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個有趣的説法：美國文明是複製中國，美國民主建國其實是以儒建國_風聞

這篇文章來自“大同思想網”，全文給出的核心觀點如下：

具體論述理由如下：

中國哲學……對於西洋政治哲學實有重大之影響。美國建國之始，賢哲倡導革命，奠定憲政，其信仰與思想，直接挹取於歐洲，間接導源於中國。此種文化因緣，美國人士現多茫然無知。……中國文化實為啓發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為創造西洋民主政治之動力。——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年，美國前副總統）

（甲）政治思想與體制

戴維·韋爾教授説：

托馬斯·傑斐遜把儒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之中。……他認為，人的地位取決於個人價值（品德、功績），而不是世襲特權。

在其於1813年寫給約翰·亞當斯的一封信中，傑斐遜把貴族分為兩種：

1.德才兼備的“自然貴族”〔即孟子所説的“天爵”〕；

2.基於財富或出生、但沒有德行或天賦的“人造貴族”〔即孟子所説的“人爵”〕。

……傑斐遜的“自然貴族”是其教育理念，以確保國家的政治利益。

上述傑斐遜的儒家式的政治思想，即擯棄“人造貴族”（世襲特權）和任用“自然貴族”（培養德行）；前者在美國革命和建國立憲時就已實現，後者直到他去世後大半個世紀才初見成效，那就是：

在1883年，美國國會批准有關引進中國文官制度及考試製度的提案。之前雖是傑斐遜首倡，但長期爭吵：反對的人攻擊贊成者都是“中國佬”，而不是美國人；這件事的轉機是在1881年，一名抱怨“求職不公”的美國人刺殺了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國會遂加緊討論、加快程序，最終決定步英國之後塵，而實行之。期間有一句打動人心的話，即“在世界上，我們這個最年輕的國家，採取最古老國家的久經考驗的先進制度”。

（乙）公共教育的規劃

戴維·韋爾又説：

傑斐遜消化儒家思想……的第二個方面是教育。

傑斐遜建立教育體系的規劃與中國教育有三個共同點：1.國家注重教育；2.通過考試選拔優秀學生；3.不論窮富或貴賤，只要有才能的人就會被國家任用……。

在概念上，傑斐遜是響應了法國人魁奈的昭示；後者把公共教育稱為“政府的基礎”，並反覆援引中國歷史。……魁奈把中國奉為楷模，因為儒士把教育當作仁政的基礎；他説：“中國是建立在科學與自然法基礎上的國家。”

傑斐遜也可以很容易獲得伏爾泰所寫的介紹中國的書，他還擁有一部由赴華耶穌會士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 1655─1728年）所寫的回憶錄，其中講述了儒家教育體系……。

在1779年，傑斐遜的教育理論變成了弗吉尼亞眾議院的一項立法，被稱為“廣泛地傳播知識的法案”。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説：“最清晰、也是最古老的的社會教育（公共教育）概念，即中國理想中的儒士或君子治理；該理論早在公元前就已形成，其被編纂成法典不遲於公元6世紀，一直保持下來……。而作為中國儒家之後的最全面的教育戰略，傑斐遜的弗吉尼亞的教育設計則是普世的、無階級的產生民主精英的機制。”

（丙）文學之根在何方

美國波士頓學院教授羅伯特·克恩寫道：

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一直着迷於漢語。……他們（作家或詩人）從漢語中汲取靈感或漢語概念（神秘化和理想化的奧義），來充作神話般的自然語言；因此，他們在漢語中看到了一種純淨的英語詩歌的實踐模式，這是現代主義的總目標。

當然，有人會爭辯説，上述傾向乃源於艾茲拉·龐德的《華夏集》，或者，源於十年前的費諾洛薩的《作為詩的媒介的漢字》。然而，驅使龐德和費諾洛薩在漢語方面衝動的，則是有着更深的根……；如此西方文學的漢語之根，不僅體現在美國文學史上（尤其是愛默生的作品），而且還可以在知識與語言交流的傳統上，追溯至文藝復興。

戴維·韋爾也説：“愛默生、梭羅和其他超驗主義者均認為，‘東方’不是異域，而是美國人的（文學）形象。……類似的觀念則是20世紀初的審美髮現，即龐德、艾略特和其他一些詩人，在漢語中發現了一種西方傳統所缺少的純藝術。”

美國詩人W.S.默温確認：“到如今，不考慮中國詩歌的影響，美國詩是不可想象的，這種影響已成為美國詩自己的傳統的一部分。”亦即，“漢字表意”已經形成了美國新詩的基礎。

（三）幫助塑造美國文化——開國元勳與中華文明

【本文的這一部分是閲讀摘錄，原作者是聖約翰大學教授、紐約皇后圖書館勞瑞頓分館館長王小良】。

美國人知道中國歷史之豐富，因為它有助於塑造世界，塑造美國；我們瞭解中國人民的天賦，因為他們已經幫助創造了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7月27日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的發言）。

（甲）中國文化在北美的傳播

為了建設美國文明，富蘭克林從中華文明中汲取積極因素，這對於美國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文化光被四表、而照亮北美殖民地及美國，這是中華文明輻射海外的一個重要的例子。另一方面，北美的開國元勳們尤其努力擷取中國文化，這也為北美及美國受惠於華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説明。

中國因素對北美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促進是十分明顯的。例如被視為中華文明象徵的孔子，也成了北美殖民地的精神依託。一些殖民地精英，包括富蘭克林、傑斐遜、潘恩、約翰·巴特拉姆和美國地理學先驅傑迪代亞·摩士，都表達了他們對孔子及其道德哲學的敬重。

早在1727年，年輕的富蘭克林就按照孔子的教誨，培養自己的道德情操。為了弘揚孔子思想，富蘭克林於1737年在盛傳北美的賓夕法尼亞州公報上，發表其閲讀《孔子的道德》的感想。進而，在1749年，富蘭克林明確表示，他將孔子奉為其座右銘。

托馬斯·傑斐遜被比作為孔子……。在1771年，傑斐遜建議他的姐夫羅伯特·斯基普維（Robert Skipwith）閲讀有關中國的書，並且説它是北美最好的主題之一。

托馬斯·潘恩還告訴美國人，中華民族是“一個舉止温和、道德高尚的民族”。

傑迪代亞·摩士稱讚《大學》和《中庸》是“運用最偉大的雄辯、雅緻且精確的語言，表達的最優秀的智慧和美德之戒律”。

北美殖民地的科學家巴特拉姆（John Bartram），撰寫了《中國哲學家孔子的生平與品格》。

（乙）開國元勳從歐洲獲取資訊

歐洲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是中國文化傳播到北美的主要途徑。北美人可以從這些書籍中學到中國的農業、科技、哲學、藝術和其他各種知識。北美殖民地的精英們——包括開國元勳——都曾在歐洲待一段時間，主要是為了從那裏中汲取中華文明的養料；而他們在本土則積極保持與歐洲方面的聯繫，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和研究中國。

富蘭克林於1757—1775年住在倫敦，於1776—1785年在巴黎任大使，這兩座城市在當時都是西方的中國文化中心。傑斐遜於1785—1789年間在歐洲；他倆都在那裏接觸和研究“中國熱、中國風”。富蘭克林和傑斐遜都在孜孜不倦地學習中國文化，從中採擷那些他們認為有助於北美髮展的成分，旨在使這片土地變得繁榮和強大。

可以説，在中華文明的模式在北美實踐的過程中，富蘭克林和傑斐遜是起着主要作用的，他們使用中國的積極因素來解決北美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諸問題。把已涵容中國文化的“歐洲傳統”帶到了大洋此岸，這是北美殖民地開拓自體文明所邁出的第一步。

富蘭克林認為，中國是北美的榜樣。〔作家伊羅生説：“傑斐遜和富蘭克林深受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其領袖魁奈宣稱，‘我們只不過是‘系統的介紹中國學説而已，它應該成為所有（西方）國家的典範’。”〕。

為什麼開國元勳們要花這麼多的精力“向中國學習”？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對於他們致力於把北美建成一個強大國家來説，唯有當時最發達的中國能夠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文化與物質文化。〔筆者補充兩點：第一，整個現代早期的歐洲都是由中國文化及物質文化塑造出來的。第二，直到鴉片戰爭，明清中國不僅最富裕，而且也是貿易中心；任何其他國家的發展都首先必須躋於如此國際經貿體現之中。〕。

（丙）中國是北美經濟自主的依靠

中國因素對北美殖民地經濟與政治最直接的影響之一是，中國茶引發了美國革命。……就在波士頓愛國者把由英國運來的茶葉倒入海里之後的一年半，萊剋星頓的槍聲響了……。

北美人迫切需要自主貿易（尤其是要廢除在北美與中國的貿易上，英國東印度公司所擁有的壟斷權）。

對於新興的美國來説，沒有經濟自主的政治獨立很可能是一場徒勞的勝利。

作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的羅伯特 莫里斯（Robert Morris, 1734-1806），努力尋找不受英國控制的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是他的首選。

1784年2月22日，“中國皇后號”貨船離開紐約，而於次年5月11日滿載而歸。這次航行的成功，使“中國皇后號”被美國人視為其經濟的救星；它極大地刺激了美國商人，從而成為這個新生國度的走向繁榮的先兆。到1795年，即在中國皇后號處女航之後的十年，在對華貿易的總量上，美國僅次於英國（超過其他的歐洲國家）。中國皇后號是美國航海史上最輝煌的一章。

開國元勳們還積極促成這件事，即把他們認為是有價值的中國農作物和野生物種都移植到北美。富蘭克林獲得了大黃種子，傑斐遜曾幫助把旱稻在美國南部種植；1765年，塞繆爾·鮑恩（Samuel Bowen）將大豆引進到佐治亞州，這是一名水手從中國帶回的。再者，富蘭克林在1770年，也從倫敦獲得了大豆種子，把寄到了費城。

富蘭克林還對中國的工業技術特別感興趣，諸如造船、造紙、蠟燭、磨坊和其他產品的工藝。

美國官方於2005年出版一部紀念富蘭克林的著作《在美國形成時期，本傑明·富蘭克林從中華文明汲取有用成分》。

中國的相關技術裨益伊利運河的修建，它有助於紐約成為美國城市之首。

傑斐遜借鑑中國建築的元素，努力創造出一種新的建築風格。

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本傑明·拉什都在北美推廣蠶桑。拉什向其同胞誓言：“再過幾年，我們就可以自己生產我們想要的絲綢了！”

為了幫助北方移民的冬季取暖，富蘭克林借鑑了中國北方的温室技術；他基於中式設計而發明了一種加熱爐。他又參照中國的造船技術，設計了往返於美國與法國之間的越洋客船。

在一位新英格蘭的作家看來，新建的美國應該“超越歐洲”，中國的農業和政府皆為其楷模。

富蘭克林還説：“我們能幸運地引進中國的產業、工藝和畜牧業以及種植業嗎？果真如此，美國的人口就會像中國那樣多。”〔按：孔子論“庶而富於，富而教之”（“庶（人多）→富（厚生）→教（教育）”）。所以，傑斐遜又引進了中國的教育模式〕。

（四）“二手中國風”與次生的“子文明”

作為一種國際性藝術風格，既高雅又時髦，“中國風”也被共識為是進步的和世界主義的。——克里斯托弗·M·S·約翰斯（範德堡大學教授）。

“中國風”給（西方）個人主義提供了這樣一種意象，即這既是外國的、又是很文明的東西，因而賦予西方現代性世界主義。——斯洛博達（麻薩諸塞—波士頓大學教授）。

（甲）“中國風”轉化成“歐風美雨”

英國藝術史家休•昂納（Hugh Honour, 1927—2016年）在其所著《中國風：神州的美景》一書中説：“18世紀的歐洲可以被賞識為，一個它所播種的文化的迷人和扭曲的畫面。”這説的是歐洲的“中國風”，它包括茶藝、園藝、工藝和文藝等。如此種子也在北美開花結果，不僅如此，它還節外生枝，又產生了其經濟自主與政治獨立的成果——誕生了一個新國家。

讓我們來介紹：美國楊百翰大學研究文檔《二手“中國風”與儒家革命》，作者：基爾斯滕·戴維斯（Kiersten Claire Davis: Secondhand Chinoiserie and the Confucian Revolutionary）。它指的是發生在18世紀的這件事（一體兩面）：

何謂“儒家革命”？即：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學——掀起了歐洲啓蒙運動，波及英國北美殖民地，從而引領革命與建國。

何謂“二手中國風”？即：中國物質文化在歐洲掀起“中國風”，由於英國禁止其殖民地與中國直接貿易或接觸，北美只能分享和仿製從歐洲——主要是英國——轉口的中國或中式產品。

然而，北美的“中國風”則滋生出經濟自主與反抗英國的意識，從而與啓蒙與革命相交織。這就是基爾斯滕·戴維斯這篇論文的主要觀點。

鑑於如此包含啓蒙思想的“廣義的中國風”（中國文化及物質文化），已經塑造了現代英國；所以，它加倍地、革命性地塑造了英屬北美或美國，這才是“二手中國風”的實質。

關於“中國風”是如何塑造了現代英國的，筆者已寫了多篇文章；限於本文主題，這裏僅援引三位西方教授的話：

金妮亞·詹金斯（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説：“‘中國風’並非只是其本土文化中的異國情調，而是英國躋身世界秩序的潛在多樣性的標識。”

斯洛博達（馬薩諸塞—波士頓大學）説：“在視覺上，不列顛作為帝國式的新民族所需要的思想，是中國塑造的。……換句話説，‘中國風’作為一種視覺語言，與那形成大不列顛的文化力量，乃密切相關。‘中國風’給（西方）個人主義提供了這樣一種意象，即這既是外國的、又是很文明的東西，因而賦予西方現代性世界主義（modern cosmopolitanism）。”

安妮·韋查德（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説：“中國文明所提供給人類的，不僅是寬闊的詩意的歷史框架，而且是最充分表達的、可以理解的‘文明的聲音’。”她還説，中國對於歐美文明來説有兩層意思，即：

1.中國是一個“懷舊境界”，代表着歐洲人認為本應具有、卻已失去的東西，即真正傳統，包括“原初語言”——純正的、詩意的語言文字及其深奧內涵。

2.中國是一個“理想境界”，代表着歐洲正在獲得的從未有過的東西，那就是非宗教的人生與物質文化，還有“漢字密碼”中的品味生活、藝術審美、女性資質和天下情懷；換句話説，中國代表着英國及西方所具有的現代性。

下面是筆者閲讀基爾斯滕·戴維斯《二手“中國風”與儒家革命》的摘錄（翻譯）：

（乙）北美“中國風”的革命性

在18世紀歐洲和北美，中國產品很受歡迎；“中國風”成為消費時尚和審美標準。

北美的殖民羣體主要是英國人，他們透過其“歐洲傳統”，在時尚上和物器上也發展了他們自己的“中國風”之品味。

然而，雖然大多數歐洲國家可以直接參與對華貿易，但英國則禁止其北美殖民羣體與東方聯繫。他們只好從英國舶來品中享有“中國風”，並且還設計自己版本的“中國風”款式。

與此同時，殖民羣體也創造了中國式的精神形態；而這方面的資訊來源則主要是歐洲人的著作，例如伏爾泰，他把中國想象成由哲學家（儒士）治理的天堂。一些北美殖民者，如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都把他們對中國的理解，轉化為自己的啓蒙世界觀。甚至對他們來説，其家庭的“中國風”所反映的，不僅是他們追求歐洲時尚，而且也與啓蒙思想有關。

在18世紀下半期，北美殖民地與其宗主國的衝突愈益升級，前者渴望自治的權利；而作為其爭取自由的部分內容，他們則要求打破英國的貿易壟斷，他們嘗試仿製“中國風”產品。

殖民羣體對於政治與經濟獨立的企圖心，使他們與英國的衝突愈演愈烈。

通過從英國與法國獲得的有關中國文化及物質文化的資訊，化作北美的啓蒙思想與革命情緒，兩者融為一體。18世紀末北美的“中國風”產品和圖案，都能體現如此經濟自主願望與政治啓蒙思潮。

北美殖民羣體所獲得的中國產品與設計，主要是從英國進口的，少許來自法國；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壟斷，他們無法接觸神秘的神州大地（land of Cathay）。

在那時的歐美，雖然“中國風”普遍流行；但對一些人來説，它還意味着教育與啓蒙。在商人和地主均變成新貴族的北美，中國思想的潛流與其開國元勳的理想相吻合。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對北美的啓蒙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將中國視為理想國。休•昂納説：“在伏爾泰的手中，孔子變成了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者……。”殖民羣體的出版物讚揚中國政治和孔子偉大。

北美殖民羣體也像英國人一樣，喜歡飲茶；但是，他們抗議英國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以致在1773年發生了波士頓茶黨運動。然而，殖民羣體卻更加努力地緊跟上英國的“中國風”時尚，他們也自己製造一些“中國風”產品。有意思的是，效忠英王者和要求獨立者雙方都在其家中分享“中國風”；但對後者來説，中式商品則萌發反叛與民主的念頭。

……“中國風”喚起北美愛國者們對理想化的儒家民主概念的聯想。……所以，本文將探索18世紀北美的革命情緒，與啓蒙思想傳統之間的相關性，其中充滿了越洋話語交流和跨文化潮流。

之所以存在“中國風”，是因為東方商品在物質文明還很低下西方的普及。可惜，北美殖民地與中國之間沒有直接的跨太平洋之交流。在獨立後，美國就刻不容緩地於1784年首次派船到中國。而之前，所有的從東方到北美的貨物則都是從英國和法國轉口；的確，中國人還專門針對北美的需求製造產品，但都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所統購統銷。

然而，進口至北美殖民地的“中國式”產品，很多是由英國公司仿造的。北美人卻基於這些英國複製的中式商品，做進一步“山寨”——發明“二手中國風”產品；……後者反映了跨洋交流的縮影，從而成為數百年美國物質文化的原型。

換句話説，當北美殖民羣體被英國東印度公司禁止參與對華貿易時，他們就對複雜的“中國風”及其產品工藝與審美鑑賞，進行深入探討；這樣，他們就創造了自己的“中國風”產業，也可以説是繼英國版本之後的“次級複製”，但這畢竟為以後美國的藝術與設計思想奠定了基礎。

進一步探討“中國風”與啓蒙熱情及獨立運動的相關性：

18世紀北美的流行刊物表明，其啓蒙運動中的愛國者（革命者）都對作為“哲學家的天堂”的中國很着迷。在經濟上，他們鼓動民眾學着仿製“中國風”產品，從而逐漸取代從英國進口。工匠們都緊跟“中國風”，並儘量按照“中國品味”來創造時尚。

北美獨立戰爭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或軍事的衝突，它還包括殖民羣體的經濟自主的訴求；他們為了自己生產絲綢、瓷器、傢俱、紡織和其他“中國風”物品，經常與英國禁令與税制作鬥爭。

在那個人心思變、衝突升級的年代，“中國風”照亮了北美殖民地的前程。“中國風”工藝與設計成為北美物質基礎的主要支柱，其產品影響着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北美殖民時代的“中國風”藝術也體現了其羣體的世界觀。

北美人對中國商品及其工藝有着濃厚興趣。瓷器上的詩畫、牆紙上的花卉和傢俱上的文學景觀等等，這些視覺藝術的物理表象卻越來越凝聚着他們的啓蒙思想；亦即，經濟自主的愛國呼聲在“中國風”商品中得到了體現。北美愛國精英（啓蒙思想家）都讚揚中國文化，他們敦促當地人仿製“中國風”產品，旨在減少對英國商品的依賴和擺脱英國的強制貿易。

18世紀的北美殖民地為了滿足本地需求而仿製“中國風”產品，這是其爭取獨立鬥爭的真實寫照。本文認為，在北美殖民地流行的“中國風”，包括自己生產諸多的中式物器，遠超出享用的層級，而是他們表達經濟自主與政治獨立的一種手段。再結合當時北美讀物中的啓蒙理想與中國哲學融為一體這一點，不難發現，“中國品味”及“中國風”設計反映了它的時代主流。

（丙）中國哲學理想與北美啓蒙與革命

在17世紀，赴華耶穌會士提供了第一批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並開始把儒家經典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從而使歐洲及其北美移民的精英們，有機會閲讀它們。……有關孔子及其著述的介紹是在1687年被翻譯成拉丁文的，由此，西方人與這位公元前5世紀的中國聖人進行“性靈溝通”。在北美殖民地，最早注意到歐洲版儒家經典的是本傑明·富蘭克林，他通過其友人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購買到了拉丁文譯著；……他們學習孔子的話，打開了哲學的視野。

賴希韋因（Adolph Reichwein）説：“孔子是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守護神。”首先是通過他，歐美精英與中國“神交古今”。他們沒有把孔子視為宗教偶像。托馬斯·潘恩把孔子看成是“正直的象徵”。

最近的學術研究已證明：美國革命的思想與北美愛國者所讀到的歐洲人對於孔子的詮釋，兩者是密切相關的。我本人所做的探索，部分基於啓蒙北美的漢學與伏爾泰所介紹的中國古代哲學之間的聯繫，這是被奧爾德里奇和其他一些學者所開拓的。文獻考據尤能把北美革命家對中國的仰慕與當時北美的流行作品相印證。

關於中國文化與18世紀北美啓蒙運動的相關性，伊利諾伊大學教授歐文·奧爾德里奇（A. Owen Aldridge）介紹的最全面；他所討論的那些熱衷於漢學的著名人物，有富蘭克林、傑斐遜、潘恩和辛辛那圖斯學派的成員，以及其他所有的美國哲學學會的成員。

無論是對歐洲、還是對北美來説，18世紀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它的特點是，人們是樂觀的相信理性和理解宇宙的能力。〔按：相比之下，基督教則剝奪了人們對於“人與自然”的理性思考〕。這種非宗教的、合乎自然規律的理性思考，源自儒家，它被稱之為“自然神”（deism）；這是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所津津樂道的，亦即，在啓蒙運動人物或革命者諸如富蘭克林、傑斐遜、潘恩、亞當斯和麥迪遜等人的著作中，充滿了有關“自然神”的思想。〔例如美國《獨立宣言》中的這句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筆者〕。

美國啓蒙運動的精英們受教於孔子或儒家，主要是通過法國的伏爾泰實現的。自然神與啓蒙思想互為表裏，都是源自儒家；這一特徵對於研究北美的“中國風”，具有重要意義。

伏爾泰是18世紀促進西方理解中國歷史的最有影響者之一，他對於西方之中國觀念的構建，極大地裨益北美人。伏爾泰説，中國人已經完善了“道德科學”，這是所有科學之首；它不僅在精神上是完美的，在科學是也是如此。〔按：“道德科學”或“道德哲學”的功能是維繫非宗教的世俗社會，唯有後者有可能發展或創造，因而堪稱“文明”〕。……奧爾德里奇指出：伏爾泰經常利用中國古代歷史，揭露和批判那虛構的“聖經編年”，由此促進了自然神的傳播。

伏爾泰認為，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之一是它具有同化征服者的能力，最終把它們都置於制度與法律秩序之下，因而文明總是能夠凌駕於“野蠻”之上。伏爾泰很理解和讚賞中國傳統政治。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政治儘管有皇帝，但似乎更接近民主；尤其是在被他所影響的北美啓蒙思想家們看來，中國政府制度更接近於他們所希望建立的民主。伏爾泰説，中國皇帝只能頒佈已被朝政通過的法律，而朝廷官員則都是經過幾次嚴格的考試之後，才被任命的；因此，皇帝不可能行使“專權”。

在伏爾泰的影響下，北美精英都主張制約政府首腦權力。這在起草憲法時尤為明顯，其中的總統權力，就像伏爾泰所説的中國治世的皇帝一樣，受制於某些機構（如國會）。雖然美國模式與伏爾泰所描述的中國製度不盡相同，但兩者也有相似之處。

此外，伏爾泰在一篇關於農業的文章中，介紹了中國皇帝的春耕儀式；這特別符合北美的民主理想，尤其是美國頭幾任總統都是農民出身。在税收政策上，中國朝廷與英國國王形成鮮明對比，因為英王收取的錢財分文不留給其當地臣民。

傑斐遜的藏書還包括杜赫德著《中華帝國全志》，其中對孔子有着詳實的描述。杜赫德説，中華文明的悠久綿長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其偉大。

在1771年，傑斐遜把兩部翻譯的中國小説——《好逑傳》和《趙氏孤兒》——推薦為北美暢銷書……。

傑斐遜相信在北美社會要求獨立的呼聲中，包含自主進口和生產“中國風”產品這一訴求。北美殖民羣體相信，鑑於在氣候和地理幅員上，北美近似於中國；獨立後的北美有可能變得像前者一樣的興旺發達。

富蘭克林仰慕中華文化與政治及其持久性；他説，中國具有最古老的文明和藝術。富蘭克林在其著述中頻繁談論中國。

富蘭克林甚至按照孔子哲學來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他每天都列出各種道德原則，進行自我反省。

（丁）“二手中國風”與經濟獨立運動

喝茶已成為北美人的飲食習慣的一部分，而且喝茶有許多配套設施，諸如瓷器、傢俱和客廳裝飾；他們渴望打破英國的貿易壟斷，直接從中國進口商品，乃至在北美生產“中國風”產品和種植茶葉。

到18世紀中葉，北美精英們越來越意識到，經濟自主權是他們從英國爭取自由的重要內容。這一情勢促使北美人自己發展產業，尤其是仿製“中國風”的時尚物器，這也反映了北美的革命精神。

中國成為北美殖民羣體的典範與憧憬。

一些北美革命者認為，美國將是下一個中國；包括本傑明·富蘭克林、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等人皆陳述：“如果我們相信旅行者的有關中國的報告，（我們）這片土地在土壤、氣候和自然物產等方面，均與中國相似。”他們還説明，費城與北京的氣候相似，從而推斷北美有潛力培育與中國相同的農作物；有能力生產瓷器、絲綢和茶葉等。

如果北美能夠從英國獨立出來，與此同時，把歐洲的“中國風”時尚發揚光大；那麼，新興的美國一定可以學會自己生產包括瓷器和絲綢在內的所有的中式產品。致力於獨立運動的富蘭克林鼓勵在北美興建一個瓷器廠；他還從歐洲寄回一些中國器物的樣品，希望能夠促進中國風商品的“國產化”。

北美獨立戰爭隨着1783年訂立《巴黎條約》而結束，但其爭取經濟自主的運動仍在進行中。儘管英國已經承認美國是一個獨立國家，但終結經濟貿易之主奴關係還有待時日。所以，新興的美國迫不及待地尋求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儘管在19世紀上半期，美國的“中國風”越發強勁；但其主要源流依舊是從歐洲轉口。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必須被改變。

這個新國家不失時機地派船到中國。美國人對第一艘中美貿易船“中國皇后號”寄予厚望；1784年的喬治·華盛頓生日（2月22日）的這一天，從紐約啓程。對於美國的愛國者來説，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美國革命時期活躍的愛國詩人菲利普·弗朗諾（Philip Freneau），寫了一首詩為“中國皇后號”送行，其片斷為：

……她（“中國皇后”）張開翅膀迎接太陽，去探索那個黃金地帶。……帶着火眼和閃電的力量在深藍色的蒼穹裏保持着航向。……她將繞着暴風雨的海角航行再往東，趕上那股腥臭襲人的大風。……她現在熱衷於探索，很快就會接近中國的海岸。……從那裏船員們將香茶帶回再不需要英國國王的許可；還有瓷器，鑲着金的神器，及精細模具的產品。因此，商業把我們帶到世界……願繁榮的風使你一帆風順，“直到，帶着東方寶石的貨船，你又回到了你的家鄉。

〔按：據記載，1784年2月22日，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從紐約起航，經好望角，於8月28日抵廣州。船上載有30噸來自新英格蘭的人蔘、西北海岸的毛皮等迎合廣州市場的貨物，換回約3000擔茶葉、962擔陶瓷、490匹絲綢等。12月27日駛離廣州，次年5月12日返抵紐約。此行投入12萬美元，純獲利3萬多美元。事後提交國會的報告中説，中國人對船員很寬厚（very indulgent）。1786年，“中國皇后號”經理山茂召（Samuel Shaw，1754-94）被任命為美國駐廣州的首位領事。新英格蘭地區藉此迅速富裕起來，波士頓附近出現了一座叫“廣州”（Canton）的小鎮〕。

長期以來，學術界總是把北美的盛行“中國風”、以及製造和享用中式產品這件事，看成是模仿英國的時尚；這當然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但過於簡單化了。實際上，殖民時代北美的“中國風”滋生了革命精神，那就是經濟自主與政治獨立；後者是源於儒家的啓蒙思想所導致的革命，前者是要使“中國風”工藝本土化、產業化。

（五）深度思考，解答疑難：西方之來龍去脈

在知識史上，17世紀“發現中國”這件事對於開啓現代歐洲的意義，不亞於16世紀“發現美洲”。——約翰·馬倫本（John Marenbon, 英國哲學家）。

（甲）為什麼説歐美文明是中國派生的

近代以前，唯有中國是“人的社會”，存在着人為與人智、發明與發展，而其餘世界——尤其是西方——在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之前，則均為“神的社會”，禁錮人的潛能，所以是原始停滯。

另一方面，“人為與人智、發明與發展”無非是開發人的潛能，但它是雙刃劍——“福兮禍之所伏”，很可能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毀滅。在聯通世界的現代階段，處於地緣佳境（海洋地緣）的國家可以向外紓解矛盾，因而綻放潛能、長足發展；但這只是暫時現象，而在之前則不具有如此條件。往昔，佔絕對優勢的自然把人類分散、分隔在無數個狹小的生態單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開發人的潛能則意味着雙刃劍刺向內部，而導致族羣自殺。

歷史上，因為中國擁有調解天人關係的“道的智慧”，故而她能在“動態平衡、整體和諧”的前提下，有節制的開發人的潛能——變易化生，利用厚生；所以，中國可以發祥文明、發展社會、發皇禮樂。

從某種意義上説，文明是“人的潛能之雙刃劍”的放大版；因而，它在平衡與失衡的週期中愈益展開。終於，通過陸海絲路、科技傳播、蒙古征服和鄭和遠航等，文明打通了“全球天下”，併發生“從量變到質變”；那就是中華文明（人的社會、世俗文明）的全球化，其“發展機制”轉移到更適宜、更通達的地理環境中而爆發“井噴”。悲慘的是，中國聯通世界也使西歐成為從文明的極邊，變成了全球通途（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並且把亞歐大陸兩端的海隅（西洋、東洋）的地緣戰略優勢提升起來（一如宋朝的發展及其影響，卻把荒漠草原的地緣戰略優勢給提升起來，導致了蒙古征服）！

中國“再造西方”。中華文明的輻射及其技術與文化的傳播對於歐洲的衝擊，大致以1650年為界：之前的兩百年是“破”（負能量：半為本土內訌、宗教戰爭，半為海外殖民、滅絕土著），之後的兩百年是“立”（建設性：儒學啓蒙而實現轉型：神的社會→人的社會，並且全面“複製中國”）。

（乙）何故“母體文明”會“落後捱打”

發展與發明之與否或高低，在基礎上取決於其所利用（甚至耗喪）的生態環境之大小。歷史上，中國乃立足本土，有節制地、和諧性地利用內外環境；其方法和它所帶來的發展效果，為其他民族皆不能望其項背。但這較之現代西方則是“小巫見大巫”，因為現代西方是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的。

現代文明及其各個方面皆為傳統的中華文明“從量變到質變”之“井噴現象”，所以古今不能同日而語。那麼，近現代這個為何“落後捱打”呢？

歷史上，發展與文明之與否決定於“人的社會、道的智慧”之有無；近現代，發展與科技水平之高低決定於“地緣政治”之優劣。

在21世紀之前的數百年裏，西方具有地緣優勢（海洋地緣）：它不僅是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而且使其國族在戰略上進則戰無不勝、退則立於不敗。西方不失時機、不擇手段地憑藉其地緣優勢，匯聚古今世界之成果，並使全球財源、資源滾滾注入己方；所以，西方能夠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登峯造極。

相比之下，大陸及大陸海疆在地緣政治上則是戰略逆境，這意味着內外之禍因亂源的向心聚爆。首先，“雙刃劍”或諸矛盾不能紓解，內耗壓倒進步；再是致命外患接連不斷，危在旦夕。

如何“救亡圖存”？限於本文主題，我只略提“戰國策”——歐美興起造成了“世界戰國”。救亡須做到兩點：一是乘列強內訌，以夷制夷，靈活結盟，暫獲後盾。一是中國文化“戰略退卻”：暫棄儒家“天下觀”及傳統治道，退卻到“戰國七雄”，也就是選擇列強及蘇俄那種“強組織、總動員、應戰型”的國政。這兩點在朝鮮戰爭中奏效——使海洋霸權不再能進入大陸。

進入21世紀，隨着大陸在聯通、便捷和機動上超越海洋，全球性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已從西方轉移到了“陸海有機”的中國，這就註定了西方及其霸權的衰落。

（丙）美國社會制度與民主政治先進嗎？

破除西方中心論的説教，透過現象看本質。西方及美國的國家制度都是從中國學的，但只學到皮毛而已，較之中國傳統政治則是等而下之；它充其量能被列入戰國七雄之檔次，其實質乃韓非子所云“輸毒於外”（向外疏解矛盾以保持其內部穩定）。湯因比批評“西方民主……是部落意識、窮兵黷武”。羅素指出：相對於中國傳統政治，“現代西方的政府行為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

中國傳統政治具有自我穩定的功能，它對外是利而不害（行王道，反霸道）。歐美政治則相反：它以禍害外部世界為其保持穩定的必要條件，即通過在外製造“非理性”來達成其自身“理性”。這是生物層次的“理性”——任何食肉動物在其獵物充足的條件下都能達成內部有序與穩定。如果生存競爭百分之百在其內部，西方則無“政治”可言；其社會要麼宗教禁錮，要麼趨於消亡。如果其50%以上的生存競爭轉到外部世界，它的內部好比一致對外的團隊，非常容易管理，這就是歐美政治的訣竅。後一種情況在客觀上是由暫時的“天時地利”（海洋地緣）和基於其上的霸權所造成的。

稱道美國民主的黑格爾也看到了它的反面，即：當其內部環境（西部邊疆）達到飽和的時候，美國人就會開始火拼。不過，為了逃過此劫，美國走上了帝國主義與世界霸權的道路。然而它能保證其先天絕症永不併發嗎？歐美在本質上是“霍布斯邦”（相爭相害、自生自滅），只是滿足特定條件，此種絕症暫變“陰性”。

在其《獨立宣言》中就把印第安人定性為“敵人”，而後，相對於以前歐洲人之滅絕土著，美國則變本加厲。長期以來，美國陰謀家們一直在策劃在全球範圍內重演“邊疆模式”——消滅垃圾人口，把生態超限的地球空間騰讓給“上帝的選民”。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再像以前那樣對外製造非理性；其所遭遇的反彈或後果對肇事者來説，是直接的和不堪承受的。但若不這樣做，它的內部就會變得“非理性”（霍布斯邦、分崩離析）。此乃當前美國所面臨的問題。

大家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