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新中國初期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回顧（1952-70）_風聞

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鞏固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成為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堅定成員，也使得中國在此後20年中，處於高度戰備狀態。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業作為國防的基礎，是新中國初期頭等重要的國家戰略。到1978年，中國的工業和科技體系已成完整的、自主的體系。

新中國初期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回顧（1952-70）

高梁　　

　　説明：本文為作者在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二十世紀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理念與實踐 ”國際研討會(2015年9月)上的發言

　　前言

　　一、建國初的三年恢復時期

　　(一)新中國初期穩定和恢復經濟的鬥爭

　　(二)土地改革

　　(三)“三反”、“五反”運動

　　(四)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

　　二、“一五計劃”時期(1953-57)

　　(一)以重工業/國防工業基本建設為核心的“一五”計劃

　　(二)蘇聯對華經濟技術援助概況

　　(三)統購統銷和“一化三改”

　　(四)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1956)

　　(五)“一五”計劃的實施和成就

　　(六)“緊張平衡”的計劃管理

　　三、“二五”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58-65)

　　(一)“大躍進”時期(1958-60)

　　(二)國民經濟初步調整(1961-1962)

　　(三)國民經濟走出低谷(1963-1965)

　　(四)1958-65年工業建設的成就

　　四、“三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概況

　　(一)“三五”計劃：從“吃穿用”到“備戰備荒為人民”

　　(二)三線建設(1964-75)

　　(三)恢復生產秩序，如期完成“三五”計劃

　　(四)經濟體制再度放權

　　(五)地方“五小”工業的興起

　　五、結語：中國工業化的奠基

　　參考文獻

前言

　　本文的任務，是簡略展示1950-70年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脈絡：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國家建設方針的考慮，經濟計劃實施的特點，建設的實績，以及在這一時期最突出的工農城鄉關係問題。

　　新中國的前30年，是艱苦創業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歷經28年，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共經過長期艱苦鬥爭的錘鍊，形成了高度自覺的馬列主義修養和善於向實踐學習、向社會學習的品格。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掙脱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和統一，為中國人民贏得了大規模開展現代化建設、擺脱“一窮二白”狀態的歷史機會。

　　國家建設的綱領，是共產黨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全國各階級階層，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實現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

　　革命的中國，必然引起資本主義陣營的敵視。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鞏固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成為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堅定成員，也使得中國在此後20年中，處於高度戰備狀態。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業作為國防的基礎，是新中國初期頭等重要的國家戰略。

　　這樣，新中國初期的工業建設方針，有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儘快建立自己的國防工業基礎，這是在當時嚴峻的國際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 第二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積累搞建設、掌握工業主權。這是從百年來的痛苦經驗中得到的基本結論。一個窮國如果把自己的工業化建設，寄託在依賴外國資金援助(借款或外資)上，或無條件開放市場、放任外國資本打擊本國幼稚工業，則經濟和政治的獨立就無從談起。

　　中國最初兩個五年計劃的工業建設，得到了蘇聯全方位的慷慨的技術支援，並培養了一大批技術管理隊伍。這是中國應該永遠銘記在心的。

　　落後的農業國搞工業化建設，面臨的困難主要在三個方面：技術(知識積累和人才隊伍)、資金、以及工業組織能力和企業管理能力。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工業基礎極為薄弱。“一五”開始時人均收入僅50美元，鋼產量僅50萬噸。走重工業優先的道路，所需鉅額資金只能主要取自本國的農業。這在收入和財產分配極其不平等的舊社會是無法想象的。民國時中國的積累率從未超過6%，而新中國從1950年代起始，積累率就達到了20-30%。其基本原因，就是在農村和城市革除了社會分配不平等的基礎，建立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制度，從而得以消除“富人”階層造成的多層次分配因素，將全社會剩餘直接集中用於經濟積累和建設。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儘管“窮”，但只要實現分配的大體平均(“均貧”)，充分動員經濟剩餘，照樣能辦大事。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解放生產力。

　　這一動員體制是通過國家力量實現的。新中國最初的30年，政府人員基本保持了高效廉潔，艱苦奮鬥和聯繫羣眾的革命作風;社會改革盪滌了舊時代的污濁，廣大工農羣眾對共產黨高度認同。新中國的國家能力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高度。這是其他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學不到的。

　　當然，集中動員式的體制搞工業建設，更需要具備經濟和工業管理的專業知識，需要好的戰略方針和駕馭日常經濟運行的能力。集中動員經濟剩餘用於積累，必然要以犧牲人民消費為代價。1952-78年，工業產值增長了16倍，人民消費水平只增長了3倍。高度緊張的積累-消費間隔的平衡，藴藏着風險。由於知識欠缺，急於求成，導致一些關鍵的決策錯誤，導致1950-60年代建設事業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70年之後，儘管政治上有種種不穩定，但在國家經濟管理和工業組織方面已自成體系。儘管此時工業管理水平還不高，但已大體平穩運行。到1978年，中國的工業和科技體系已成完整的、自主的體系。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集體奮鬥形成的主人翁意識、官民平等的作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儘管改革開放後有很大變化，但這些遺產，至今仍在中國的經濟基礎中發揮作用。

一、建國初的三年恢復時期

　　（一）新中國初期穩定和恢復經濟的鬥爭

　　1949年前的舊中國，經濟發展極其落後，廣大人民困苦不堪。八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國內解放戰爭，使中國經濟倒退了十多年。1949年同中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其中重工業產值減少70%，輕工業減少30%。1949年，鋼產量僅15.8萬噸，煤3243萬噸，糧食11318萬噸，棉花為44.4萬噸，分別比1936年減少80%、48%、25%、48%。工農業總產值中，現代工業產值只佔17%。

　　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委員會”統計，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僅27美元，不足整個亞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建國初國內經濟形勢險惡：通貨膨脹嚴重，基本生活物資短缺，城市失業率高居不下。因解放戰爭尚未結束，財政嚴重入不敷出。

　　新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站住腳跟，鞏固政權基礎，其中經濟建設是一個關鍵。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任務，短短三年內，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社會迅速得到安定，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廣大羣眾對人民政府高度信賴。這就為日後實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有經濟的基礎

　　全國解放前夕，原國家資本佔社會總資本的59%(佔鐵路、公路、航運、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鋼鐵和糖業的90%，電力的2/3，紡織的近50%，水泥的45%，煤炭的1/3)。新生人民政權接管城市後，迅速而平穩地接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使得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業產值中的比重佔到41.3%。國家掌握了電力、鋼鐵、水泥等重工業部門，以及全國的鐵路、郵電、電信和大部分的現代交通運輸事業。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優勢地位就此形成。

　　驅逐外國資本在華勢力

　　這是《共同綱領》規定的重要任務。新中國政府對外國在華企業，採取加強監管、依律徵税，促其自行清理結束。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因美國製裁中國，故對美在華財產採取徵用或代管方式。西方資本從此逐漸淡出中國經濟。

　　統一財政金融，穩定市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即設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很快實現了財政、金融、物資管理的全國統一。1950年，中財委有效地組織了若干次經濟戰役，沉重地打擊了投機資本，迅速穩定了物價，制止了舊中國連續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充分顯示了共產黨在財政經濟管理方面的能力。

　　抗美援朝運動

　　1950年10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規模干預朝鮮內戰，戰火燃燒到鴨綠江邊。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要求，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不僅有效抵禦了帝國主義威脅、鞏固了我國的國際地位，也使得全社會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國家從此贏得了一個時代的和平環境。

　　近3年的對外戰爭，使得經濟工作一度轉向為戰爭服務(軍費開支曾佔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但這並沒有阻擋中國經濟恢復的步伐。而且由於蘇聯的支援，最初的重工業建設開始起步。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在全國鋪開，到1953年即告完成(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無償獲得7億畝土地，免除了700億斤糧食的地租負擔，獲益農民約佔農業人口的60-70%。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產量以每年15%的速度遞增。土地改革也是一場廣泛的社會改造運動，新生的人民政權從此在廣大鄉村獲得了穩固社會基礎。

　　（三）“三反”、“五反”運動

　　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進城後要抵禦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事實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通過不同的動員方式，發動羣眾廣泛地監督黨政幹部，阻止掌權後的中共官僚化和腐化蜕變，始終是毛主席關心的主題。

　　新中國建政的最初兩年，廣大幹部從生活多年的農村進城成為執政者，貪圖享樂、濫用職權等行為難免滋長。1952年中央發起“三反”運動，動員廣大羣眾揭露批評部分領導幹部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問題。開國“第一個樁子”打得好，使得在整個計劃經濟時期，黨政幹部隊伍基本保持了清廉的作風。

　　“五反”則是打擊不法資本家。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對民族資本採取“限制、利用、改造”方針，引導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起初，主要形式是由國營商業向私人企業加工訂貨、收購產品。經濟形勢好轉之後，資本家擺脱國營經濟的領導傾向逐步加強。“五反”運動，是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税漏税、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資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在此期間實現了私營金融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

　　（四）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

　　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到1952年，國民經濟已實現全面的恢復。其主要標誌，是財政收支平衡並有結餘。國家建設支出已佔到財政支出的50%以上，這還是在“邊打仗邊建設”的條件下實現的。

　　劉少奇曾説：“中國的財政經濟，在歷史上是沒有統一過的。國家財政收支，在過去數十年中也沒有平衡過，反動政府每年必須發行鉅額的鈔票和舉借鉅額的內外債才能過日子。可是人民政府在戰爭尚未結束與發生災荒及帝國主義封鎖等情況之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這些重大的措施，並達到這樣的成績。這是任何反動政府都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1]

　　1952年，工農業產值達到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恢復到1936年的水平;農業產值483.9億元，比1949年增長了48.4%;工業總產值比1936年增長23%。原有400多萬城市失業人員中，約有220萬人重新就業。農民人均淨貨幣收入比1949年增長了80%。

　　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的比重由30%上升為41.5%。工業總產值中，國營佔56%，公私合營佔5%，私營佔39%。

　　交通運輸迅速恢復。1952年底，修復原有鐵路加上新修的1263公里鐵路，全國通車裏程已達2.45萬公里，接近於解放前最高年份。

　　陳雲曾説過：“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短短三年就迅速地醫治了多年戰爭創傷(同時還打了一場勝利的對外戰爭)，恢復到民國時期經濟最高年份的1936年，這一成就超出了中央原來“三五年恢復”的設想。

　　三年恢復時期，也是新中國重要的奠基時期。

　　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中國百年來政治分裂腐敗、社會動盪，列強欺辱的慘痛局面，實現了真正的獨立和統一。新中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驅逐了列強在華經濟勢力;清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消滅了官僚資本，迅速實現了財政金融的統一，成功地控制了困擾舊中國多年的惡性貨膨脹。隨着經濟迅速恢復，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新政府推行了空前深入廣泛的社會改革。廢除了傳統的封建家庭婚姻制度，提高了婦女地位;堅決取締黃賭毒、打擊黑惡勢力，淨化社會環境;為迅速改變80%人口的文盲狀態，在全國城鄉開展了識字掃盲運動。

　　革命盪滌了舊時代的污濁和暮氣，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民主和經濟平等。新政府高效廉潔，得到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和信賴。黨和政府具有強大的號召動員組織能力。這種政治優勢和精神力量，任何其他未曾經過革命鬥爭錘鍊的資本主義式後發展國家也無法相比。

　　理解新中國初期的建設成就，不能忽視這個精神因素。　　

二 “一五計劃”時期

　　經過建國初期三年緊張的奠基工作，財政經濟實現基本好轉，國內社會基本穩定。1952年，朝鮮戰場形勢明朗化，大規模工業建設開始提上日程。

　　按《共同綱領》的精神，新中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關於工業建設的路線，是“先輕後重”還是重工業優先，最初有不同意見。但抗美援朝戰爭及其後的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國際形勢，使得鞏固國防安全成為國家面臨的頭等重要的任務。這樣，中共最終統一了“重工業優先”的指導思想。

　　當時，新生政權在管理和組織現代經濟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識，更缺乏經驗。爭取蘇聯的援助，至關重要。特別是“一五”計劃的編制和實施，同時也是中蘇大規模經濟合作的過程。

　　（一）以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為核心的“一五”計劃

　　１“一五”計劃的形成

　　(1)1949年6月劉少奇訪蘇，雙方商定：蘇方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貸款，用於購買蘇聯機器設備，中方以農產品、有色金屬礦等折價，分10年償還。1950年1月《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訂，兩國就援助中國工業建設進行數輪談判，1952年底確定了50個重點項目(以機械和軍工為主)，它構成中國恢復時期工業基本建設的核心。為此，蘇方先後派了一千多名技術人員來華，從選址。設計、確定設備購置到施工安裝，給予了全方位幫助，同時，中國也派遣了數百幹部赴蘇學習培訓。

　　(2)“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歷時4年(1951-55)，數易其稿，期間交織着國內外政治的重要變化。

　　1951年2月，中共政治局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構想，擬從1953年起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其基本思想是優先重工業/國防工業基本建設，設想1957年工業生產比1952年提高1-1.5倍。政務院即着手“一五”計劃草案初編，由李富春主持。

　　1952年，中共中央組成負責計劃編制的領導小組(陳雲等5人)，年中編成《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形成了較全面具體的計劃文本。隨後，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陳雲、李富春等參加)，攜《輪廓草案》赴蘇徵求意見，李富春率隊留在蘇聯8個月，和蘇方各部門商談落實蘇援工業項目。1953年蘇方對《輪廓草案》提出了正式意見。參照蘇聯意見，中財委和國家計委(1952年底成立，高崗主任)一起，對《輪廓草案》作了兩次較大的修改調整，形成《五年計劃草案》。

　　(3)1953年5月，中蘇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5.15協定)，其中包含蘇聯技術援助的91個新/擴建工業項目(1953-1959)。至此，“一五計劃”的依據得到落實。

　　此後，中蘇雙方又追加了部分項目，對上述141項作了局部調整(或追加，或取消，或分設)，至1954年底確定了蘇聯援華工業項目156項。

　　(4)1954年初，高繞事件之後，中央成立了由陳雲主持的領導小組，負責最後完成《“一五”計劃草案》的編制。《草案》經過政治局，中共全國代表會議(1955.3)，國務院會議、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1955.7)。此時，“一五”建設已開始兩年多了。

　　(5)“一五計劃”的主要內容：至“一五”期末，工業產值增長98%;集中力量進行以蘇援156項(技術援助)為中心的、限額以上共694個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隸屬中央各部的612個)。加上農林水、運輸郵電、文教衞生等，限額以上建設項目共1600個(5年內完成1271個)。

　　5年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支出766.4億元，其中基建投資427.4億。基建中工業248.7億(其中生產資料佔88.8%)，鐵路建設56.7億元(新建線路4084公里)。計劃適當兼顧了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重工業各部門之間、工業與交通運輸的比例關係。

　　“一五”的經濟建設項目以政府投資為主。基本建設資金的90%來源於財政，其中79%來源於中央財政。重點項目全部由中央部門管理。[2]

　　２、156項：“一五”時期工業建設的骨幹

　　(1)“一五”計劃公佈後，156項又經過若干調整，實際執行150項，包括：冶金20個(鋼鐵7、有色金屬13)，能源52個(煤炭和電力各25、石油工業2)，化工7個，機械加工24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國防44個(航空12、電子10、兵器16、航天2、船舶4)。國防工業項目大部分在內地。106個民用項目中，東北50個，中部32個。

　　156項部分重點項目：

　　鞍鋼、本鋼、吉林鐵合金、北滿特鋼、武鋼、包鋼;撫順鋁廠、哈爾濱鋁廠、株洲硬質合金，白銀有色;吉化、蘭化;瀋陽一機牀、瀋陽電纜、第一汽車廠、哈爾濱量具刃具、哈爾濱三大動力(鍋爐，汽輪機，電機)、齊齊哈爾一重、武重、哈爾濱儀表、哈爾濱軸承、洛陽軸承、洛陽拖拉機、洛陽礦山機械，西安輸變電;華北製藥、太原製藥;三門峽水利樞紐

　　150項中，“一五”期間開工147項，完成63項。涉及“156項”的投資額110億元，直接配合156項的143個限額以上項目，五年投資18億。兩項合計，共佔工業基建投資248.5億元的51.5%。

　　(2)項目的實施：中國委託蘇方進行工程的有關設計工作;蘇方提供企業所需關鍵設備(佔價值的50-70%)，給予技術援助，並提供所有技術資料。蘇聯專家從勘察地質、選擇廠址、設計、指導施工、設備安裝調試、產品試製，以及培訓幹部等，給予了系統的幫助。中方根據蘇方提交的清單和技術規格，組織生產部分配套設備和輔助性製成品和材料。另外，還協助中國建立工業企業設計部門，並協助他們完成技術設計與施工圖的20-30%設計工作量。

　　(3)蘇方提供的設備價款(“一五期間”30-35億盧布)，用蘇聯貸款支付的貨款佔總金額的18%，其餘82%通過兩國貿易賬户結算。中方根據合同，需向蘇聯提供規定數量的鎢、錫、鉬、銻、礦砂、橡膠，以及羊毛、黃麻等農副產品(部分可用自由外匯償還)。有關技術資料和產品製造特許權，由蘇方無償提供。

　　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6國，共援助我國建設工業項目68項。

　　通過“156項”建設，我們從蘇聯方面獲得了成體系的現代工業技術，填補了大量技術空白，形成了我國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使我國工業和技術能力躍上了一個台階。

　　(二)蘇聯對華經濟技術援助概況

　　1、1950年代，中蘇兩國共簽訂了304個項目的成套設備(以及64個單項車間設備)的合同。到1960年7月，已建成的項目有120個，基本建成的有29個，中途被迫停止的66個(後中國自行建成)，89個取消。[3] 也就是説，最後實現的蘇援項目是215項。

　　2、1950年代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主要方式是提供貸款。

　　據中方資料，1950.2月至1955.10月，蘇聯共向中國提供11筆貸款，總計56.76億舊盧布(其中軍事用途貸款43億舊盧布)，利息5億，總共約62億舊盧布。此外，蘇聯於1961年向中國了提供一筆3.296億新盧布的蔗糖貸款。[4] 兩項相加共約76.7億舊盧布。

　　(1新盧布=4.45舊盧布，1舊盧布1956年約等於0.942元人民幣)

　　“一五”期間，中國財政收入共1354.9億元。應該説，貸款比例不算大，這反映了中共一貫的“自力更生”思想。但考慮到1960-63年的困難情況，當時如集中還貸，對財政的壓力還是不小的。

　　從1955年起，中國就以對蘇貿易順差的辦法，分年償還所借外債的本息，1965年全部還清。另外，1952-58年國家發行6次公債38.4億元，本息共48.2億，於1968年全部還清。

　　總的看，兩國的經濟合作基本體現了平等互利原則。

　　3、1950年代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主要表現在技術方面。

　　這一時期，中蘇兩國簽訂了多個科技合作協定，雙方互相供應技術資料，互派專家進行合作研究。雙方提供的技術資料，僅支付材料複製的費用。

　　1950-1959 年，蘇聯無償向中國提供的科技文件有：整套技術設計文件31440套，基本建設方案3709套，機器和設備草圖12410套，整套技術文件2970套，整套部門技術文件11404套。在中國的“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把對社會主義國家科學技術援助總數的一半給了中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蘇簽訂了蘇聯幫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協定，1958年中國建成了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

　　蘇聯派了大批專家到中國工作。1949-1960年，在中國各方面工作過的專家和顧問總計約18000 人，1956 年在華蘇聯專家人數達到高峯，為3113人。他們滿懷熱情，勤奮工作，和中國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幫助中方在科學技術，企業管理乃至政府的經濟管理領域，建立起一套基本的規則制度，並培養了大批人才。

　　蘇聯還派遣專家來華幫助中國進行了黃河、漢江的水利規劃勘測工作，幫助中國製定電氣化和發展冶金、機器製造、造船業的遠景計劃，幫助組織地質勘探工作和人員培訓，提供發展農業機械的建議和技術資料，對中國方面完成的長江大橋設計進行鑑定，以及幫助對各大林區的航測等等。

　　在此期間，中國派往蘇聯的留學生達7000 多人，實習生5000人。蘇聯對中國學生留學和實習培訓的技術幹部，也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

　　蘇聯的援助，使中國突破了帝國主義封鎖，獲得了當時即使在蘇聯也是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減少了中方的利息負擔。在項目確立與實施的過程中，雙方相互尊重體諒，使得項目能夠高效進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統購統銷和“一化三改”

　　1、糧食統購統銷（1953-54）

　　1953年，國家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全國人民積極投身工業化建設熱潮。當年開工的重要項目達130多個，1954年又有更多的基本建設項目開工，其中重大工業建設項目300多個。

　　隨着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農產品不能滿足高速工業化需求的問題很快嚴重起來。

　　1953年，基建投資規模比上年翻番(達99.4億元)，職工人數增加15%，城市人口增加9.3%。城市對商品糧、副食、棉布等需求增加(等於經濟作物向糧田爭地)。但當年夏糧受災，全年糧食產量僅增長1.8%，遠低於計劃產量。幾個因素疊加，糧食供應頓顯緊張。

　　土改後，農村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農民生活僅實現起碼的温飽(農户平均恩格爾係數在75%以上)，全國農產品的供求只能維持低水平的平衡。為維護工業利潤，必須穩定糧價。當時，國內糧食市場是依靠國營糧食公司用“平糶”法維持價格穩定。由於城市糧食需求陡增，使糧食市價大大高於牌價，導致農民惜售、私商搶購囤積，甚至農民和居民也加入搶購糧食的行列。國家被迫動用庫存拋售，仍然供不應求。糧價高企將直接威脅工業利潤和積累，當時稱之為“農業拖工業後腿”。

　　1953年6月，中央委託陳雲主持中財委會議，彙集各方對糧食問題的意見。經過多個方案的比較，反覆權衡利弊，最後選定“統購統銷”方案：國家向農村餘糧户實行計劃收購;對城市居民(及經濟作物區農民)實行糧食計劃(定量)供應;國家全面掌控糧食流通，實行中央統一管理和地方分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方案。

　　當時，城市居民近8000萬(全國人口近6億)。預計1954年國家可掌握352.5億公斤糧食(農業税137億，計劃徵購215億)。

　　1953年底，政務院發佈糧食統購統銷令。由於宣傳到位，準備充分，方法細緻得當，沒有引起大的社會震動。至1954年初，陸續對油料和棉花(棉布)也納入統購統銷。同期，對農產品的私營批發商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

　　出於同樣的原因，從1953年4月起，國家開始嚴格限制城鄉之間人口的自發流動。

　　統購統銷制度，有一個逐步完善和嚴密化的過程。195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佈《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實行糧食“三定”(定產、定購、定銷)，以解決各地徵購任務畸輕畸重問題。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同時，也實行了城鄉户籍管理的系統化。糧食統購統銷和嚴格的户籍/就業管理，一起形成了空前龐大而完整的人口/口糧管理(配給)體系，延續了30年。

　　今天多數人對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看法。[5] 但是，當時受農業生產力低下的制約，統購統銷制通過平均主義的分配，保障了全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儘管是低水平的脆弱的保障)，以支持重工業發展戰略的實行。這是當時中國所處的“準戰時”國際環境所使然，而以當時中共的威望和組織動員能力，也有條件做到這一點。

　　統購統銷強化了國家對廣大農村的行政管理能力，這一制度必然也要求加強農村的組織化程度，即加快農業合作化步伐。這樣，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不能不提上日程。

　　當然，統購統銷的負作用，是大大限制了城鄉商品交流的市場空間，固化了限制城鄉人員流動的二元體制，不利於發揮農民的種田積極性。和蘇聯東歐等經濟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以統購統銷為核心的一套口糧/城鄉人口管理體制，突出地顯示了中國計劃經濟的特色。

　　2、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

　　按照共同綱領，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要保留較長一個時期。但中蘇之間的密切合作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客觀上要求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1952年，工業中的私營成分佔32.7%，國營佔67.3%;商業零售業則是倒四六開。1952年9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主席首次提出：我們安排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如果工業上公私比重達到九比一，農業搞集體化，從現在起用15年時間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當時李富春正率團在蘇聯洽談工業援助，1953年成立“515”協定)。中共中央寫信將這一設想告訴斯大林，斯大林給了肯定的評價。

　　1953年8月，過渡時期總路線以黨內文件下發全黨。年底，總路線正式向社會公佈。“一化三改”任務正式列入“一五”計劃。

　　3、農業合作化運動（1953-56）

　　早在土改之後，毛主席就曾批評“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提法，要求在農村兩極分化還沒有形成之前，儘早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上互助合作道路。1953年糧食危機後，毛主席指示：各級黨的一把手要親自抓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積極領導，穩步前進。過渡時期總路線公佈後，農業合作化的步伐明顯加快。

　　1954年秋收前，全國新建了22萬個合作社，比1953年增加了15倍。1954-55年冬春，全國農村掀起了建社高潮。到1955年底，合作社達到190多萬個，入社農户佔全國農户的63%左右，高級社已佔合作社總數的90%。

　　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加快了全面“一化三改”的步伐。全會通過了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規劃到1958年春季，全國基本實現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

　　1956年1月，毛澤東主編並親自寫了兩篇序言和大量按語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出版。3月份，全國入社農户已佔總數的90%，年底已達到97%。

　　這幾年，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幅在1.8-4.7%之間波動，基本穩定，1955年比上年增長8.5%。當時反映，部分農民有情緒波動，但總的看，合作化時期農業生產基本穩定，沒有出現蘇聯農業合作化時生產倒退的現象。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在廣大農村中羣眾基礎深厚，這可能是一個主要原因。

　　4、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56）

　　據1952年統計，全國手工業從業人員為736.4萬人，加上兼營的農民共2000萬人，手工業佔工業總產值的21.36%。在手工業中，數量最多的是獨立經營的個體手工業。1955年下半年開始進入改造高潮.1956年6月底，全國手工業者的90%進入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5、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56）

　　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十分慎重。毛主席指出：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步驟，必須照顧需要、幹部、資金、資本家自願和政治影響等條件。具體實施需要報批，有一定的程序。

　　第一步是流通領域的改造。1952年，首先對私營金融業進行了改造，將金融納入國家專營範疇。1953年統購統銷後，國營商業控制了農產品市場，私營糧油批發商或轉業，或淘汰。

　　1954年開始，國營商業對重要生產資料和工業原料實行計劃供應，並禁止私商經營一般商品進出口業務。私營的大批發商或轉業或停業，中小批發商則改為國營和合作社商業的代理機構。

　　1955年，因上年農業遭災，工業原料不足.國家優先保證國有和公私合營企業的需要，所剩不多的私營中小工業企業經營困難。國家乘勢鼓勵大企業帶中小企業，改組合並，這成為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開始。當年10月，毛澤東邀集全國工商聯執委召開座談會。不久，陳雲又對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等問題作了進一步説明。

　　1956年1月，北京市私營工商業者率先向政府提出“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僅10天內，北京市就實現了全市私營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這種方式很快在各城市推廣，3月底即在全國基本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參加公私合營的包括11萬户私營工業企業和40萬户私營商業户，全部民族資產階級的資產核定為34億元，定息年率為5%。[6]

　　至此，中國實現了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1956年社會主義公有制已佔經濟總量的93%，其中全民所有制32.2%，集體所有制53.4%，公私合營7.6%。工業中的比例分別是54.5%，17.1%，27.2%。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之快，變革過程中對經濟建設的影響之小，在世界史上也沒有先例。

　　（四）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1956）

　　從建國初期始，國有經濟在本屬弱小的工業領域中即占主導地位，國家控制了基本建設投資。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在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條件下生長擴張，市場範圍逐步縮小。

　　首先是財政管理和資金的集中，這經過了一個過程。計劃經濟以基本建設為龍頭，財政是提供基建資金的最主要渠道。1951-52年，中財委頒佈了兩個基本建設工作程序的文件，實行基建資金由政府分配、分級管理。1954 年大區撤銷，全部限額以上建設項目的資金分配，均收歸中央管理。

　　“一五”時期的財政汲取能力大大提高。1950年全國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16%，1953年達到34%，其中75%由中央支配，國家用於基建的投資約佔全部財政支出的1/3。整個“一五”時期，中央控制了基建撥款的80%，地方為20%。

　　1953年起實行“統存統貸”的信貸管理體制。同年，實行物資的統一分配管理。物資管理分為統配物資(國家計委)、部管物資、地方管理物資三類。當年國家統配物資112種，1956年達342種。

　　1956年之後，以蘇聯為範本的計劃經濟體制全面建立起來。從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的設置，到政府對企業的管理體制，包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係，以及企業人事、財務、生產計劃、產品購銷、價格、財務、固定資產管理，形成了一套相互銜接的制度體系。

　　1953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業企業有2800多個，1957年達到9300多個(佔公有制工業總產值的49%);地方所屬工業企業以輕工類為主(約3/4)。

　　計劃管理的工業產品，1953年為115種，1956年達到380種，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60%。

　　1955年統一國家幹部工資制度。1956年工資改革，全國統一規定各行各地工資標準(如工廠的八級工資制)。

　　資源配置的高度集中，保證了“一五”計劃的實施。

　　（五）“一五”計劃的實施和成就

　　1、工業建設的熱潮

　　“一五”時期，在中共領導下，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兩條戰線凱歌前進。建設蒸蒸日上，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工作熱情高漲。各方團結協作，湧現出許多感人事蹟。

　　國家從各方面抽調近萬名優秀幹部支援工業建設。為了建設需要，大批科技人員和大專畢業生服從國家調整和分配，奔赴內地或邊疆，投身工業建設的第一線。各行業學習鑽研技術成為風氣。1954年，鞍鋼王崇倫等7名全國工業勞動模範，向全國工人階級提出了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倡議。

　　1950年開工的鞍鋼三大改擴建工程(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和7號高爐)，這時進入關鍵階段，中央發出“全國支援鞍鋼”的號召，近200個企業調給鞍鋼數百幹部和數千技術人員。1953年10-12月三大工程建成投產，中國第一根無縫鋼管誕生。周總理親臨鞍鋼視察，毛主席向鞍鋼職工覆信祝賀。

　　1955年武鋼開工，粟裕總參謀長派13架軍用飛機為武鋼運輸物資，鐵道部為運輸4.8米直徑高爐爐頂大鐘，專門改造了火車車皮。

　　1953年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開工，毛主席親自為一汽題詞。1956年7月，第一輛國產汽車下線。

　　1955年洛陽拖拉機廠開工，1959年建成投產，生產出中國第一台拖拉機。1954年洛陽軸承廠開工，1958年建成投產，佔當時全國軸承產量的1/4。

　　1954年華北製藥廠開工，1958年投產後，一舉解決了國內對青黴素的需求。

　　1956年，瀋陽機牀廠投產，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殲五)仿製成功。

　　1957年，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建成。

　　2、經濟發展成就突出

　　到1957年，“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多數超額完成。1957年社會總產值達1606億元，年均增長11.3%;工業總產值達到784億元，年均增長18.4%。

　　不少新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飛機、汽車、發電設備、冶金和礦山設備、新式機牀、精密儀表、電解鋁、無縫鋼管、合金鋼、重要有色金屬、塑料、電子器材等等。中國的現代工業體系初見輪廓。

　　投資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大大提高。民國時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6)的投資率不過5%左右，“一五”時期達到23%以上。

　　5年內完成基本建設投資550億元，其中工業投資258.3億元;開工建設工礦項目1萬多個，其中大中型項目921個(1957年建成投產428個，部分建成投產109個)。基本建設效益是歷次五年計劃中最高的。據一機部調查，“一五”時期的大中型項目，建成後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資。[7]

　　5年中，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52%，工業物質消耗降低2.3%。12個工業部門的百元產值提供利潤17.1元。

　　5年中，新建鐵路33條，恢復鐵路3條(共1萬公里)，1957年全國鐵路通車裏程達到2.98萬公里。寶成鐵路，鷹廈鐵路，武漢長江大橋是其中標誌性工程。公路通車裏程達25.5萬公里，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車。

　　1957年城鎮人口達9949萬(城市率15.4%)，比1949年增長70%;全國職工2451萬人，比1952年增長55.1%，城市失業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637元，比1952年增長42.8%。由於農業税穩定在1953年的水平，農產品收購價提高，農民家庭收入比1952年增加20%左右。5年中城鄉居民存款增長2倍多。消費品供應有較大改善，物價基本穩定。

　　5年中，除1956年，其餘各年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美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費正清主編)認為：“從經濟增長的數字看，‘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產出增長率為6.5%，這就意味着每隔11年國民收入就可翻一番……與20世紀前半葉中國經濟的增長格局相比——當時產出增長速度和人口增長均為1%左右——第一個五年計劃具有決定性的加速作用。”

　　3、教育文化事業大發展

　　1957年，國家預算教育經費支出達29.06億元(1951年為8.13億元)。1949-57年，全國受教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不足5%上升到11.1%。在校大中學生均有一倍以上的增長。

　　1957年，高校發展到229所(1953年181所)，在校大學生44.1萬人(比1952年增長1.3倍);每萬人擁有的大學生從1952的3.3人增加到1957年6.8人。

　　建國之初，政府即在全國城鄉開展掃盲運動，普及義務教育，迅速提高廣大羣眾的文化素質。1950年代，在各地農村普遍建立了農業技術推廣體系、農村衞生醫療體系。1949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僅35歲，1957年是57歲，比當時的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壽命高出15歲。

　　4、向科學進軍

　　隨着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建設，新中國科技事業開始起步。中國科學院1949年11月成立，1957年已經有100多個研究機構，1100多名高級科技人員。國防科研機構、大學、各行業部門和各地方的相繼組建科研機構，形成科技力量的“五路大軍”。

　　1957年，全國科研機構共有580多個，研究人員2.8萬人，比1952年增長2倍多。國有工業部門的工程技術人員達16.7萬人，比1952年增加1.9倍。

　　中國先後派遣了1300名科學家赴蘇聯學習深造，並從1955年開始招收少量研究生。以錢學森、錢三強……等為代表的一批留學海外的高級知識分子，紛紛回國參加現代化建設。

　　1955年，中央在充分聽取科學家意見的基礎上，先後做出發展核、航空、航天(導彈)及電子工業的決定.中國尖端國防科技事業就此起步。

　　1956年，經中共中央提議，國務院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這是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規劃提出了13個方面，57項全國、綜合、長遠的科學技術任務。　　

　　（六）“緊張平衡”的計劃管理

　　1、新中國初期的國家領導人，面臨着“革命與戰爭的領導者”向“國民經濟的管理者”轉型和組織領導大建設的任務。整個中央領導層在努力認識經濟運動和宏觀經濟管理的規律。

　　社會主義改造是前無古人的大事業，中共不到5年就舉重若輕地完成，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之嘆服。那麼，經濟建設是否可以加快步伐，提前完成計劃任務?在承認現實的制約和發揮主觀能動性之間如何把握分寸?高層的認識有不小分歧。爭論與試錯從“一五”延續到“四五”，1958-62年則是最極端的一次反覆。在成功與挫折的反覆中，逐步積累管理中國經濟的經驗。

　　2、從“一五”開始，中國五年計劃的制定，多在計劃期中才能最後定型，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是一箇中期目標，年度計劃和年度績效滾動地相互參照和調整的過程。就年度計劃來説，因為工業產值的60%左右以農副產品為原料，每年10月以後當年農業收成才能明朗，故計劃的制定和執行，也是在計劃者的經驗、經濟慣性運動和不確定因素之間，相互參照和調整的過程。

　　1952年農業豐收。1953年是“一五”開局之年，各地紛紛鋪攤子，出現經濟“過熱”。1954、1955年農業遭災，棉花連續兩年大減產，輕工原料緊張;[8]　加之地方(輕工，私營工業)與重點工程爭資金和物資，國務院則着手集中資金保重點，提高物資管理的集中程度，號召企業增產挖潛，對私營工業則加強加工訂貨等等，充分體現了“緊張平衡”的特點。

　　表１1950-70年經濟結構中農業的地位

1952

1957

1962

1965

1970

鄉村人口/總人口（％）

87.5

84.6

82.7

82.0

82.6

農業產值/工農業總產值（％）

56.9

43.3

38.8

37.3

33.7

輕工業產值/工業總產值（％）

64.5

55.0

47.2

51.6

46.2

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值/工業總產值（％）

56.4

44.9

34.6

25.5

28.6

出口總額中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的比重（％）

82.1

71.6

65.3

69.1

77.4

農業勞均產值（元）

266

278

269

356

380

全國人均佔有糧食（斤）

576

612

481

544

586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3，第5行數據參考汪海波《中國現代產業經濟史》

　　1955年農業豐收，財力，物資相對寬裕。為趕基建進度，1956年初編制年度計劃，要求1956年工業產量即達到“一五”計劃指標，計劃安排就比較激進(基建投資同比增長70%)，使得投資、工資、農貸都有較大突破，造成財政、信貸和庫存物資緊張。由此，國務院提出了“反冒進”口號。

　　1956年5月，中共中央會議決定：經濟發展要反保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會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同年的中共“八大”也認可了這一基本方針。

　　12月陳雲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1957年度計劃。1957年6月，人大會議批准了國務院1957年計劃草案，各項指標都留出富裕(工業增長4.5%，基建投資減少20.6%)。當年工業生產和基建建設速度顯著下降。但1957年還是超額完成“一五”計劃指標。

　　表２1953-57年的經濟增長簡況（％）

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

國民收入年增長率

工業產值年增長率

農業產值年增長率

基建投資年增長率

國民收入中積累比重

1952

25.9

22.2

29.9

29.9

85.7

21.4

1953

18.7

14.0

30.3

30.3

107.6

23.1

1954

8.5

5.8

16.3

16.3

9.05

25.5

1955

6.1

6.4

5.6

5.6

1.30

22.9

1956

17.9

14.1

28.1

28.1

54.7

24.4

1957

6.1

4.5

11.5

11.5

26.9

24.9

　　注：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工業產值年增長率按可比價格計算，其餘按當年價格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3

　　3、1956年4月，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其中，關於重輕農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集體個人關係(積累和消費關係)，都是討論“結構平衡”問題。關於經濟方面，還有中央地方關係，提出改革中央過分集權問題;沿海和內地關係，討論區域間經濟關係和發揮現有工業潛力問題;中國和外國關係，則是批評對蘇聯的過分崇拜。在此時，毛主席是基本同意“綜合平衡”的。

　　在“八大”上，薄一波提出基建與國家財力關係的“二、三、四”説，大意是：積累佔國民收入的20%，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30%，基建投資佔財政支出的40%(左右)。這可以説是從“一五”宏觀管理實踐得出的經驗數據。實際上，這是在當時的農業承載能力下，積累與消費關係允許的極限值。“綜合平衡”即“緊張平衡”。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區書記會議上，陳雲作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講話，提出了“綜合平衡”思想。他指出：建設規模的大小要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重點建設要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各部門按比例地發展;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要平衡;物資要合理分配，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再進行必需的建設;人民購買力有所提高，和消費資料供應相適應;基建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要瞻前顧後。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

　　4、但是，正因為1956年速度較快，預計1957年計劃可以不必過“緊”即可完成“一五”指標。到1958年初發現，1957年工業(基建)速度不理想。毛主席對此作了嚴厲批評，提出“鼓足幹勁”的口號。

　　新中國的工業發展，就是在反覆的曲折中前行的。

三、“二五”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58-65）

　　（一）“大躍進”時期（1958-60）

　　1、批＂反冒進＂和大躍進的發動

　　1956年年中，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二五”計劃方案：工農業總產值年增9.9%，糧食年增3.6%;1962年糧食產量2.5億噸，棉花4800萬擔，鋼1050-1200萬噸。這是按照“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方針，經過較大壓縮的指標。此方案提交“八大”討論。

　　因為1957年的“馬鞍型”，毛主席在1958年初的幾次會議上一再批評周恩來。此後，“二五計劃”方案經數次修改，指標一再提高。[9]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提出“中國的主要工業品產量15年趕上英國”的目標。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向全國發出大躍進信號。5月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並公佈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塊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

　　報刊宣傳，不斷號召大搞羣眾運動，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振奮敢想、敢説、敢做的創造精神。

　　各地聞風而動。年初，全國農村形成上億農民參加的農田水利建設熱潮。各級機關事業單位大批幹部下放農村勞動鍛鍊。許多省提出“苦戰三年，徹底改變全省面貌”的口號。年度計劃指標互相攀比，越抬越高。

　　２、農業浮誇風、工業高指標和北戴河會議

　　為加快實現12年農業發展綱要“四五八”目標，[10] 中央提高了當年農業生產指標。八大二次會議之後，生產指標層層加碼，高指標鼓勵高估產，很快形成了虛報產量的浮誇風。7月份，農業部彙總各省糧食估產達1萬億斤，根本不可信，卻給中央造成“糧食已經過關”的幻覺。

　　對農業形勢的誤判，導致“二五”計劃再次加碼;下放經濟管理權限，鼓勵各地“大幹快上”，投資向重工業傾斜。當時，重工業產能有限，追加投資必須增加出口、換取進口設備原材料，這又要追加糧食徵購量。地方不得不向農業合作社徵過頭糧，這必然引起農民消極抵抗(所謂反瞞產私分)。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就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做出了幾個影響深遠的決定。

　　一是全民鍊鋼。會議批准了新版《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要求農業產值年均增長30%，工業產值年均增長53%;期末糧食產量1.5萬億斤，鋼8000萬噸(分別是1957年產量的3.75倍和15倍)。提出工業“以鋼為綱”的口號，將1958年鋼產量計劃提高到1070萬噸(比上年翻番)，國民經濟的其他方面要為鋼鐵“讓路”。北戴河會議後，為響應中央“大辦鋼鐵”的號召，全國各地大量興建小高爐、小土爐，煉製耗費高，產品多不合格。大中型鋼鐵廠則持續超負荷運轉，損壞嚴重。工業管理制度也受到很大沖擊。年底宣佈鋼產量達到1073萬噸，其實只有800萬噸合格品。

　　時值秋季，農村青壯年被大量抽調去鍊鋼，造成農業“豐產不豐收”，加上糧食高徵購，當年冬季，城鄉口糧就出現緊張。1959年初春，河北、山東等15省區出現春荒，其中5省嚴重缺糧。

　　二是人民公社化。

　　1958年，各地成立不久的農業合作社，紛紛合併改為高級社。河南遂平縣某鄉率先將全鄉合作社合併為大社，取名人民公社。8月初，毛主席到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後，説“人民公社好”，認為其特點是：工農兵學商合一，管理生產，管理生活(辦公共食堂)，管理政權(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北戴河會議批准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要積極地運用這一形式，摸索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從8月下旬到11月初，僅僅兩個多月，全國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初期，核算單位上收到公社一級。公社統一指揮生產、調撥物資，大辦工業、大辦各項事業。農村普遍成立公共食堂，農民家庭存糧集中到食堂，便利了糧食徵購，但威脅到農民口糧的保障。“一平二調”共產風，嚴重挫傷了農民種田積極性，這是59，60年農業產量鋭減的一個重要原因。

　　３、經濟管理體制的放權改革

　　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經濟管理權過度集中在中央，不利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1957年底，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相應的放權決定，1958年實施，隨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因事前缺乏慎重論證，出現不少問題。

　　中央所屬企事業單位的88%下放各省，中直企業由9300多個減為1200多個。中央企業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到13.8%。

　　在基本建設管理、物資管理、商業管理、財政税收、信貸管理、勞動管理等方面，也進行了放權改革。甚至本應集中統一的鐵路、郵電，也一度下放地方。破除繁瑣的規章制度，卻演變為隨意衝擊管理秩序，往往把必要合理的規章制度也當作“迷信”加以破除。

　　放權過多過急，事前論證不足，缺少必要的平衡措施，以及急於求成的急躁情緒，使得經濟運行的規則出現混亂，這帶來兩方面突出問題：

　　一是基建規模失控。下放和簡化基建審批程序，導致地方盲目上項目。1958年基建投資總額達267億元，比上年增加近1倍，此後二年連續增加;1958-1960三年的積累率急劇上升到34-40%之間。這導致投資效率大幅下降，積累與消費、工業內部、工交之間等比例關係嚴重失調，連續數年出現財政赤字。

　　二是城市人口劇增。1958年，中央將招收新工人的審批管理權下放至省級，放鬆了對職工和工資總量的控制。當年全國職工人數猛增67.5%，1960年城鎮人口達1.3億(比1957年增長3000多萬)，佔全國人口20%(1957年為15%)，城市食品供應壓力驟然加大。

　　4．指導方針的搖擺和被迫調整（1959-60）

　　1958年秋冬，毛主席開始冷靜下來。當年11月到1959年4月，中央領導層連續召開4次以糾“左”為主題的會議(鄭州，武昌，鄭州，上海，包括八屆六中、七中全會)。農業糾正“共產風”，工業計劃指標數次調低，1959年鋼產量計劃從1800萬噸減到1300萬噸。但當時經濟建設的一線還處在“大躍進”氣氛中，調整不容易。

　　1959年7-8月廬山會議(先是工作會議，後為八屆八中全會)，中央把本擬啓動的“糾左”工作，扭轉到“反右傾鼓幹勁”上來，失去了至為寶貴的政策調整機會。

　　1959-61連續三年，中國連續遭受大面積旱澇災害。據中國統計年鑑(1981、1984)數據計算，這三年耕地成災面積，分別佔全部耕地的9.6%、16.6%、20.1%(遠高於1958年的5%)。1959年夏收大幅度減產，但高徵購不變，農村普遍吃不飽，但下情上達的通道已不通暢了。年底糧食產量彙總，上報數字為2.7億噸(大體符合計劃指標)，[11] 但事後統計，實際產量僅1.7億噸。前面説過，中國這個階段的年度計劃制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上年農產品產量。上報糧食產量“水分”如此大，這和1960年“繼續躍進”的決策有直接關聯，而它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1958-60年，糧食產量逐年降低，而1959-60年糧食徵購率卻高達28%和21%(1957年是17.4%)，農民的部分口糧也被徵購。這幾年也是糧食出口的高峯期(見表3)。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也大幅度減產，無法維持輕工原料的供應。

　　1960年年中，糧食危機爆發，其勢頭之猛出乎意料。5月，各糧食調出省所調出的糧食，僅完成計劃的一半。6月，各大城市糧食庫存紛紛告急，上海糧食庫存僅夠維持2周。9月底，82個大中城市的庫存糧食不到正常庫存的1/3。緊急組織進口已是緩不濟急，不得不一再削減城鎮居民的糧食、食用油、棉布等供應標準。年底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的運動。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從1957年的409斤減到1960年的312斤，普遍發生飢餓、疫病(浮腫、肝炎、婦女病)和逃荒現象。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中蘇兩黨分歧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公開。7月份，蘇聯突然單方面召回在中國500多個單位工作的1390名專家，撕毀雙邊簽訂的343個合同，廢除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停止了所有物資設備的供應。一批重大設計和科研項目被迫停頓，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中國的對外貿易也相應受到很大影響。　　

　　（二）國民經濟初步調整（1961-1965）

　　1960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承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亂子出得不少，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他指出，不要隱諱錯誤，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1年1月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採取了一系列穩定農業、穩定市場、調減工業的措施。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是統一全黨思想、共同研究克服困難的會議。2月，由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討論克服經濟困難的具體措施。陳雲主張，把6億羣眾的“吃穿用”擺到頭等重要的位置，認為“為了農業和市場，其他的方面‘犧牲’一點是完全必要的”。[12] 此後，陳雲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

　　1961-62年的經濟調整，包括結構和體制兩個層面。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迴歸綜合平衡，穩定農村和農業，壓縮工業速度、調整結構。

　　１、農業的調整（1960-62）

　　(1)1960年11月，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組織各級幹部下鄉，一直傳達到所有農村的基層組織。信中重申：糾正“一平二調”，集體收入要少扣多分，允許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恢復農村集市，實行勞逸結合，加強生產隊(指大隊)的基本所有制和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

　　（2）穩定農業的措施：

　　緊急進口糧食。1950-1960年，我國一直是糧食淨出口。從1961年起，中國成為糧食淨進口國，延續至今。

　　表３1957-63年糧食產量和淨進口（單位：萬噸）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糧食產量

19505

20000

17000

14350

14750

16000

17000

淨進口量

-192.5

-266.0

-415.6

-265.4

445.5

389.2

446.2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3》、《中國貿易物價統計資料1984》

　　降低農業税。農業平均税負降至10%以下，減少近2個百分點。

　　調整糧食徵購政策：農村先留夠口糧、種子、飼料，超額交售餘糧的可多留口糧。糧食徵購量佔糧食產量的比重，1960年為35%，1961年後降至27%以下。取消公共食堂。

　　提高糧食收購價20%，糧食超購加價獎勵，農副產品收購價也普遍提高。

　　（3）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和定型

　　1961 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廣州)，討論制訂《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農村60條)。此文件1962年2月定稿，在同年秋季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60條決定，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20-30户，大致是初級社規模)，細化集體收入分配原則和糧食徵購/留糧(返銷糧)標準，確保農民基本口糧。

　　之後的20年，“政社合一，三級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成為中國農村基層的基本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固定了農村土地公有制，杜絕了土地佔有兩極分化的可能。它對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保障商品糧供應、支持工業化積累，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當時國家因財力所限不可能向農業較多投入。通過人民公社，提取本鄉積累，使得20年間，農村公共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合作教育/醫療、五保户，廣播、農電網、水利、道路、機耕、農技推廣，社隊企業等等)。應該説，這是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地從農業國走向工業化的農村制度安排(當然也有其缺點，本文不討論)。其歷史功績，理應得到公正的評價。

　　另一方面，毛主席堅決制止了“包產到户”試驗，因為這關係方向和道路問題。

　　2、工業調整：降低指標，調整結構，壓縮基建

　　國家計委對計劃指標作了較大的調整，按“農、輕、重”次序安排經濟，加強綜合平衡工作，加強集中領導，改進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

　　(1)摸清家底。1961年，陳雲對工業情況進行了周密細緻的調研，得出結論：鋼的實際產能為1200萬噸，煤2.5億噸;前兩年因高指標導致超負荷運轉，很多設備需要停產檢修;煤礦為追求高產忽視掘進，恢復採掘比也需要二三年時間。故重工業要先生產，後基建，先維修，後生產。

　　(2)壓縮指標。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1962年計劃指標：以上年實績為基數，工業產值調低47%，其中重工業降57%，輕工業降26%。

　　(3)壓縮“過剩產能”。對效益低，耗費大的中小企業實行關停並轉，1961-62年共關停4.4萬個工廠(相當於1960年底工業企業總數的45%)，多數地區保留下來的企業數量和職工人數相當於1957年的水平。壓縮“長線”的冶金、建材、機械等工業;促進經濟作物的恢復，發展輕工紡織;加強支農工業(農機農具，化肥等)。

　　(4)壓縮基建投資。嚴格控制地方和企業用自籌資金進行基本建設。1960基建投資額為388.7億元，1961年減至127.4億;1962年2月“七千人大會”之後，進一步落實調整措施。當年基建投資只安排71.3億元，只夠維持簡單再生產。

　　3、大幅度精簡城市職工

　　1958年後，城市人口急劇增加，1960年非農就業達5000多萬，城鎮人口達1.3億。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今後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到1963年6月，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