣社會的面貌。金曲獎的故事，就是台灣的故事。
作者：王小笨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
1978年5月，蔣經國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
通常來説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蔣經國一燒就是十把，他搞起了所謂的“十大建設”。因為經費問題，台灣內部對此的反對聲音很大，但蔣經國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堅持了下來，最後靠着沙特給的貸款才勉強建成。
事實證明“十大建設”是明智的，憑藉這些基礎設施，台灣經濟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後來還躋身亞洲四小龍。
但經濟建設的起飛不能掩蓋台灣外交的弱勢。1979年1月1日起，美國宣佈和台灣當局斷交，這對台灣來説是一次重大打擊。不過態度還是要擺出來，在記者會上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展現出了強硬的立場，形象氣質俱佳的他很快成為媒體的寵兒。
新聞局長不光搞新聞，也負責管文化。宋楚瑜曾經動手改過那首著名的《龍的傳人》的歌詞，把“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劍”改成了“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1980年，一位台灣當紅女歌手羨慕于格萊美獎這些獎項給歌手帶來的巨大鼓舞，動筆給宋楚瑜寫了一封長達8頁的信，希望官方能夠設立一個專門的音樂類獎項。
宋楚瑜倒是沒有領導架子，他回信響應了那位女歌手，但他覺得直接辦一個音樂獎並沒有那麼容易，他建議先在鼓勵圖書出版業的金鼎獎中增加一個唱片個人獎作為表彰。
直到10年後這個音樂獎項才算真正辦起來，被稱為台灣金曲獎。那位當年寫信提議的女歌手，在第二屆頒獎禮上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獎，也就是通常所説的歌后。那個女歌手叫蔡琴。現場給她頒獎的是台語歌後江蕙，兩代歌后現場同台，畫面很有象徵意味。
“我覺得只要你做出來的歌是跟你真正心裏面所想的一樣，我們才沒有説愧對我們反映社會上真實形態的初衷。”
總結起來一句話，流行音樂是社會的一面鏡子。
《抓狂歌》封面上就寫着，“這不是黑白唱，這是咱的番薯仔歌。”番薯仔就是對台南那些種地農民的後代的蔑稱，專輯裏有一首歌叫《民主阿草》，那是第一次有人在台灣音樂中唱“我要抗議，我要抗議”。
黑名單工作室向所有台灣年輕人提了一個問題，“你問過自己嗎？…當台灣現階段處於極度動盪中，你想過自己在這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嗎？”
從1970年代開始台灣社會就沒有消停過，聯合國合法席位被取消、和美國“斷交”、蔣介石去世、美麗島事件，幾乎每一年都有能影響台灣未來走向的大事。
1987年7月，在台灣實行長達37年，號稱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令被正式解除。台灣年輕人終於有機會投身到社會運動之中，隨之而來的山胞問題和反杜邦運動成了年輕人社會運動的啓蒙。
和學生運動一道，一場民歌運動也席捲台灣。在那之前，台灣的文藝生活長期處在高壓之下，因為書名有毛主席詩詞，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在台灣就被禁了，甚至馬克·吐温因為和馬克思的名字有幾分相似，他的書就遭了殃。
當時台灣的民歌運動雖然受到美國民謠復興和敲打派音樂的影響，但展現出了濃厚的台灣在地特色，採用更加柔和的方式，訴説着鄉土、離愁、流浪和遠方。
1992年林強憑藉閩南語歌《向前走》，拿到了第三屆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獎。過往閩南語歌給人的感覺偏向於鄉土，但這首歌第一次讓年輕人意識到，閩南語歌也可以前衞和流行，《向前走》也真實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初到大城市闖蕩的小鎮年輕人的心聲。
《向前走》的 MV 是在台北新火車站拍的，廖信忠在《我們台灣這些年》這本書裏寫過，當年他的大學同學坐火車北上讀書，隨身聽裏放的就是這首歌，台北新火車站就是他們對新世界的第一印象。
那首歌像極了那個時代的台灣，“向前走，什麼都不怕。”
流行音樂的不斷革新促成了台灣唱片工業的發展，西方五大唱片公司全部以授權合作的方式進入了台灣。發達的唱片工業使得很多歌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據説2002年，孫燕姿和周杰倫的四張專輯就佔據了當年台灣專輯銷量的40%。
但由行業中的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的金曲獎，一直努力維持着評獎上的某種小眾性和獨立性，歌王歌后獎項上連續誕生多個黑馬，唱片取得巨大商業成功反而可能成為受到冷落的理由。
金曲獎有一段著名的公案，説的是在2002年，周杰倫帶着外婆信心滿滿地參加金曲獎，結果他的《八度空間》因為“沒有驚喜沒有改變”全場顆粒無收，第二年他就寫了一首《外婆》來回應這件事，“我告訴外婆，我沒輸。不需要改變。”
有一種陰謀論的説法，説當年擔任華納唱片大中華區總裁的陳澤杉，搭建起了擁有蔡依林、張惠妹、孫燕姿、蕭亞軒的“天后宮”，他曾聯合其他唱片公司威脅金曲獎，如果不頒獎給自己旗下的一人，其他人就集體不參加金曲獎。
雖然這種説法從未得到證實，但唱片工業和資本對金曲獎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甚至決定權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後來在接受內地媒體《南都娛樂》採訪時，陳澤杉也承認自己曾經用買榜的方式幫助蔡依林得到年度專輯銷量冠軍。
但是即便沒有金曲獎的肯定，市場和歌迷依然會用腳投票，周杰倫的那三張專輯在台灣市場的合計銷量超過了100萬張。
那是唱片業的黃金年代。在城市人口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台灣企劃、製作、宣傳三位一體的商業音樂體系逐漸成熟並達到頂峯。滾石唱片在1999年的營收超過25億新台幣，是30年中的最高水平。流行音樂市場份額的快速增長，甚至讓西方五大唱片公司都眼紅起來，他們改變以往的授權合作而選擇親自進入經營。
火熱的豈止唱片業。從1961年到1990年，台灣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2%，即便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台灣依然能頂着亞洲四小龍的光環，穩固 PC 代工廠和半導體產業基地的地位。據iHS iSuppoli 的統計，2002年台灣五大 PC 代工廠的毛利率達到驚人的9.4%，這些代工廠解決了大量台灣年輕人的就業。
也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台灣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就穩居世界前列，受教育加就業都不是問題。2000年台灣民眾實際到手的平均薪資為42331新台幣，但由於台灣長期處於低通脹率，台灣年輕人比其它華語地區更早過上了那種理想中小確幸的生活，就像台灣那本知名生活方式雜誌的名字-《小日子》。
流行音樂的發展也就此陷入停滯，有人曾對李宗盛説現在的流行音樂很糟糕，李宗盛回了一句，“你不覺得流行音樂最真實地在反映這個時代嗎？”
2016年被很多人看作是“世代交替”的一年。草東沒有派對用魯蛇青年的吶喊與迷茫，在金曲獎上打敗了把倔強和成名在望寫進了 DNA 的前輩五月天。
那當然了，茄子蛋的團員有的開過早餐店，有的做過外賣員，還曾經四個人一天吃一條土司，他們當然知道人間疾苦。
一位知名的台灣企業家早就説過，台灣年輕人只想開咖啡店，不想好好努力往上爬，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生活方式更像是年輕人把過往三十年社會提出的新價值作用到實際生活的經營的結果，也因此讓他們成為了內地和香港的年輕人羨慕和熱愛的對象。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01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台灣年輕人創業意願濃厚，但經濟大環境不佳讓他們處處受限，而且根據台灣1111人力銀行公佈的統計顯示，超過一半的年輕人依然青睞特色小吃或者冰品飲料這樣的創業項目，也就是我們印象中台式小清新生活：開個奶茶店、咖啡廳或者開個花店。
但這種小確幸已經不再是那個被人人羨慕的狀態了，畢竟內地年輕人已經經歷了一輪全民雙創的系列，期權、上市、財富自由才是新故事，這種狀態在經濟蕭條、前景迷茫的台灣大環境下就顯得更加格格不入了。
甚至當他們想像前輩一樣反抗些什麼的時候，卻發現“我想要説的前人們都説過了，我想要做的有錢人都做過了”，階層上升的通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徹底關閉了，年輕人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
台灣最優秀、最有創造力的那些年輕人終日熱衷於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之中，處於全球產業鏈底層、已經有超過二十年曆史的代工廠依然是支柱產業，他們能怎麼辦，他們只能“聲嘶力竭的假裝吶喊” 。
整個台灣的年輕人缺少內生性的動力，他們必須向外走。早在2003年台灣人力資源協會所就公佈過一份民意調查，F世代年輕人裏有30%的願意到大陸工作，現在搞樂隊的台灣年輕人已經敏鋭地抓住了這個趨勢，我們在《三千台團上大陸》裏詳細分析過。
但當這些台灣年輕人被問到對大陸工作印象最深的一點時，他們只會説是“步調很快，週日也工作”，和15年前他們的前輩不願意留在大陸的理由如出一轍，“台灣生活品質較好”。
有一些東西終究割捨不下，所以更多的年輕人喜歡像老王樂隊那樣唱，“給我一瓶酒，再給我一支煙，説走就走，我有的是時間”。老王樂隊的幾個樂手證明有的是時間的方式，是選擇一起延期畢業，畢竟《我還年輕，我還年輕》，他們還能再逃一陣子。
哈珀·李在《殺死一隻知更鳥》裏寫過這樣一句話，“你永遠無法真正瞭解一個人，直到你站在他的角度思考，直到你變成他肚子裏的蛔蟲。”
這些樂團不用變成別人肚子裏的蛔蟲，他們就是蛔蟲佔據肚子的本人。
在今年的金曲獎上，更多的新鮮血液出現了，比如出生在1993年的 Leo 王和謝震廷，以及1997年出生的 ØZI。
Leo 王還有另一層身份，他是搖滾樂隊巨大的轟鳴的主唱，巨大的轟鳴還拿到過金音獎最佳現場演出獎。
在台大社會系上學時，他也曾經跑遍學運場，但最終他還是決心投入創作。 Leo 王和説唱歌手春豔有一個組合叫夜貓組，2016年他們發過一首歌《我有病》，講述的就是當下邊緣台灣年輕人的生活狀態，“別和我打交道，我們活在不同世界，我驕傲的一切對你來説像是病變。”
換句話説，和之前樂隊那種需要團員集體配合的創作模式不同，和過去唱片工業裏龐大的企劃、製作、宣傳團隊更是兩個極端，現在只需要一個人，一支麥克風，一個筆記本，所有的創作就能完成，音樂生產的權利得到前所未有地下放。
台媒報道者在寫 ØZI 時也用了類似的表達，“台灣新一代的創作者也開始實踐嶄新的音樂產銷方式：自己的唱片自己錄、自己發、自己賣。”
之前我們採訪張培仁，他本人是台灣流行音樂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人，他把這種現象總結為“工業力下沉”，工業力下沉到每個青年人身上，各自創作出美好的音樂，找到自己的受眾羣，在互聯網發酵。
他對年輕人很有信心，“我們的年輕人，是可以跟全球年輕人一較長短的”，年輕人比長輩的野心更大，ØZI 直接説了，“我要改變華語流行音樂，我要把華語音樂國際化，這是我的使命。”他們甚至不想和其他歌手鬥，他們的的目標是和整個華語流行音樂的製作邏輯鬥。
但這也意味着音樂作品將以更快的速度迭代，某種程度上專業音樂製作者創作的作品甚至不一定會比得過網紅，所謂“丟速食30秒的東西比3分鐘的歌流傳要廣。”。
Leo 王把這種現象類比於我們使用手機電腦，一切更新換代的速度都很快，這也意味着如果作品不能耐得住時間，很快就會被淘汰。所以年輕的創作者根本沒有時間享受短暫成功的喜悦，他們必須持續跑起來，才能確保自己能夠留在這場潮流之中。
在給自己起藝名的時候，ØZI 甚至就已經預想到了未來的一切。這個名字來自於雪萊的十四行詩《萬王之王》，那首詩講的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Ozymandias，ØZI 知道有一天圍繞他的榮耀和名聲都會消失，但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會被人記住，就像法老和獅身人面像一樣。
而那些詩句就像在講述着是這些年台灣流行音樂所經歷過的一切，曾經無限輝煌、佔據着華語流行文化圈的頂層，也曾經跌入谷底，經歷瓦解重組，而現在年輕人已經找到或者正在尋找着未來的方向，
“我，蓋世功業，令爾輩絕望。但如今蕩然無存，一片莽莽。巨大廢墟之外，無垠荒野茫茫。沙漠平坦，路途伸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