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嵐山：科學與創新，我們的認知差在哪裏_風聞

正在崛起的中國，從上到下，對科技的渴望是強烈的。這些年來，我們的進步是巨大的，政府也在不斷地吸取教訓調整政策。然而從上到下，我們對科技的認知還有偏差。沒有認識到科學的非功利性，導致政策把一些科學家變成商人。沒有認識到技術是用來實打實賺錢的，讓政府把常常把項目變成政績工程。沒有認識到創新需要付代價，才會有萬眾創新這樣的幼稚口號。

端正思想，腳踏實地，再經過一代人的奮鬥，中國的科技一定還可以再上一個台階。

先聲明，本作者一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科技進步，是傾向於被媒體和大眾低估，而不是高估的。網上有很多文章，用事實和數據來評價今天中國的科技水平。在人均GDP和中國差不多的國家中，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是鶴立雞羣的。

但本文要討論的是我們的差距：頂尖的科研成果，與原創的核心技術。為什麼我們會有差距？需要解決什麼問題？怎樣縮小這個差距？

首先，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

科技在今天被連成了一個詞，以至於大部分人不明白，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必須分開談。它們最大的差別在於目的性，科學是為了認識世界，技術是為了改造世界服務人類。驅動技術發展的，是市場的需求驅動和資本的貪婪：驅動科學發展的，是科學家的興趣和人類的好奇心。説實在的，科學雖然可以很有用，但科學家們搞科學，從來不是為了有用。技術開發者，可以獲得利潤作為回報；科學研究者呢？最多就是一個名兒。科學成果，很大程度是被全人類共享的。

比如，我們現代人的生活，離不開半導體技術；半導體技術，離不開量子力學。但從沒有人向量子力學的創建者們（波爾、薛定諤等等）支付過知識產權費。量子力學給出了半導體器件的工作原理，是不要錢的；怎樣生產半導體器件組成的大規模集成電路，怎樣用半導體器件設計芯片，這些都是技術，都需要用錢來交換。

講這些，是為了説：過多的功利心，對科學有害無益。

這裏講的是純科學。至於接近技術的應用科學，留到後面討論。

可見，一個國家如果不做純科學研究，人民的生活也不一定太差。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只出了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但這並不妨礙中國人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蹟。外國的科學成果，不花錢拿來直接用，多好啊。反觀中國唯一的諾貝爾獎項目：屠呦呦的青蒿素，在全世界挽救了無數的生命，但中國還真沒有賺到多少錢。

青蒿素

當然，大批掌握現代科學的人才，和優秀的數學物理等基礎科學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不懂科學，就無法掌握現代技術。這方面，中國一直做得不錯，但近些年有退步的徵兆，高考開始輕視理科了，需要警惕。

但是，現在很多人質疑為什麼我們的諾貝爾獎那麼少。這就帶出一個問題，我該不該搞純科學研究？

筆者搞過科學，也搞過技術，支持中國開展純科學研究。因為首先，中國人已經對國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為全世界做貢獻；其次，如果科學研究產生有應用價值的成果，我們可以在利用成果時佔得先機；第三，研究科學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出很多優秀的技術人才。

那麼中國人能不能搞好科學呢？

科學的體系和方法論，是在西方產生的。有一個李約瑟問題：中國這樣一個歷史上長期經濟比較發達，技術成就也很高的國家，為什麼沒有產生科學？這個問題當然可以探討，但有人把問題的探討引申到説中國人不能搞科學，説什麼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壓制創造力，這就是胡扯了。還有一些自由派人士，鼓吹因為中國沒有自由所以沒有科學，這也是文科生似是而非的瞎掰，他們都不知道前蘇聯的科學有多好。在懂科學的人的眼裏，這些謬論都不值一駁。

發展科學研究的前提是：國家和社會要有閒錢養閒人。科學家需要自由，最需要的是財務自由，不需要為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小孩上不起學操心，能夠專心地做學問。

中國自古只重視技術，不要科學。近代面對西方侵略者，發現我們的技術被人家基於科學發展起來的技術秒殺，才開始學習科學。因此，國人傾向於把科學看成一個強大的工具，而忽略它的非功利性。

科學，是在畢達哥拉斯和歐幾里得對數字和線段的內在邏輯的較真，在伽利略對重球還是輕球下落更快的求索中，產生出來的。這些都是我們當年覺得沒什麼用的東西。

以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中國是可以開展一些基礎科學的研究的，不過也不能寄予過高的期望。

中國經濟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大致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當時的美國，製造業已經超過了英國，但綜合國力尚有差距。中國製造業和按購買力計算的GDP現在也已經超過了美國。但1900年的美國，早已建立了優秀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已經把留聲機、電影、電燈推向了市場；特斯拉發明了交流電；福特正在玩賽車，即將成立自己的汽車公司。美國已經開始在技術創新方面引領世界。

即使這樣，當時美國的科學還是很落後。之後，二十世紀的前半葉，相對論量子論的物理學革命，也沒有美國人什麼事兒。美國要等到兩次世界大戰把英國和整個歐洲打殘，終於熬成了世界霸主；同時納粹德國把大批的猶太科學家驅逐過來，才成為了世界科學的中心。

今天的中國，還不能在技術創新上引領世界。相對科技水平比1900年的美國，恐怕還有20年的差距。決策層最操心的，仍然是核心技術的掌控，以及應用科學研究成果的轉化。

檢討中國的科學政策

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時，人們驚訝地發現她的工作竟然是在文革中完成的。然後大家歷數共和國比較接近諾貝爾獎的科學成果（比如合成胰島素、層子模型等等），發現竟然都是前三十年的。當時在社會上引起過很大的爭論。

認識到科學的非功利性，這個現象就容易理解。那個時代不講經濟效益，人們也不像現在那麼浮躁，這不利於技術進步，但對科學是有好處的。所以，儘管那時候窮，並且封閉，缺乏與外界的交流不利於科學發展，但仍然產生了一些好的科學成果。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開開始不久，當時的趙總理到中國科學院説，國家沒錢養你們了，你們需要自己去賺錢，於是科研人員紛紛下海經商。這一舉動，讓中國基礎科學的發展停滯了差不多二十年。

當然不能説這個決策是錯的。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解決讓人民填飽肚子富起來的問題。中國的科研人員其實不少，需要讓他們從事能直接推動經濟發展的工作。下海的科研人員中有一些做成大事的，比如從中科院計算所出來的一批人，先是進口計算機倒賣，然後開始組裝生產，最終做成了一家世界500強企業，也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高科技公司——聯想。

八十年代的年輕人，面對着中國和發達國家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但凡聰明一點兒的，大學畢業了肯定想辦法出國，出國以後走上唸書、找工作、拿綠卡混中產的路。到了新世紀，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對年輕人的行為產生了微妙的影響，不是所有的人都急於追逐財富了。同時國家投入到科研中的經費也漸漸多了起來，讓一部分人能夠沉下心做科學，新一代的科學家成長了起來。也許，未來他們中間，可以產生諾貝獎獲得者。

總有例外的人，比如張益唐在美國找不到數學相關的工作，不得不到餐館裏刷盤子的時候，還在研究素數，後來取得了孿生素數猜想的突破。但宏觀層面上，大部分人需要一個相對舒適的生活條件，才能夠從事科學研究。

張益唐

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太好，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在消減科研經費，已經有些外國的科學家來華從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以來的出國潮，讓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遍佈於美國和世界的各個科研機構、各個高科技公司，如果發生排華浪潮，中國科學的春天未必不能提前來臨。

雖然條件好多了，但我們這個浮躁的社會，我們對於科學的認知，不利於取得一流的科研成果。

首先，沒有充分認識到科學和技術的不同，應用科學領域非常混亂。

應用科學和純科學的差別在於由應用驅動，青蒿素可以算是一個應用科學的例子，當時的中國為了治療瘧疾組織了科研攻關。科研需要錢，科學家們為了拿錢也樂意把自己的工作和應用扯上關係。但應用科學仍然屬於科學，它的成果也不一定都有用，但每一個成果都需要用科學的價值觀去評判。科學的成果通過發表論文展示，原則上別人要能夠複製才會被接受。即便是應用科學，其成果仍然很大程度是全人類共享的。

有的研究所，做了一個國外早就做出來的芯片，或者用比世界先進水平落後幾代的半導體工藝搞出了幾個樣片，就興高采烈地宣佈取得重要成果。

用科學的標準去評判，一個成果必須要有一些新的東西才有價值，比如發現了自然界的新現象新規律，或者解決了一個世界上還沒有人解決過的問題。很顯然，這樣的成果沒有任何科學價值。如果把這些成果當成技術，那麼只要能賣出去，即使是模仿別人，也有價值。但技術的開發應該交給有經濟利益的實體。很多科研院所，他們的興趣在於拿着這個成果吹吹牛通過了驗收，再跟國家要一筆錢，做下一個項目。並且，不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開發，其成果通常離產品化相距甚遠，沒有企業會有興趣。當然，國家項目有一定的輻射作用，比如培養出的人才可能會去企業，也不至於全部打水漂。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中國的科學和技術都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發。經過了上世紀末的幾次下海潮，很多研究所已經轉變為經營實體，或者開設了下屬公司，可以直接開發產品。這當然是好事。但每年仍有海量的科研經費，花在了一些既沒有科學價值也沒有實現技術價值的所謂成果上。對咱們這個還不算最富裕的國家，非常可惜。

科學技術不分，還鬧出了透明計算那樣的醜聞。這個東西，壓根兒就不能算科學成果，只是一項不很先進不很有用的技術，竟然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大獎，被國內的軟件行業笑掉大牙。你讓真正的科學家怎麼想？

如果沒有經濟利益，科研院所就應該專注搞科學。不要把用於科學的經費和獎金，浪費在不能實現價值的技術開發上。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對於科研人員的評價體系，過分地依賴於論文的數量，對科研人員的激勵，過分地依賴於項目申報。這樣的制度設計，當然有利於生產出大量的論文，中國的自然指數這些年進步很大。但這樣的制度設計，卻不利於產生頂尖的科研成果。

從大學畢業，到突破孿生素數猜想，張益唐30年間才發表了第二篇論文。90年代初，神經網絡計算是熱門，但沒能取得突破後很快冷了下來。Hinton等人最後在美國都拿不到經費，只能到加拿大繼續從事研究。一直堅持了20多年，終於搞成了深度學習算法。這些算法現在成為了全人類的財富。今天，人類進入了人工智能的新時代，但你可能不知道，科學家們為此熬過了長達20年的寒冬！

“深度學習教父” Geoffrey Hinton

頂尖的科學成果，大多來自十年寒窗後的靈光一閃，還真不是政府可以做計劃，立個課題招標就能得到的。國家能做的事情，就是用閒錢來養閒人。試想，作為一個年輕的科學家，想做開拓性的工作，可能幾年都沒成果，不但不能晉升不能改善生活，連生存都成問題；跟着別人做熱門領域，好歹能出論文，你會怎麼選擇？

閒錢養閒人的原則，可能對很多其他的學問行業也適用，甚至有時候對技術創新也有幫助。當年，為了尋找希格斯粒子，歐洲核子中心聚集了大批物理學家。為了讓全世界的同行更方便地共享數據和論文，有幾個人發明了HTML語言，寫了一個叫Mosaic的瀏覽器。剛開始的用户體驗很差，同事們都笑這幾個傢伙不做物理閒着沒事幹，但萬維網就就這樣被髮明出來了。後來歐洲核子中心宣佈放棄相關專利，和全人類共享這項技術創新，隨後，互聯網改變了整個世界。此外，物理學家發現加速器產生的海量數據，核子中心的計算機根本無法存儲更無法處理；於是他們寫了程序，自動調動全世界同行們的計算機，發明了雲計算。

所以，高科技公司裏，也不能所有人永遠996。筆者帶工程師的時候，喜歡在項目的間隙給他們一些空閒時間，有時候他們自己會搞出一些讓人驚喜的東西。

但説到用閒錢養閒人，到底把誰養起來？總要有選拔和競爭的機制吧？怎樣平衡這個矛盾，美國大學的制度可供參考。在美國，大學教授分成兩類：臨時的（助理教授以下）和永久的（副教授以上）。臨時職位上的科學家，和中國的科學家一樣，壓力巨大，沒成果拿不到基金就不續約。一旦掙到了地位，獲得了永久職位，想做什麼工作，甚至想什麼都不做，沒人管得了。引領科學的發展，還是要指望這批人。

這批人不需要太多，但國家要有機制把這些人培養和選拔出來，有環境把這些人吸引和留下來。

中國科學的第三個問題，也跟錢有關，但屬於錢多帶來的問題：沒有錢當然無法搞科研，但科學家們還是需要遠離金錢的誘惑，專心做學問。

在咱們這個諾貝爾獎都不夠買一套五環以內房子的國度，想遠離金錢誘惑並不容易。一位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物理學家，被人吸引回國來搞基金，不久前栽在了失敗的投資上，非常可惜。

上世紀80年代搞的諸多改革中，其中一項就是不再讓外行領導內行，科學家們不喜歡被一個大老粗黨委書記管着。但幾十年下來，內行管理內行的惡果開始顯現。

現在國家各個領域的科技基金，都由專家把持。在巨大的經濟利益下，內行管理就很不合適了。專家也是人，都有朋友、弟子和門生。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的課題，出題的、評審的、競爭項目的，最後驗收的，都是一夥人。不少領域形成了門閥，不是圈子裏的，機會太少。這種情況當然不利於科學的發展。各種獎項的評選同樣有問題，透明計算能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大獎，説明我們的評價系統的問題非常嚴重。

在目前國內的薪酬體系中，研究人員，大學教授的基本工資很低。一個院士的工資，和一個在公司裏幹了五年的本科生差不多，其他科研人員的待遇可想而知，這實在太不合理了。但申報課題和項目的機會很多，大家都需靠項目提成來補充收入。一方面基本工資很低，另一方面撈錢的機會不少，不由得人心不浮躁。科研經費多了，國家自然擔心腐敗，監管得越來越嚴。於是，從申報課題到每花一筆錢都要填大量的表格，科研人員大量的時間都耗在上面，怨氣沖天。

院士制度也開始異化了。本來這是給傑出科學家的一個榮譽稱號。但現在，這個頭銜可以帶來大量的利益。前三十年培養起來的老一輩科學家，基本上還都能做到淡泊名利，無私奉獻，新的院士就不好説了。現在的兩院院士評選，常見大量的金錢運作和利益交換，連官員和資本家也來湊熱鬧選院士。

基本工資太低的問題，有的院校也試圖改變。比如有的學校把所有教師拿到的經費截留一部分，用來給高級教授們長工資。教授們的基本工資來自國家的財政撥款，多不了。但國家為什麼就不能認可高級科研人員的價值？要説以人為本，要説人才重要，都沒問題，但落實到政策上就是另外一個樣子。現在已經進步了，倒退幾年回去，國家科研資金根本就不能用來發工資和獎金，買設備，幾百萬幾千萬國家完全不心疼，全然不管沒有人才，這項設備就是廢鐵。

這些問題，決策層已經察覺到了。最近，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一個文件，標題叫《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學風和作風建設的意見》，指出了上面提到的以及很多其他的問題，要求整改。

但沒有跡象表明，我們的決策層對科學有了正確的認知。有正確的認知，才能有合理的政策。你不能一面用制度去促使我們民族最強的大腦，花大量的時間去搶權爭錢，一面又要求科學家們弘揚精神。要認識到過度的功利心不利於產生好的科學成果，搞科學要靠用閒錢養閒人。

用課題和經費調動積極性、引進競爭沒問題，但不能搞得太過分。應該削減這部分經費，這些錢換來的成果，有相當一部分是誇大其詞的、甚至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弄虛作假的。

把省下來的錢，用來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待遇，讓人家能夠沉下心來做研究工作。

對於特殊人才，不但要給足能體面生活的待遇，經費也應該一次給夠。不要規定人家做什麼，不要讓他們把時間浪費在填表寫PPT上。科學突破靠得是少數人的靈感，基本上是不能事先做規劃的。

重新考慮引進“外行”，或者專業管理人員來管理課題經費和基金。不要讓一流的科學家去做管理工作。讓科學家遠離權力，是對他們的保護。已經當官的人，當老闆的人，就不要再當院士了。

有了這樣的環境，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以今天世界發展的大勢，中國早晚會像日本那樣，產生一個又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技術創新是有巨大成本的

講完了科學，咱們談技術。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技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拉近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我們還不能像美國那樣，包攬全球大部分原始技術創新，讓整個世界都跟着走。要爬這樣一個台階，目前我們全國上下都沒有思想準備，我們對技術創新，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很多沒做過工程技術的人，認為創新只是想幾個好主意，這太幼稚了。

技術創新，需要變成產品，才能算完成，需要在市場上取得利潤，才算成功。一個好的想法，往往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後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時間，克服重重困難，才能變成產品，才能取得市場成功。

中國從來不缺人，也不缺聰明才智和好主意，你看中國現在的專利申報數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中國常常缺錢，有時候也缺耐心。

科學的突破，有可能靠少數幾個聰明人完成。現代技術的重大創新，基本不可能只靠幾個聰明人。人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資金的投入、組織管理、堅持的決心更重要。

創新的成本，不僅僅是錢，風險成本更大，因為任何創新都可能失敗，錢可能會白花了。現有產品的小改進，風險很低，這是中國最常見的創新。技術跨度越大，風險就越大，原始創新的風險最大。因為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會不斷低遇到新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可能成為一時無法逾越的障礙；就算千辛萬苦地把產品搞出來了，全新的東西在市場上能不能成功，事先也未必算得準。環顧那些跨國公司科技巨頭，為了搞些新東西，十億美金打水漂的案例多得是；致力於新技術的創業公司，倒下的太多了，成功登頂者，哪一個腳下不是屍骨累累。

所以，中國人基本上不做原始創新。你如果創業，説要做一個世界上還沒有過的東西，風險投資商不會給你錢的。他不確定你能不能做出來，他會質疑你的市場是不是存在。而別人已經成功銷售的東西，至少應該做得出來，市場也不用擔心。

就連技術最強悍的華為，不久前還聲稱不做原始創新（不知道現在或以後會不會改變想法）。

美國人膽子就大得多。90年代的銥星、全球星兩個全球衞星通信系統，都是10億美金以上級別的重大失敗。現在馬斯克的SpaceX公司，又開始發射，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星鏈計劃。

Space X的“星鏈計劃”

國家也不支持原始創新，但決策層未必知道他們的政策不支持原始創新。但凡國家科技項目的申請表，標準格式是先讓你論證先進性和可行性。這兩個東西當然是互相矛盾的，真正原創的東西，誰也不確定它是否可行。唯一能保證可行性的方法，就是等別人已經把路走通了，我們跟在後面走。

所以，別人還沒做出來的東西，國家科技基金的管理者，根本就不敢立項；如果做不出來，怎麼向上級交待？在現在的體制下，各級政府搞的科技項目，基本不允許失敗。項目監管越來越嚴，驗收的時候，一條一條地核對技術指標，有一條沒達到，打回去重寫報告。

不允許失敗，還搞個哪門子創新？如果所有的所謂技術創新項目都成功，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些項目根本就沒有什麼先進性，二是很多結果在造假。第一種情況，反正現在很多的項目都是自己出題自己做，把指標寫得低些，把要求寫得可以靈活解釋，到時候容易過關。第二種情況，中國芯片就出過被廣為報導的造假醜聞，但那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也常見拿一個已經取得的科研成果去申請項目騙一筆錢，再看看用這筆錢可以做些什麼。後一種現象國家也發現了，在之前提到的文件中被嚴令禁止，但這已經是良心造假了。

造假固然不對，但不允許失敗也不對。技術創新項目，大部分失敗，才是正常的。硅谷的風險投資，也是從少數的成功項目中得到回報的。

現在流行一個詞，你也許聽到過，叫做“彎道超車”，這是一個帶着欺騙性質的口號。它的意思是，當技術換代的時候，跟緊點兒，別吭哧吭哧地在老路上向前趕，一抬頭才發現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東西已經被新技術淘汰了。至於超車，哪兒那麼容易。別人披荊斬棘地開拓出了道路，身後的技術門檻也不是那麼容易過的，更何況人家還會建好專利壁壘。實際執行起來，難度也大。如果轉彎早了，最後發現人家那條路實際沒走通，跟着別人浪費錢；如果動晚了，那就更不可能超車了，但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會喊着彎道超車跟國家要錢，一窩蜂地上去。

中國彎道超車做得比較好的領域，就是人工智能了。2012年，Hinton等人用深度學習算法把圖像識別錯誤率降低到了18%，並發表了論文，這在科學上是重要的突破，但對於一般人來説，還不能確定這東西真的能有實際應用。谷歌公司敏鋭地看到了前景，很快地開始投入重金，用百萬美金的年薪請來了大批人工智能專家。2014年，谷歌收購了英國的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2016年，DeepMind的阿爾法狗機器人擊敗了人類的圍棋世界冠軍。

這時候，路算是被走通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前景，中國開始了大量的投入。一時間，無論是找投資還是申請國家基金，如果你的項目跟人工智能扯不上邊，都不好意思開口。中國搞人工智能有一些優勢，比如大數據的採集，中國人把成熟技術投入應用的能力恐怕還強於美國人。所以現在中國的人工智能開展得不錯，不敢説超車但也不落後很多。

總之，“彎道超車”的核心思想是不做開拓者，做一個眼光好的跟隨者。這基本就是中國科技的現狀吧。

不過在有些領域，中國人也能做到走自己的路。90年代的時候，軍隊對美國人沒有的東西還毫無興趣，到了新世紀，中國不僅跟着美國人造出了隱形戰鬥機(走了自己的技術路線)，還搞出了美國人沒有的彈道導彈打航母(他們不需要這種技術)；022導彈艇很有創意，雖然雙體穿浪設計不是中國原創，但我們是第一個把它用在軍艦上；美國人搞了又放棄了的電磁炮，咱們也弄成了。

只可惜，這樣的領域還太少。如果説是制約中國科學攀登高峯的，是浮躁；制約中國技術走向前列的，就是保守。

科技工作者都是喜歡挑戰的，只要給條件，他們肯定敢想敢幹。關鍵要看決策者是否有膽略。雖然在軍工領域，模仿別人更加困難，但還是要贊一下中國軍隊的創新精神。

錢從哪裏來？

講了這麼多，你會發現科學和創新的秘訣只有一個字：錢！只有能做到拿錢不當回事兒，才有資格談論科學和創新。

創新的錢從哪裏來？你看看當今世界上成功的高科技企業，都是用高額的利潤支持產品研發，在新一代產品中繼續保持領先，保持高額利潤。這是一個一步領先、步步領先的正循環。

反觀中國，幾十年來產品研發主要動力是進口替代，這當然是一個免不了的階段。無論是官方的媒體，還是網上的作者，都喜歡宣傳國產化把價格壓低了多少多少。

如果中國製造永遠只是比外國貨大幅度地便宜，那麼中國公司只能跟在別人屁股後面模仿。

現在，華為的高端手機已經可以和蘋果賣差不多的價錢，並且銷量還很好，這才是中國在這個領域取得技術領先的信號。這很不容易，從技術積累到品牌建設，華為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時間，華為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可惜，中國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差，進入利潤帶動研發正循環的企業太少了。很多盈利能力強的公司，又不是靠的技術，對投入技術創新也不會有感覺。在炒一套房子比搞一家公司更賺錢的時代，誰會有興趣搞科技創新？

這種現狀不是一兩年就可以改變的，怎樣改變它也遠遠超出了本文的範疇。但改變要從我們的認知開始：技術創新不是為了降價，而是為了我們的科技公司有更多的利潤，讓這些公司的員工可以得到更高的報酬，進而讓全體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

在股票市場開闢科創板，是中國政府最近的一個大舉動。

在中國，企業上市的門檻很高，比如需要連續若干年盈利。而風險投資者的錢，是從土豪們手中募集來的，人家不是為了搞慈善，五年、最多七年，要求帶着豐厚的利潤拿回來。高科技的開發週期長，這個時間，通常不夠一個創業公司達到中國苛刻的上市標準。為高科技公司的上市網開一面，讓沒有耐心的資本有一個提前退出的機會，可以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來支持中國的技術創新。

筆者雖然不相信市場萬能，但它畢竟是一個有用的工具。科創板應該是中國領導層的一步好棋。不過，資本逐利，上市公司估值高，它才敢冒險。而企業的估值，從根本上取決於未來的盈利能力，盈利還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

在美國，技術創新是由私人企業引領的。因此也有人鼓吹中國政府不要去管這些東西，要靠自由市場。這是意識形態優先的書生論調，全然不管實際國情。中國有幾家公司，幾億元打水漂後會不心疼？

科學突破無法計劃，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做規劃的。後發國家中，政府參與技術創新常見，台灣今天取得了半導體行業的國際領先地位，得益於當年的工研院。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同樣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可見的將來，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投入都會在技術創新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中國的科技創新的政策，還是需要做一些調整。

首先要允許失敗，否則沒人願意嘗試有難度的項目。納税人的錢怎麼可以打水漂？堅持政治正確就沒辦法做事了。私人風險投資的項目，一樣也可能失敗。這是技術創新必須付的代價。

對於失敗的項目，只要檢查項目單位花錢是否誠實就好了。企業拿國家項目的錢去填窟窿，這種事情發生過。當然，如果把它當做給科技企業的變相福利，另當別論。

雖然允許失敗，但一定要有成功的案例。對於技術創新，最終的商業成功才算真成功。如果所有國家項目的錢，最終都僅僅是變成一份份用來吹噓政績的報告，那才是對不起納税人呢。

國家一直很在意科研成果的市場轉化。發現研究所沒興趣做市場，就要求產學研結合，高校和研究所要帶一家公司一起搞，但有些企業還是會分到錢後去填窟窿，對是否搞出了成果根本沒興趣。國家又學聰明瞭，要求企業主導國家項目，你需要有自籌資金，國家配比，這下子我就能確定你是真心真意地搞技術創新了。但企業把一筆錢放在銀行裏説是自籌資金，它到底怎麼花掉的，也沒那麼容易監管。

聽着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實判斷一個項目是否有商業成功，是很簡單的事情。主要是咱們的政府傾向於形式主義的政績，不會像私人投資者那樣一筆筆的數錢。比如一個項目兩三年，這點兒時間你也不能要求人家賣多少產品，只能規定一個象徵性的銷量。項目驗收的時候，很容易糊弄。官員們也希望你過關，大家臉上都好看。其實找個獨立機構再跟蹤這個企業幾年，產品在市場上出現了多少，企業經營的情況，真金白銀的東西，沒辦法造假的。

十個項目中，有一個偉大的成功，就是很好的政績了，但要從長線看成果。

在國內的環境下，看長線並不容易。領導幹部隔幾年就換屆，好像並沒有長線的考核機制。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政績怎麼算啊？

不久前，遇到一個地方官，講起他當初投資數億元建了一條半導體生產線，接納了一批來自中科院的創業者，四年過後，剛剛看到一線成功的曙光。他説道：“總要有人做傻事啊”

很感動，不知這樣的官員現在有多少。

國家越來越認可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角，那麼由研究所和高校主導的技術開發項目，門檻應該更高，就算不是世界最先進，原則上也應該是國內的企業沒有能力研發的。

高校和研究所的項目，怎樣做市場轉化？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已經在一些地方實施，那就是科研人員帶着成果去創業。不是每一個搞技術的人都適合去當老闆，但當年從台灣的工研院，走出來了台積電、聯發科這些巨型的半導體企業。對高校，這種機制也有弊端，但總體是利大於弊。

國有資產流失了怎麼算？堅持政治正確就沒辦法做事了。各地對此似乎沒有統一的規定，但讓原來的事業單位佔一定的股份，應該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目前，這種機制已經有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比如和聯想一樣出身中科院計算所的人工智能芯片獨角獸寒武紀。

寒武紀人工智能芯片

總結

正在崛起的中國，從上到下，對科技的渴望是強烈的。這些年來，我們的進步是巨大的，政府也在不斷地吸取教訓調整政策。然而從上到下，我們對科技的認知還有偏差。沒有認識到科學的非功利性，導致政策把一些科學家變成商人。沒有認識到技術是用來實打實賺錢的，讓政府把常常把項目變成政績工程。沒有認識到創新需要付代價，才會有萬眾創新這樣的幼稚口號。

端正思想，腳踏實地，再經過一代人的奮鬥，中國的科技一定還可以再上一個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