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看！中共一大代表的四種歸宿 ——建黨節史鑑_風聞

“一大”13名代表最終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歸宿，難道不值得後人深思嗎?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標誌着黨的正式建立。“一大”制訂了第一個黨綱。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實現共產主義。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從此，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了!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3位代表，代表着全國50多名黨員。他們分別來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東、廣東6個共產主義小組，每個小組2名，另外有1名是黨的籌建人陳獨秀指派的。具體名單如下：

　　北京：張國燾、劉仁靜；

　　上海：李漢俊、李達；

　　湖北：董必武、陳潭秋；

　　湖南：毛澤東、何叔衡；

　　山東：鄧恩銘、王燼美；

　　廣東：陳公博、周佛海；

　　特指代表：包恵僧。

　　在劇烈的革命洪流激盪下，在歲月的無情沖刷下，歷經大浪淘沙，13名代表分別走上了四種歸宿。

　　第一種，成長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毛澤東、董必武2位;

　　第二種，堅持革命，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成為革命先烈，有鄧恩銘、李漢俊、何叔衡、陳潭秋、王燼美。

　　這第一種、第二種的7位代表，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整個人生，直至寶貴的生命;他們更代表了近代百年中國革命中前仆後繼，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勇於獻身的數以千萬計的先烈，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將永垂青史!

　　第三種，由於種種原因，脱離了革命。他們是李達、劉仁靜和包恵僧。這中間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李達，他雖一度脱離了黨的組織，但並未改變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成了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後又重返黨組織;另一類就是劉仁靜和包恵僧，他們放棄了自己原先的崇高信仰，名副其實地脱離了革命，成為庸人。

　　第四種，墮落成為革命叛徒和民族敗類漢奸，他們分別是：張國燾、陳公博和周佛海。這三個人的墮落道路雖各不相同，但都是個人主義利慾所致。可見，對共產黨人來説，不管是普通黨員，還是黨的高級幹部，不管其資格多老，功勞多大，都不能放鬆對自己世界觀的改造，否則就必然會墮落。

　　聯繫當前黨員幹部中腐敗分子“不斷湧現”，箇中道理其實是一樣的。現將一大13名代表的簡況介紹如下：

　　一、領導中國革命，成為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1、毛澤東（1893——1976）湖南小組代表

　　參加中共一大後回湖南領導工農運動，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1923年中共三大當選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1924年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先後在國民黨一大、二大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任宣傳部代理部長，主持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八七會議，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領導秋收起義，建立第一支工農紅軍，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提出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當選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主席，1933年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危害，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長征。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的勝利，此後，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1945年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建國以後，繼續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勝利，使社會主義中國儼然屹立在東方。毛澤東晚年一直堅持共產主義信仰。1976年逝世於北京。

　　2、董必武（1885——1975）湖北小組代表

　　中共一大後回湖北建立、發展黨組織，任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湖北省委委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從事黨和紅色政權的建設工作。參與二萬五千里長徵，後任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建國前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國後，歷任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75年病逝。

　　二、堅持革命，成為遭反革命殺害的革命英烈

　　1、鄧恩銘（1900——1931）山東小組代表

　　1922年1月，出席莫斯科“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回國後在山東省委工作。1925年領導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1926年任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在濟南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

　　2、李漢俊（1890——1927）上海小組代表

　　1922年在武漢組織學生、工人開展革命活動。1923年參與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領導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7年“4.12”反革命z變後被桂系軍閥殺害，年僅37歲。

　　3、何叔衡（1875——1935）湖南小組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赴蘇聯學習，回國後參加全國互濟會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工農監察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等職。1934年紅軍長征後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水口的突圍戰中壯烈犧牲。

　　4、陳潭秋（1896——1943）湖北小組代表

　　1924年任中共武漢地委書記，1926年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大革命失敗後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秘書長、中央組織部秘書、福建省委書記等職。1933年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糧食人民委員。1934年赴蘇參加共產國際工作。1939年回國任中共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3年被軍閥盛世才殺害。

　　5、王燼美（1898——1925）山東小組代表

　　1922年1月，出席莫斯科“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7月回國，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領導山海關一帶工運。1923年負責山東省委工作。1925年夏，病逝於青島。

　　三、由種種原因造成的脱黨者

　　1、李達（1890——1966）上海小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後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主編《新時代》雜誌。

　　在中共二大上，他與張國燾發生激烈衝突;後他又與陳獨秀在建黨和發展黨等問題上激烈爭論，更因不滿陳在黨內“家長制”的霸道作風等原因，遂脱離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李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等職。

　　李達雖然脱黨，但仍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也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他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

　　1949年底，李達再次入黨，經中共中央特許，沒有預備期。建國後，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和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用和發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毛澤東曾當面稱讚他是理論界的魯迅。1966年8月在武漢逝世。

　　2、包恵僧（1894——1979）陳獨秀特派代表

　　1921年受陳獨秀指派，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起先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1924年，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1925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後任國民革命軍第1師第1團黨代表、第22師黨代表，戰時政治訓練班主任，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等職。1927年任獨立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國共分裂後，脱離中共黨組織。

　　1931年後，歷任國民黨武漢行營參議、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內政部户政司司長、人口局局長等職，1948年去了澳門。

　　3、劉仁靜（1902——1987）北京小組代表

　　1922年和鄧中夏一起創辦並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書記，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洛茨基的派別活動。1929年8月回國後組織託派“十月社”，同年被開除出黨。

　　劉曾任三青團宣傳處科員，國民黨第十戰區戰幹四團教官等。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反gong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5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195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國務院參事。卒於1987年8月。

　　四、中途變節，墮落為革命叛徒和漢奸

　　1、張國燾（1897——1979）北京小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被選為中央局組織書記，此後歷任中共黨和紅軍高級職務。1935年6月，他領導的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同一方面軍會師後，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正確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937年3月，中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他的分裂主義錯誤，但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成為中共叛tu。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

　　張國燾投靠國民黨後，即參加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統”，積極主持、從事反gong特務活動。1948年11月去台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9年病死於當地一家養老院。

　　2、陳公博（1892——1946）廣東小組代表

　　1923年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同年2月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1925年回國任廣東大學教授，加入國民黨。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工人部部長。1927年夥同汪精衞發動“七·一五”反gong政b。1940年起，死心塌地追隨汪精衞成為漢j。抗戰勝利後，以“漢j罪”處決於蘇州監獄。

　　3、周佛海（1897——1948）廣東小組代表

　　參加中共一大後赴日本留學，先後在第七高等學校與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學習。1924年回國後，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9月脱離中國共產黨。

　　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後歷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1938年9月，隨汪精衞投靠日本，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後，先被判處死刑。隨後蔣介石又發佈特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為由，“減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獄。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於廣大羣眾，一貫的有益於青年，一貫的有益於革命，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毛澤東：《吳玉章同志六十壽辰祝詞》)

　　“一大”13名代表最終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歸宿，難道不值得後人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