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有實力和地位參與中美之爭？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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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慕峯 來源：瞭望
曾主導上一輪全球化的美國為何會單邊主義盛行和出現民粹主義浪潮？其根源在哪裏？逆全球化能否幫美國擺脱困擾？轉嫁貧富差距等內部困擾能否解決美國系統性、結構性體制困境？這些問題，在世界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今天，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
一
美國貧富差距有多懸殊
美國今天仍是全球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但在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度，為何會出現民粹主義浪潮？美國民粹主義的抬頭，源於其國內體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現為美國國內不平等程度的惡化，中下層民眾經濟水平持續倒退。
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當選後，對中下層不太關心的美國商業精英階層，也開始關注過去十幾年來有關“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對美國國內體制和全球貿易體系展開反思。
1
美國貧富差距快速拉大
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在2017年10月23日發佈了一篇研究報告《我們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能夠幫我們理解美國今天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因素。
達利歐在這篇研究報告中，將美國民眾按實際家庭收入劃分為前40%和後60%兩個人羣。自1980年以來，美國實際家庭收入的中位數雖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羣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後60%人羣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後60%人羣中，只有1/3能夠將其收入儲蓄起來（以現金或金融資產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國人處於“月光族”的狀態，無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項報告，1983～2013年這30年間，後33%美國人的實際財富均值事實上在下降，從1.14萬美元跌至9300美元；中部46%人羣的實際財富均值，在這30年間一直停滯不前（僅從9.43萬美元增加至9.65萬美元），而前21%的人羣，他們實際擁有的平均財富在這30年間翻了一番，從31.81萬美元上漲至63.94萬美元。
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做了更為細緻的研究：**今天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羣擁有美國全部資本的70%，**其中有一半為最富有的1%人羣所擁有；在10%人羣之下的中部40%人羣，擁有全部資本的大約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產），剩下50%的底部人羣只擁有全部資本的5%。
▲ 5月24日，洛杉磯市中心，一位行人從一名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旁邊經過
如果再具體的話，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的統計，今天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羣，他們的收入70%來自資本；擴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羣來看，他們的收入有60%來自勞動收入，這主要是跨國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級明星的勞動收入。
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則在其近著《拯救資本主義》中指出，美國的超級經理人，也即美國大公司的CEO薪酬與普通工人工資的比率，從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1978～2013年，美國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僅增加了10.2%。
這就是美國貧富懸殊的現狀。
2
“美國夢”在褪色
2019年5月23日，美聯儲發佈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在遇到緊急意外情況需要支出400美元時，有39%的被調查者無法以現金、儲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進行支出，其中27%的被調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應對這400美元的緊急支出，剩下12%的被調查者則完全無法應對400美元的緊急意外支出。這僅僅比2013年美聯儲同樣調查所顯示的情況略好，該年有50%的被調查者無法自行應對這類看似金額不大的緊急意外支出。
美國中下層面臨的更大挫折還體現在養老、教育、壽命和醫療方面。
養老方面。二戰後美國以福特主義為典型福利模式，大型工業企業提供全面的養老福利。1980年代自由化改革後，勞工養老福利逐漸轉由資本市場承接。
1978年《美國税收法》新增第401條k款，形成由企業和僱員共同繳費建立起來的基金式養老計劃，一般稱為401(k)計劃。1990年代401(k)計劃迅速普及，各類養老基金成為美國證券市場的大型機構投資者。
美國養老金目前包括三個部分，即公共養老金、401(k)計劃和個人退休金計劃（IRA）。其中公共養老金逐漸收不抵支，甚至難以滿足員工退休後基本生活需要。401(k)計劃最為重要，2017年佔到美國養老金總規模的68%，但401(k)和IRA均非強制性養老金計劃。
達利歐的報告指出，今天美國後60%人羣中，只有1/3的家庭擁有退休金賬户，而那些擁有退休金賬户的後60%人羣，養老金賬户（如401(k)賬户）平均不到2萬美元。因此，在1980年代之前社會福利甚佳的美國傳統勞工，在今天退休之後生活上面臨極大困難，強烈的反差使其難以接受。
**教育方面。**美國曾有極為成功的教育制度，財政上曾給予高額補貼。
美國總統競選人伯尼·桑德斯在其著作《我們的革命》中提及，在20世紀中葉，美國的高等教育曾經接近免費。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是243美元。美國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收學費。但今天美國前40%人羣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後60%人羣的4倍，但前40%人羣的學生債務只佔其總負債的5%，後60%人羣的學生債務卻要佔到其總負債的17%。美國本科畢業生有將近70%在離校時身負債務，平均負債超過3.5萬美元，1/8的畢業生在畢業後需償還的“優秀學生貸款”超過5萬美元。截至2016年，美國仍未清償的4330萬學生（包括在校生、畢業生、肄業生）的助學貸款總計超過1.3萬億美元，超過40%的學生貸款被拖欠或者違約。
**教育支出讓美國中下層負擔沉重，特別是傳統工業區曾經的勞工，在自身福利大幅下降的情況下，根本無力負擔下一代的教育支出。**隨着美國製造業的不斷外移，金融和高科技成為主導行業，這些新興行業對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這些地區的民眾所能承受的，中下層收入羣體的下一代已被隔絕在未來之外。美國許多中下層的學生即便依靠貸款完成大學學業，也找不到像以前那樣福利較佳的工作。大量美國中下層年輕人對未來喪失希望。
希望的喪失，使美國成為唯一一個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業國家。根據達利歐的研究報告，美國後60%人羣中，過早死亡自2000年以來上升了大約20%，主要原因是毒品/（藥物）中毒（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2倍）和自殺（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50%以上）。
今天我們都知道，美國因止痛藥芬太尼被濫用正釀成危機，在傳統工業區也就是鏽帶，吸毒和藥物濫用問題突出。美國毒品和藥物濫用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曾經的製造業地區大量人口無法實現有效就業。
特朗普勝選後，《鄉下人的悲歌》一書迅速在美暢銷。這是出生於美國鏽帶的80後J.D.萬斯的自傳，詳述了美國下層民眾的生存現狀：失業、酗酒、吸毒、普遍的離異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問題，已在傳統工業區普遍到令人驚訝的地步。要知道，這些地區曾是美國工業的中心地帶，1990年代之前曾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大本營。儘管萬斯通過個人努力完成了在耶魯法學院的學業，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但通過他的敍述，讀者仍能深深感受到作者對自己家鄉的絕望。
**醫療方面。****美國仍是醫療成本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也是唯一沒有實現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在2016年時美國仍有2800萬人不能享受醫保，而此前由奧巴馬力主的《平價醫療法案》，正是由於未能考慮到美國後60%人羣根本無力承擔多出的數百美元保險支出，在競選中受到特朗普猛烈抨擊，並使其收穫了相當數量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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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做法能解決問題嗎
這還是我們曾經瞭解的美國嗎？事實上只有當我們瞭解上述情況，才能明白為什麼美國的中下層會贊同特朗普廢除《平價醫療法案》；才能明白為什麼特朗普以各種手段威脅美國企業增加本土工人工資、威脅美國跨國企業將製造業崗位迴流時，會獲得美國中下層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為什麼特朗普政府今天不但要對中國開打貿易戰，甚至對日本、德國等傳統盟國也要施壓；而當美國輿論一邊倒地強調是中國利用全球化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是墨西哥人通過偷渡奪走了美國本土的就業機會時，特朗普顯然還將獲得美國中下層更多的認同。
這些都是基於爭奪選票的考量。而我們真正要關心的是，特朗普政府的這些觀點真是正確的嗎？上述做法真的能解決美國國內今天的問題嗎？
**美國真的衰落了嗎？****並沒有。美國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財富》全球500強排名中，美國有126家企業上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當部分處於高端產業；美國仍然是高科技強國，除芯片、軟件外，在國防、航天、化工、材料、製藥等領域也有巨大優勢。美國有真正實現全球化的互聯網企業。美國依然有最強的基礎創新能力，大量的基礎創新出自美國的一流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美元仍是世界貨幣，中東石油與美元的結盟依舊牢不可破。美國今天的富裕程度仍令人難以想象，跨國企業高管動輒數千萬美元年薪，即便因經營不善或醜聞而離職，補償金也可能高達上億美元。作為2008年金融危機制造者的華爾街精英們，在因“太大而不能倒”獲得美國財政救助後，迄今仍未受到足夠的約束，甚至大量違法交易僅通過繳納罰金就可以實現和解。
所以，今天美國的民粹主義浪潮興起，究竟是因為其他國家搶走了美國中下層的就業機會，還是因為美國國內的財富分配出現了嚴重問題，值得進一步分析和辨明。
二
美國貧富差距加大根源何在
對美國而言，其在20世紀最重要的一個成就，是美國國民整體上共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站在了全球前列。 根據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美國增長的起落》一書中的數據，1900年，美國白人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只有48歲，非白人男性僅為33歲，到1940年這兩個數值已分別提升到63歲和52歲。這要歸功於美國衞生、醫療體系的進步和普及。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莫妮卡·普拉薩德在其著作《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中提到，1913～1954年間，美國通過一系列税收決定，把企業提供的醫療保險等員工福利作為企業所得税的扣除項，促進了由企業為員工提供醫療保險福利的發展。 1980年通過的《拜杜法案》，對聯邦政府資助的知識產權歸屬進行重新分配，將聯邦政府資助研究取得的發明專利權，轉移給實際從事該研究的大學，再由大學將這些知識溢出並實現商業化，最終推動了經濟的創新發展。 這些曾經的制度，為美國在20世紀中後期的科技創新和生產力爆發帶來了充足的人力和智力資源，推動美國中產階層的形成。 而當下民眾對經濟狀況的不滿，往往就是基於這種現實與歷史的比較。正如本系列第一篇《美國貧富差距有多懸殊》一文所揭示的，在今天的美國，財富居於美國後60%的中下層羣體已經遠離“美國夢”的時代，某種程度上成為美國民粹主義爆發的根源。 綜合分析，導致美式貧富差距懸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還是去工業化、信貸福利主義以及政治遊説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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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工業化將一部分人逐出中產
1955年，美國《財富》雜誌首次統計美國500強企業名單，這一統計已持續60多年，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產業的變遷情況（見表1）。
如果將所統計產業按傳統生產性行業、新興技術產業、金融業和其他服務業劃分，可以得出表2。
可以看出，自1955年直到1980年代，美國傳統生產性行業中的大企業比重仍佔《財富》500強的70%以上。那一時期，是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傳統生產性行業的上升和頂峯時代，也是美國國內的平等時代。 **1990年代是個分界線，傳統生產性行業在大型企業中的比重持續下降，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比重開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國大型企業中屬於傳統生產性行業的，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並在此後20年維持在45%左右；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分別維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數據同美國製造業勞動人口的變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國製造業勞動人口比例在1953年達到30%的頂峯，2015年這一比例已下降至10%。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根本無法吸納如此眾多的就業人口，從製造業流出的勞動力去了哪裏呢？從前述圖表可以看出，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業開始佔據美國《財富》500強的約10%。顯然，從199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務行業，成為了製造業人羣就業的去處。 美國製造業的衰退一度被認為是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以至於國內一度也有觀點認為，所有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經歷“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必然變化。的確，**當美國製造業開始因全球化競爭而衰退時，美國的上層精英們並沒有太關心他們的中下層同胞。**僅在幾年前，美國輿論也還根本不像今天這樣批評中國，當時甚至還為美國製造業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的解釋。 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雜誌在一篇《為什麼製造業不重要》的文章中提出：“工業時代就要一去不返，我們即將進入創新經濟時代，製造業將成為某種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財產，將勝過一切。” 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業週刊》在《逝去的工廠職位：忘掉它吧》一文中提到：“對工廠的迷戀主要基於有缺陷的經濟學。” 更早時候，時任喬治·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曼昆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告訴聽眾：“最近製造業就業下降是生產率迅速增長的一個‘避無可避’的結果”。他認為：“近日我們從製造業上看到的長期趨勢，正是幾十年前農業領域所歷景觀的鏡像。” 到了奧巴馬政府時期，作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奧斯坦·古斯比也認為：“製造業部門的就業和支出比例越來越小，佐證了它非常有效率。農業部門恰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跨國公司一度通過大量服務外包來實現在全球拓展，並收穫頗豐。但當企業經營不善或遭受外部危機時，跨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就會通過削減人工成本、實施重組以使企業短期業績提升。由於職業經理人豐厚的報酬與期權掛鈎，因此維持公司股價往往是首要考慮。即便是經營狀況良好的公司，在擁有大量現金的前提下，為維持股價從而確保自己的期權收益，多數也都傾向於選擇回購股票而非投入研發。在美國資本市場，華爾街的銀行家與跨國公司的高管們擁有大量共同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歐美的學者在研究美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會提出“超級經理人”這樣的概念。 從美國實際情況看，**所謂“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中，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只包括金融、信息科技（包括互聯網）等少數產業，連同美國本土保留的製造業高端部分在內，就業人數都極為有限。**對曾經屬於美國中產中堅力量的大部分民眾而言，從製造業遷轉出來之後，只能去從事服務員、餐飲、零售導購、客服代理等工作。 美國勞工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報告指出，如果無法扭轉局面，那麼未來10年美國增速最快的10大職業中，將有7個是不需要大學文憑的低收入職業。這些低端服務業提供的工資收入和社會福利水平根本無法與前期的製造業企業相比，甚至很多服務業職位只是零工模式。美國的去工業化直接導致了中下層就業崗位減少和實際收入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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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福利主義之患
美國的福利體系與歐洲、日本有相當大的不同。莫妮卡·普拉薩德在《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中對美國戰後福利模式形成的歷史做了深入細緻的探討。 遭受了20世紀初期戰爭重創的歐洲國家，出於重建的需要紛紛選擇以累退制的消費税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税源，通過抑制消費、集聚資本用以投資重建，逐漸在此過程中實現了政府積極參與再分配的福利國家目標。 美國在彼時卻面臨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旨在抑制大型企業和富人的累進制所得税被採納，國家層面的消費税被抑制。但在所得税徵收過程中又形成了諸多豁免例外，尤其是1913～1954年間，員工的附加福利（醫療、養老方面）被列入企業所得税扣除範圍，從而刺激了美國私人福利，形成了由企業為勞工購買或由勞資雙方共同購買商業保險的基本福利模式。 由於“小政府”邏輯，國家税源基礎沒有歐洲國家那樣強，在戰後經濟發展的巔峯期，美國企業主導的員工私人福利被認為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更好，美國因而最終沒有成為歐洲國家那樣的福利國家。這也使美國政府通過公共福利來實現再分配的能力遠遜於歐洲國家，中下層的福利水平更易受到所在行業和企業微觀層面的影響。 普拉薩德認為，在公共福利不充分的情況下，美國創造了消費經濟模式，並把它建立在以按揭貸款融資支持的住房所有權之上。羅斯福總統的復興計劃將大規模建設作為恢復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大蕭條時期，2/3的失業者來自建築業）。在《1934年國家住房法案》正式建立聯邦住房管理局後，又通過政府來刺激市場，採取了特殊的長期（10～20年）、低利率（5%以下）、高貸款價值比（接近80%）且完全分期等額償還的貸款計劃等舉措。 1938年羅斯福政府建立了FNMA，即後來的“房利美”。房利美為那些被擔保的按揭貸款建立起全國性的二級市場，為它們提供充足的流動性。美國民眾的基礎福利自此與住宅和按揭貸款緊密掛鈎。對此，前總統喬治·布什甚至講：“我認為當某些人擁有自己的房屋時，他們就在實現美國夢。” 美國的房屋價格還與教育質量和獲取教育的渠道息息相關。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羅伯特·H.弗蘭克認為，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會隨着學區房屋價值的中位數提高而提升，因此美國的基礎教育實際上也與信貸相關聯。而在高等教育階段，如前文所述，學生貸款早已成為沉重負擔。 在醫療方面，美國仍然沒有公共福利意義上的全民醫保，只有針對65週歲以上老年人和部分低收入人羣的醫療保險（Medicare和Medicaid）。大多數美國民眾的個人醫療福利則依賴商業醫療保險體系，也就是最終靠個人收入。這導致了仍有超過2800萬美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如今，美國醫療費用每人每年超過1萬美元，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 **由於醫療與商業保險高度捆綁，美國整個醫療體系事實上已經金融化，這反過來維持了製藥企業的高收入，也導致美國醫療價格比其他很多發達國家高。**根據2019年美國《財富》500強企業排名榜，人壽健康保險公司與製藥企業分別佔11和12家，2018年度總收入分別高達2452.68億和3445.35億美元，其高管年收入都在千萬美元之上。 **我們可以將美國的福利模式稱為“信貸福利主義”。**這種信貸福利模式的建立有美國本土特殊的歷史原因，其形成和發展對美國和全球造成了深遠影響。通過信貸方式來提供基本福利導致美國本土的低儲蓄率，由於全球化壓低了中下層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一段時期內它可以抑制美國國內通脹，但這又會進一步刺激消費信貸。可以説，信貸福利主義促進了美國金融機構的發展，後者反過來提升了民眾的消費信貸能力。 對信貸不斷增長的需求，促使美國民眾在1970年代提出了“信貸民主化”訴求，金融監管開始放寬。**金融自由化帶來的信貸寬鬆不斷形成債務短週期，去工業化卻導致越來越突出的還款能力問題。**美國經濟史學家路易斯·海曼認為：“1970年代之前以工資上漲和穩定就業為前提的信貸體系，在1970年代之後卻被重新調整以支撐不確定的就業和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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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福利體系難維繫
美國能夠長期在本土實現信用擴張，有賴於全球美元的不斷迴流，也即外貿出口國積累的美元出於投資收益和安全的考慮，又大量用來購買美元資產，使美國金融機構具備了信用擴張的基礎。 美國長期批評一些國家的過度儲蓄導致其出現貿易失衡，但美國從來沒有也不便承認的是，外貿出口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普遍形成恰恰與美國的信貸福利體系緊密相關。 正是因為美國主要通過信貸來滿足中下層的福利需求，寬鬆的信貸又帶來過度消費，**從而形成了“外貿國生產→美國信貸消費（外貿國獲利）→外貿國以獲利購買美元資產→美國信貸擴張、繼續消費→外貿國繼續生產”的閉環。**這個閉環如果要一直持續下去，需要美國的消費能力一直提高。現實卻是，由於美國資本不斷向上集中，同時欠缺公共福利再分配的能力，去工業化又導致中下層就業機會和薪酬收入雙重實際減少，美國大部分民眾的消費能力已不可能持續提升，這個閉環遲早有被打破的一天。 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曾評論道：“日本人揮汗如雨地勞動，生產出了美國人需要的商品，也把這些商品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美國。可美國説：‘請借給我購物款’，於是日本就以極低的利息把購物款借給美國。如果這筆貸款能還回來還好，可人家借款不還了，並且連句‘謝謝’都聽不到。在國際經濟中慈善的富翁不但沒得到應有的尊敬和感謝，反而遭受了愚弄。” 外貿國家辛苦生產、美國輕鬆貸款消費的模式，在戰後相當長時期都是美國與外貿國家形成的默契。當美國內部分配出現階段性問題時，民意就會反映至政治層面，美國在政策上就會選擇對外貿國家施壓，為中下層爭取回來一些利益，以使中下層的信貸福利能夠持續下去。但這隻會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因為只要美國仍然堅持信貸福利主義，同時又不能恢復生產性行業的中低層工作職位，無法保證中下層的長期收入增幅能夠覆蓋信貸債務，信貸福利制度最終將難以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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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遊説負面影響大
對立法和政策進行遊説在美國是合法的。
在1950年代，政治遊説在美國還不受重視，但戰後隨着資本集中以及政府對大企業管制措施不斷加強，感受到壓力的大企業不斷加大其對立法和政策進行遊説的力度。根據已宣佈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這是我們的戰鬥》一書中披露的內容，1983年美國用於政治遊説的支出為4.87億美元，2013年這個數字已增長至33.8億美元。沃倫表示：“企業目前每年用於遊説參眾兩院成員的經費，已超過納税人用以維持參眾兩院的經費支出。這就像是一個由權貴僱用的影子政府，由它來確保民選政府不會出格。” 在2010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認定，企業屬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人”，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此案後，限制企業政治宣傳活動支出的《兩黨競選改革法》（2002年）因違憲而被廢除。對美國政治遊説活動的限制進一步減少。 沃倫披露，美國製藥公司長期反對為Medicare醫保提供處方藥優惠，儘管Medicare的適用人羣有限，但製藥公司擔心聯邦政府會通過批量採購壓低價格。2000年左右，遊説機構更大膽建議將處方藥納入Medicare的D部分，即要求聯邦政府在支付處方藥時不能進行任何價格談判。這為製藥公司帶來了大量收入，相當於每年花掉美國納税人250億美元。 曾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在其著作《拯救資本主義》中提及，美國銀行業和信用卡公司曾遊説修訂《破產法》，使勞動合同不再是企業破產時最優先的考慮對象。在過去20年中，美國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經歷過一次破產，其目的，通常是以破產為要挾來規避履行和工會之前達成的協議，實現對員工減薪。同樣未被列入破產保護的，還有學生貸款。 當遊説無法阻止通過某項法律時，特定行業還會用遊説國會撥款的方式來影響執法。賴克披露，美國食品行業曾遊説國會，最終使《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安全現代化法》的執法經費少得可憐，導致該法案難以被實際執行。
**政治遊説的另一個極端體現是美國政商之間的旋轉門。**眾所周知，美國財政金融系統的高級官員，往往都是從華爾街高管中產生的，儘管廣受詬病，但此現象似難有改變。 美國的去工業化、信貸福利體系和政治遊説三方面其實是相互勾連、相互影響的。去工業化有利於跨國公司股東和高管的短期利益，信貸福利促進了金融業的壯大，而跨國公司和金融業因在高度發達的美國資本市場擁有共同利益，又通過政治遊説從立法和政策上進一步維護自身利益，最終結果就是美國中下層民眾高度依賴信貸、工作機會不斷喪失、實際收入不斷減少，導致出現21世紀的民粹主義風潮。
可見，**美式貧富差距的根源在美國內部。**美國屢屢主動挑起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不過是其轉移國內矛盾視線、延緩國內矛盾的一種手段，並不能最終解決美國本土深層次的問題。
三
****美國貧富差距拉大要怪全球化？****看看德國模式
部分美國政客和輿論將美國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歸咎於全球化，認為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導致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大幅下降，大量穩定而優渥的工作崗位流失，中國從中獲益同時造成美國中下層的苦難。”
**但從全球比較視角出發，**德國同樣是深度參與全球化的發達國家，而且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要比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大得多，但德國仍然在鋼鐵、銅、鋁、機械設備製造、汽車這些傳統的、在美國已然衰退的生產性行業中佔據着全球領先地位。
埃裏克·萊曼和戴維·奧德茲在《德國的七個秘密》一書中指出，當美國製造業佔GDP份額降至13%、英國降至12%時，德國製造業佔GDP份額仍高達21%。德國2019年2月發佈的《工業戰略2030》，甚至明確提出到2030年時，逐步將工業在德國和歐盟的增加值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分別擴大到25%和20%。
同為發達國家，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脱實向虛，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中下層信貸福利難以維繫；德國在不斷開拓全球市場的過程中，卻在金融方面保持克制，保持了製造業競爭力，使本土員工共同獲益。這背後不同的經濟思想和發展理念，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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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合作的萊茵模式
1873年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全球大蕭條後，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開始領導德國轉向。競爭規制領域的競爭原則被合作原則取代，秩序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被生產性動員取代，社會政策領域的有組織自助被社團自我管理取代，對外貿易政策領域的自由貿易主義被“開明”保護（關税保護）取代。
這一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也稱英美模式）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截然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深刻地改變了德國人的思維和行動方式，從制度層面產生了卡特爾組織、社會保險、全能銀行、股份公司、地區能源企業、各類協會和研究機構、普遍化的工會組織等德國現代經濟組織。
德國經濟史學家阿貝爾斯豪塞認為，19世紀末德國發展出一套穩定的新型社會生產體系，其基本原則是促進經濟活動參與者之間的合作而非競爭。
這種19世紀末開始形成的經濟體制並非以公司股東利益為中心，而是着眼公司的長期性和持久性，進而實現股東、公司、債權人（銀行）、員工和產業上下游之間的協調共生。這種經濟體制中擁有“話語權”的既非個人也非國家，而是一整套嚴密的制度和組織體系，因而被稱為社團主義市場經濟，也被稱為萊茵模式。
同時，俾斯麥執政時期對全球而言具有開創性的三項社會保障立法（1883年《疾病保險法》、1884年《工人賠償法》和1889年《傷殘和養老保險法》），也深刻地打上了萊茵模式的時代烙印。
▲ 大眾汽車工廠生產線上的焊接機器人（2018 年3月9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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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模式 VS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萊茵模式是對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否定。**它貫穿整個德國近現代史，並對歐洲大陸乃至東亞都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1919年《魏瑪憲法》明確拒絕了“自由放任主義制度”，提出“為了公共利益的”私有財產社會公益義務。德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亨塞爾認為，《魏瑪憲法》對所有經濟活動都給予了“社會條件限制”，它雖未與占主導地位的締約自由正面對立，卻對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現行的德國《基本法》（相當於德國的《憲法》）第14條仍然規定：“財產權負有責任，對財產的使用應當同時有利於公眾利益。”
阿貝爾斯豪塞認為，德國經濟這種自治、自我管理的狀態對企業家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德意志帝國時期的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把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意義”看作是對共同利益必要性的認識。
信奉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企業家對此則不以為然。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為，在一個自由經濟體系內只存在一項責任：企業家在領導企業遵守既定規則——即自由的市場競爭規則、不欺詐、不弄虛作假——的同時必須將稀缺的資源用於獲取最多利潤，即實現投資回報率的最大化。但阿貝爾斯豪塞認為，在德國的固有觀念中，企業家的特殊責任在於，在體系的框架內以保障這種體系功能的方式使用或支配自有財產並使其結果為“公眾福祉”服務。
19世紀末期德國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在1873年全球大蕭條之後卡特爾組織的興起。卡特爾是獨立企業在自願基礎上以合同形式組成的聯盟，通常以行業共同體的形式出現，其目標在於控制和佔領市場。阿貝爾斯豪塞認為，自願遵守法律法規以及企業在自由競爭機制下開展合作曾是且一直是德國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並在此後的反覆博弈中保留了其實質精神。
在歐美，一度有觀點認為戰前與戰後的德國是迥然相異的兩個國家，認為在馬歇爾計劃的幫助下，德國以社會市場經濟顛覆了傳統。但社會市場經濟並沒有顛覆德國的傳統。德國經濟學家霍斯特·希伯特認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一方面注重私營企業與決策，另一方面由政府對國家、區域、地方各級實行調控和干預，從而建立公平競爭機制，維持經濟增長、就業、良好工作環境、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之間的平衡。
阿貝爾斯豪塞通過詳盡的德國經濟史研究，充分論證了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更多是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自我揚棄。換言之，萊茵模式植根於漫長的德意志經濟史，並非是從1949年開始，這對人們今天認識萊茵模式有着重要意義。只有在充分了解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歷史後，萊茵模式的種種做法和經驗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事實上，稍加比較即可發現，二戰後美國也曾同樣意圖肢解日本的財團，但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最終默許了日本的再財團化。與德國一樣，日本也沒有采納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而是沿着自己的道路發展。
人類社會並沒有一個可以通用的政治經濟模式，萊茵模式根植於德國曆史，在歐洲大陸得到擴散，甚至對東亞的日本產生了巨大影響。每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都存在路徑依賴，都必須結合自身的歷史背景，去吸收他國的經驗，汲取他國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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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模式經驗之一：
高度重視製造業
**德國以貿易立國，長期高度重視製造業，堅持製造業的本土優勢。**德國經濟學家沃爾夫岡·史特雷克認為，由於本土市場有限且歐洲他國長期存在關税壁壘，德國並沒有足夠的建立規模化生產體制的市場需求，而是傾向於尋求自己的比較優勢，強調工業產品的優質化和定製化。
這種經濟目標需要有高技能的人力資源、成熟的適用技術及與客户良好的合作關係，因而要求企業的決策必須有長期性。穩健的發展目標又反過來要求員工具有穩定性。由於長期直面整個歐洲甚至全球市場的激烈競爭，企業家和員工一開始就被綁在一條船上。企業家如果不顧及勞工利益，就無法擁有長期熟練的員工，也無法維繫與全球客户的良好關係；而員工如果過分強調自己的短期利益，企業將無法正常發展，最終自己也會受損。
**德國企業擅長的專業領域，主要是機械設備、汽車、化工及製藥等，全球化為這些企業帶來廣闊的世界市場。**德國不少企業已有數百年曆史，二戰期間，超大型企業更是得到支持。大型企業與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小企業擁有長期密切的聯繫，當大型企業去拓展全球市場時，背後的中小企業同時獲益。
在面向全球市場時，德國中小企業努力在各個利基市場實現了絕對優勢地位，也就是形成了全球數量最龐大的製造業隱形冠軍企業。在全球3700餘家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中，德國就擁有1300餘家，此外美國300餘家、日本200餘家、中國60餘家。這些大型企業和製造業隱形冠軍企業，為德國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優厚的就業崗位。
▲ 4月1日，德國漢諾威，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員在展示仿生機械臂 單宇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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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模式經驗之二：
產融協調的金融體制
**以製造業為主導的德國，傳統大型製造業企業與銀行關係緊密，採取“全能銀行”模式。**在很長時期，雖然銀行不持有企業股份，但個人股東信任銀行，將自己對企業的投票權委託給銀行行使，銀行甚至可能在雙層管理架構的上層（監事會）派駐成員。這種銀企聯合可以避免股東因貪婪而採取短視策略。基於上述委託投票權的安排，直到1995年，銀行仍然擁有德國24家最大集團公司股東大會84%的投票權。
隨着全球化的深入，德國企業的融資渠道越來越寬，大型銀企聯合逐漸被削弱。1998年，上述委託銀行的投票權安排被立法廢除，而後又立法降低銀行出讓所持企業股份的所得税，德國大銀行與大型工業企業的聯合宣告解散。銀企聯合的模式雖已徹底變革，但德國大型企業基本由家族基金主導，並未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的獵物。
對中小企業而言，德國特有的銀行體制發揮了巨大作用。筆者曾向製造業隱形冠軍理論的提出者赫爾曼·西蒙教授請教德國的中小企業如何解決融資問題。西蒙教授表示，德國製造業隱形冠軍企業在發展之初，往往與德國地方儲貸銀行和合作銀行緊密合作，與大型私人銀行合作較少。儲貸銀行、合作銀行給中小企業提供的貸款約佔貸款總額的2/3。這兩個銀行業支柱受到嚴格監管，因此在金融危機中幾乎沒有受損。但銀行業的嚴格監管也帶來了銀行貸款利率較高的弊端，這是獲得安全穩定需要付出的相應成本。
**德國產融協調的金融體制有力支持了過往數十年實業的發展，但對高風險的新興產業則支持不足。**近年來不少觀點認為德國經濟雖然並不缺乏在某些特定市場的創新能力，但在某些具有未來前景的市場如信息技術領域，創新能力則顯不足。
對於有人提出德國應依照美國模式進行改革，阿貝爾斯豪塞認為，對德國企業仍處弱勢的市場而言，這或許能夠彌補創新實力不足，但卻會給養活了2/3就業者和企業家的多元化優質產品市場帶來沉重負擔。
事實上，**儘管德國沒有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出現巨頭企業，但也避免了國際金融資本對傳統優勢產業和就業的衝擊。**在數字化時代，德國仍然穩健地從既有優勢出發，去獲取工業互聯網時代的最大收益。與此同時，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也開始主動搭建融資信息平台，啓動INVEST等投資計劃，為投資者和初創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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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模式經驗之三：
雙元教育體系
**在德國，從事製造業的普通技術人員一般不上通常意義上的大學，而是通過學徒制來實現就業。**約有342類受認可的學徒職業，提供技術和社會領域的公司內部培訓和課堂教學，一部分時間留給僱主，一部分留給職業學校。
截至2013年，超過140萬名德國學生入讀1559所職業學校。學徒培訓時間一般持續兩年半到三年半，從事全職工作。2013年25～34歲的德國人只有28%接受過大專、大學教育。製造業企業大量倚重熟練技術人員，學徒制為企業提供了合適的勞動力資源，也促進了就業。
1990年代以來，德國企業提供的學徒崗位逐漸減少，最終僱傭保證也開始不明朗。為了阻止這種現象，德國在2004年引入了學徒税，對沒有接收足夠數量學徒的企業進行懲罰性徵收。此外，德國企業越來越多地採取企業之間的學徒制，逐漸取代了內部學徒制。
**學徒制對德國製造業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將企業用人目標與教育直接結合，避免了工作與教育的脱節。**這對製造業仍需進一步發展的國家而言，具有非常強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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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模式經驗之四：
勞資共決制度
勞資共決制度是植根於德國經濟史的重要制度，是德國勞資雙方能夠共享經濟發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
1951年，西德聯邦議院通過了《關於採礦業和鋼鐵製造業僱員在其公司監事會和董事會行使共同決策權法》，這是勞資共決制立法的開端。
此後通過的《企業基本法》在1971年被修訂，賦予職工委員會更多的共決權（包括工作崗位管理權和勞動過程規制權）。
1976年，針對僱員超過2000人的股份公司制定的《僱員對等共同決策法》生效，僱主聯合會不能接受，訴諸聯邦憲法法院，但於1979年被駁回。聯邦憲法法院在判決中引用了《基本法》中關於財產的社會義務條款。
根據德國聯邦勞工與社會事務部2018年披露的一項資料，企業職工委員會在若干方面享有共決權，包括關於內部規則和員工行為方面的問題；設定勞動時間，引入短時工作或加班；確定帶薪休假原則和休假時間表，當僱主與員工無法就員工休假達成一致時做出決定；引入或應用監督員工行為或表現的機制；根據法律，當提出措施防止職業事故或疾病，或當涉及健康保護問題時；當分配公司住宅或騰退時；有關薪酬構成，設計薪酬制度，或設定計件工資和獎金率或類似績效相關報酬的問題；制定團體工作原則。
如果公司擁有超過100名僱員，必須設立財政委員會。當計劃收購併可能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時，僱主必須向財政委員會及時告知並進行討論。在沒有設立財政委員會的情況下，應當向職工委員會告知並進行討論。如果公司有超過20名有投票權的員工，在涉及員工的新任命、評級、再評級或轉崗等人力變更事項時，僱主必須徵得職工委員會的同意。在開除員工之前，僱主必須聽取職工委員會的意見。
在中、大型企業的雙層管理架構層面，由勞資雙方共同組成的監事會，還擁有對管理（執行）董事會成員的任免權，對所有公司事務完整的知情權，還有權做出重大商業決定。
實踐中，即便在超過2000人大型企業適用的共決制度中，資方的監事會主席也被賦予雙票，而在中型企業中，勞方的監事會成員仍佔少數。德國勞資共決制並未像批評者或最初企業家階層擔心的那樣，讓企業家失去對企業的主導權。
**勞資共決制的真正意義，在於創造了一個不能完全由資方來決定勞方命運的企業運行機制，在外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資方與勞方更加緊密地一致對外。**德國學者認為，勞資共決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大型企業的“代理成本”問題，正是因為勞方能夠通過制度來提出自己長遠的訴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管理層短期的利益衝動。
**事實上，德國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也進行了大量的產業外包。**在東西德統一之後，德國跨國企業對中東歐的投資從1995年的7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630億美元，一度引發德國國內對產業空心化的擔憂。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勞資共決制度使德國跨國企業進行全球跨境外包時無法忽視本土員工的利益，能在企業全球擴張的同時實現本土員工的利益共享，這一點恰恰是美國企業在全球外包過程中無法做到的。
除此之外，德國還延續了自俾斯麥時代以來優良的社會保障傳統。出於國家責任，也得益於德國經濟的發展，在醫療、養老等方面，德國總體上一直都維持了較好的社會福利。
四
美、德全球化路徑對我有何啓示？
儘管存在逆全球化風潮，今天的世界仍處於深度全球化時代。這是一個二戰後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國際經貿體系，這一體系曾給全人類共同發展帶來希望，也給部分人羣帶來衝擊。回顧戰後全球化進程，剖析美國在這一進程中的得失，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全球化，保持戰略定力，並從國內外的經驗教訓中汲取智慧。
1
GATT
温和全球化下的“微妙平衡”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將二戰後的全球化分成兩個階段，一是自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至關貿總協定（GATT）的階段，二是世貿組織（WTO）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戰後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平衡”：充分的國際制約和貿易開放保證了世界商業繁榮，同時各國政府也有足夠的政策空間應對國內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國際經濟政策和國內政策目標，如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公平分配、社會保險及國家福利等相比，處於次要地位。
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論》中，羅德里克將此階段稱為“温和的全球化”。以GATT為標誌的貿易多邊主義形成，通過幾輪多邊貿易談判，廢除了大部分源自1930年代的進口限制，降低了關税。1948～1990年間，世界貿易量年均增長7%，無論富國還是窮國的增速都超過以往。
**但GATT並未追求完全的全球化。**某些貿易方面的限制雖然解除或減弱了，工業國之間的大多數工業製造品貿易也逐步開放，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世界貿易在多邊協議之外進行，或者受到條約例外規則的保護，涵蓋農業、保險、銀行、建築、公用事業服務等領域。在美國壓力下，1990年代還曾流行自願出口限制，主要表現為日本限制本國汽車、鋼鐵及其他工業製品出口。
羅德里克認為，除發展中國家外，發達工業國在GATT階段也有相當多的“空子”可鑽，包括利用反傾銷保護本國產業等。而且，GATT階段的全球貿易裁判規則還導致強制執行難以實施，因為在就具體貿易案件提請GATT專家小組裁決後，即便專家小組認為申請國（原告）有理進而通過了小組報告，實際執行裁決仍需GATT所有成員（包括作為被告的被申請國）一致通過該報告才行。很顯然，被告方可以否決對自己不利的裁決。
因此，**總體上GATT更多是一個貿易協商機制，而非一個類似於主權國家內部的貿易立法及裁判機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魯傑認為，GATT的“多邊主義建立在國內干預的基礎之上”。在GATT階段，各國可根據自己獨特的企業治理、勞動力市場、税收制度、商業利益和政府關係以及國家福利制度，來建立自己的經濟制度。
就發達國家而言，羅德里克認為，雖然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瑞典和日本都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但支持這些市場的社會上層建築卻大不相同。美國是自由市場，德國採納的是社會市場經濟，北歐是福利社會，法國是以“指導性計劃”和大量監管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日本則保持傳統，有大量監管和貿易保護。就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他國貿易政策無法直接干涉本國，因此後發國家通過一系列工業政策實現了經濟轉型，減少了對自然資源和大宗商品的依賴，還有不少國家以製造業為基礎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
**GATT沒有以貿易最大化為目標，它實現了讓各國在符合自己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儘可能多地參與到國際貿易中。**羅德里克認為，貿易只有在沒有對國內社會制度、分配偏好和價值觀造成威脅時，才是自由的。事實上，正是在這種妥協之下，無論先發國家還是後發國家，才實現了經濟發展與勞工權益、社會福利以及環境保護等其他社會關鍵目標之間的平衡。
▲ 1月8日，LG公司的巨型曲面屏亮相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 劉傑攝
2
WTO
超級全球化利弊
在里根-撒切爾自由主義革命之後，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逐漸成為主導，至“華盛頓共識”提出，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廣泛流行。羅德里克認為，這些意識形態對市場力量過分樂觀，它們認為政府是市場發展的阻礙，必須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減少到最低程度。
1990年代前後，隨着金融全球化的到來，世界貿易組織（WTO）誕生標誌着另一類型全球化的開始。
羅德里克將WTO階段的全球化稱為**“超級全球化”**。與GATT的規則不同，WTO要求國內經濟管理要服從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要求，實現國際商品和市場（勞動力除外）的一體化。
**其中非常關鍵的變革是WTO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專家小組裁決之後新設上訴程序，上訴裁決的結果原則上不可推翻，除非所有成員一致同意才能推翻。這一規則導致WTO的裁決迫使各成員的內部政策必須適應全球化要求，包括美國都被迫改變自己的税收和環保方面政策。以往各成員內部用以平衡各方利益的勞工、環保和税收政策，在WTO項下都成了需要被打破的貿易壁壘。一個以全球貿易以及全球貿易背後的全球金融利益為最優先的體系逐漸建立起來。
以WTO為核心的國際貿易體系對此後的全球經貿快速發展功不可沒。但是，隨着全球化深度推進，將擴大貿易和經濟效率置於最優先取向，一些接受了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國家開始面臨貧富差距的挑戰，部分過往支持全球化的知名經濟學家也開始反思。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承認，自己未能意識到全球化可能帶來分配不公的嚴重性；擔任過克林頓政府時期財長和哈佛大學校長的拉里·薩默斯，曾是堅定的自由貿易論者，後來也認識到：“那些無國界的精英們只關心他們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經濟中取得成功，以及他們自己的腰包是否隨之鼓了起來，他們公司總部所在國的利益與他們無關。”
**更為關鍵的是金融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凱恩斯曾主張，政府應將本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目標放在全球經濟發展之前。這正是佈雷頓森林公約擬定者所達成的共識，當然這也成為後來新自由主義攻擊全球化不夠全面和深入的靶點。在各國逐漸打開資本管制的情況下，全球資本流動性增加。
從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觀點來看，全球資本的跨境流動有利於資本在全球的優化配置。但事實上的後果，正如凱恩斯曾經指出的，完全自由流動的資本不但威脅金融穩定，還會影響到宏觀經濟平衡，也就是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之間的平衡。1980年代末，經合組織起初認為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並無不同，決定要推動資本的全面流動，並將其納入《資本流動自由法典》的修訂版中，廢除資本管制從而成為加入經合組織的一個先決條件。1994～2000年間，6個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加入該組織並開放了資本賬户，其中墨西哥和韓國加入不久就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
喬治·索羅斯在他的《索羅斯論全球化》一書中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使二戰後出現的福利國家變得不合時宜，因為需要社會保障的人們不能離開國家，而過去作為福利國家徵税對象的資本卻是能離開的。”此外，雖然“全球競爭解放了創造力，發揮了企業家才幹，並使技術創新加速”，但全球化不利影響也不可忽視：
“一是許多人尤其是欠發達國家的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同時又得不到社會安全網保護；還有許多人被全球市場邊緣化。”
“二是全球化導致了私人產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市場長於創造財富，但其目標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對利潤的恣意追逐會破壞環境，並與其他社會價值產生衝突。”
“三是全球金融市場容易遭受危機。”
在索羅斯看來：“市場是用來為自願參與的各方進行貨物和服務自由交換提供便利的，僅靠市場自身不能應付諸如法律和秩序或維持市場機制本身運轉之類的集體需要。市場也不能確保社會公正。****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過政治方式來提供。”
羅德里克認為一國難以“在擁有‘超級全球化’的同時擁有民主制度和國家自主權，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這一觀點深刻預見到了美國今天正面臨的困境：當美國在主導“超級全球化”過程中使本國資本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資不足從而使本土就業崗位流失、對中下層造成難以彌補的影響時，中下層通過選票民主開始反彈，最終將激進的特朗普送上了總統寶座。
▲ 2018年9月19日，德國漢諾威國際商用車展上展出的梅賽德斯—奔馳OM471 6缸柴油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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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深思產業興替
中國在經過漫長、艱苦的談判之後，於2001年加入WTO。中國的全球化之路十分坎坷，並非如最近幾年曾流行的一種説法，即美國在全球化中受損是因為中國在全球化中獲益。
中國加入WTO、融入全球化進程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包括產業整合、職工下崗等。**也因此，中國在後來的發展中十分注重改革的穩定性和協調性。**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無論政府還是企業家，都仍然需要堅持“以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個社會共識。
中國在加入全球化進程後，外貿依存度也一度相當之高，國民通過辛苦勞動艱難地賺取美元，推動了工業化起步前行。和有類似發展經歷的日本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在1980年代就已佔據過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高端，中國的產業當前多數仍處於產業鏈中下游。
吸取他國教訓，中國的金融政策應更為穩健，避免出現國內資金快速向能短期獲利的資產聚集，進而對中低端外貿產業構成巨大擠壓的情況。如果通過中低端外貿辛苦賺來的收益變成國內信用寬鬆的基礎，而國內信用寬鬆會引發資產泡沫，資產泡沫又反過來影響了各項生產要素的價格，包括房地產、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等，這將使利潤率本就不高的中低端外貿產業進一步喪失產業升級的機會，甚至被迫大量退出市場。
**中國是一個外貿大國，但還不是一個外貿強國。**如果境內資產泡沫膨脹，生產要素價格繼續上升，中低端外貿產品會逐漸被其他後發國家所替代。而美國在政策取向上正極力擺脱對中國中低端製造業的依賴，試圖通過扶持其他小國替代生產，繼續維持美國本土的信貸福利體系。
近年來，國內有觀點認為，製造業衰落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是每個工業化國家的必經之路。此類觀點深受美國前些年一些經濟學觀點的影響。但美國主動去工業化，依靠信貸消費維持經濟發展的惡果如今已擺在眼前，況且中國並沒有複製美國模式的經濟基礎。在這方面德國堅持製造業基礎地位的策略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鑑。
在經濟轉型升級的今天，人們更加重視高科技企業。**但從美國的教訓以及德國的經驗來看，我們應當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麼“高科技”的製造業企業，要讓市場而非市長來識別它們，決定它們的去留。**不能期望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