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皓陽：香港青年的“幼稚病”，與大陸青年的“皈依者狂熱”_風聞

香港的年輕人當中，愚蠢的唐僧是大多數，而邪惡的白骨精是極少一小撮。當然，唐僧問題也必須要重視，如果不能教育改造好他們，那就會是“精逃白骨累三遭”　　(一)

　　上週寫了一篇關於香港的文章，把香港青年的“幼稚病”批判了一番，發現有很多人不服氣。很有趣的是，這些不服氣的人中真正的香港人只是少數，更多的是大陸這邊“精神上的香港人”：他們進了酒館，排出七八個觀點，翻來覆去無非説什麼“公民”“權利”“自由”，空談無物，惹人發笑，反而更加印證了我“幼稚病”的論斷。

　　香港問題的根源我翻來覆去説過好幾遍了。早在三年前，《生而貧窮》中我就寫過：“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住在紅磡，離李嘉誠的黃埔碼頭就幾步路，我剛到那幾天就看見有一羣職工在抗議，打出的口號是‘十年未漲工資’。要知道，這十年，正是大陸開放自由行，香港資本家們賺的盆滿缽滿的十年。香港為什麼鬧，為什麼那麼排外——十年間巨大的收益都被四大家族瓜分、都被房地產毫無節制地吸血，底層人民沒有感到生活任何提升，反而看到的都是內地遊客大量湧入帶來的種種不便。他們看不了那麼遠，看不到背後的吸血體系，只好把因果用簡單的邏輯聯繫起來，在最表面的問題上發泄不滿。”

　　這背後的兩重邏輯就是我上一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首先最頂層的地產資本、金融資本榨取了香港經濟發展絕大部分成果，普通民眾的生活沒有本質性改善(參考澳門，雖然賭博產業也沒有多光彩，但是從不吝嗇給市民發福利，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問題);同時，香港的基礎教育出了問題，精英教育與平民教育產生了鴻溝，香港的青年連最基本的政治訓練、歷史訓練、常識訓練都達不到，再加上長期受到西方價值觀的衝擊，共同造就了香港當今的困局。

　　我在《當你在凝視朋友圈時，朋友圈也在凝視着你》這篇文章中講解了一個“景觀”的概念，簡而言之就是景觀既可以表現為一種客觀的景色，也可以指代一種主體性的、有意識的表演和作秀。通俗點理解，景觀就是一種脱離本質的虛假，一種被資本構築的表象。在後現代社會中，一切事物都可以表現為“被展現的圖景”。景觀運用“形象的修辭”“視覺性意指”和“充滿誘惑與挑逗的言説方式”，在“真實”和“本質”之上製造眾多的“偽真實”和“偽本質”，用費爾巴哈的話説就是“影像勝過實物，副本勝過原本，表象勝過現實，現象生勝過本質”。

　　居伊·德波發展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工業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異化為了物與物的關係——在後工業時代中進一步異化為了虛擬的視覺圖景，景觀成為了“人們自始至終相互聯繫的主導模式”。景觀出現的根本原因在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自我分離：本質已經並不主要，“所有活生生的東西都變成了表徵”“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的龐大聚積，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

　　當今香港年輕人的抗議，就是一種標準的“景觀式抗議”——不涉及到問題本質，僅僅是為了自我表達，覺得自己反一下對，示一下威，就多麼光榮，就多麼正義，就覺得自己棒棒噠，要親親抱抱舉高高了。本質是什麼，我説前一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講的就是本質，但是香港年輕人從來只追隨於浮於表面的形式，絕大部分人沒有任何政治訴求，僅僅是看見了什麼就反對什麼，完全是一場“自我表達的景觀狂歡”。也有少部分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比如讓英國重新殖民……更加一言難盡。

　　我發明了一個詞，把香港青年這類抗議活動成為“返祖式運動”——就是能讓抗議的本身脱離訴求、目標與理想，僅僅為抗議而生，單純發泄和表達不滿，除了讓自己爽一發屁作用都沒有。

　　這兩天網上憤憤不滿反駁我的文章有很多，但我沒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夠談一談香港青年反對派們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場、政治目標、鬥爭策略是什麼，這些都談不了那還説什麼呢?通篇都是喊了“就應該這樣”，你這樣“就是不對”的行文思路。

　　還有人説我態度不好，沒有共情心，不博愛。這個反駁的邏輯就好像“你吼那麼大聲幹什麼啦”“你那麼兇幹什麼啦”……那你到底是參與政治呢，還是談戀愛吵架呢?這不是幼稚病是什麼呢?你看下面這羣人你能有共情心了?那你是真滴博愛。

　　毛主席説過，政治就要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而這羣搞“返祖式運動”的香港青年們，除了自我感動和感動了少部分大陸腦殘之外，能爭取到哪一點同情和支持呢?隨便放一篇新聞報道：

　　陳女士賣烤魷魚和麥芽糖餅已有38年，她説：“我不同意(騷亂)。我們小販不惹事，我們只是想謀生。我的孩子們叫我今天不要回來擺攤。但如果我不擺，就會損失七八千塊(港幣)。”今年春節，陳女士只擺了3天攤，賺了大約4000港元。騷亂髮生當晚，她大約10點就收攤離開了，但第二天，她又回到砵蘭街旁邊的一條小巷，繼續做生意。

　　另一個當事小販曾啓新亦表示：“我去到便開檔，一直忙着做腸粉賺錢，招呼眼前的客人，根本沒空去看對面街的騷亂。”曾啓新帶點怒氣地説︰“我覺得有人以支持我們小販之名，借題發揮去搞事。”

　　在年初的旺角騷亂中，香港公立醫院接受130多名傷者，其中包括90名警員。而最終警方只抓捕了30多人(多數為港獨組織成員)，並且全數保釋，暴徒只是受到“禁足旺角”這樣無足輕重的懲處。

　　(來源：http://news.ifeng.com/hongkong/special/qdgd/chapter1.shtml)

　　香港這個地方的環境比較特殊，沒有像我們大陸經歷深刻而廣泛的革命歷程，沒有向西方發達國家有着長期的工團運動和工會鬥爭經驗，作為一個殖民地和自由港，憑藉着得天獨厚的地理歷史環境迅速發展了起來。説白了就是蜜罐里長大的、被寵壞了的孩子，我説“幼稚病”還有很多人不服氣，拿我舉點例子讓你們服氣一下，來看一看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年輕人，在面對房地產吸血時他們的對策。

　　(二)

　　以當代左翼思想家大衞·哈維所提出的“生活場景抗爭”和“空間解放”為理論基石，針對於大城市中高房價吸血的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年輕人、窮人居無定所的現象，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都開始了有針對性的實踐運動。例如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墨西哥的伊斯塔帕拉帕裏，遙隔重洋的東西半球人民不約而同地開展了“房屋佔領運動”。

　　荷蘭(貧窮)的年輕人們自發組織起來，每天都有人騎自行車去搜集各社區的住房信息：有哪些房屋閒置，有哪些主人已經去世且沒有繼承人，有哪些老舊社區接近廢棄，有哪些地點政府不會很快興建新的社區……他們在網上分享這些信息，並建立起一個又一個“空想社會主義”式的烏托邦社區：

　　在佔屋的一開始，一切總是“百廢待興”：被佔的空間通常沒有熱水、暖氣和電。所以佔屋者要用瓦斯爐做飯、用蠟燭取暖、鋪設暖通管道等。不過，在Binnerpret社區，人們學會了資源共享：大家把撿來的、買來的、剩下的材料放在“免費商店”裏，供需要裝修的人家免費使用。

　　社區建成後，Binnerpret逐漸變得活力四射：人們每天在院子裏開會，並和市政府和周圍社區居民保持聯繫，把社區資源共享給更多的人。社區裏曾有育兒所和小電影院，供大家定期舉行社區聚會。早期居住在Binnerpret社區的社會活動家們還會舉辦活動。社區內的政治宣講、兒童劇場、地下樂隊排練室，幾乎都免費對公眾開放。(來源：http://www.sohu.com/a/256282728_550943)

　　看看人荷蘭年輕人，知道與社區共享資源，知道如何回饋鄰里與市民。看看香港年輕人怎麼做的，連人小販生意都不讓人做了，高下立判。

　　來自條件更為艱苦的墨西哥的佔屋運動則更為激進，墨西哥左翼組織Los Panchos直接帶領人民進軍了一塊荒地，並建造起了上千棟房屋，這是真真正正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把伊斯塔帕拉帕裏建成了南泥灣。這一組織的負責人恩裏克在一次演講中説到：“在墨西哥，你可以買賣任何東西，但是當住房成為一種商品以後，窮人負擔不起這個基本要素。在這個城市，土地被開發人員建築樓房，致使在這居住和工作的人都無法承擔住房的價格。隨着土地價格的上升，我們意識到，我們能夠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就是我們組織在一起。”

　　在房屋建成後，當地居民還建立起了菜園、養殖場、醫院、育兒場所等一系列配套設施，更厲害的是還建立起了安全委員會，用來維護本地治安、抵禦防暴警察的驅逐和黑幫騷擾。

　　這一模式迅速在墨西哥生根發芽，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墨西哥各城市先後建立起了十個類似的自建社區，讓9000餘人有了自己的住所，更順帶解決了底層貧民的工作、教育、醫療等基本需求。正所謂“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三)

　　針對於香港問題的吐槽到此為止，下面想説一説我們的大陸青年自己。我上一篇文章的核心論點已經很清楚了——“秦人不暇自哀”，説白了還是説給我們自己聽的，香港怎麼樣跟我關係不大，但是我不希望我們走了香港的老路。

　　但上一篇文章發出來之後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香港的local還沒説什麼，一些大陸人忍不住跳腳了。

　　我一個同學就對我表達了不滿，説我那篇文章“太不尊重人”了，認為激化了陸港兩地矛盾，並要求我公開對被冒犯道德香港青年道歉。

　　講道理嘛，是我激化了陸港矛盾，還是這羣人激化了矛盾啊，咱債要算清楚啊。

　　但是，我沒有接着他的話題説，直接問他：兄弟咱畢業也五年了，你在香港混的怎麼樣，有沒有租到一個大點的房子?

　　他很不滿，説你説這個幹什麼，這有什麼關係。

　　我説這沒關係啊，但是我關心你啊，咱老同學敍敍舊。

　　其實我這種人就特別壞，知道有什麼直至靈魂的話題能把人噎死。果然他沉默了一會，然後我們在聊天中慢慢打開了話匣子，很明顯他在香港混的並不能算差，但是房子問題是一個無法逾越的大山。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住了一個5平米的房子，4000一個月(都是個港幣衡量，下同)。我這位同學租的房子跟我差不多，畢業了之後12000一個月的工資，交完了税差不多一半的錢用在了房租上，關鍵是房子太小了，幸福指數太差了，讀書的時候可以忍一忍，也沒更多地享受需求，工作幾年之後年年憋在小房子裏，本來上班壓力就大，回家休息之後翻個身都能撞牆，換誰誰也壓抑。

　　他工作第一年之後漲了工資，大概14000左右，然後第三年的時候又跳了個槽，拿到手的收入差不多有18000;但是他在大圍換了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公寓，為的不用跟人合租了，一個月房租12000，他現在工作第五年，經常還要靠家裏補貼過日子。

　　最關鍵的問題是他跟我講，工作越久就越容易碰到天花板，感覺再幹晉升的機會也不多了。主要有這個問題：同樣的晉升機會，公司肯定優先考慮香港本地人——特別大的跨國公司還好，約是中小公司越明顯。他覺悟還挺高，還很會香港老闆的立場思考，他説：“你説我們大陸人畢竟不是這裏的，説不定幹上幾年就回去了，那你是老闆，你把一個基層領導職位給了大陸人，結果他想家了拍拍屁股走了，你也不願意吧?要我我也願意用香港人啊，沒辦法的事。”

　　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有道理。他這種思維模式和立場出發點，就反應了我們要説的這個話題：“皈依者狂熱”。為什麼這次攻擊我的人中有很多港漂、香港留學生，因為他們覺得我現在在香港，我自然跟香港“榮辱與共”綁定在一起了，你説香港教育不好，你説香港沒救了，那豈不是代表我的學歷、我的工作、我的港漂經歷貶值了?豈不是代表我那五六平米的出租屋白住了?所以必須要駁倒他，維護香港的金燦燦的麪皮，這種想法的人有相當多數。

　　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zeal of the convert”——皈依者狂熱。西方心理學者在研究宗教新信徒的相關案例時發現，通常認為並不完全虔誠的新信徒(畢竟受到之前生活經歷影響)，相反卻往往比“根正苗紅”的老信徒更加虔誠、更加狂熱——The zeal of the convert is a phrase describing the typically fiercedevotion of someone whose belief system has changed because of personalexperience or argument, especially as compared to someone who has held theirbeliefs since childhood. In addition to some empirical support of thephenomenon, the occasionally excessive fervency of converts has long beenproverbial.(Pew Research Forum.)

　　通俗點講就是：二洋鬼子比洋鬼子更兇。

　　可以簡要的分析一下，第一，這些個“二洋鬼子”在拋棄原有身份獲得新身份的過程中，必經會經歷很激烈的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而在這種不停地心理暗示中，對自己新身份的認可與行為往往會達到一個極端的程度。

　　第二，“二洋鬼子”們即便在表面上拋棄了自己原有身份，但是在原本的土著族羣中還是受歧視、不被認可的。所以他們會加倍的表現自己，希望能獲得新“主子”新“族羣”的認可、接納與青睞。

　　第三，“二洋鬼子”們拋棄了原有的身份，便會千方百計的不希望原有的羣體好起來，以顯示自己的“正確選擇”。近年來大陸飛速發展，不只有多少的“二洋鬼子”酸葡萄啊。至於日本即將敗亡前漢奸們的心理動態，可以看看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當真有趣。

　　當年微博上有一位在香港讀書然後辱罵大陸的高考狀元唐立培同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在微博發表長文評價，説的大致是一個意思：

　　看了看那個用最具羞辱性的語言來辱罵自己的同胞和生養他的故鄉的唐立培的微博，我真是隻有難過”，“(唐同學)要不顧一切地‘融入’那個圈子，也以那個圈子的是非標準看待一切。一方面要竭盡全力顯得更像個‘香港人’，或者比‘香港人’還‘香港人’，自然會更多地接受在那個圈子裏的主流的觀點。另一方面要盡力表達對自己的過去，對生養自己的國度和那些自己的同胞的輕視。他只有更多地表達對那些人的輕蔑，才會在那個圈子裏得到肯定。這其實和殖民主義在殖民地培養的那種“高等”的被殖民者的心態非常接近。

　　(四)

　　細細探究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很多最激進的港獨分子，大多都有移民身份在其中，都是狂熱的“皈依者”

　　近年來風生水起的港獨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是旺角騷亂的主力軍，組織多次“反蝗蟲”“反水客”活動，在沙田衝突中踢打老人的就是他們。同時還在自己的主頁上將大陸標識為“支X豬”，揚言“亡中必港”，刻意製造港陸矛盾，醜化大陸人形象。

　　但是，該組織的領袖梁天琦卻帶有着他們自己定義的“原罪”——梁天琦是大陸移民。梁天琦的母親來自湖北武漢，他的父親是香港本地人，他在大陸出生，後移民至香港。據港媒報道，梁母愛好中國文學，小時候就教他唐詩宋詞，介紹他看錢鍾書、沈從文的書。而其父在中學教中國歷史，從小就給兒子上中國歷史課。然而梁天琦卻這樣對媒體辯解自己與“中國”的紐帶：“(媽媽)她很少回內地，來了也是學廣東話，一開始都是講廣東話，不識學到識，從小她就不教我普通話，一直都是跟我説廣東話。”

　　三年前，港獨分子招顯聰被香港大叔怒扇耳光，讓所有人着實歡喜了一番：

　　有趣的是，這一位“港獨領袖”，也是一位外來移民。據wiki百科顯示招顯聰的身世：

　　招顯聰生於香港，為越南人或越南華人其後代，曾經在尖沙咀的酒吧當酒保，因為在一次集會期間涉嫌搶奪警察配槍而被辭退，現時報稱無業。

　　招顯聰建立的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的口號是：“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國人”。你説一個越南移民理直氣壯地喊出來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是不是感覺奇奇怪怪的?

　　無獨有偶，被認為是港獨“教父”、《香港城邦論》的作者——陳雲，同樣是東南亞移民。陳雲父母是馬來西亞華人，其父親是一位愛國知識青年，被毛澤東的新中國理想所吸引，回到中國。陳雲是在大陸出生，童年和小學教育都在內地，後來移民到香港。三重身份交雜的他，最後選擇了“港獨”作為最終的精神歸宿。

　　另一位港獨組織領導人，被招顯聰成為“導師”和“政治帶路人”的張漢賢，則又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大陸人(咦為什麼我要説“又”)。據wiki百科：

　　張漢賢(英語：Dickson Cheung)，出生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瑞寶鄉[1]，在八十年代跟隨家人移居香港，張漢賢並自稱非中國人[2]，現在為Facebook組織「香港人優先」及「香港人主場」的召集人。

　　再舉一個香港的例子——著名媒體人閭丘露薇女士。她生長在上海，嫁給一位香港人之後獲得了香港身份，而她的言論以無原則的抨擊中國和吹捧西方而著稱，這些吹捧甚至到了雙重標準和反智的程度。例如，她曾撰文表示紐約人闖紅燈是對規則的靈活利用，有助於提高效率;而“中國式闖紅燈”則是無原則的亂闖一氣。再比如，閭丘露薇女士批評軍方阻止外媒記者偷拍某部隊基地，要求軍隊公開軍事禁區以消除美國懷疑;但其在2007年的博客中提到同行在美國採訪時踩在警方警戒線上，結果被美警察驅趕，閭丘露薇女士熱情地稱讚美國警察的行為體現了他們“執勤的專業”，被趕出去是“因為酒店是私人的領地，就要聽從這裏主人定下的規矩，不能拍就是不能”。

　　非常有趣的是，這些狂熱的“皈依者”們，努力地展現自己的虔誠，然而比他們更早、更純正的“皈依者”，卻永遠不會真正接納他們。譬如怒抽港獨分子的大叔，據香港媒體報道是一位警署退休警官，年近花甲，是土生土長祖上八代都在香港、最純正的香港人。隨手截兩條在Facebook下面該新聞的評論“沉默既市民終於忍無可忍，要出手教訓班亂港漢奸”“阿伯打得好，你係香港人既英雄”。上一張GIF，感受一下大叔的英姿，看了真是神清氣爽：

　　雖然有種説法是蠢就是壞、壞就是蠢，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區分一下這二者，絕大多數的香港年輕人不是壞，而是蠢。區分一下的必要就在於，蠢還有挽救的可能，而壞則不一樣了。

　　毛主席有一句詩“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講的就是要正確區分“蠢”和“壞”。郭沫若看完了《三打白骨精》之後義憤填膺，覺得唐僧蠢到爆，真該肉體毀滅，遂成一首詩，在人日發表：“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緊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讚賞，豬猶智慧勝愚曹。”毛澤東看完之後感覺不對，寫了一首和詩：“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這首詩的每一句都很重要，不過本文我們單拎出來頷聯談一談。郭沫若不是説要千刀萬剮麼，毛澤東説不對，唐僧和孫悟空直接只是人民內部鬧矛盾——“僧是愚氓猶可訓”我們要挽救他、教育他、改造他，把他拉到正確的軌道上來;而我們和白骨精則是敵我矛盾——“妖為鬼蜮必成災”，要徹底消滅乾淨。毛的政治智慧在短短一句詩中就體現的淋漓盡致。

　　以我在香港的經歷，我可以負責任地説，香港的年輕人當中，愚蠢的唐僧是大多數，而邪惡的白骨精是極少一小撮。當然，唐僧問題也必須要重視，如果不能教育改造好他們，那就會是“精逃白骨累三遭”——依舊造成很負面的後果。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要考慮的首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