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想要“撿垃圾”，你得先闖過六道難關_風聞

“垃圾分類”已經成為段子手們的靈感新源泉，還有人戲稱，最近，上海人“滿腦子都是垃圾”。與垃圾“搏鬥”，成為《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通過後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濕的垃圾不一定是濕垃圾，乾的垃圾也可能不是幹垃圾？”“豬骨頭是幹垃圾，雞骨頭卻是濕垃圾？？”“喝完的奶茶杯到底怎麼扔？？？”

條例才剛剛正式實施1天，“扔垃圾”這件原本簡單的事，已然成了最讓人煩惱的日常之一。可人們似乎很少意識到，有這樣一個人羣，從更早開始，就每天為“撿垃圾”煩惱了——他們是環衞工。

紐約大學教授、人類學家羅賓·內葛注意到了這個人羣。

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每天平均生產11000噸垃圾和2000噸家庭再循環垃圾，衞生局共有9216名工人。羅賓·內葛花了十年時間與紐約城市環衞部的各層級男女員工一起工作。從訪談者到局內人，她開着笨重的大卡車，按時間順序，記錄了紐約與垃圾鬥爭的四百年曆史，從曾經的污穢滿街到現在的井然有條，追溯了紐約的廢物管理歷史，她將經歷寫成了《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紐約清潔工紀實》一書，獲得了《紐約時報》《科學美國人》《出版商週刊》重點推薦。

有多難？六道關！

考上年薪8萬多美元的紐約環衞工

羅賓·內葛

成為一名環衞工的歷程曲折且充滿危險：有一百種方式會在這條路上迷失或被拋棄，以至於就失去了這個工作機會，也許是永遠，當環衞工人宣稱，得到這份工作就像贏得了彩票，我不明白他們的意思，但我將去尋找原因。

面試：特別的問題從4000餘名報考者中錄取1000名

我2月份遞交了我的申請書，幾周後收到了有關考試的詳細通知。五月初的一個無趣的週六早晨，我前往下東區的斯沃德帕克高中。

“在公寓樓的路邊，你看見一袋子垃圾，一個破爛的懶人沙發椅，一個塑料醃菜桶和一個木盒子，這些東西中的哪一件最容易滾到你車上？”

“當你正在某個居民區撿垃圾，一個男人從你身邊走過，然後告訴你他認為環衞工人沒有權利擁有工會，因為他們沒有做好本職工作，接着他將垃圾袋扔進你掃的那堆垃圾中，轉身走了，你是一個工會支持者，你該怎麼做？”

位於紐約斯塔頓島西岸的“弗萊斯科爾斯”垃圾填埋場

一個月後，我通過考試的消息傳來，我獲得了896名的排名，它意味着，在4500名筆試成績良好邁向下一步候選人資格的人選中，我屬於可以的前一千人。

體能測試：再難看的姿勢，也要把65磅垃圾推到垃圾車上

體能測試定於下個月。在皇后區的一個洞穴式倉庫裏舉行。裏面擺滿了垃圾籃、粗麻袋和各種木板。這是有關推動重物的測試。第一部分涉及拖曳、抬舉、傾倒和歸還垃圾籃，第二部分，在各個障礙物之間抬舉垃圾籃。“袋子有65磅（約29.48公斤），不管你是飆淚還是大聲叫喊，你要盡一切辦法把它龍島垃圾車上。”

我蹲下，將我的胳膊環繞它，猛吸一口氣然後用我的腿使勁把它往上推頂。我的動作看起來很滑稽，但是，我的袋子已經離開地面，並送到目的地。

“你是迄今為止通過體能測試的第6個女性。”

1940年起，潛在錄用的環衞工人就開始接受個人能力的體能測評。那一年的筆試吸引了將近85000名飽受大蕭條摧殘的應徵者，刷新了紐約記錄，全美第二。近45000人表現良好，有資格僱傭，比衞生局2500個崗位多得多。為了縮短這個名單，紐約大學的一位體育教授設計了一系列的挑戰：有直接將80磅啞鈴舉過頭，攀登7英尺柵欄，舉起一套重100磅的罐子到齊手腕高度的平台，然後兩手各拎一個50磅的重物短跑100碼的距離。這些活動與這份工作沒有什麼關聯性，但可以淘汰很多人。現在當然有了很大調整，已經沒有什麼挑戰了。

平底船運來固體垃圾

體檢：或要去精神病醫院檢查心理穩定性

在准許我駕馭垃圾車為公眾服務之前，紐約市需要確認我本人不會造成任何異樣的危險或狀況，於是就到了我接受體檢的時刻了。

在診所沉悶的等候區，熒光燈讓每個人看起來都像有輕微的黃疸。我們即將面對的檢查結果將決定我們不遠的將來。如果任一環節出了差錯，我們就將止步於此。如果通過了這一整套檢查，市政就能確定，我們有充足的體力來完成工作，我們向實際被聘用邁進了一步。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們填寫表格、等候、在試管中呼吸、在量杯中小便，再填寫表格，繼續等候。我們檢查了視力。我們躺在檢測台上，身體連上心電圖。然後我們填寫更多表格。一位醫生輕拍了我的膝蓋，叫我下蹲，並伸展手臂去觸碰腳趾。接着，我們被送往其他地方接受更多檢查。我們中的一些人被捎帶到布魯克林讓精神病醫生查證心理穩定性，這對那些服用抗抑鬱藥物的人來説很必要；我們漫步來到上城區抽血，再到東區接受聽力測試。仍然還要填表，雖然是在另一個醫生的辦公室，這次是為照X射線。

女性環衞工人：從1986年開始有了第一位

最終我拿到了體檢合格證，這意味着我將可以進入下面幾輪的文書考核。這些考核被安排為幾期，地點在衞生局346號大道的人事科辦公室。

我們在10層的一個小房間裏等待指示，房間裏佈置着金屬摺疊椅和隨處可見的熒光燈。一位臉色焦黃、頭髮油膩、看上去30歲左右的男士旁若無人地大聲説，這份工作沒有女人能長幹。“當然，她們可以被聘用。”他宣稱，“但是她們沒法兒打破這一規律。她們中沒有人能堅持幹下去。”

“那些從1986年起就從事這份職業的女人恐怕不會同意。”我輕聲説。他沒有回應。

考B級商用車駕照的筆試：知曉各種各樣的危險源

環衞工人必須持有B級商用車駕駛執照（CDL）。這代表我們能夠駕駛淨重超過兩萬六千磅的單乘車輛。這個駕照沒有L或L2條款的限制（也就是説我們必須知曉如何操作氣閘），沒有K條款的限制（這樣我們可以在州以外的地方駕駛），而且它必須包含N條款的授權，這樣我們才能駕駛油罐車或者裝載液體的卡車（垃圾車在某些情形下能算作油罐車）。

比這些限制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得不駕駛喧吵而笨重的大型卡車穿過城市的交通，深入狹窄的街道，進入高速公路，橫貫收費站點，跨越各式橋樑。對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來説，這意味着我們需要駕駛教程，這是衞生局提供的（費用從前幾個月的薪水中扣除）。但是在上駕駛課程之前，我們需要拿到CDL執照，而要拿到它我們需要通過三門筆試。這意味着要學習紐約州的商用車駕駛手冊，我把這項任務推遲了數週。當我和第一批新晉職員一起得到了一個春季CDL課程席位時，我不得不推遲到下一輪課程，因為我還沒翻開那本手冊。

當這本書最終在我面前打開時，我的無知盡顯。我從一系列懸掛系統零件表和我不知道的汽車循環系統術語（例如，齒輪箱、扭力杆、電池帽）開始看起。

這本手冊告訴我，危險源包括孩童（我就知道！）、講話的人（講話的人怎麼會危險？）、工作的人（所有工作的人都危險嗎？）。冰激凌車有它自己的危險列表，上面附有警告語“賣冰激凌的人是危險的引子”（也許，“軟心先生”——一個冰激凌車品牌——最終會被連續不斷的叮噹聲逼瘋，開始用香草和巧克力扭扭糖做成的糖果噴泉塗滿整個車）。店員也是風險（毫無懸念）。困惑的司機、反應慢的司機、開得快的司機、受過傷的司機以及各種衝突都包含在這份危險列表中，他們製造出汽車司機混雜的十字路口大堵車場面，就像影片《啓斯東警察》和《骯髒的哈里》中的鏡頭，這的確是危險。當我最終參加了資格考試並且全部通過時，我都覺得吃驚。

一週駕駛學習：每一項技能精準度極高

衞生局有一個團隊，其人員被指派從事安全與培訓工作，莫作為一個40歲左右的環衞工人，同時為我們教授B級和A級的商業駕駛執照課程，還教授清障車課程（清障車是一種牽引卡車，學習操作它的內容包括用它進行傾倒以及調整垃圾回收車的位置）、剷雪教程和如何使用機械掃帚。每一位“安全與培訓”教員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在任何人選被考量進入教員名單之前，都需要了解他是否在工作中具有一定的耐心和明確的工作意圖。

莫在一羣沒有時間觀念的紐約人中勸導、訓斥和告誡。“我不會寵溺你們其中的任何一個人。”他警告道。“如果各位以為我會放水，死了這條心吧。”他的反光太陽鏡和些許虛張聲勢讓我們覺得，他就是我們的巴頓將軍，見到他僅僅數小時，我們竟願意追隨他去任何地方。我們害怕他的注視卻又追尋他的目光。我們想要取悦他。

我們在垃圾車上訓練，它被稱作“削減車”，並不是垃圾回收車——據傳，車輛管理局的審查員無法忍受垃圾回收車到處穿行——並且，我們只有一週時間來學習駕駛它。當我們真的駕駛時，我們必須學習怎樣在擁擠的高速公路和急促的轉角間挪動這感覺大到不可思議的車輛，但每一項獨立的技能都被分解為一個個謹小慎微的步伐。當倒車時，我們被告知，就是讓輪子與地面保持平行。“信任你的雙手。”莫説，“只需要一點推和拉，比做披薩餅容易。”在高速公路上，這裏就是你將公路路線和你的擋風玻璃聯繫在一起的地方。如果你看到白色的虛線從你後方溜過你的左後輪，那麼你就倒車成功了。這是一門精準度極高的課程。

路考：如果跨不過這最後一道障礙，將被淘汰

商用駕駛執照培訓結束後的一週左右，我在弗洛伊德·本內特基地遇到了我那時的七位同學。

我們擠進一輛紐約衞生局的貨車裏，我們的兩位教員開車帶我們去布朗克斯區參加路考。安全與培訓部的官員們自誇，環衞局商用駕駛執照（CDL）的通過率超過了任何一傢俬營公司。他們説，因為成績太好，以至於紐約其他公職部門需要CDL培訓的僱員都跑來紐約衞生局上課。如果我們通過了，教員們就會高興，我們也就跨越了自己與工作的最後一道障礙。如果我們中任何一位通過失敗，那麼所有的教員都會被痛罵，這名準新晉僱員也會當即被踢出局，即便這份工作已經唾手可得。衞生局教我們駕駛卡車並將我們送去路考，但是通不過路考責任自負。首次路考失敗者可以和私營公司一起上更多駕駛課，擇日再參加路考，如果這次他通過了，他就重獲了工作機會，但是他必須為額外的培訓和第二次路考做好個人安排。

中產階級生活向你敞開：年薪8到9萬美元

我知道，當我和我的同學們通過路考、讓衞生局的大門最終為我們打開時，我們就進入了一個特別的環境，而紐約或美國其他地方的工人進入這一環境的機會就越來越少。我們的工資，儘管一開始很微薄，但相對穩定。我們擁有福利、養老金，還有一個有實權的工會。我們畢生被灌輸的那種中產階級的生活、那個我們曾經的目標現在突然有了成為現實的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環衞工人會吃驚地發現：平常的工資，組裝車的費用、去年冬天排班分散所掙的夜班費以及後來暴風雪來臨超時工作的加班費，大約能得到8萬接近9萬美元，這對資深員工來講是正常的年薪。

羅賓·內葛在紐約做垃圾工，發現城市另一半人的工作。

你每天需要既與身體又與頭腦相關的環衞工人

環衞工作和身體相關，也與頭腦相關。環衞工人必須掌握豐富知識，不管它是明顯的還是隱晦的。這些知識包括：知道怎麼解決設備問題，解碼地圖線索，理解錯綜的部門政治，解釋複雜的規章制度，破譯各種近距離和遠距離社區的生活節奏。這許多技能都歸結於這些元素，比如怎麼在具備駕駛老款垃圾車經驗的基礎上操作新款垃圾車，或者在常規路線被堵塞時選擇怎麼繞道行駛，或者如何根據垃圾判斷誰住在這座城市的什麼地區，在哪個街區，經濟拮据或是富裕，或是有什麼財富的變化。

正當我們學習這項工作，並教授他人做這份工作的同時，請記住：我們深深地依賴着那些身姿優美的環衞先鋒們，他們昂首挺立在我們的生活與令人不知所措的垃圾洪流之間。一個寒冬的早上，我的一位同事在繁重的工作中簡潔明快地解釋了這一點。“如果你幸運，”他將一個寬大的垃圾袋扔進料斗。“你可以一輩子不需要呼叫警察。”他拉開手柄，料斗的葉片抽動起來。“你可以一輩子不呼叫消防員。”葉片在垃圾下翻轉着，機械發出沉悶的轟鳴聲，“但是你每一天都需要環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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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羅賓·內葛 著

李念 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