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酬令”僵局：演員與片方拉鋸、政策與法律博弈_風聞

來源 ：微信號 娛理

王千源

距離2018年11月廣電總局發佈的“限酬令”已過半年，市場並沒有因一道行政指令而温和發展，各方利益的衝突事件接連爆發。前有楊爍索要8750萬片酬至劇組停工事件，今有王千源6000萬片酬被掛，輿論均以對演員的口誅筆伐告一段落。

天價片酬固然是行業痛點，痛點需要得到解決，但解決的途徑應是正義的，合法且合理。王千源事件中，6000萬片酬的曝光是在劇目播出、片酬全部付完後，疑似以片方人員微信截圖的方式流出，這一做法更令業內咂舌。 “雙方談判的過程竟拿出來公開，那日後誰敢跟你合作？”導演陳嘉上在微博上評價。

圖源導演陳嘉上微博

微信截圖內容曝光的不僅是演員高片酬，也透露出片方種種不合邏輯的行為。如為什麼明知有“限酬令”政策，還願意支付演員6000萬高片酬？既然6000萬不符合限酬規定，那為什麼《七日生》還能獲得發行許可證，併成功播出？在劇目播出後、演員片酬已付完的情況，片方相關人員再選擇曝光片酬又能起到怎樣的效果？“限酬令”如屬國家政策，演員堅決不降酬，作為片方何不訴至法庭，讓法院給出公正的判決？

個案爆發的背後，娛理工作室發現，種種不合常理的行為，實際涉及到行政指令、行業意見以及司法體系間的碰撞。作為影視從業者，我們需要知道的是自己處於怎樣的一個環境中。如“限酬令”等行政指令人如何讓行業規範自身發展的？各種“限X令”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是什麼地位？是否行業協會的意見也具有法律效力？“限酬令”下明星是否就該降酬甚至退酬？

王千源

“限酬令”在法律上是什麼地位？

影視“限酬”一説，由來已久。

最近一輪“限酬”討論，於2017年，中廣聯電視製片委、中廣聯演員委員會、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網絡視聽節目協會等行業組織聯合發表的“限酬”意見開始，意見提出演員總片酬不超過劇目總成本的40%，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行業協會作為主管部門的指導單位，其聯合出具的公開意見，可以看成是行政管理部門的提前放風。

2018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税務總局、廣電總局、電影局等五部門聯合發佈《通知》，明確要求每部電影、電視劇、網絡視聽節目全部演員、嘉賓的總片酬不得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主要演員片酬不得超過總片酬的70%。與行業協會的意見標準一致。

隨後，2018年8月，三大視頻網站、六大影視製作公司，在《通知》基礎上進一步規定演員的單集片酬（含税）不得超過100萬元，總片酬（含税）不得超過5000萬元。2018年11月，廣電總局發佈60號文，重申了40%與70%的限酬標準。

**嚴格來講，“限薪令”只包括《通知》和60號文，且內容只侷限於40%和70%的限酬比例。**在曝光王千源片酬的微信截圖中，疑似片方相關人員將“單集不超過100萬元”定性成60號文中的內容，此為事實錯誤。 

 

廣電總局60號文

我國法律體系，效力級別由高到低依次為憲法、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下位法服從上位法，且不得與上位法相沖突。需要説明的是，在立法體系上，行政機關沒有立法權，行政機關根據授權發佈的行政法規（即使是行政法規），也只能去細化法律規制，而不能創設新的法律規則。《合同法》中規定，合同簽訂、履行應遵循法律、行政法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

**《合同法》中提到的法律很好理解，就是各種《…法》，由人大制定，國家主席籤令；行政法規由憲法、法律授權，國務院制定，國務院總理籤令，一般以條例、辦法、實施細則、規定等形式組成。**那麼總局的“限酬令”在法律體系裏是種什麼地位呢？

上海融力天聞律所合夥人、知識產權律師許超向娛理工作室表示，**“這樣的‘通知’形式，不到部門規章的層級，屬於其他規範性文件，不屬於法律位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只能算是行業指導意見。其他如協會聯合出具的意見，對民事主體更無任何法律約束力。”**許超補充，所謂部門規章即國務院組成部門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機構，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制定的法律效力文件，一般以‘辦法’、‘規定’形式發佈，效力次於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

許超律師認為，王千源事件中，片方如以“限酬令”為由，認為演員高片酬合同違法了法律、行政法規，法院是不會認可的；而王千源方力爭的合同簽署在“限酬令”前，因此就該按合同履約，也無太大必要。“合同簽在‘限酬令’發佈前還是發佈後，沒有本質區別，‘限酬令’不屬於《合同法》規定的法律、法規體系。”

網傳王千源天價片酬微信截圖

政策與法律博弈——不可抗力

“限X令”分總局明文規定和口口相傳兩類，2014年的“禁劣令”和2018年的“限酬令”屬於前者，“限韓”“限娛”“限廣”等屬於後者。由上文可知，明文規定的“限X令”達不到中法律、行政法規的層次，口口相傳的“限X令”只能流於坊間，無跡可尋。

由我國廣電審批制度可知，影視項目如未按照總局倡導、或者行業自律標準進行，最後確實可能在公映許可證、發行許可證等資質取得上，遭遇阻礙，致使企業實際受損。以“限酬令”為例，如演員片酬合同在“限酬令”前簽署，片酬比例高於總局規定，而“限酬令”後，項目確實有可能因此拿不到發行資質，那麼企業只能自認倒黴、不能動彈？

凡事都有例外，法律上的例外就是“不可抗力”。《合同法》規定，因“不可抗力”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當事人可以免除或部分免除違約責任。

“不可抗力一般自然災害、社會動盪等外部不可控因素，如將行政政策納入考量，當事人以此為由規避責任，則需要舉證。”許超表示，最難的就是舉證，“像‘限酬令’，企業如果不願意履行此前合同中的高片酬，想要免責的話，就得舉證演員不肯降酬會導致電視劇無法過審、無法發行、無法上映等合同目的無法實現。“而現實就是審批不公開，片方舉證不能。”

熟悉行業的人都知道所謂“限X令”並非頭一次，而以此引發的法律糾紛數不勝數。

娛理工作室查詢了七起相關案例發現，未有總局明文規定的“限X令”，以此作為不可抗力想要免責的一方，基本敗訴，除非合同中有特別載明；有明文規定的總局“通知”，有可能被法院認定為不可抗力，但這不意味着可以“退酬”。總體而言，七起案例，涉及到政策為“不可抗力”訴點的，敗多勝少，敗訴的原因均在於舉證困難。

如“限韓令”，未有過明文通知，但一段時間內，韓劇韓綜，韓國藝人確實大量減少了在中國內地的曝光。在此背景下，三個訴訟案例可做參考，判決結果二敗一勝。此類無明文規定的國家政策是否可以作為“不可抗力”，關鍵取決於合同中是否有特別説明。

其一為杭州蕭山華數公司與海寧鼎龍達公司著作權糾紛案。

2013年華數與鼎龍達簽約由張翰、秋瓷炫主演的電視劇《華麗上班族》代投合作協議，協議約定鼎龍達應在2015年8月30日前保證《華麗上班族》在湖南、江蘇或浙江衞視上播出，華數按照約定打款後，《華麗上班族》卻未按約定時間在約定衞視播出，2016年2月，華數提起訴訟要求解除合約，鼎龍達退還投資款並支付違約金。

鼎龍達抗辯稱，“電視劇在發行過程中遭遇到國家政策等不可抗力影響，使得電視劇發行暫時停頓。”一審法院以鼎龍達提供的“網傳限韓令名單”系打印件，不符合證據的法定形式，判決鼎龍達公司敗訴。

其二為神舞影業與新疆瀚龍影視的合同糾紛。

2016年，神舞影業與瀚龍影視簽訂由付辛博、韓彩英主演的電視劇《1931年的愛情》播映權轉讓協議，神舞影業向瀚龍影視轉讓東方衞視對《1931年的愛情》非黃檔播映權，瀚龍影視向神舞影業支付轉讓費。雙方約定，若2017年5月31日之前東方衞視未能排播《1931年的愛情》，神舞影業應將瀚龍影視公司已支付的款項如數返還。合同簽訂後，瀚龍影視如約向神舞影業支付首付款500萬元，但最後《1931年的愛情》並未如約在東方衞視播出。

2018年，瀚龍影視提起訴訟要求神舞影業退還轉讓款，神舞影業抗辯稱《1931年的愛情》未能如約播出，由“限韓令”這一不可抗力導致，並提交了相關網絡報道。一審法院認定**“限韓令”並非政府的官方主張，不構成不可抗力**；二審法院認為神舞影業未能提交充分證據證明“限韓令”真實存在且屬政府禁令，對其主張的“限韓令”屬不可抗力不予支持。

《1931年的愛情》

其三為上海聚脈文化與海寧東開之星的委託合同糾紛案，這是為數不多的主張“限韓令”為不可抗力勝訴的案例之一。

2016年，聚脈文化與東開之星簽署了由鄭爽、李鍾碩主演的電視劇《翡翠戀人》的廣告植入協議，東開之星為聚脈文化提供廣告植入及宣傳服務，並約定《翡翠戀人》最後上映時間為2017年12月30日。協議簽訂後，聚脈文化如約進行了打款，但該劇最後未按約定時間在約定電視台播出。

2018年，聚脈文化將東開之星訴至法庭，要求解除合同並退款。東開之星辯稱因“限韓令”導致電視劇延期播出，依約不應承擔違約責任。一審法院支持了東開之星的觀點，其認定依據為雙方簽署的合約中，明確提到了國家政策變化屬於不可抗力。

《翡翠戀人》道具照片

包括“限韓”“限娛”“限廣”等在內的非明文規定的“限X令”，以及廣電系統本身存在的審批制度，致使影視公司間提起了大量訴訟。但結果令人遺憾，法庭講究舉證，多數“限X令”往往以“據傳”、“內部人士爆料”體現，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利益相關方如何能拿出一個可以説服法院的證據？每逢特殊時期，如開會、週年等，模糊不清的、原則性的審批制度致使一些題材類影視作品受限，則被法院認定為可以預見的市場風險，非不可抗力。

有明文規定的“限X令”在司法上則還有一定辯護立場。七起案例中，除聚脈文化與東開之星的合同糾紛，另還有2017年南極電商和張猛工作室關於由黃海波主演的電影《勝利》廣告合同糾紛案，張猛方關於總局政策為不可抗力的主張也得到了二審法院的支持。

法院支持的核心依據則在於總局2014年明文發佈的“禁劣令”，吸毒、嫖娼藝人蔘演的影視劇被暫停，而該電影男主在此期間因嫖娼被拘留而導致影片無法發行，屬於不可抗力。

《勝利》劇照

此番“限酬令”，難得有總局明文規定，參考以上案例，如演員和片方在已簽訂合約的情況下，發生糾紛，片方以總局規定為由主張不可抗力、要求無責任解除合約的勝訴可能較大。

“現在的影視合同最好載明廣電總局或其他相關部門發佈的行政法規、命令、通知、公告、會議紀要，或通過播出平台、電視劇或其他權威媒體可獲知的行業禁令、限令等屬於不可抗力，一旦不可抗力導致任何一方合同目的無法實現，雙方另行商定。”許超律師建議。

《七日生》片方或涉名譽權侵權

“限酬令”能否被認定為不可抗力，關鍵在於舉證，總局的明文規定以及合同中的特殊約定，均為舉證內容增加了強確定性。以此法律標準來評價楊爍、王千源高片酬事件，各有不同。

楊爍事件中，《異鄉人》因片酬太高而停機，片方根據總局規定以及實際損失，完全可以以不可抗力為由，無責任解約；而王千源事件中，《七日生》最終成功上星、播出，説明高片酬並未違反“限酬令”，片方又疑似在雙方合同履約完曝光藝人片酬，於法於情都無立場。

“王千源事件中，聽説片方對劇投資很大，但是賣的不好，現在應該是平台回款出了問題，片方再跑去跟藝人談退片酬，沒談成就掛人了。”一位業內人士分析。6月25日，《七日生》片方表示願意就王千源問題接受娛理採訪，但當我們對片酬給付、平台回款、發行許可證等方面提出問題時，對方又表示“接到相關部門通知，暫停採訪。”

《七日生》宣傳海報

“限酬令”發佈後，行業中盛傳的消息均為藝人主動退片酬，以符合主管部門的規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降酬屬於演員的主動行為，並不是其應盡的義務。**上文可知，“限酬令”不能納為《合同法》中規定的法律、行政法規一項，而其在訴訟中起到的作用，是可以被舉證為“不可抗力”。

從《七日生》項目中可以看出，演員高片酬並不一定導致電視劇無法發行，片方疑似選擇在劇目播出完畢、演員片酬給付完曝光片酬，確有以輿論壓力使演員退酬之嫌。以法理來看，不要説電視劇已經播完，片方沒有要求演員退酬的立場，就算電視劇最終無法發行，由於演員聘用合同中，演員提供的只是表演服務，沒有保證影視劇播出的義務，訴諸法律，片方也無法要求演員退酬。

能否退酬可參考上文提到的南極電商與張猛工作室合同糾紛。該案中南極電商因電影《勝利》無法上映，從而訴請法院判令張猛工作室返還合同項目款，而二審法院認定，張猛工作室已經按合約履行了其廣告服務內容，影片上映並非其所承諾履行的合同義務，南極電商敗訴。

**娛理工作室****認為，“限酬令”最大的效用在於簽訂合同前，片方和演員可以據此商定出符合政策的片酬價格。**而一旦合同簽訂，事後一方（尤其是片方）反悔，訴諸法律，最好的結果也只是舉證政策為不可抗力，主張不再支付超出政策限定的片酬部分。若演員拒絕降酬後，片方可單方解除並不需要承擔違約責任，但其因無法與演員協商一致解約、重新聘請演員等因此造成的實際損失還得自己承受。具體到王千源事件，片方可能確實損失巨大，但其疑似選擇在合同履約完、電視劇播出後，曝光演員片酬的行為，實在不能讓人同情。

“演員片酬往往屬於合同保密條款的核心內容，王千源方可以選擇以片方違反保密義務來追責。除此之外，我認為片方還可能涉嫌對王千源名譽權侵權，目前的輿論情況，足以證明此次曝光事件導致王千源的社會評價降低。”許超律師表示。

王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