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往事（上）_風聞

       一九三八年七月，英國作家阿特麗來到中國採訪抗戰，她抵達的第一站就是香港。此時的香港“是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之一”，甚至超過了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物價一天天騰漲，營業一天天繁盛”；“旅館裏都擠滿了房客，房價增加了一倍”；“無論咖啡店、酒樓還是商鋪都擠滿了主顧”

       九龍此時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商埠。由於戰事的影響，我國沿海港口包括上海港在內都被日軍封鎖乃至佔領，唯有英國殖民者統治下的香港仍然暢通，大量的進出口物資只能通過香港交易，所以港口擠滿了英國、德國、意大利、蘇聯、法國、美國等國的船隻。

       阿特麗還注意到來到香港的內地難民成分和中國其他地方的也有很大不同：既不同於中國內地未淪陷城市裏經過長途跋涉、挨餓受凍衣衫襤褸的難民，也不是上海露宿街頭每天倒斃數以百計的難民，他們中有許多人家有吃有穿，算是小康，這是從廣州過來躲避長期空襲的；有的從內地其他城市帶着資金過來，一心只想保有自己的財富；還有些則是國民政府各級官員的家人，為了安全待在這裏。

      獨佔了中國的對外貿易（除了日本，假如還能稱為貿易的話）港口地位，大量的有消費能力的難民的湧入，讓香港的富人們，不論是英國國籍還是中國國籍的都賺得盆滿缽滿。

      阿特麗還指出了此時港英政府和香港富人們對待抗戰的態度：一副事不關己的架勢。港英政府拒絕設立收容所以接濟那些從廣東逃難來的窮苦難民；英國國籍的華人財主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對英國公債的認購遠比此次認購中國公債慷慨得多；中國財主們則寧可把錢花在酒樓和咖啡店裏炫耀財富。阿特麗寫道：“在新加坡或者荷屬東印度華僑那裏為中國募集抗戰捐款，也比在香港容易得多”。

      站在他們的角度，這些行為其實也不難理解。港英政府自不用説，對於香港的華人財主們來説，不考慮民族感情（假如有的話），他們的利益是和港英及其背後的英國利益掛鈎的，甚至可以説就是因為爆發了抗日戰爭，內地的港口因為戰爭無法運行，香港才會那麼繁榮，他們才會賺得那麼多的錢。

      八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翻看阿特麗對當時香港的描述，可以相當程度上解釋後來香港的繁榮與近來的相對衰落：

      當內地被封鎖的時候，作為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香港迅速繁榮起來；

      隨着內地的改革開放，對外貿易、外資需求大增，依靠轉口貿易發展起來的香港依託大陸的發展，登上了城市發展的巔峯，在港英政府等勢力的操弄下，富裕起來的香港市民建立了對內地人民的心理優勢；

      但等到祖國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開放之後，香港原有的特殊時期的優勢逐漸喪失，它的地位必然會下降，這時候正確的做法本應該是進一步加強與祖國融合，偏偏香港內部各種阻礙以至於有今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