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深度城鎮化”孕育新的城市物種_風聞

前言：

2019博鰲亞洲論壇期間，騰訊原子智庫和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聯合主辦了題為“全球化新動向與中國機遇”的主題活動。在此次活動的圓桌討論環節，筆者與波士頓諮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先生、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洪小文先生進行了對話交流，討論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紫光講席周皓教授主持。此次對話的現場實錄如下：

圓桌對話：教育和醫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 清華五道口@博鰲

由於討論時間有限，一些內容未及展開，這裏把一些材料和思考重新梳理，呈現給大家，請各位師友指正。

“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深度城鎮化”可能孕育新的城市物種

從城市化與城市發展這個視角觀察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力量，未來兩個主體網絡會起重大作用——公司網絡+城市網絡，並且後者會愈加重要。如果未來不出現顛覆性的發展失誤，那麼新科技與中國深度城市化的結合將會開闢巨大的想象空間和發展潛力。

1.國際競爭力比較要關注“兩個網絡、兩條賽道”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比較研究，就是把“公司”和“城市”做系統比較，發現他們都是“配置資源、增加財富”的一類主體，公司是制度化的組織，城市是空間組織，他們都會通過集聚要素產生一種“組織化增效”，管理學解釋為組織優化，空間經濟學解釋為規模收益遞增，其思想內核基本是一致的，對社會而言就是通過要素的組織化協同產生了1+1＞2的效果，產生了增量財富。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力比較，財經領域比較關注公司，關注一個國家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同時，國與國的競爭，同樣也是城市、都市圈之間的競爭。相比較而言，城市是更穩定的實體（entity）。因為新的經濟環境下，面向未來新一輪的產業科技革命，科技、產業的更迭在迅速推進，一個企業的存活週期是很短的，在一個城市裏面的企業池子更新非常快。

企業甚至產業可以不斷的生死、不斷的迭代，但是城市尺度的基礎要素池子是相對穩定的，包括基礎設施池子、人力資本的池子、金融的池子、知識與文化積累的池子。企業可以不停地破產、更迭，而城市要素池子裏的要素是在不斷流動、重組，因而城市相對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單元。當前國與國的競爭目前在企業、產業、區域（城市）這幾個層面上都在展開，而城市正在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相對穩定的一類空間市場主體。

因此，進行國際競爭力的比較，需要關注企業、城市這兩大網絡、兩條賽道，同樣要重視“世界500強城市”的比較。

2.2018年世界級公司與城市的數據對比

從全球的公司網絡和城市網絡來看，中國通過這些年的快速發展，崛起了一大批世界級公司。

從2018年的幾項主要數據來看：

（1）GDP：全球GDP大概85萬億美元。中國GDP13萬億美元，佔全球16%，美國20萬億美元，佔全球24%。

（2）公司：根據《財富》雜誌發佈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國公司是120家，佔比是24%；美國是126家，佔比25%。

（3）城市：根據全球城市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一份排名，也就是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aWC）編制的《世界城市名冊2018》，全球共上榜374座城市，中國43座，佔比12%。比例剛好是世界500強企業所佔比例的一半。美國55座，佔比15%。

如上述數據所示，2018年中國佔全世界GDP的約16%，但是全球500強企業的比例佔到24%。而在GaWC的全球城市網絡中的城市數量比例為12%。雖然不夠嚴謹，但也基本反映出我們在全球公司網絡和城市網絡中的影響力差異。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學術界經常説的“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

3.一個初步解釋：改革的空間投影

從改革的角度來看這個差異，筆者此前有過一個分析視角，那就是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多年，我們的改革很多都是集中在企業的圍牆內的，像人才、要素的流動，公司制度、財税體系的建設等。而企業圍牆之外的，也就是城市的公共產品，其實更準確説應該是共用品（common goods）,包括硬性的和軟性的，這方面的改革是相對滯後的，這也導致了我們國家城市化整體的質量落後於我們的工業化進程。

從企業與城市類比的視角看，就像會有殭屍企業，城市也會有鬼城、有收縮城市。關鍵的問題是怎麼從制度、機制上避免產生更多的低效率城市，這方面可以認真借鑑一些過去的企業改革經驗，比如，抓大放小、關停並轉、規範財務會計體系、降低壟斷、公平競爭、開放准入等等。

目前很多問題，大城市病問題，高房價問題，本質上是高品質的城市（空間）供給不足。高房價背後其實是昂貴的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不能單看房子，城市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巨大的價值在於公共產品領域。背後是一整套制度體系，包括土地、户籍、金融、財政等。因此，未來化解城市病問題，很大程度上還要靠市場化改革。

未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存量城市更新，都市圈內新的高品質新城、新區的生產，如何更好發揮市場化作用，發展高質量的城市空間，這就需要繼續推進城市空間生產領域的供給側改革，這一進程藴含着巨量的改革空間和經濟潛力，市場化改革也逐步從企業圍牆內走向企業圍牆外。

4.城市開發組織模式的三個階段

延續上述探討，從城市開發組織模式的角度，可將中國的城市化開發組織模式劃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政府主導、部門操作。由於計劃經濟慣性和市場機制的不足，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要自己下地幹活兒；

第二階段是以地方投融資平台、開發性金融為代表的半市場化階段。市場的力量、政策性金融的力量開始發揮作用，中央層面推動開發性金融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地方政府也設立了各類城投平台，政府的運動員身份有所退化。大家熟悉，這個階段取得了明顯成就，但由於地方債務實質上的軟約束而帶來了地方債務等問題；

第三階段是以開發性PPP為代表的新階段。政府職能精準“歸位”，負責定大方向、做市場監管，真正成為領隊和裁判員。隨着市場化實踐的深化，企業的能力也不斷增強，成為區域綜合開發的運營主體，真正把PPP的精髓引入區域開發。同時，也可以融入開發性金融的優勢與特色，與各類開發性金融工具實現對接，真正實現政府、企業、金融的更優組合，走向一種深度混合經濟。政府的職能集中到重點關注跨區域性的重大基礎設施，比如機場，高鐵站，物流樞紐，軌道網絡等等，以及加快構建“費雖人轉”的國民服務包，激勵地方政府接納外來流動人口。我們認為，隨着農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進，下一步的人口流動將逐步從城-鄉流動轉向城-城流動，也就是城市間的人口流動，特別是人才的流動一定會加速，他有可能一輩子要搬遷好多次去體驗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文化，整個國民福利保障體系要能夠轉變為順應這個趨勢。

5.在城市領域中國依舊具有“後發優勢”

如前所述，恰恰因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水平，我們在城鎮化還有一波後發優勢可以把握。

新的科技產業革命與中國深度城鎮化的疊加，將有可能產生一個大的反應，甚至大概率在中國孕育出新的“城市物種”，出現城市級別的更新換代。

發達國家的城鎮化已經完成了，而中國仍然需要生產出來大量的新城或城市新片區，以雄安新區為代表。這個進程和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相結合，將會有巨大的想象空間。我們知道，新的科技需要有集成的、完整的應用場景，中國會有一大批這樣的應用場景在，可能產生巨大的核聚變一樣的反應，我們現在可能只是剛剛看到一個苗頭。

未來，“新基礎設施+新生活設施+新公共服務=新的城市物種”，這是一條新的賽道，不僅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也會給世界帶來巨大影響。新一代城市的探索、新城的“生產”會出現城市的更新換代，從技術與文明的視角看，全世界範圍內，大家都感受到新的城市範式變遷的可能。筆者是在3月27日分享了這一看法，而就在3月29號日，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先生在博鰲亞洲論壇的“未來的鄉村 未來的城市”分論壇上也正式提出了“新文明城市”的願景，可見這是一種逐步具有共識的研判。

目前，國內多個前沿城市開始建設“科學城”，類似的這些探索將會對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城市網絡這一體系帶來重要的影響。

​6.中國城鎮化的四次循環

此前的文章中提出過一個觀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實現了四次重要的循環。

改革初期，城鄉循環啓動，開始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解決動力結構問題；入世前後，國際、國內的大規模進出口循環，拓展了市場的廣度；進而，以基建、房地產、重化工為代表，啓動了工業化、城鎮化循環，大大提升了市場的深度；目前，正在啓動“已知-未知”循環，開始建設科學城、未來城市。

小結：

未來要關注兩個網絡（公司+城市），一個機遇（新科技+中國深度城鎮化，建設未來城市），推動城市開發組織模式優化，推進企業圍牆外的空間供給側改革，釋放市場潛力。同時，作為研究者而言，也呼籲各方面支持形成長期的、整體性的城市科學研究，搭建新的城市科學與政策互動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