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文課本里的文言文經歷的七次大換血_風聞

1、民國時期，小學課本不選文言文，初中再逐漸遞增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始於1905年廢科舉設學堂。當時白話文尚未興起，故教材課文多是古代散文。

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受白話文運動風潮的影響，訓令：1、小學“國語課”全部使用白話文（語體文），不許選用文言文；2、初中教材白話文逐漸遞減、文言文逐漸遞增（第一年白話文佔3/4，第二年佔2/4，第三年佔1/4）。這是語文教材第一次大換血。換入的多是魯迅、周作人、蔡元培、梁啓超等人用白話文所寫的文章。

民國長期實行“民間編寫、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制度，故各家出版的語文教材，所選課文並不一致，惟白話文在各家課本中普遍居於優勢地位。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發生過多次激烈的文、白論戰——反對的理由大致有二：1、白話文的發育尚不完善，在承載文學表述、學理闡釋方面尚嫌不足；2、因主官個人慣性，公私機關的文件往來仍多用文言，學生畢業後因工作需要，多選擇再次進修文言文。①

2、1950年代初，朱自清的《背影》被踢出課本，文言文也幾乎完全退出

第二次大換血，發生於1950年代初。具體的換血方針，如1951年7月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之《編輯大意》所言：“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

此次換血，很多傳統名篇被撤出語文教科書。最典型的例子，是朱自清的《背影》。該年，有中學語文教師在《人民教育》上刊文批評《背影》與當前政治任務矛盾，課文沒法教：

“這課書，在今日青少年學生面前，抽象而頹弱地渲染着一個父子之愛，是與當前三大政治任務——抗美援朝（參加軍幹校），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相矛盾的。假若將背影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向學生渲染得太深的話，那麼就可能使本想參加軍幹校的同學，或感於父母年邁而遲疑不前。也可能使地主或惡霸地主家庭出身的學生，在思想感情上無故勾起‘家道中落’或‘失父之痛’一類的無謂的紛擾，這是不言而喻的。再者，……光就朱自清那三次感情脆弱，有點林黛玉式的下淚，就可能給感情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學生以不健康的感染。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青少年的眼淚，只有歡笑的眼淚，勝利的眼淚，以及對萬惡敵人忿恨的眼淚。”②

《人民教育》雜誌的編者按高度讚譽了這篇批判文章，並號召全國語文教師一起來檢舉教科書裏其他“不適當的文章”，遂引發語文教育界對《背影》的集中批判。1952年，《背影》被逐出語文教材，1982年才再度迴歸。

此次換血，文言文也幾乎完全退出了初中語文教材，僅於1952年在高中課本中略有保留，每冊教材最末一個單元，選有幾篇淺近的文言詩詞。

3、1954年，學習蘇聯經驗重拾語言訓練，文言文重返高中文學課本

過於側重政治説教，而忽視語言文字運用方面的訓練，引起了蘇聯專家的批評——1953年，蘇聯學者普希金在觀摩了北京市女六中的一次語文教學後，發言指出：這節課“語言和文學的因素過分的少”，“在我們的語文課中還存在着一個缺點，就是把語文課變成了政治課，這樣就妨礙了語文的發展”。③

同年12月，“中央語文教學問題委員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承認：當下的語文教學，導致“學生缺乏嚴格的語言訓練，在寫作中形成語法、修辭、邏輯上的嚴重混亂，遺害很大。……也沒有使學生得到必要的系統的文學基本知識和文藝欣賞能力。”④

於是又有了1954年的第三次大換血。

這次換血，學習蘇聯經驗，將中學階段的語文，劃分為“漢語”與“文學”兩個科目，分別編寫了文學課本和漢語課本（人教版），分科教授。文學課本選用了一些名家名作，政論時文的比例有所下降。其中，高中文學課本中的文言文比例達到了4成左右。初中部分則仍以現代文學作品為主，文言文甚少。

按蘇聯經驗編寫的《高中文學課本》第三冊，古詩文佔比很大，政治色彩被淡化

4、1958年，蘇聯經驗被拋棄，文言文再次幾乎從教材中消失

1958年中蘇交惡。同年掀起“教育大革命”，語文教材第四次大換血，領袖著作和報刊時政文章大量進入教材，“小學語文課本成了報紙雜誌的剪輯，收入了許多喊口號、貼標語的詩歌和文章”。⑤1960年，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用“三個月的奮戰”編出一套“十年制漢語拼音課本和一至十年級二十冊共約三百五十萬字的語文課本”。這套新教材的第一冊“歌頌‘三面紅旗’和培養學生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課文佔70%以上。”⑥

1958年的換血，使文言文幾乎從教材中消失。1960年政策微調後略有增加，但現代文仍佔到了各年級課文的絕大多數。1963年教育部頒佈新的《語文教學大綱》，要求加強文言文教學，初中教材的文言文要佔到全部課文的25%，高中要佔到40%。但按該大綱編寫的人教版新教材只出版了四冊即告夭折。

5、“文革”十年，文言文被最大幅度壓縮

1966年6月13日，教育部《關於1966-1967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獲中央批轉。該報告指示：

“中學歷史課暫停開設，政治和語文合併，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選讀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發動師生揭發批判原有教材。”⑦

第五次大換血後，文言文在教科書中的篇數被最大程度壓縮，一冊課本往往只保留1~2篇文言文作為點綴，且主旨必須契合現實政治需要，如自《聊齋志異》一書中精選，結果只有一篇《狼》合格能夠進入教科書，理由是《狼》這篇課文“可以教育學生提高警惕，識別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⑧

1968年北京市高中試用《語文》教材。絕大多數文章都與領袖相關

6、1978年，文言文進入中學語文教材，比例升至22%，稍後又進入小學教材

文革結束後，語文教材第六次大換血。1978年，中、小學生拿到了新的語文教科書。《背影》等“經典文章”被大量恢復，報刊時政文章則縮減至約1/3。

語言文字運用方面的訓練重獲重視，但思想教化功能亦未放鬆。1988~1990年，高中語文教科書曾將王蒙《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與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同時編入，受到批評後於1991年刪去。2000年，有學者對小學語文教科書1-12冊進行統計，發現“含思想教育內容”的文章篇數佔到了總數的60.9%，“含激發政治情感內容”的文章佔到了總數的36%。⑨

文言文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1978年新編中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上升至22%。據語文教材專家周正逵披露，這個比例是這樣定下來的：

“‘文革’之後…….多數人主張文言要學，而且要加大比例。但是加多少合適呢？在教材會議上，討論來討論去，最後編寫組領導拍板定為22%。為什麼會定為22 %呢？原來‘文 革’前1963年的教學大綱規定最多的時候是40%，而‘文 革’期間最少的時候只有5%，一個最高分，加上一個最低分，再除以2，就是22.5 %，稍微保守一點，留點餘地，正好是22%。當時的一位教育部副部長是這次教材會議的主管，有一次他開會時碰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在休會時問他：現在的語文教材選沒選文言文啊？副部長説選了。又問選多少？回答説22%。據説小平同志聽後皺了皺眉頭，沒有説話。後來這位副部長回來傳達了這件事，當時的教材會議負責人連夜召開編寫組會議，説小平同志可能嫌我們定的文言文比例小了，要求我們連夜修改大綱，調整比例，補充篇目。經過一夜奮戰，我們把比例增加到30%。第二天又去副部長那裏彙報，這位副部長聽後感到很詫異，説這怎麼行，我和小平同志彙報的是22%，你們怎麼又改成30%了？這不是變成我的彙報不實了嗎？趕緊改回來。於是還維持了原來的22%。由此可知，語文教材編寫工作的決策過程曾經是怎麼一回事。文言文假如應該佔30%才合理，你就不能定在22%；假如22%最合適，甭管誰皺眉頭，你都應該堅持啊。原來在這裏原則沒用，完全是根據長官意志，甚至是看長官的眼色行事。”⑩

22%這個文言文比例，並不是教育界的“共識”。有人覺得太少，也有人覺得太多；有人主張中學不必教文言文，因為絕大多數人在工作中用不到文言文；也有人“主張學生多學點文言文，可以採用多種教材”（錢學森語）。

但論戰並沒有發生。因為1981年鄧小平就古籍整理工作進展緩慢（主要是缺乏文言文功底過硬的人才）提出意見後，中央出台了《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明確要求“學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知識，應當同時加強大學的文科教育，並從小學開始，就讓學生讀點古文。”教育部隨後根據該指示，做出部署：1、大學理工科亦開設語文課學習文言文；2、加強中學文言文教學；3、從小學開始，讓學生學習古文。[11]

文言文終於突破“百年禁忌”，首次大規模進入小學語文教材。

7、“部編本”的出爐讓語文課本里的文言文比例達到辛亥革命後的最高峯

從2017年9月份開始，全國中小學語文教材將統一採用全新的“部編本”（由教育部直接編寫），語文教材“有限的多樣化時代”告終。

此次“部編本”教材，換掉了約40%的課文，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較之以前的人教版，小學6個年級，古詩/文總數增加了55篇（一年級就有古詩），增幅高達80%；總計124篇，佔到了全部課文的30%。初中3個年級，古詩/文總篇數也提升至124篇，佔到了全部課文的51.7%。

這是自辛亥革命後百餘年來，語文教材中文言文所佔比例最高的一次。

註釋

①徐訏，《論文言文的好處》，《論語》半月刊, 1933年第26期。

②黃慶生，《一篇很不好教的課文——〈背影〉》，《人民教育》 1951年第3期。

③1953年7月號《人民教育》社論《穩步地改進我們的語文教學》之附件：《從“紅領巾”的教學談到語文教學改革問題》。收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共三冊）》，P228-231。

④胡喬木，《關於改進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報告》。轉引自：潘鋒，《建國初期語文教育借用蘇聯教育經驗的歷史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⑤王仲傑、軒穎/主編，《小學語文課程與教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P37。

⑥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小學語文教學改革小組，《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編寫新的語文教科書》，《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60年第3期。

⑦李良品，《中國語文教材發展史》，重慶出版社，2006，P361。

⑧周正逵，《語文教育改革縱橫談》，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P112-113。

⑨吳康寧，《“課程內容”的社會學釋義》，《教育評論》2000年第5期。

⑩周正逵，《語文教育改革縱橫談》，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P113。

[11]同上，P118-119。亦可參見：齊浣心，《鄧小平與古籍整理出版》，中華讀書報，2015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