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嵐山:科學與創新,我們的認知差在哪裏_風聞
永远跟党走-2019-07-02 16:53
正在崛起的中國,從上到下,對科技的渴望是強烈的。這些年來,我們的進步是巨大的,政府也在不斷地吸取教訓調整政策。然而從上到下,我們對科技的認知還有偏差。沒有認識到科學的非功利性,導致政策把一些科學家變成商人。沒有認識到技術是用來實打實賺錢的,讓政府把常常把項目變成政績工程。沒有認識到創新需要付代價,才會有萬眾創新這樣的幼稚口號。
端正思想,腳踏實地,再經過一代人的奮鬥,中國的科技一定還可以再上一個台階。
先聲明,本作者一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科技進步,是傾向於被媒體和大眾低估,而不是高估的。網上有很多文章,用事實和數據來評價今天中國的科技水平。在人均GDP和中國差不多的國家中,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是鶴立雞羣的。
但本文要討論的是我們的差距:頂尖的科研成果,與原創的核心技術。為什麼我們會有差距?需要解決什麼問題?怎樣縮小這個差距?
首先,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
科技在今天被連成了一個詞,以至於大部分人不明白,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必須分開談。它們最大的差別在於目的性,科學是為了認識世界,技術是為了改造世界服務人類。驅動技術發展的,是市場的需求驅動和資本的貪婪:驅動科學發展的,是科學家的興趣和人類的好奇心。説實在的,科學雖然可以很有用,但科學家們搞科學,從來不是為了有用。技術開發者,可以獲得利潤作為回報;科學研究者呢?最多就是一個名兒。科學成果,很大程度是被全人類共享的。
比如,我們現代人的生活,離不開半導體技術;半導體技術,離不開量子力學。但從沒有人向量子力學的創建者們(波爾、薛定諤等等)支付過知識產權費。量子力學給出了半導體器件的工作原理,是不要錢的;怎樣生產半導體器件組成的大規模集成電路,怎樣用半導體器件設計芯片,這些都是技術,都需要用錢來交換。
講這些,是為了説:過多的功利心,對科學有害無益。
這裏講的是純科學。至於接近技術的應用科學,留到後面討論。
可見,一個國家如果不做純科學研究,人民的生活也不一定太差。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只出了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但這並不妨礙中國人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蹟。外國的科學成果,不花錢拿來直接用,多好啊。反觀中國唯一的諾貝爾獎項目:屠呦呦的青蒿素,在全世界挽救了無數的生命,但中國還真沒有賺到多少錢。

青蒿素
當然,大批掌握現代科學的人才,和優秀的數學物理等基礎科學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不懂科學,就無法掌握現代技術。這方面,中國一直做得不錯,但近些年有退步的徵兆,高考開始輕視理科了,需要警惕。
但是,現在很多人質疑為什麼我們的諾貝爾獎那麼少。這就帶出一個問題,我該不該搞純科學研究?
筆者搞過科學,也搞過技術,支持中國開展純科學研究。因為首先,中國人已經對國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為全世界做貢獻;其次,如果科學研究產生有應用價值的成果,我們可以在利用成果時佔得先機;第三,研究科學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出很多優秀的技術人才。
那麼中國人能不能搞好科學呢?
科學的體系和方法論,是在西方產生的。有一個李約瑟問題:中國這樣一個歷史上長期經濟比較發達,技術成就也很高的國家,為什麼沒有產生科學?這個問題當然可以探討,但有人把問題的探討引申到説中國人不能搞科學,説什麼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壓制創造力,這就是胡扯了。還有一些自由派人士,鼓吹因為中國沒有自由所以沒有科學,這也是文科生似是而非的瞎掰,他們都不知道前蘇聯的科學有多好。在懂科學的人的眼裏,這些謬論都不值一駁。
發展科學研究的前提是:國家和社會要有閒錢養閒人。科學家需要自由,最需要的是財務自由,不需要為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小孩上不起學操心,能夠專心地做學問。
中國自古只重視技術,不要科學。近代面對西方侵略者,發現我們的技術被人家基於科學發展起來的技術秒殺,才開始學習科學。因此,國人傾向於把科學看成一個強大的工具,而忽略它的非功利性。
科學,是在畢達哥拉斯和歐幾里得對數字和線段的內在邏輯的較真,在伽利略對重球還是輕球下落更快的求索中,產生出來的。這些都是我們當年覺得沒什麼用的東西。
以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中國是可以開展一些基礎科學的研究的,不過也不能寄予過高的期望。
中國經濟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大致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當時的美國,製造業已經超過了英國,但綜合國力尚有差距。中國製造業和按購買力計算的GDP現在也已經超過了美國。但1900年的美國,早已建立了優秀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已經把留聲機、電影、電燈推向了市場;特斯拉發明了交流電;福特正在玩賽車,即將成立自己的汽車公司。美國已經開始在技術創新方面引領世界。
即使這樣,當時美國的科學還是很落後。之後,二十世紀的前半葉,相對論量子論的物理學革命,也沒有美國人什麼事兒。美國要等到兩次世界大戰把英國和整個歐洲打殘,終於熬成了世界霸主;同時納粹德國把大批的猶太科學家驅逐過來,才成為了世界科學的中心。
今天的中國,還不能在技術創新上引領世界。相對科技水平比1900年的美國,恐怕還有20年的差距。決策層最操心的,仍然是核心技術的掌控,以及應用科學研究成果的轉化。
檢討中國的科學政策
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時,人們驚訝地發現她的工作竟然是在文革中完成的。然後大家歷數共和國比較接近諾貝爾獎的科學成果(比如合成胰島素、層子模型等等),發現竟然都是前三十年的。當時在社會上引起過很大的爭論。
認識到科學的非功利性,這個現象就容易理解。那個時代不講經濟效益,人們也不像現在那麼浮躁,這不利於技術進步,但對科學是有好處的。所以,儘管那時候窮,並且封閉,缺乏與外界的交流不利於科學發展,但仍然產生了一些好的科學成果。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開開始不久,當時的趙總理到中國科學院説,國家沒錢養你們了,你們需要自己去賺錢,於是科研人員紛紛下海經商。這一舉動,讓中國基礎科學的發展停滯了差不多二十年。
當然不能説這個決策是錯的。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解決讓人民填飽肚子富起來的問題。中國的科研人員其實不少,需要讓他們從事能直接推動經濟發展的工作。下海的科研人員中有一些做成大事的,比如從中科院計算所出來的一批人,先是進口計算機倒賣,然後開始組裝生產,最終做成了一家世界500強企業,也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高科技公司——聯想。
八十年代的年輕人,面對着中國和發達國家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但凡聰明一點兒的,大學畢業了肯定想辦法出國,出國以後走上唸書、找工作、拿綠卡混中產的路。到了新世紀,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對年輕人的行為產生了微妙的影響,不是所有的人都急於追逐財富了。同時國家投入到科研中的經費也漸漸多了起來,讓一部分人能夠沉下心做科學,新一代的科學家成長了起來。也許,未來他們中間,可以產生諾貝獎獲得者。
總有例外的人,比如張益唐在美國找不到數學相關的工作,不得不到餐館裏刷盤子的時候,還在研究素數,後來取得了孿生素數猜想的突破。但宏觀層面上,大部分人需要一個相對舒適的生活條件,才能夠從事科學研究。

張益唐
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太好,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在消減科研經費,已經有些外國的科學家來華從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以來的出國潮,讓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遍佈於美國和世界的各個科研機構、各個高科技公司,如果發生排華浪潮,中國科學的春天未必不能提前來臨。
雖然條件好多了,但我們這個浮躁的社會,我們對於科學的認知,不利於取得一流的科研成果。
首先,沒有充分認識到科學和技術的不同,應用科學領域非常混亂。
應用科學和純科學的差別在於由應用驅動,青蒿素可以算是一個應用科學的例子,當時的中國為了治療瘧疾組織了科研攻關。科研需要錢,科學家們為了拿錢也樂意把自己的工作和應用扯上關係。但應用科學仍然屬於科學,它的成果也不一定都有用,但每一個成果都需要用科學的價值觀去評判。科學的成果通過發表論文展示,原則上別人要能夠複製才會被接受。即便是應用科學,其成果仍然很大程度是全人類共享的。
有的研究所,做了一個國外早就做出來的芯片,或者用比世界先進水平落後幾代的半導體工藝搞出了幾個樣片,就興高采烈地宣佈取得重要成果。
用科學的標準去評判,一個成果必須要有一些新的東西才有價值,比如發現了自然界的新現象新規律,或者解決了一個世界上還沒有人解決過的問題。很顯然,這樣的成果沒有任何科學價值。如果把這些成果當成技術,那麼只要能賣出去,即使是模仿別人,也有價值。但技術的開發應該交給有經濟利益的實體。很多科研院所,他們的興趣在於拿着這個成果吹吹牛通過了驗收,再跟國家要一筆錢,做下一個項目。並且,不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開發,其成果通常離產品化相距甚遠,沒有企業會有興趣。當然,國家項目有一定的輻射作用,比如培養出的人才可能會去企業,也不至於全部打水漂。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中國的科學和技術都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發。經過了上世紀末的幾次下海潮,很多研究所已經轉變為經營實體,或者開設了下屬公司,可以直接開發產品。這當然是好事。但每年仍有海量的科研經費,花在了一些既沒有科學價值也沒有實現技術價值的所謂成果上。對咱們這個還不算最富裕的國家,非常可惜。
科學技術不分,還鬧出了透明計算那樣的醜聞。這個東西,壓根兒就不能算科學成果,只是一項不很先進不很有用的技術,竟然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大獎,被國內的軟件行業笑掉大牙。你讓真正的科學家怎麼想?
如果沒有經濟利益,科研院所就應該專注搞科學。不要把用於科學的經費和獎金,浪費在不能實現價值的技術開發上。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對於科研人員的評價體系,過分地依賴於論文的數量,對科研人員的激勵,過分地依賴於項目申報。這樣的制度設計,當然有利於生產出大量的論文,中國的自然指數這些年進步很大。但這樣的制度設計,卻不利於產生頂尖的科研成果。
從大學畢業,到突破孿生素數猜想,張益唐30年間才發表了第二篇論文。90年代初,神經網絡計算是熱門,但沒能取得突破後很快冷了下來。Hinton等人最後在美國都拿不到經費,只能到加拿大繼續從事研究。一直堅持了20多年,終於搞成了深度學習算法。這些算法現在成為了全人類的財富。今天,人類進入了人工智能的新時代,但你可能不知道,科學家們為此熬過了長達20年的寒冬!

“深度學習教父” Geoffrey Hinton
頂尖的科學成果,大多來自十年寒窗後的靈光一閃,還真不是政府可以做計劃,立個課題招標就能得到的。國家能做的事情,就是用閒錢來養閒人。試想,作為一個年輕的科學家,想做開拓性的工作,可能幾年都沒成果,不但不能晉升不能改善生活,連生存都成問題;跟着別人做熱門領域,好歹能出論文,你會怎麼選擇?
閒錢養閒人的原則,可能對很多其他的學問行業也適用,甚至有時候對技術創新也有幫助。當年,為了尋找希格斯粒子,歐洲核子中心聚集了大批物理學家。為了讓全世界的同行更方便地共享數據和論文,有幾個人發明了HTML語言,寫了一個叫Mosaic的瀏覽器。剛開始的用户體驗很差,同事們都笑這幾個傢伙不做物理閒着沒事幹,但萬維網就就這樣被髮明出來了。後來歐洲核子中心宣佈放棄相關專利,和全人類共享這項技術創新,隨後,互聯網改變了整個世界。此外,物理學家發現加速器產生的海量數據,核子中心的計算機根本無法存儲更無法處理;於是他們寫了程序,自動調動全世界同行們的計算機,發明了雲計算。
所以,高科技公司裏,也不能所有人永遠996。筆者帶工程師的時候,喜歡在項目的間隙給他們一些空閒時間,有時候他們自己會搞出一些讓人驚喜的東西。
但説到用閒錢養閒人,到底把誰養起來?總要有選拔和競爭的機制吧?怎樣平衡這個矛盾,美國大學的制度可供參考。在美國,大學教授分成兩類:臨時的(助理教授以下)和永久的(副教授以上)。臨時職位上的科學家,和中國的科學家一樣,壓力巨大,沒成果拿不到基金就不續約。一旦掙到了地位,獲得了永久職位,想做什麼工作,甚至想什麼都不做,沒人管得了。引領科學的發展,還是要指望這批人。
這批人不需要太多,但國家要有機制把這些人培養和選拔出來,有環境把這些人吸引和留下來。
中國科學的第三個問題,也跟錢有關,但屬於錢多帶來的問題:沒有錢當然無法搞科研,但科學家們還是需要遠離金錢的誘惑,專心做學問。
在咱們這個諾貝爾獎都不夠買一套五環以內房子的國度,想遠離金錢誘惑並不容易。一位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物理學家,被人吸引回國來搞基金,不久前栽在了失敗的投資上,非常可惜。
上世紀80年代搞的諸多改革中,其中一項就是不再讓外行領導內行,科學家們不喜歡被一個大老粗黨委書記管着。但幾十年下來,內行管理內行的惡果開始顯現。
現在國家各個領域的科技基金,都由專家把持。在巨大的經濟利益下,內行管理就很不合適了。專家也是人,都有朋友、弟子和門生。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的課題,出題的、評審的、競爭項目的,最後驗收的,都是一夥人。不少領域形成了門閥,不是圈子裏的,機會太少。這種情況當然不利於科學的發展。各種獎項的評選同樣有問題,透明計算能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大獎,説明我們的評價系統的問題非常嚴重。
在目前國內的薪酬體系中,研究人員,大學教授的基本工資很低。一個院士的工資,和一個在公司裏幹了五年的本科生差不多,其他科研人員的待遇可想而知,這實在太不合理了。但申報課題和項目的機會很多,大家都需靠項目提成來補充收入。一方面基本工資很低,另一方面撈錢的機會不少,不由得人心不浮躁。科研經費多了,國家自然擔心腐敗,監管得越來越嚴。於是,從申報課題到每花一筆錢都要填大量的表格,科研人員大量的時間都耗在上面,怨氣沖天。
院士制度也開始異化了。本來這是給傑出科學家的一個榮譽稱號。但現在,這個頭銜可以帶來大量的利益。前三十年培養起來的老一輩科學家,基本上還都能做到淡泊名利,無私奉獻,新的院士就不好説了。現在的兩院院士評選,常見大量的金錢運作和利益交換,連官員和資本家也來湊熱鬧選院士。
基本工資太低的問題,有的院校也試圖改變。比如有的學校把所有教師拿到的經費截留一部分,用來給高級教授們長工資。教授們的基本工資來自國家的財政撥款,多不了。但國家為什麼就不能認可高級科研人員的價值?要説以人為本,要説人才重要,都沒問題,但落實到政策上就是另外一個樣子。現在已經進步了,倒退幾年回去,國家科研資金根本就不能用來發工資和獎金,買設備,幾百萬幾千萬國家完全不心疼,全然不管沒有人才,這項設備就是廢鐵。
這些問題,決策層已經察覺到了。最近,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一個文件,標題叫《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學風和作風建設的意見》,指出了上面提到的以及很多其他的問題,要求整改。
但沒有跡象表明,我們的決策層對科學有了正確的認知。有正確的認知,才能有合理的政策。你不能一面用制度去促使我們民族最強的大腦,花大量的時間去搶權爭錢,一面又要求科學家們弘揚精神。要認識到過度的功利心不利於產生好的科學成果,搞科學要靠用閒錢養閒人。
用課題和經費調動積極性、引進競爭沒問題,但不能搞得太過分。應該削減這部分經費,這些錢換來的成果,有相當一部分是誇大其詞的、甚至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弄虛作假的。
把省下來的錢,用來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待遇,讓人家能夠沉下心來做研究工作。
對於特殊人才,不但要給足能體面生活的待遇,經費也應該一次給夠。不要規定人家做什麼,不要讓他們把時間浪費在填表寫PPT上。科學突破靠得是少數人的靈感,基本上是不能事先做規劃的。
重新考慮引進“外行”,或者專業管理人員來管理課題經費和基金。不要讓一流的科學家去做管理工作。讓科學家遠離權力,是對他們的保護。已經當官的人,當老闆的人,就不要再當院士了。
有了這樣的環境,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以今天世界發展的大勢,中國早晚會像日本那樣,產生一個又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技術創新是有巨大成本的
講完了科學,咱們談技術。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技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拉近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我們還不能像美國那樣,包攬全球大部分原始技術創新,讓整個世界都跟着走。要爬這樣一個台階,目前我們全國上下都沒有思想準備,我們對技術創新,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很多沒做過工程技術的人,認為創新只是想幾個好主意,這太幼稚了。
技術創新,需要變成產品,才能算完成,需要在市場上取得利潤,才算成功。一個好的想法,往往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後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時間,克服重重困難,才能變成產品,才能取得市場成功。
中國從來不缺人,也不缺聰明才智和好主意,你看中國現在的專利申報數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中國常常缺錢,有時候也缺耐心。
科學的突破,有可能靠少數幾個聰明人完成。現代技術的重大創新,基本不可能只靠幾個聰明人。人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資金的投入、組織管理、堅持的決心更重要。
創新的成本,不僅僅是錢,風險成本更大,因為任何創新都可能失敗,錢可能會白花了。現有產品的小改進,風險很低,這是中國最常見的創新。技術跨度越大,風險就越大,原始創新的風險最大。因為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會不斷低遇到新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可能成為一時無法逾越的障礙;就算千辛萬苦地把產品搞出來了,全新的東西在市場上能不能成功,事先也未必算得準。環顧那些跨國公司科技巨頭,為了搞些新東西,十億美金打水漂的案例多得是;致力於新技術的創業公司,倒下的太多了,成功登頂者,哪一個腳下不是屍骨累累。
所以,中國人基本上不做原始創新。你如果創業,説要做一個世界上還沒有過的東西,風險投資商不會給你錢的。他不確定你能不能做出來,他會質疑你的市場是不是存在。而別人已經成功銷售的東西,至少應該做得出來,市場也不用擔心。
就連技術最強悍的華為,不久前還聲稱不做原始創新(不知道現在或以後會不會改變想法)。
美國人膽子就大得多。90年代的銥星、全球星兩個全球衞星通信系統,都是10億美金以上級別的重大失敗。現在馬斯克的SpaceX公司,又開始發射,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星鏈計劃。

Space X的“星鏈計劃”
國家也不支持原始創新,但決策層未必知道他們的政策不支持原始創新。但凡國家科技項目的申請表,標準格式是先讓你論證先進性和可行性。這兩個東西當然是互相矛盾的,真正原創的東西,誰也不確定它是否可行。唯一能保證可行性的方法,就是等別人已經把路走通了,我們跟在後面走。
所以,別人還沒做出來的東西,國家科技基金的管理者,根本就不敢立項;如果做不出來,怎麼向上級交待?在現在的體制下,各級政府搞的科技項目,基本不允許失敗。項目監管越來越嚴,驗收的時候,一條一條地核對技術指標,有一條沒達到,打回去重寫報告。
不允許失敗,還搞個哪門子創新?如果所有的所謂技術創新項目都成功,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些項目根本就沒有什麼先進性,二是很多結果在造假。第一種情況,反正現在很多的項目都是自己出題自己做,把指標寫得低些,把要求寫得可以靈活解釋,到時候容易過關。第二種情況,中國芯片就出過被廣為報導的造假醜聞,但那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也常見拿一個已經取得的科研成果去申請項目騙一筆錢,再看看用這筆錢可以做些什麼。後一種現象國家也發現了,在之前提到的文件中被嚴令禁止,但這已經是良心造假了。
造假固然不對,但不允許失敗也不對。技術創新項目,大部分失敗,才是正常的。硅谷的風險投資,也是從少數的成功項目中得到回報的。
現在流行一個詞,你也許聽到過,叫做“彎道超車”,這是一個帶着欺騙性質的口號。它的意思是,當技術換代的時候,跟緊點兒,別吭哧吭哧地在老路上向前趕,一抬頭才發現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東西已經被新技術淘汰了。至於超車,哪兒那麼容易。別人披荊斬棘地開拓出了道路,身後的技術門檻也不是那麼容易過的,更何況人家還會建好專利壁壘。實際執行起來,難度也大。如果轉彎早了,最後發現人家那條路實際沒走通,跟着別人浪費錢;如果動晚了,那就更不可能超車了,但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會喊着彎道超車跟國家要錢,一窩蜂地上去。
中國彎道超車做得比較好的領域,就是人工智能了。2012年,Hinton等人用深度學習算法把圖像識別錯誤率降低到了18%,並發表了論文,這在科學上是重要的突破,但對於一般人來説,還不能確定這東西真的能有實際應用。谷歌公司敏鋭地看到了前景,很快地開始投入重金,用百萬美金的年薪請來了大批人工智能專家。2014年,谷歌收購了英國的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2016年,DeepMind的阿爾法狗機器人擊敗了人類的圍棋世界冠軍。
這時候,路算是被走通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前景,中國開始了大量的投入。一時間,無論是找投資還是申請國家基金,如果你的項目跟人工智能扯不上邊,都不好意思開口。中國搞人工智能有一些優勢,比如大數據的採集,中國人把成熟技術投入應用的能力恐怕還強於美國人。所以現在中國的人工智能開展得不錯,不敢説超車但也不落後很多。
總之,“彎道超車”的核心思想是不做開拓者,做一個眼光好的跟隨者。這基本就是中國科技的現狀吧。
不過在有些領域,中國人也能做到走自己的路。90年代的時候,軍隊對美國人沒有的東西還毫無興趣,到了新世紀,中國不僅跟着美國人造出了隱形戰鬥機(走了自己的技術路線),還搞出了美國人沒有的彈道導彈打航母(他們不需要這種技術);022導彈艇很有創意,雖然雙體穿浪設計不是中國原創,但我們是第一個把它用在軍艦上;美國人搞了又放棄了的電磁炮,咱們也弄成了。
只可惜,這樣的領域還太少。如果説是制約中國科學攀登高峯的,是浮躁;制約中國技術走向前列的,就是保守。
科技工作者都是喜歡挑戰的,只要給條件,他們肯定敢想敢幹。關鍵要看決策者是否有膽略。雖然在軍工領域,模仿別人更加困難,但還是要贊一下中國軍隊的創新精神。
錢從哪裏來?
講了這麼多,你會發現科學和創新的秘訣只有一個字:錢!只有能做到拿錢不當回事兒,才有資格談論科學和創新。
創新的錢從哪裏來?你看看當今世界上成功的高科技企業,都是用高額的利潤支持產品研發,在新一代產品中繼續保持領先,保持高額利潤。這是一個一步領先、步步領先的正循環。
反觀中國,幾十年來產品研發主要動力是進口替代,這當然是一個免不了的階段。無論是官方的媒體,還是網上的作者,都喜歡宣傳國產化把價格壓低了多少多少。
如果中國製造永遠只是比外國貨大幅度地便宜,那麼中國公司只能跟在別人屁股後面模仿。
現在,華為的高端手機已經可以和蘋果賣差不多的價錢,並且銷量還很好,這才是中國在這個領域取得技術領先的信號。這很不容易,從技術積累到品牌建設,華為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時間,華為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可惜,中國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差,進入利潤帶動研發正循環的企業太少了。很多盈利能力強的公司,又不是靠的技術,對投入技術創新也不會有感覺。在炒一套房子比搞一家公司更賺錢的時代,誰會有興趣搞科技創新?
這種現狀不是一兩年就可以改變的,怎樣改變它也遠遠超出了本文的範疇。但改變要從我們的認知開始:技術創新不是為了降價,而是為了我們的科技公司有更多的利潤,讓這些公司的員工可以得到更高的報酬,進而讓全體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
在股票市場開闢科創板,是中國政府最近的一個大舉動。
在中國,企業上市的門檻很高,比如需要連續若干年盈利。而風險投資者的錢,是從土豪們手中募集來的,人家不是為了搞慈善,五年、最多七年,要求帶着豐厚的利潤拿回來。高科技的開發週期長,這個時間,通常不夠一個創業公司達到中國苛刻的上市標準。為高科技公司的上市網開一面,讓沒有耐心的資本有一個提前退出的機會,可以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來支持中國的技術創新。
筆者雖然不相信市場萬能,但它畢竟是一個有用的工具。科創板應該是中國領導層的一步好棋。不過,資本逐利,上市公司估值高,它才敢冒險。而企業的估值,從根本上取決於未來的盈利能力,盈利還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
在美國,技術創新是由私人企業引領的。因此也有人鼓吹中國政府不要去管這些東西,要靠自由市場。這是意識形態優先的書生論調,全然不管實際國情。中國有幾家公司,幾億元打水漂後會不心疼?
科學突破無法計劃,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做規劃的。後發國家中,政府參與技術創新常見,台灣今天取得了半導體行業的國際領先地位,得益於當年的工研院。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同樣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可見的將來,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投入都會在技術創新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中國的科技創新的政策,還是需要做一些調整。
首先要允許失敗,否則沒人願意嘗試有難度的項目。納税人的錢怎麼可以打水漂?堅持政治正確就沒辦法做事了。私人風險投資的項目,一樣也可能失敗。這是技術創新必須付的代價。
對於失敗的項目,只要檢查項目單位花錢是否誠實就好了。企業拿國家項目的錢去填窟窿,這種事情發生過。當然,如果把它當做給科技企業的變相福利,另當別論。
雖然允許失敗,但一定要有成功的案例。對於技術創新,最終的商業成功才算真成功。如果所有國家項目的錢,最終都僅僅是變成一份份用來吹噓政績的報告,那才是對不起納税人呢。
國家一直很在意科研成果的市場轉化。發現研究所沒興趣做市場,就要求產學研結合,高校和研究所要帶一家公司一起搞,但有些企業還是會分到錢後去填窟窿,對是否搞出了成果根本沒興趣。國家又學聰明瞭,要求企業主導國家項目,你需要有自籌資金,國家配比,這下子我就能確定你是真心真意地搞技術創新了。但企業把一筆錢放在銀行裏説是自籌資金,它到底怎麼花掉的,也沒那麼容易監管。
聽着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實判斷一個項目是否有商業成功,是很簡單的事情。主要是咱們的政府傾向於形式主義的政績,不會像私人投資者那樣一筆筆的數錢。比如一個項目兩三年,這點兒時間你也不能要求人家賣多少產品,只能規定一個象徵性的銷量。項目驗收的時候,很容易糊弄。官員們也希望你過關,大家臉上都好看。其實找個獨立機構再跟蹤這個企業幾年,產品在市場上出現了多少,企業經營的情況,真金白銀的東西,沒辦法造假的。
十個項目中,有一個偉大的成功,就是很好的政績了,但要從長線看成果。
在國內的環境下,看長線並不容易。領導幹部隔幾年就換屆,好像並沒有長線的考核機制。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政績怎麼算啊?
不久前,遇到一個地方官,講起他當初投資數億元建了一條半導體生產線,接納了一批來自中科院的創業者,四年過後,剛剛看到一線成功的曙光。他説道:“總要有人做傻事啊”
很感動,不知這樣的官員現在有多少。
國家越來越認可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角,那麼由研究所和高校主導的技術開發項目,門檻應該更高,就算不是世界最先進,原則上也應該是國內的企業沒有能力研發的。
高校和研究所的項目,怎樣做市場轉化?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已經在一些地方實施,那就是科研人員帶着成果去創業。不是每一個搞技術的人都適合去當老闆,但當年從台灣的工研院,走出來了台積電、聯發科這些巨型的半導體企業。對高校,這種機制也有弊端,但總體是利大於弊。
國有資產流失了怎麼算?堅持政治正確就沒辦法做事了。各地對此似乎沒有統一的規定,但讓原來的事業單位佔一定的股份,應該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目前,這種機制已經有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比如和聯想一樣出身中科院計算所的人工智能芯片獨角獸寒武紀。

寒武紀人工智能芯片
總結
正在崛起的中國,從上到下,對科技的渴望是強烈的。這些年來,我們的進步是巨大的,政府也在不斷地吸取教訓調整政策。然而從上到下,我們對科技的認知還有偏差。沒有認識到科學的非功利性,導致政策把一些科學家變成商人。沒有認識到技術是用來實打實賺錢的,讓政府把常常把項目變成政績工程。沒有認識到創新需要付代價,才會有萬眾創新這樣的幼稚口號。
端正思想,腳踏實地,再經過一代人的奮鬥,中國的科技一定還可以再上一個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