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與中國近現代科技轉型_風聞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作者：劉大椿

原帖：http://phil.cssn.cn/zhx/zx_kxjszx/201907/t20190702_4928302.shtml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作者簡介：**劉大椿，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原發信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20186期

　　內容提要：明末清初發生的、伴隨着耶穌會士來華傳教而展開的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的歷史事件，可以稱為西學東漸第一波。它給17世紀中國科技發展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卻因各種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交互作用，逐漸由“西學東漸”蜕變為“西學東源”，終致中國近代科技轉型的可能性在清代中葉之後完全喪失。然而，這一波西學東漸讓西方科技開始傳入中國，讓原本兩個平行發展的科技傳統開始交會，堪稱近現代中國科技轉型的前驅。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China,which took plac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mission of Jesuits,can be called the first wave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It gave China new chances to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17th century.However,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n ideology of “Western Learning Originated from East”.As a result,the possibility of modern tran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dropped to zero after the mid-Qing Dynasty.But in other ways,this wave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brought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China.Then two originally parallel traditions began to intersect,which became a precursor to the tran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關鍵詞：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科技轉型/耶穌會士/西學東源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tran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esuit/Western Learning Originated from East

　　明末清初發生並且延續到清朝中葉的“西學東漸”，是指伴隨着耶穌會士來華傳教而展開的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的歷史事件。它本身是一個科技傳播事件，但它的影響卻大大突破了當時當世特定的時空限制：不僅有士人和一般市民形形色色的回應，有統治階級上上下下的反映，而且對中國科技乃至社會轉型至關重要，在大歷史的畫幅上留下了濃彩淡抹的筆觸。這也是一個時而令人興奮鼓舞、時而引人扼腕長嘆的故事。它給17世紀中國科技發展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卻因各種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交互作用，在18世紀逐漸走向終結。它為晚清和民國留下了科技近現代轉型極為艱鉅的使命。

　一、使用“西學東漸”術語的緣由

　　中國近現代的科技轉型與學習、效仿、移植西方科學技術是分不開的，因而常用到“西學東漸”這個專門術語。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用“西學東漸”來指稱發生在明末清初的這個特殊歷史事件呢？

　　“西學東漸”是本文借用的一個術語，相應的英文短語為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原指近代西方學術文化向東方傳播的歷史過程。“東漸”的提法，最初為日本學者所創，清末民國初期引入國內。“西學東漸”的流行應歸功於容閎那本著名的回憶錄。容閎的回憶錄是用英文寫成並於1909年出版的，題為“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直譯為“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1915年，惲鐵樵和徐風石把該書譯成中文，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取的書名即為《西學東漸》。之後，“西學東漸”這個詞就廣為人知了。①

　　容閎回憶錄裏所寫的主要是19世紀的事情，記載了容閎這樣的第一代留學西方的中國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為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卻屢遭挫折而不絕奮鬥的經歷。這無疑屬於西學東漸的範疇，而且用這個譯名從無異議。但“西學東漸”所涵蓋的內容卻要豐富和廣泛得多，通常用來指稱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國兩個時期，歐美等地科學技術和學術思想的傳入。

　　容閎之事若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相較於明末清初發生的科技傳播和移植之事，應當算在西學東漸第二波之中。那麼，對於二三百年前的歷史，用二三百年後為表述容閎生平而發明的術語來説事，是否有時空錯亂之感？

　　這就得從對“中國近現代科技轉型”的基本考量説起。世界近代科技史一般是從西方16世紀、17世紀科學革命算起的，恰好在那時，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科技通過耶穌會傳教士開始傳入中國，深刻影響到其後中國科技的發展。筆者認為，中國近現代科技轉型雖然非常複雜，涉及許多方面，但其本身的脈絡還是非常清晰的，可以通俗地稱為“西學東漸”過程，大致經歷了這樣兩個歷史時期，或者説經歷了兩波西學東漸。西學東漸第一波特指伴隨着耶穌會士來華傳教而展開的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的歷史事件。而對於西學東漸第二波，即從晚清到民國發生的西學東移和科技轉型，筆者則認為用另一個頗具特徵性的語詞來描述更為合適，那就是“師夷長技”。

　　本文所述只是中國近現代科技轉型的一個序幕，只是整個西學東漸的第一波。

　   二、西學東漸第一波的兩個階段

　　我們將西學東漸第一波簡稱為“西學東漸”，這個歷史時期包括兩個階段：

　　其一，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階段。

　　筆者查閲中外科技史並經仔細審度後認為，客觀地評論，在明代以前中西方科學技術乃是各有所長、平行發展，很難下斷語，在這個領域中國和西歐哪個更強。到明代之後，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傳教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科技，由此，中西方科技開始有了交集，尤其是在17世紀明末清初時期，兩者的匯通達到非常可觀的水平。例如，徐光啓和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之間的合作，使得相當一部分西方的科學技術傳到中國並移植到中國。其中西方以《幾何原本》為代表的數學、紅夷大炮等軍事技術、鐘錶等機械技術以及天文、測地等科學技術，都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時，從知識分子到統治階級多少都有一種接納西學的傾向。所以，“西學東漸”實際上是給中國和西方(當然主要是西方科技)開闢了向對方傳播的重要途徑和平台，而這個平台對中國的科技發展起了一定作用，並且可能發生極大影響(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並未實際發生)。站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變遷中回看，不難發現：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與近現代西方科技相比，確有很多不足之處，若能儘早移植，抓住機會實現自我轉型，就不至於在18—19世紀這個關鍵時期大大落後。

　　其二，清代中葉“西學東漸”蜕變為“西學東源”階段。

　　儘管李約瑟(Joseph Needham)指出11世紀和12世紀中國的科技實力要比西方強，之後才逐步衰落，但筆者並不欣賞12世紀前中國科技比西方強的説法，也不認同13世紀後中國科技完全落後於西方的觀點。因為直到16世紀，兩者之間並無交集，各屬兩個獨立的科技規範，沒有可比性。中西方古代工藝技術分別以瓷器與玻璃見長，怎能由瓷器與玻璃來判斷整個中西科技的高下呢？從西歐的科技演變過程來看，只能説13世紀、14世紀之後，其發展呈現直線上升態勢。西方結束了中世紀(古希臘羅馬科學文化傳統中斷階段)後，經過文藝復興和近現代科學革命，到17世紀出現了伽利略、牛頓等一大批偉大科學家，由此，西方的科學技術才在原來的基礎上獲得突破性的大發展。但是，如果單就明代中國的科技體制與傳統本身而言，中國科技仍有亮點，並非發生了倒退，只是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而已。中西科技可以也不得不進行比較的關鍵時期是在17世紀、18世紀，即中國的明末清初、再到清代中葉(即所謂康乾盛世)時期。其間，中國開始動亂不已，社會非常動盪，農民起義顛覆皇朝；滿族統治者開疆闢土，南下征戰，勵精圖治，入主中原，終於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權，該政權在康乾時期趨於穩定，基本上回復秦漢以來大一統的皇朝體制。顯得弔詭的是，18世紀的清帝國成功地重新迴歸為一個傳統中國的專制皇朝，卻在政治體制、思想觀念等方面日漸喪失鋭氣，完全趨向於保守；經濟上延續傳統的農業自給自足，抑制商業、手工業等的發展；特別是在科學和文化方面實行自我封閉，自覺和不自覺地排斥西方科學技術。其中，乾嘉學派對中國傳統科學技術進行的考證和發揮，竟然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結果。他們在經學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古代科技典籍進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整理，並且遵循康熙帝聖旨般的論斷，對西方傳教士傳播進來的科學技術，特別是天文、歷算、輿地等方面的成果，進行了特殊的闡釋，得出“西學東源”的結論。“西學東漸”逐漸蜕變為“西學東源”的這一轉變，由“漸”而至“源”的一字之差，恰好揭示了這一波西學東漸逐漸衰亡的關鍵。遺憾的是，乾嘉學派努力考證並恢復傳統的科學體制和規範，結果是學術上成就卓著，實際上卻沒有縮短中國與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使學習和移植西方近代科技、實現近代科技轉型的可能性破滅。西學東漸在明末清初確實為中國近代科技轉型帶來了可能性，曾經頗有生氣，卻在清代中葉最終夭折。康乾盛世不但在文化上排斥西方天主教，而且在科學上貶低和排斥西方學術思想。也正因為如此，在西學東漸第一波，中國失去了通過吸納西方近代科技來實現科技轉型的機遇。

　　筆者執意用這個時期二三百年後產生的特定詞彙來命名關於“西學東漸”第一波的事件，乃是這個詞對於這段歷史而言，實在太貼切的緣故。聯繫到這段歷史是以“西學東源”説的流行而結束的，則更會覺得從“漸”到“源”，事件之始與之末的一字之差，若非鬼斧神工，何能為之？

三、西學東漸的故事及其結構

回到本文要記敍和分析的時代和事件，西學東漸的故事可以簡單勾勒如下：

　　在明代萬曆年之前，中西方科技之間交集很少，屬於平行發展的態勢，孰優孰劣，局部之間自然易做比較，但總體上去衡量，卻難以籠統地、簡單地下結論。若以歷史的眼光對雙方從後往前回溯性地考察，則不難發現，此時期的西方科學技術開始突然加速，而中國的科學技術雖然依據傳統的路徑尚在正常運行，也偶有重要成就出現，卻顯現出發展乏力的態勢，對科技革命更是難以望其項背，只能勉強説是在原有規範和模式束縛下相對緩行了。這種狀態，隨着耶穌會傳教士的攜西學東來，對士人和一部分社會上層人士造成巨大沖擊，才發生了徹底變化的某種可能。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學東漸中，傳教士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西方科技的東傳，始作俑者乃是耶穌會傳教士。然而，傳播西方科技其實並非他們的初衷。耶穌會東來之目的是向東方傳播基督教，此屬他們西學東漸的本意，但實際的歷史進程是傳教以科技移植為手段，科技移植卻並不以傳教為目的，作為傳教的副產品，這一波科技移植反倒成為中國歷史的大事件。因此，西學東漸包含兩大主題：主題之一是耶穌會士東來，主題之二是科學技術的東傳，只是我們的着眼點放在西方科技的東傳上面。所謂西學東漸，雖然不排斥有時亦指傳教，而其主旨毫無疑問是指科技的移植。

　　其實，耶穌會士東來傳教並不是天主教東傳中國的第一次。擇其重要者，在此之前已有唐朝和元朝兩次，只是最後都未能延續下去。②第一次東傳至少可以追溯到唐貞觀九年(635年)，參見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記天主教分支聶斯托利派(中國稱為景教)由波斯(時稱大秦)傳入長安及在中國流傳，至該碑所立之唐建中二年(781年)已經歷近一個半世紀。景教備受唐太宗等皇帝禮遇，至唐武宗“會昌滅佛”(841-846年)方在中原地區走向衰微，至兩宋則已絕跡。

　　到元朝時，征服了大半個亞歐大陸的蒙古人帶領色目人(以中亞和西亞各族人為主)將景教再次傳入中國，是為天主教的第二次東傳。根據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記敍，元朝時景教在中國廣闊地域內均有分佈。③另因蒙古人與羅馬教廷互派使節和頻繁接觸，天主教也開始傳入中國。方濟各會士約翰·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於1294年起在大都(北京)傳教，相繼建立北京主教區和泉州主教區。此時，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統稱為“也裏可温”④，頗有影響。不過，明朝的興起(1368年建元洪武)打破了元代的宗教格局，“也裏可温”隨着蒙古人勢力的退縮而銷聲匿跡了。

　　數百年後，時至明朝中後期，耶穌會士又踏上中國土地，這已是唐朝和元朝兩次天主教東傳歷程之後的第三次了。其東來之原因既與耶穌會自身的組織設定有關，又得益於葡萄牙與西班牙進行遠東殖民貿易的國際背景。此次耶穌會士東來體現了由陸路傳教向海路傳教的路徑轉變，更因耶穌會士採取上層傳教策略和外部傳教策略，在本土化、中國化上一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很快就因為“禮儀問題”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衝突，終致被完全趕出中國。

　　筆者把中國歷史上天主教的第三次東傳分為三個階段(或三個時期)：

　　第一階段，即進入中國並爭取立足時期(1583-1601年)。1583年是一個節點，經過先驅者以澳門為基地的長期努力，這一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得到新任兩廣總督的傳見，獲得在肇慶正式居留和開堂傳教的准許，開始合法進入中國，並與時任肇慶知府王泮等建立起良好關係。此後歷經28年，到1601年耶穌會士利瑪竇等終於被萬曆皇帝允許進入皇城北京，開始了在中國社會的長期立足，使得傳教事業合法化並初具規模。

　　第二階段，即傳教事業發展與爭議交錯時期(1601-1722年)，從利瑪竇入住北京到康熙帝去世。無論在明朝晚期還是在清朝前期，天主教都分別獲得較大發展，也多次經歷教案的挫折困頓，但總體上發展大於挫折，成效頗豐；該時期容教與禁教出現反覆，一直伴隨着與傳教相關的激烈爭議，包括教權之爭和禮儀之爭。

　　第三階段，即傳教事業衰退和消亡時期(1722-1838年)。康熙朝之後，清朝統治趨於穩定和保守，皇朝對天主教持續實行禁教政策，教案頻發，傳教士們或受驅逐、或轉入地下，少數僅能以客卿身份服務於宮廷而不能傳教。一百多年後，至1838年，北京不再有合法居留的外國傳教士，中國歷史上天主教的此波東傳終告徹底結束。⑤

　　第一波西學東漸的故事很精彩，但要講好這個故事卻不容易，緣由在於：第一，需花大力氣鈎沉史料，去偽存真；第二，需有大智慧謀篇佈局，設計一個直達主題的結構。

　　筆者於歷史著述乃半路出家，但因故事誘人，勉力為之，認為應將其安排為下述三個部分來展開：

　　第一部分是西學東漸發生的相關背景。耶穌會傳教士正式進入中國是在1583年，這一年成為本故事的時間原點。此時中國的科學技術究竟是何狀況？歐洲的科學技術又是何狀況？在兩者之間尚無交集的情況下，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它們呈現出怎樣的特點？科技移植和中國科技轉型既然是在一定的背景下發生的，就不能不恰當地把它們展現出來，以回答上述問題。

　　第二部分是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天主教的第三次東傳分為三個階段或三個時期，因此，這一波西學東漸亦可按照這個順序展開。當然，對此不必苟同，例如，可以把它作為暗線，採取總敍和分敍結合、特寫和鋪陳交叉的方式推進。首先要講清楚西方科技東傳的緣起和基本歷程，詳細介紹16世紀末醖釀時期和17世紀發展時期的風雲變幻。既有特寫，比如以利瑪竇和徐光啓為案例，描畫西學東漸如何發生和突破、科技東移如何取得成效、中西科技之間的交集如何形成、會通如何變得可能；又有概述，介紹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顯著成效，其間先後有兩個皇帝(崇禎和順治)相當正面地接納來華的耶穌會士，更有一大批士大夫和傳教士通力合作，積極推進西學東漸事業，居然使明清之際的動亂變成了西學東移的可貴機遇；再有專論，寫康熙帝與西學，他是歷史上少有的酷愛科學的皇帝，在他主政期間，西方科技移植的成果卓著，如果不是他在統治後期又讓西學東漸轉向，變成所謂西學東源，中國近代科技轉型是有可能提前一個半世紀開始的。然後要寫18世紀到19世紀初的西學式微，這一段時間跨度很長，從康熙晚期，經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直至鴉片戰爭發生前。其間，清朝統治相對穩定下來，中國回覆了大一統的皇權士紳社會，天主教傳教已經被禁止了，西學的傳播雖沒有禁絕，但已然被興起的漢學壓倒。

　　第三部分是西學東漸走向式微的歷史分析。該部分應揭示這一波西學東漸終致式微的原因和後果，敍述和分析清代中葉以來，愈趨嚴酷的對外封閉和文化專制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們對中國科技發展造成的影響。最後，將歷經18世紀到19世紀初西學式微而形成的中國科技態勢，與西方經過近代科技革命而出現的科技態勢進行對比，高下立現，故國竟陷捱打之厄運而難自拔。嚴酷的現實昭示：中國近現代科技轉型雖被延緩了，但終究是要進行的。於是，“師夷長技”成為第二波西學東漸的主動選擇。

　　四、明末清初科技移植的啓示

　　就此次天主教東傳而言，貿易、傳教和科技移植三者是交互混合在一起的。貿易路線是傳教路線也是科技移植路線，貿易對象是傳教對象也是科技移植對象。但是，貿易、傳教受到頑強抵制，科技移植卻有相對來説更為順利、更為複雜的結果，儘管它最終逃不出式微的命運。科技移植可分為兩個層面：理念層面的西學東傳和器物層面的西學東傳，簡而言之就是科學層面與技術層面的傳播和移植。後者(技術層面)總的來説比前者(科學層面)更受青睞。至於制度層面的西學東傳，在此次移植中乃十分滯後，基本上付諸闕如。和傳教的分期相對應，科技移植的歷程雖也可分為三個階段，但具體起至年份較難嚴格確定。筆者建議，第一階段是以所謂“奇技淫巧”開路的起步階段(1583-1600年)。在1583年利瑪竇等取得突破被允入華後，耶穌會士輾轉各地，以介紹西方科技為主的文化傳播方式宣揚教義，不斷克服對立官民的排斥，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他們卓絕的工作贏得了許多讚歎，也收穫了一些皈依者。但是，在利瑪竇得到萬曆帝的允許於1601年在北京定居下來之前，西學傳播的影響都未及中樞，更未得皇朝首肯。所以1601年可作為另一個節點。第二階段乃是西學在中國風生水起的見效及活躍階段(1601-1700年)。其中，利瑪竇後期和徐光啓的合作，無論從傳教還是從科技移植的角度來看，都是西學東漸中輝煌而具有標杆意義的事件。利瑪竇1610年去世後被賜葬阜成門外二里溝(墓址在今北京行政學院內)，意味着耶穌會的中國傳教事業及卓有成效的西學東漸工作實現了立足紮根。更有甚者，崇禎、順治、康熙三個皇帝對傳教士和西學都優渥有加(詳情正是需要發掘整理的)，類似的情況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也絕無僅有。然而，到了康熙晚期，康熙帝昭示“西學東源”，西方科技的傳播和移植開始大打折扣。第三階段乃是自康熙晚期始至鴉片戰爭前的西學東漸式微階段(1701-1838年)，概括地説就是18世紀及其後。西學東漸主要是指西方科技向中國的移植，而從科技移植的角度看，上述三個階段的劃分乃昭示着，這一波西學東漸也可以更為明晰地分為下述三個時期，即16世紀末的醖釀時期、17世紀的發展時期、18世紀到19世紀初的式微時期。此即西學東漸第一波之“三部曲”。

　　在這一波西學東漸過程中，許多西方傳教士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利瑪竇、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尤其突出。當時以耶穌會為主的傳教士們(較晚亦有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其他修會的教士)，在試圖傳播基督教的教義同時，傳入了大量科學技術。西學書籍的翻譯和著述，是西學東漸相當重要的媒介。1605年利瑪竇輯著的《乾坤體義》，被《四庫全書》編纂者稱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一些傳教士熱心引介西方的科技學術思想，並和中國士人合作翻譯了大量西方學術著作。西方的天文、數學、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地理、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史學、文學、藝術和應用科技及人文學科等開始傳入中國。然而，這些書籍未能受到當時一般社會的重視，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發達的商業出版界，因此，雖然西學書籍時有刻印出版，大部分仍僅流通於少數有興趣的士大夫階層，甚至只能深藏皇宮。

　　不過，明末清初西學的傳入，已然使少數中國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有其優於中國之處，只是一般來説，尚未改變中國人對於中西學孰高孰低的基本看法。最開放的士人如徐光啓也只是提出“會通以求超勝”。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曆法、地圖、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衝擊亦不大。

　　當時一些中國士大夫，甚至皇帝本人都已接受了西方科技方面的一些知識，但在思想上基本沒有轉變。由於康熙晚期以降，延及雍正、乾隆朝的徹底禁教，加上羅馬教廷關於禮儀的狂妄要求及對來華傳教政策的改變，致使這一波西學東漸遭受雙重打擊，處境艱難，日漸式微，到嘉慶朝幾乎中斷，只是較小規模的科技傳入還在苟延殘喘、尚未完全中止。

　　第一波西學東漸為什麼值得研究、值得我們花力氣去弄明白？

　　首當其衝的是有一些基本問題應當澄清。首要問題是“西學是什麼”？西學的定義應是與現代科學相關的近代科技，由於它們的傳播主體是耶穌會士，是在試圖傳播天主教過程中夾帶進來的，故而西學也包括基督教(廣義)的相關文化。

　　但我們着重討論的是西學中之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和移植。雖然不能迴避基督教相關文化，重點無疑是在科技領域。任何研究都不能蜻蜓點水、包羅萬象，否則什麼問題都無法解決。當然，政治、經濟背景是不應迴避的，歷史傳統也應被恰當觸及。

　　第一波西學東漸經歷兩個多世紀的折騰，結果歸於兩個基本事實：一是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中的耶穌會)的擴張在中國被拒斥、打壓；二是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上演了許多奇特的活劇，但最終也遭到懷疑、抵制，直至被淹沒。

　　筆者及其課題研究團隊對於歷史著述⑥只屬客串，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頗有點試探深淺、涉水過河的味道。通過團隊同人對歷史著述所具風格和修辭的學習並努力效仿，確實頗有領悟，深知若下功夫，歷史文體無疑更能出彩。有趣的是，且行且問，竟然發現歷史有時是可以也應當重寫的。固有的觀念一旦打破，材料就會活起來，變得意義和原來完全不一樣了。

　　在明清之際，中國科技並非完全沒有產生重大變革的可能，甚至發生科學革命也非夢魘。可惜，閃電之後，卻沒有雷雨。17世紀中國社會的大動盪和西學東漸的活劇，在18世紀竟然歸於沉寂。而歐洲，正是在17世紀—18世紀發生了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且一發而不可收，把中國連同中國科技遠遠拋在了後面。到了19世紀，國人就只能吞下苦果，面臨落後捱打而“師夷長技”、奮起直追了。

　　耶穌會士和此後基督教會在西學東傳中扮演主角的歷史不是命定的，也不全是他們的主觀願望。但由於種種主客觀因素，讓這些偶然事件變成了中國歷史上揮之不去的重要一幕。17世紀中國科技轉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儘管不大，而且稍縱即逝)，可惜，過去大多數人忽視了這一點，現在應當恢復其本來面目。至於更早之前景教之類的基督教傳入中國，那只是宗教事件，不是科學事件。利瑪竇之所以了不起，就因為他原本是作為傳教士而來，卻夤緣時會，成了“盜火的普羅米修斯”，讓西方科技傳入中國，讓原本兩個平行發展的科技傳統開始交會。這批傳教士，當然還有他們的合作者徐光啓等，是近代中國科技轉型的前驅，功莫大焉。回顧這一段歷程，由此可以獲得良多啓迪。

　　①參見鍾叔河：《容閎與“西學東漸”》，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2冊)《西學東漸記·遊美洲日記·隨使法國記·蘇格蘭遊學指南》，11頁，長沙，嶽麓書社，1985。

　　②對於天主教入華時間的界定，關於唐朝之前的傳説多無明證。此外，還有觀點將猶太教東來視為天主教入華的特殊前身。詳見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2-4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③沙海昂注：《馬可波羅行紀》，88-31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④關於唐時景教首次來華情形與元時“也裏可温”之興衰，詳見林仁川、徐曉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衝突》，1-33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⑤1838年遣使會(Vincentian Order，1785年來華，亦稱味增爵會)士畢學源(Gaetano Pires Pereira)去世，他是最後一位合法居留北京的傳教士，之後的傳教事業處於地下狀態或由中國教徒自理。

　　⑥此指筆者負責的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支持的“中國近現代科技轉型的歷史軌跡與哲學反思”，其成果之第一卷《西學東漸》已經付梓，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