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_風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然而，一些重要而又是基本的問題，至今尚未解決。《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紀課題”。

明清兩代，儘管《三國演義》流傳甚廣，影響極大，但人們對它的成書年代並未作過認真的研究。一些學者在他們的筆記雜著中提到《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時，往往根據傳聞，或稱其為“南宋時人”（如明代嘉靖年間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

清代雷琳等的《漁磯漫鈔》則轉販其説），或稱其為“元人”（如明代萬曆年間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或稱其為“洪武初人”（如清初周亮工的《因樹屋書影》），或籠統地稱其為“明人”（如明代嘉靖年間高儒的《百川書志》）。

明代嘉靖、萬曆間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經籍考·傳記類》記載《水滸傳》作者時，將羅貫中寫成“羅貫”，“字本中”，且未言其時代，實則重複了田汝成的記載，只是抄錄有所脱誤而已。對作者生活年代的記載如此歧異，又怎能判定作品的成書年代？

二十世紀初，魯迅先生在廣泛佔有材料的基礎上，開創了具有科學意義的中國古代小説研究。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傑作《中國小説史略》第十四篇中，魯迅綜合明清人的記載，説羅貫中“蓋元明間人（約1330－1400）”。而在1924年所寫的講稿《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中，他又一次寫道：“羅貫中名本，錢塘人，大約生活在元末明初。”

既然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其作品《三國演義》當然也應該產生於這一時期。這就是《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説的來歷。

1931年，鄭振鐸、馬廉、趙萬里三位先生在寧波訪書，發現了明代天一閣藍格抄本《錄鬼簿續編》，其中有這樣一段：“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

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這是迄今人們見到的有關羅貫中的記載中最為完整的一條，作者又自稱是羅貫中的“忘年交”，因而彌足珍貴。

“至正甲辰”即元惠宗（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距元朝覆滅（1368）僅四年。《錄鬼簿續編》的作者在此年與羅貫中“復會”，後來又活了六十餘年，那麼羅貫中至少也應活到明初，由此可見，羅貫中確實是元末明初人。

這一記載，正與魯迅的論斷相合。因此，這一資料一經披露，立即受到古典小説、戲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魯迅1935年1月為《小説舊聞鈔》寫的《再版前言》中，就特別鄭重地提到：“自《續錄鬼簿》出，則羅貫中之謎，為昔所聚訟者，遂亦冰解，此豈前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從此，“成書於元末明初”説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成為數十年來權威的説法。

不過，“元末明初”畢竟是一個籠統的時限，是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給出的一個模糊的時間定位。“元末”至少可以包含二三十年，“明初”也長達數十年，將二者合在一起，實在是一種不得已的做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着《三國演義》研究的發展，一些學者不再滿足於“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成書於宋代乃至以前”説。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説》一文（載《羣眾論叢》1980年第3期）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提出了三條論據：（1）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聖》一節中有“迄至聖朝，贈號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説三分的口吻”。（2）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説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於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3）該書的地理釋義共14條，計17處，其中15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此説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也完全脱離了中國古代小説發展的歷史狀況，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2．“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説。持此説者以章培恆、袁世碩為代表。章培恆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排印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説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曾將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

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於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載《東嶽論叢》1980年第3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元代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論據是：（1）書中共引用330餘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

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後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2）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餘的可以説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曆二年（1329）以前的舊地名。“

據此，有理由將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裏仍習慣於用舊地名，那麼將作注時間往後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將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即應成書於這一時期。

3．“成書於元末”説。

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產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註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根據嘉靖本註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註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閲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於元末，有的作於明初。

既然有的註釋作於元末，那麼《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於明代洪武初年的註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只有在《演義》寫成並流傳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註釋。

周兆新在《〈三國志演義〉成書於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聯輝堂本《三國志傳》中有“聖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志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聖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聖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聖朝”也不可能指明朝。這樣，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錄鬼簿續編》的記載，《演義》當成書於元代後期。

4．“成書於明初”説。持此説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峯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峯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1315—1318年，卒年約在1385—1388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中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於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於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1371年之後。

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閲歷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６年第1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裏敍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於明初。

《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説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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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書於明中葉”説。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於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約8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80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抬高其聲價而託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認為，從文學史發展的情況來看，在元末明初那樣的文學氛圍中，尚無可能產生出像《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這樣大部頭的傑作。

他根據明代成化年間刊行的説唱詞話《花關索傳》和明代前期著名劇作家朱有燉的雜劇《義勇辭金》均看不到《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影響這一現象，認為《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應在明代中葉。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説，我曾於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要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歷有比較清晰的瞭解。儘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峯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係、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係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確切年代。第二，確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諸説，大部分把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第三，對作品（包括註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上文引述的陳鐵民觀點已經指出：這些註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閲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於元末，有的作於明初。

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文，認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並非作者本人手筆，“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並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説法仍然是：《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而成於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亦收入《〈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巴蜀書社1991年9月第1版）。

今天，在世紀交替之際，回顧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問題的研究發展歷程，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看法：

第一，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決非可有可無，而是一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基礎研究工作。長期以來，各種文學史、小説史著作雖然沿用了“成書於元末明初”的説法，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設置《三國演義》專章，實際上把《三國演義》視為明代作品。如果能證明它成書於元末（或元代中後期），那就必須把它列入元代文學史的範疇，那麼，以往對《三國演義》的各種分析，都應當重新加以審視，許多方面的認識不得不作出修改。

這難道不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嗎？歐美學者研究莎士比亞生平、著作已經三百多年，成果車載斗量，研究的程度已經非常精細，而新的成果仍層出不窮；像《三國演義》這樣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我們中國學者難道應該永遠搞不清楚它的具體成書年代嗎？

當然，對於這樣一個專門化的問題，一般從事思想內涵、藝術成就研究的學者可以不去深究，儘可依據通行的文本進行探討；但是，對於一門系統的學問而言，這個問題卻是遲早都要解決，不能永遠模糊下去。因此，少數有志者對這個枯燥而艱難的課題上下求索，辛勤探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應當予以鼓勵和支持。

第二，數十年來，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上面談到的五種觀點，除了“成書於宋代乃至以前”説顯然難以成立之外，其餘四説，各有所據，各有一批贊同者。儘管目前還沒有哪一説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公認，暫時還是諸説並存；但比之過去，人們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盲目性已經大大減少；通過各種觀點的闡述、爭鳴和彼此辯駁，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今後，逐步形成一個多數學者都能接受的觀點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要真正解決《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在基本事實的認定、新材料的發掘、研究方法的選擇等方面，還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實、更細緻的努力。例如，《趙寶峯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峯先生文》所列門人名單中的“羅本”，究竟是否《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一些學者認為是；但已有學者根據《宋元學案》卷九十三《靜明寶峯學案》中“羅本”名下的一條按語，指出這位“羅本”字“彥直”，與《三國演義》的作者羅本貫中並非一人。對這種基本事實的認定，就應該而且可以通過討論儘快達成一致，而不宜讓不同的意見長期自説自話，互不相干，令人無所適從。

又如，上文提到的確定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問題，目前就存在較大的分歧：一批學者（包括我自己）認為，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脱漏的版本，諸本《三國志傳》的祖本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但仍有一些學者認為嘉靖元年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這就需要通過嚴謹的考證和心平氣和的爭鳴來尋求解決。再如，對於《錄鬼簿續編》那條關於羅貫中的記載，人們一直視為最可靠、最權威的材料，這不僅因為材料出自“忘年交”的回憶，非常難得，而且因為所記的羅貫中與《三國演義》的作者姓、字相同，時代也吻合。但是，人們似乎迴避了一個問題：這裏所記的是戲曲作家羅貫中，其中並無一字説到他寫作小説之事。那麼，這位羅貫中是否一定就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呢？

有人解釋説，《錄鬼簿續編》的作者初識羅貫中和至正甲辰與之“復會”時，羅氏還沒有寫小説，故《續編》沒有涉及這一方面；羅氏是在那以後才開始寫作《三國演義》的。這種分析，應該説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大多數人的心理；但這畢竟還是一種推測，從科學研究的要求來看，我們還需要尋找更直接的證據。當然，反過來説，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否定那條記載的可靠性，也是難以服人的。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尊重事實，用堅實的證據説話！

事實上，在我九十年代初撰寫那篇文章以後八九年來，有心的學者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努力發掘材料，考辨史實。比如，杜貴晨不久以前發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為“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説提供了新的論據。他認為，從《三國志平話》的刊刻情況，可以表明《三國演義》成書的上限是至治三年（1323）。

他又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志》、《後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志平話》，而是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再參酌章培恆、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演義》成書的下限是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前。由此得出結論：“《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間，即泰定三年（1326）前後。”

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論述，但他引用的瞿佑有關《吊白門》的資料，卻是首次使用，很有價值，理應引起學界同仁的注意。這説明，在新資料的收集和發掘上，我們是大有可為的。

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也由於以往人們對諸多現象認識的歧異性，在今後的研究中，我們應當更加自覺地發揚嚴謹誠樸的優良學風，堅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學術原則，弘揚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

既要勇於開拓創新，又要紮紮實實地理清頭緒；既要珍惜自己艱苦探索的成果，又要尊重他人的一得之見；既要敢於堅持真理，又要勇於修正錯誤。總之，以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責任感，虛懷若谷，互相尊重，友好切磋，取長補短。我相信，在師友們的共同努力下，《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這個“世紀課題”，一定能夠得到圓滿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