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富可敵國的鉅額財富是從哪來的_風聞

文：張宏傑

【一】

李鴻章上千萬的鉅額財產，來源是哪裏呢？

應該有兩種渠道。一種是傳統渠道，也就是官場上的各種陋規，以及戰爭中的劫掠；二是新興渠道，即從洋務運動經營中獲利。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渠道。

李鴻章和曾國藩一樣，事業心極強，對清王朝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和曾國藩不同的是，李鴻章對節操二字，並不那麼重視。雖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鴻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氣”。他為人機變圓熟，敏捷靈活，對老師的“儒緩”、“迂拙”一直不以為然，一生急於事功，“拼命做官”，處事首先論利害，再論是非。在朝廷上，在國際間，都以善於捭闔聞名。

曾國藩建立湘軍，選擇人才時，首重道德品質，“選士人，領山農”，以忠誠相尚。李鴻章則在初建淮軍時，就強調“利益”的重要性。他説，人以利聚，鳥為食來。“非名利，無以鼓舞俊傑”[注1.]。所以在淮軍建立之初，李鴻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誘集將弁，用人時廣收雜攬。淮軍軍紀一開始就不好，“自始至終，俱在貪圖利祿，以騷擾民間為能事。”軍餉之多少，對淮軍將士來説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戰爭中通過劫掠所收穫的，遠遠過之。柴萼記載：“（淮軍）初赴上海時，餉項匱乏，食米而外，僅酌給鹽菜資。及接仗克城，人人有獲，每向夕無事，各哨聚會，出金釧銀寶堆案，高數尺許，遇發餉時，多寡不較也。”[注2.]

風紀如此，當然會受到社會的抨擊。對於指責，李鴻章總是勇於替部下擋箭，説這些“鄉井子弟為國家殺賊保疆土”，於國有功，因此“一切小過，悉寬縱勿問”。

在李鴻章的姑息縱容下，淮軍將領多發了大財，李鴻章本人亦成為表率：“廬州府屬合肥、廬江、舒城等縣，軍功地主每縣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數十人。僅舒城一縣就有軍功地主300人以上。”[注3.]“……李鴻章及其淮系頭目，發戰爭之財，獲取大量收入，並以購買土地傳之子孫視為穩固的投資方法，於是合肥土地率為大地主所壟斷，阡陌相接，綿延數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注4.]

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應該是來自戰爭。

【二】

李鴻章更多的財富積累完成於息兵之後漫長的督撫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撫中，李鴻章並非絲毫不講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擊吏治腐敗，對官僚只顧蒐括，不顧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內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計及民生之休慼。……紀綱日隳，踵此而行，亂機將兆。”[注5.]他在督撫任上也曾大力整頓吏治，參革劣員。特別是在離開直隸總督之任時，將其帶兵數十年截曠扣建所存之“淮軍銀錢所”，現銀八百多萬兩全部移交給後任王文韶，因獲“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之評。[注6.]

然而，這僅是李鴻章居官作風之一面，他還有着另一面。

李鴻章為人喜歡排場，講究氣派，對官風官紀之細枝末節一向不那麼重視：“對下級官員的逢迎，李鴻章也會安之若素。根據清朝規定，凡鄰省督撫及欽差大員過境，在離城一二里地面以內的，準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過二里之外。但直隸司道大員率同在省各員每逢大員過境，皆遠出二十五至四十里處迎接，以致現任州縣紛紛效尤，無不越境迎送，在鄰封地面駐候。……但李鴻章從不拒絕，坦然受之。”[注7.]

以權謀私、利益交換、安插私人等官場上常見的勾當，李鴻章信手拈來，一生沒少做。“李鴻章也曾多設機構，安插閒人。光緒十五年，李鴻章以直隸升科地畝為名，於省城及各州縣創設清賦總局分局，其實此為藩司應辦之事，多此機構，如御史所奏，‘無非位置閒員’，‘不獨糜費，且恐需索貽害’，次年被撤銷。”[注8.]

在李鴻章的頭腦中，一定限度內的“陋規”是天經地義，甚至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因此在出訪歐洲的時候，他鬧出了這樣一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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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之在歐洲也，屢問人之年及其家產幾何。隨員或請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爾。鴻章不恤。蓋其眼中直無歐人，一切玩之於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嘗遊英國某大工廠，觀畢後，忽發一奇問問於其工頭曰：君統領如許大之工場，一年所入幾何？工頭曰：薪水之外無他入。李徐指其鑽石指環曰：然則此鑽石從何來？歐人傳為奇談。[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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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説，他訪問歐洲的時候，最喜歡問人家掙多少錢。隨員提醒他，老外很忌諱這個，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參觀英國一個大型企業，問企業主：你管這麼大一攤事，一年收入多少？廠長説，只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鴻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着廠長的鑽戒説，那這麼貴重的東西是從哪來的？顯然，他認為這是“陋規”所得。

由此判斷，李鴻章按官場慣例，收受下屬陋規，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貪名由來有自。清代督撫年均陋規收入十八萬兩，李鴻章封疆數十年，收入數百萬兩不出意外。

【三】

李鴻章鉅額財富的另一個來源是從洋務運動官辦企業中獲利。這是晚清部分官員有別於傳統收入來源的一個財富新源頭。

同治二年，李鴻章僱用英國人馬格里，在松江創辦洋炮局，這是他辦洋務之始。此後，洋務規模日益擴大，陸續創建或者擴建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創建了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又陸續創辦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

這些企業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辦國有企業，類同封建衙門，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嚴，損失無人負責，所以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鑽。“歲用正款以數百萬計，其中浮支冒領供揮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結果是“製成一物，價比外洋昂率過半”[注10.]。李鴻章所用之員，很多也名譽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務人才盛宣懷就經常被人詬病。盛氏在購買旗昌公司時，被王先謙、劉坤一參劾受賄，李鴻章對其多方保護才使其過關。[注11.]

李鴻章之所以如此盡靠山的義務，是因為這些人從經濟上會對他進行回報。光緒三年，盛宣懷在購買旗昌公司時，發現旗昌在賬外還有房產30間，洋房17所，約值50萬兩。盛宣懷即密函李鴻章，建議由幾個靠得住的內部人另立一公司，收買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問李鴻章“師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辦[注12.]。李鴻章是否同意，在檔案中未見記載。不過李鴻章在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等處都有不少的股份，並無疑問。“招商輪船、開平煤礦皆有鴻章虛股甚多，及歿，家資踰千萬，其弟兄子銀私財又千餘萬。”[注13.]所謂“虛股”，即今日所説的“乾股”。隨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實業”的擴張和壯大，其獲益自然相當可觀。

【四】

李鴻章出身並不高貴。他出生之際，李家尚屬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鴻章曾經在家書中説，祖父每到過年時就會被債主圍困，時間長了，甚至為親友所厭：“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償，惟有支吾以對。支吾總非長久之計，即向親友商借，借無還期，亦漸為親友所厭。”[注14.]李鴻章十五歲時，父親李文安才中進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終，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後來成為合肥首富，李鴻章的貢獻當然是第一位的。

李鴻章做官第一目的當然不是要發財，但是他為官不以操守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會經濟資源，自然導致大量財富沿着權力管道匯入其門。這在晚清參與洋務運動的督撫中，應該具有一定典型性。

當然，並不是所有參與洋務運動的督撫都成了鉅富。和李鴻章一樣，晚清另一名臣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務運動。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創建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大型的新式造船廠。一八七一年，他在蘭州建立甘肅製造局，自造槍炮。一八八○年，他又創設蘭州機器織呢局。

可以説，洋務運動中，他和李鴻章一樣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但是我們找不到他參股其中以謀私利的記載。同樣，曾國藩總督兩江時，如果想發財，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過批鹽票一項，就可以成為鉅富。然而他卻嚴格要求家人，不得領取鹽票。

這説明，在同樣的經濟環境下，一個官員的經濟收入還會受到道德操守水平的極大影響。曾國藩和左宗棠都受提倡經世致用、艱苦奮鬥的湖湘學風影響極大，身上皆有一種胸懷天下、不以個人得失為念的大氣。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質生活為念，精神專注於大事。

而李鴻章身上的江淮氣質則與曾左二人的“湖湘性格”頗有不同。李鴻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處皖北地區，為南北要衝，歷代大的戰亂多涉及此地，土匪橫行，“民情好鬥”。在這樣的地方，明規則常常不起作用，潛規則才是支配社會的真正力量。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李鴻章，受底層文化影響比較大，性格崇尚豪邁，做事不拘一格，行動以實用主義為指針。

福爾索姆在《李鴻章的氣質、性格與事業》中説，“他極端實際和講求實效，腳踏實地，……在李鴻章看來，與想象中的邪惡鬥爭是無益的。人們只能做他們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實做去。’”李鴻章特別講哥們兒義氣。“……李一生中對朋友的忠誠幾乎具有傳奇色彩。……當朋友身處逆境時，也必須忠於他們，運用自己的影響幫助他們。李非常確信這一點。”

與此同時，李鴻章還酷愛虛榮，喜聽奉承，善打痞子腔，這都是底層文化性格的表現。在物質享受上，李鴻章也非常現實，沒有理學家那種以物質享受為敵的行為傾向。因此在居官操守上，李鴻章與曾左二人表現出巨大的反差。

參考文獻及註釋：

注1.周馥：《負暄閒語》，卷一，第四二頁。轉引自曹建英：《曾國藩與李鴻章在立身行事上的差異》，《貴州文史叢刊》，1998年第2期，第5頁。

注2.《民國筆記小説大觀》第4輯，《梵天廬叢錄》1，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

注3.張愛民：《太平天國運動後安徽土地關係的變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第123頁。

注4.張愛民：《太平天國運動後安徽土地關係的變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第123頁。

注5.《復四品卿何子永》，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李鴻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2，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12頁。

注6.參考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注7.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58頁。

注8.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68 年，總2716-2717頁。

注9.梁啓超：《李鴻章傳》，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頁。

注10.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1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57頁。

注11.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注12.《盛宣懷檔案·盛宣懷致李鴻章密函》，光緒三年十一月，1877 年12月。轉引自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59頁。

注13.《李鴻章》，沃丘仲子：《近現代名人小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 年，第 26 頁。

注14.李鴻章著；翁飛，董叢林編注：《李鴻章家書》，李鴻章致李鶴章，黃山書社 , 1996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