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新自由主義與當代西方社會革命_風聞

發佈/2019年6月25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正經歷一場持續的社會革命。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便是典型。社會抗議因為一個日常的民生問題而引發，即燃油費的持續上漲和法國政府提高燃油費價格的決定。但由這樣一個在很多人看來並不那麼重要的議題而起的社會抗議，很快就演變成法國自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最大的社會運動，並且很快擴展到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當然，社會運動不僅僅侷限在法國，包括意大利、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極端政治力量（無論是極左的還是極右的）都在崛起過程中，會不斷髮生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

不過，在政治上更具有指標意義的社會運動，則發生在美國和英國兩大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這兩國也一直是西方民主的典型和驕傲。美國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開始，到特朗普主義的崛起和持續發展，英國則發生了脱歐公投。英美兩國內部所發生的事件產生了巨大的內外部影響。美國為了解決內部問題，把內部矛盾外部化，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即同時和多國進行貿易戰。其中，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戰尤其嚴峻，開始擴展到其他領域的衝突，乃至戰爭威脅。英國脱歐運動已經對歐盟的整合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最終以“硬脱歐”結局，必然會導致英國和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惡化，給歐洲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儘管西方不同國家的社會運動具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或者不同的爆發點，但這一波社會運動的根源是上世紀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1980年代英國和美國相繼發生了撒切爾革命和里根革命，即人們所説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撒切爾革命和里根革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減税、私有化、放鬆經濟管制（尤其是對金融業）、消弱市民社會、限制和弱化工會、消減福利等等。同時，新自由主義就其本質來説並不自由，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必須通過一個強政府（甚至政府強權）而加以實現。為了強化內部民眾的支持，兩國對外實行更為強硬的政策。英國因此和阿根廷發生了福克蘭羣島戰爭，而美國則把針對蘇聯的冷戰引向一個高峯（即最後的決戰）。

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

人們之所以把撒切爾革命和里根革命稱為“新自由主義革命”，就是因為兩者的理論基礎是此前發展起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理論上説，新自由主義是對戰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回應。二戰之後，英國開始了長達30年的凱恩斯主義共識，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執行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説，凱恩斯主義也是當時西方各國的“共識”。在凱恩斯經濟學的指引下，西方各國的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和社會福利大擴張，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強化，官僚機構急劇擴大。所有這些因素，加上1973年外部石油危機，造成了西方國家1970年代經濟的嚴重滯漲。

經濟滯漲導致了西方世界對凱恩斯主義的不滿，新自由主義脱穎而出，取凱恩斯主義而代之。新自由主義具有不同的學派，但主要的思想基礎來自人們所説的“芝加哥學派”，主要經濟學家包括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弗里曼（Milton Friedman）。新自由主義從其開始起就是對兩種趨勢的回應。首先是對蘇聯和蘇聯集團計劃經濟的回應。蘇聯式計劃經濟模式產生後，西方動用了巨大的人財物力來批判和圍堵。這些努力也是西方更早些時候批判和圍堵馬克思主義努力的延續。其次是對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趨勢的回應。儘管西歐社會主義和蘇聯計劃經濟不同，但因為凱恩斯主義並不否定政府必須對經濟有一定的“計劃性”，新自由主義因此也把凱恩斯主義視為自由主義的“敵人”。這兩方面的擔憂充分反映在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上，這本書一直被視為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聖經”。

新自由主義從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開始，最終演變成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很顯然，新自由主義者只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並不反對強政府，甚至政治強人統治。實際上，他們足夠“實在”，因為他們意識到要實現新自由主義的目標，需要一個強政府來推行。他們和智利的關係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例如，儘管新自由主義者（尤其是海耶克）最崇拜社會“自發的秩序”，即一個沒有任何政府幹預下形成的社會經濟秩序，但他們大力支持智利軍人皮諾求特的獨裁統治。撒切爾和里根的強勢政治領導也符合他們的理想。

西方自1980年代之後的30多年可以説是“新自由主義共識”，或者説“華盛頓共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新自由主義暢行無阻，風行全球。正如凱恩斯主義造就了西方政治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也造就了今天西方所面臨的一系列危機。有學者（例如智利經濟學者索利馬諾（Andres Solimano））指出西方今天面臨着三重危機：一、經濟危機（滯漲、就業不足、投資疲軟等）和經濟學危機（經濟學沒有任何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和現實經濟毫不相關）；二、急劇惡化的收入不公平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頂端極少數人；三、民主政治被強大的經濟精英所“俘獲”，成為他們追求私利的工具。

經濟越來越不民主

收入和財富差異的急劇擴大是西方社會的普遍現象，這些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可説是汗牛充棟。不管以什麼樣的指標來衡量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包括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異、社會1％富人所擁有的財富和99％人口所擁有的財富、中產階級規模的迅速縮小等。很自然，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內的不同社會羣體之間，也表現在國家之間，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窮國和富國、北方和南方等。

在過去數十年裏，西方世界呈現出一個令人費解的矛盾現象，即政治上越來越民主，經濟上越來越不民主。政治上，自1970年代開始，隨着西方民權運動的崛起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民主，迄今為止“一人一票”成為西方民主最堅實的合法性基礎。這也是所有民主人士所持有的理想。但經濟上又如何呢？經濟民主意味着經濟上更加平等。西方的左派（政治自由派）也一直期望通過政治上的“一人一票”來實現經濟民主。但從經驗來看，西方經濟已經和人們的期待背道而馳，即變得越來越不平等。這一矛盾很難解釋，也是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們給出的唯一解釋就是民主政治已經被經濟精英所俘獲，他們把“一人一票”轉化成為“一元一票”了。

從歷史來看，資本主義從開始到今天具有同樣的本質，即謀利。或者説，謀利是資本主義的常態，這也被視為人類經濟進步的動力。不過，資本主義在為人類創造巨量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人類極端的不平等。英國作家狄更斯和法國作家雨果描述了資本主義所創造的“苦難世界”，而馬克思則從理論上分析了那個時代的原始資本主義狀況。很容易理解，資本主義導致了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之間的一場較量。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兩個分支。一支為蘇俄革命，發生在比較落後的國家，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是人類苦難的根源，因此社會正義要從消滅私有制開始。蘇俄革命者希望通過俄國與資本主義的鏈條脱鈎，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和計劃經濟。另一支為西歐的道路，發生在比較發達的國家，這一支試圖通過社會福利政策來保障勞工的利益。一戰和二戰期間又形成了凱恩斯主義，開始強調政府的經濟角色，來彌補市場的失敗。在1970年代之前凱恩斯主義功不可沒，造就了西方全面的福利社會。不過，如上所説，因為過度強調政府的作用也產生了自身的問題。

對凱恩斯主義的反動，新自由主義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如馬克思時代的原始資本主義引發了社會主義運動，很容易理解市場原教旨主義為什麼會觸發新一波社會革命。

民主對資本無能為力

當代西方社會革命向何處去呢？無論政界還是學界，人們對社會革命的目標並不明確，而各國政府也沒有解決引發社會革命問題的有效方案。美國奧巴馬政府期間有走向歐洲版社會主義的趨勢，主要是想通過增加底層民眾的福利，表現在其醫療改革上。但在金融領域，奧巴馬政府需要金融資本來創造財富，因此政府仍然服務於金融資本，放鬆在這個領域的管制。特朗普政府可説是對奧巴馬的反動。儘管特朗普通過民粹主義運動而上台，但他仍然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沒有人會相信，特朗普的政策能夠解決美國問題；相反，包括種族在內的諸多問題會惡化，造成更大的內部問題。在歐洲，福利社會已經高度制度化，很難動搖，只能繼續走福利主義路線。在較小和發達的北歐國家，新版本的福利主義已經浮上台面，即普遍工資制度。但較大的國家如法國、德國和英國則面臨巨大困局，一方面昂貴的福利難以為繼，但如法國黃背心運動所示，削減福利或損壞福利的政策又不得人心。

在越來越強大的資本面前，西方民主顯得無能為力。資本對自己的力量運用自如，控制選舉，操縱媒體輿論，甚至走上政治舞台親自執政。社交媒體的出現和廣泛使用，從表面上看賦權平民，使得一些“政治局外人”有了執掌政權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又怎樣呢？一些局外人從反建制開始，一旦進入建制，就成為建制的一部分，繼續為建制服務；而另外一些局外人執政之後依然是“局外人”，在強大的資本和建制面前顯得軟弱不堪，他們可以轟轟烈烈地上台掌權，但避免不了無奈地下台。

政治和經濟所造成的分離狀態可説是西方的理想。西方從中世紀的宗教專制和近代君主專制到近代民主的轉型，資本是主體，沒有資本的力量，很難看到現代西方民主。但資本也為自己構畫了一個牢不可破的神話，即經濟力量對政治力量所構成的制衡是西方民主的基礎。在近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或許是這樣，但今天的情況則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民主對資本無能為力。毋庸置疑，資本和民主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這是所有西方國家的一個巨大政治挑戰。

不僅如此，西方國家內部的鉅變還可能演變成國家之間的衝突。一戰、二戰就是這樣的情況，當時內部的民粹主義運動很容易就轉變成為外部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民族主義運動則往往導致國家間的衝突和戰爭。近代世界秩序是西方建立的，迄今為止，這個秩序的變化也和西方國家內部的變化密不可分。可以預見，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革命也必然反映在世界秩序的變化上。因此，西方正在經歷的社會革命也必然是對全世界的嚴峻挑戰。對此，人們絕不可掉以輕心。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