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虧這次沒有馬雲_風聞

幸虧這次沒有馬雲虎嗅APP07-0116:43

這是我第一次見馬雲老老實實坐在後面看別人在台上坐而論道。

這位阿里巴巴商業帝國的締造者坐在觀眾席上，遠遠地、略帶審視和考驗地看着台上他的繼任者張勇坐在過往都是他坐的位置上與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湖論劍”。

這是發生在2019年6月25日下午5點多的事情。6月25日~26日，2019羅漢堂數字經濟年會在西湖邊上一個環境優美的賓館裏舉行，正如當今世界經濟局勢的陰晴不定，這兩天會議進行的同時，外面的天氣亦波譎雲詭，時而大雨滂沱，時而煙雨濛濛，陽光也會趁着大雨喘息的間隙撥開密佈的烏雲鑽進來待會兒。

這場會議吸引了包括6位諾獎得主在內的200位全球各地的經濟學家、企業屆和政界人士參加。這些看了令人頭禿的經濟學家從紐約、倫敦、芝加哥、波士頓、新加坡、漢諾威、北京等全球各地飛赴杭州，共同研究數字技術對人類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應對最重要的全球挑戰，並着眼於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

如何形容會議現場經濟學家的密集程度或者説摩肩接踵的狀況呢？你去上個廁所都能同時碰上兩三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起小便。

大家可能已經通過各種精心炮製的新聞稿和精美的圖片瞭解到了羅漢堂學術委員們的精彩觀點，也看到了6月24日晚馬雲與主要由經濟學家組成的羅漢堂學術委員們的大合影，在經濟學家們悲觀的主基調中，馬雲自稱“數字經濟的樂觀主義者”的言論格外醒目。

羅漢堂今年的會議議題包括數字技術如何重塑經濟、平台經濟和生態的崛起、隱私保護與數據治理，以及區塊鏈與其他未來數字技術等。

馬雲“佛”了

當張勇坐在台上與包括本特·霍姆斯特羅姆（2016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托馬斯·薩金特（2011諾獎得主、紐約大學教授）和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2010諾獎得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他們同時也是由阿里巴巴一年前的6月26日牽頭成立的羅漢堂學術委員——在內的經濟學家們唇槍舌劍之時，馬雲悄悄地溜了進來，就近一屁股坐在了離門最近的一把椅子上，該位置距離台上十米開外。馬雲依然穿着那件印着Alibaba字樣的黑色運動外套，米白色的褲子，腳上大概率——因為視線被擋住了——是那雙常年搶鏡的千層底布鞋。

人們顯然低估了這位巨賈對離開舞台中央的決心。馬雲在為正式退休的那一天做一切準備。他最新的一個舉動是，在6月26日退出了杭州雲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該公司是馬雲與阿里巴巴的另一位合夥人謝世煌於2014年成立的。

再有兩個多月，準確地説是在9月10日這一天，馬雲就將徹底把阿里巴巴帝國的帥印交到張勇手裏，此時的張勇正跟幾位經濟學家討論平台經濟，對話的爆發點最後集中在了平台歸屬的問題上。張勇説：“我一直告訴我的團隊，我們並不是平台所有者，我們運營這個平台，我們是平台的一個參與者，當然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但是我們並不擁有這個平台。”

一張圖裏三個不同年份的諾獎得主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發起了攻擊，他説：“你説你並不想做這樣一個平台的擁有者，其實你如果能做的話，還是能夠做得到的。”他的意思是，你如果真的想放棄作為這個平台的擁有者的權利，你是無論如何都能做到的。

張勇回應他：“在技術方面，如果中斷五分鐘的話，對於所有賣家來説，都會造成非常大的問題，所以這不是我們一個人能決定的，這是我們一個共同的決策，（阿里巴巴）是所有參與者共同的一個生命體。”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再戰：“這是我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想法，我能夠做（放棄作為平台的擁有者），只是我想不想做而已。”

來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説：“作為一個英國人，我也可以。”

提到限制平台發展的瓶頸問題時，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認為：“我覺得這跟城市擴張一樣，瓶頸就是阻塞，在產品端的阻塞。”

張勇顯然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效率才是重中之重：“平台業務在不斷擴展過程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之一是效率。”

台上劍拔弩張之時，台下的馬雲坐在那兒時而皺眉，時而閉目養神，時而不顧形象地葛優躺。見鬼的是，一向以説一口流利的英語著稱的馬雲居然拿起擺在桌子上的同傳耳機認真聽了起來。

這位4000多億美元市值的公司的掌舵者的另一個舉動同樣新穎，當我偶爾把目光從台上轉移到他身上的時候，發現他手裏多了一串佛珠——他不停地拿着佛珠搓臉，偶爾把它掛在胳膊上，但這些都沒有掩飾他的倦容，以及從側面看格外醒目的白髮。

這場長達一個半小時的對話一結束，馬雲就撅起屁股走了，不給任何人追上去套近乎的機會。

數據隱私引發的激烈討論

一張圖裏倆諾獎得主（中間倆）

談到數字經濟，數據隱私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無獨有偶，這也是6月26日一上午的核心議題，吸引了包括法國國務顧問、數據保護局前局長伊莎貝爾·法爾科·皮爾羅廷，蘋果公司全球隱私資深總監簡·霍華特、微軟前首席經濟學家普雷斯頓·邁克菲以及螞蟻金服首席隱私官聶正軍和首席知識產權法務官白建民等政商屆的人一起探討當下我們在隱私保護和數據治理方面面臨的挑戰。但不知道是議題本身的敏感性還是人物的敏感性，該議程最終變成了一個閉門會議。

在6月26日下午6點半，羅漢堂數字經濟年會收尾的時候，我寫下了一段話：“無法想象一個會議最高潮的部分在它結束的時候。”

一點都沒有誇張。

最後的環節是一個自由討論的環節，有點兒像議事堂。經濟學家們那種積極踴躍的討論甚至調動起了如我這般旁觀者的亢奮情緒。你無法想象一個為期兩天、高度消耗腦力的會議，到了最後，這些動輒五六七十歲的經濟學家們居然還老老實實坐在這兒聽台上的演講和對話，六位諾獎得主還剩下四位，聽得比任何人都津津有味。這讓人感動。

其實對這些經濟學家們來説，羅漢堂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難得同時聚在一起互相過招、交流思想的機會，可能平常也只是互相久仰大名而已。

茶歇期間經濟學家們的討論

自由討論環節

在1個小時的自由表達中，他們的核心關切主要是放在了數據隱私上。

忘了是哪位學者了，他率先提出了一個困惑：“如果説出現了違反隱私條款的話，到底應該以多大的程度上去給企業施加罰金，罰金額應該多大？”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庫斯·布倫納梅爾説：“我覺得這（數據隱私）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特別是對於消費者來説，他們到底是不是要把一些數據隱私化，因為這些消費者很難去了解這些數據背後意味着什麼。所以我們需要一些當局來對公眾説，這些是敏感數據，那些不是敏感數據。我不是説要FDA批准，但是當局應該有一些相應的機制、用不同的方法去評估，這一點我們是要考量的。”

康奈爾大學副教授叢林説：“我也是關注隱私這個問題，因為我希望看到的是我們確實要區別開隱私和數據使用這兩者的關係。而且還有一個就是泄露的問題，有一些可能是不當心的泄露，還有就是對於數據的不公正的使用。我覺得我們缺失的一點，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去使用這些私有數據，我們怎麼樣去對人們進行賠償，那些持有數據的人怎麼向用户支付他們的這些數據。所以説我認為在實際操作上，我們確實會去做這樣的區分，我們會去區分一個是私有化的數據，比如個人的個性，比如我的社會安全號碼。還有一些可能是在平台上生成的信息，有多個參與者參與的信息。所有這些信息不是對我一個人隱私的，它可能是一個集體擁有的數據。那麼這種情況下，該怎麼樣去操作？”

普利斯頓大學教授熊偉説：“Patrick（帕特里克·博爾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主要研究契約理論、公司金融、產業組織）剛才講到了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要用户能夠同意，我也同意這樣的説法。但是有些情況下，公眾可能對這種同意也有一種厭惡感。當然你可以看到，因為這個決定是很難做的，有的時候你想説‘不’，但是也不一定能夠説‘不’。之前的嘉賓在演講裏也講到這一點，沒有人真的能夠對微信説‘不’，因為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微信上，我們不需要同意微信的任何的要求，所以對我來説，簡單的解決方案就是去捆綁化。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是捆綁的話，他會把很多東西捆綁在一起，微信會給到你相應的信息，或者Facebook會把相應的信息給到其他的服務提供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的同意就是捆綁了很多你的私人信息的。如果我們能夠去捆綁的話，我們的決策就更容易了，因為你只要給到Facebook決定使用你的信息，讓它在Facebook上用某些功能時去使用這個信息，而不是把這些信息賣給其他的公司。所以説這是一個不同的決策。還有一位嘉賓在演講當中也講到了小程序問題，當你進到一個小程序的時候，你可能會做一個獨立的決策，這個時候我們同意把這個數據給到它。在一個平台上，你經常要給到一些不同的獨立的決策。你完全可以説‘不’，你有這個選擇權説‘不’。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案，至少是目前為止是這樣的情況。”

哥倫比亞大學商業院教授王能説：“關於隱私保護方面，我可能更加的樂觀。我覺得在數據方面，在我們的數字經濟當中，必須要更加的具有流動性，更加的具有生產力。而且，我們現在遇到了很大的一些困難，通過我們討論的環節，在這兩天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可能大家的觀點也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希望除了我們這一次的討論，在未來我們必須先邁出一步，至少我們是有所進展，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定程度上要妥協。有文化上的差異，可能是價值觀這方面的差異是很大的。但是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是讓我們的數據在歐洲、亞洲、美洲，如何很好的讓這些數據流動起來，我們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我們要有更加實際的措施，比如説你在這個方面放棄一點，那個方面我妥協一下，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相當於有第三方的獨立的一方能夠幫助我們統籌協調一下，這樣我們可以更多的去妥協，至少我們可以往前邁進一步。”

現場永遠比文字生動，但現在也只能止步於此。

羅漢堂搭台，經濟學家唱戲

前面幾排都是全球各地的經濟學家們

如果你在現場，你會發現羅漢堂數字經濟年會明顯有別於其他會議，它給人一種感覺是“我搭台，你唱戲”。

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一再強調，羅漢堂不是阿里巴巴的羅漢堂，只是由阿里巴巴倡導成立的。這本身就表明了該會議的開放姿態，它思考的和想觸及的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一些棘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不僅侷限於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企業。它在去年成立時的使命宣言裏説：“羅漢堂將秉承科學研究的開放精神，以正直、普惠、多元的原則獨立運作。”

羅漢堂肩負的使命有兩個：一個是理解數字技術如何幫助實現社會共同利益；另一個是幫助建立一個廣泛的研究社區，聚合共識與力量，為解決新問題提供新範式。

從參加這個會議的本身感受來説，它的確在按照它所宣揚的那樣做。我可能並不能從短短兩天的會議本身總結出什麼深刻的思想，因為很難全部消化。

僅就我個人的觀察，羅漢堂無意在每一個議題上達成共識，它的作用是提供一個不同國家和文明的人濟濟一堂、站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表達自己思想的平台——即中國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一個問題時是如此的不同，無論是數字平台還是數據隱私，抑或是數字經濟，因為文化差異、價值觀差異和社會差異帶來的思想的碰撞如驚濤駭浪——在互相瞭解、反駁的過程中又自然而然達成一些有限的共識。

正如羅漢堂宣言裏所言：“此時，是把學術思想與實踐洞見結合起來的時候了。”

“我覺得在未來需要有更多的交流，我們有很多一致的想法，但是我們也有不同的想法。”托馬斯·薩金特老爺子在總結的時候亦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們在思考的過程中，我們有不同的想法。雖然名字可能是一樣的，比如説都叫湯姆，TA可能是一個人、一隻貓、一個星球。對我們來説有不同的測量的方法，我們一定要挖得深一點，包括我們的機器學習，這些名稱不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挖掘下去（才是重要的）。”

馬雲這次主動避讓，從另一個角度來説，是變相做慈善，對嘉賓和參會者而言。因為按照經驗主義，有馬雲在的場合，他總是會吸引到媒體和攝像機的鏡頭，這就顯著稀釋了會議本身的意義，就像當年的烏鎮飯局搶奪了世界互聯網大會本身議題的關注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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