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上）｜國情講壇實錄_風聞

【編者按】2019年3月27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24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就“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高宇寧作點評。講壇合作媒體光明網進行全程網絡直播。http://topics.gmw.cn/2019-04/03/content_32712941.htm

本文根據王紹光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王紹光教授本人審定。全文共約3萬字，分上下兩篇，本期推出上篇。

**Editor’s Note：**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the realiz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increasingly higher standard, during which process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been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Wang Shaoguang, prof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O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Rather tha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is more about displaying a variety of data to show how much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ndustry have changed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to what extent have the SOEs contributed to these changes?

過去70年，中國經濟最大的變化是實現了工業化，且工業化的水平越來越高。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章討論過去70年裏國企與工業化的關係，主要不是理論分析，更多的是展示各種各樣的數據，以顯示在過去70年裏，中國經濟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中國工業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國有企業在其中做出了多大的貢獻？

什麼叫工業化？《現代漢語詞典》對工業的定義是：“工業就是採取自然物質資源製造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或對各種原材料進行加工的生產事業”。[1]工業化則是指，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或以機器為特徵的近現代工業逐步發展、並在國民經濟中逐步佔據主要地位的過程。此處在“工業”前面加了“現代”二字，因為工業還包括傳統的手工業製造；如果工業停留在傳統手工業製造階段，恐怕還不能算“工業化”。

看一個社會到底是否發生工業化，可以藉助4個簡單的指標。

第一是結構變化，首先是國民經濟的構成是否發生了變化？農業的比重多大？工業的比重多大？第三產業比重多大？其次，在工業部門內部，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否擴大？這裏所謂生產資料是指不能直接吃、喝、穿、用的東西，而是為生產吃、喝、穿、用的東西而需要製造的其它東西。生產能直接吃、喝、穿、用的東西叫輕工業，生產不能直接吃、喝、穿、用的東西叫重工業。考察結構變化，要關注輕、重工業的比重發生了什麼變化。無論是輕工業也罷，重工業也罷，還應看其產品結構是否發生了升級換代？其技術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長，包括生產總量、人均產量增長。很顯然，量的變化與經濟增長速度有關。

第三是效率提升，就是生產同一樣東西用多少時間？用多少勞動力？用多少原材料？用專業語言説，效率既包括勞動生產率，也包括全要素生產率。

最後是地區分佈，即在一個國家的範圍裏面，工業化是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區域，還是擴散到了其他的區域？是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工業化，還是僅僅在某幾個小的點上實現的工業化？這應該是衡量工業化不可忽略的一個指標。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對中國的工業化提出兩大期待，體現在他説過的兩段話裏。一段話是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上講的：“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2]也就是説，他的第一個期待是，中國要“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第二段話是1949年3月份、毛主席剛剛到達北京時講的。他指出當時**“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廣大的發展，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後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第二個期待是，中國不僅要實現工業化，還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後面我們將用數據檢驗新中國的成就，看到毛澤東去世前後，他的兩個期待是否實現了？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兩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於1949年9月29日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28條規定了國有企業的使命：“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注意這裏講的不僅僅是“國有”，而且是“國營”。既然這種“國有”、“國營”的經濟是“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在很長時間裏，我們曾把國有經濟叫做“全民所有制經濟”。

《共同綱領》第35條提出了工業化的使命：“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製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這裏突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共同綱領》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聲明，它包含豐富的內容，講得很細、很具體，可以説規劃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講新中國的起點，不把起點講清楚，就很難理解後來70年到底取得什麼樣的成就。第二部分講在共和國的前30年，中國如何“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如何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了毛澤東的兩個期待。第三部分講後40年中國如何由工業國變為工業大國。關於國有企業在整個70年曆史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將貫穿於三個部分的始終。

一、新中國起點

關於新中國的起點，分四個方面加以考察，即經濟、工業、資本、國企。後面兩部分也從這四個方面展開討論。不同的是，第一部分從“經濟”講起，最後講到國企；而後面兩部分將倒過來，從國企講起，再講資本、工業，最後講到經濟。

▌ 經濟的起點

看新中國經濟的起點，我們一看結構特點，二看量的特點。

從結構上看，那時的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在5億多人口中間，只有大約200萬人從事工業；工業總產值只佔全國經濟總量的10%左右。不要説與美國、英國、歐洲那些國家相比，哪怕是與比較落後的俄羅斯相比，1949年的中國也要落後得更多：俄羅斯1913年工業的比重已經佔到了它經濟總量的43%；基礎工業方面，中國更加落後。

圖1：傳統產業與新式產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 %

數據來源：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6頁。 

圖1展示了傳統產業與新式產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除了農業，這裏所謂傳統產業也包括落後的手工業。由此可以看出，1920年時，新式產業僅在7.37%；到戰前的1936年，也僅在13.37%，這已是戰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東北新式產業加進來以後，全國新式產業的比重提升至工農業總產值的17%，其餘超過八成仍是傳統產業，主要是農業。如果談到由製造業、採礦業和公共事業構成現代部門，其份額更小；以1933年為例，它僅佔GDP的淨值大概3.4%，實在是經濟中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板塊。

圖2: 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構成（%）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

到解放後的1952年，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已經超過到戰前最高水平。這時，新式產業的佔比上升才達到26.6%。圖2對這一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進行了更細的分解。我們看到，第一產業還是佔整個GDP的大頭（51%），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加起來大約佔四分之一，其次服務業與批發零售業加起來大約也佔四分之一。總體而言，依然是典型的農業國。

與我們的鄰國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間，印度的經濟結構比中國稍微先進一點，工業就業人員、服務業就業人員佔就業總量的比重都比中國高，農業就業人員比重比中國低。由於印度農業的氣候等自然環境也比中國好，它的人均GDP高出中國三分之一。那時，雖然中印都是窮國，中國則更窮一些（表1）。

表1：1949-1950年中國與印度經濟狀況

數據來源：人均GDP數據來自The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其它數據來自阿瓦什尼·塞思：《中國和印度：不同績效的制度根源》，《發展與變遷》2008 年第5期。

中國不僅人均GDP比印度低，放到全世界各國裏去比，中國也是非常低的。世界銀行的數據往往只能追溯到1960年，而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從1950年開始。在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庫裏，1950年，有126個國家的數據。排除三個海灣石油國家的極端個例，圖3按它們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進行排列，中國位於倒數第7位，也就是屬於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之列。這就是我們經濟的起點。

圖3：世界各國人均GDP（1950年）

數據來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工業的起點

舊中國的工業，絕大部分是手工業，機器工業很少很少。手工業製造的不是農產品，是工業產品，但是幾乎全靠手工製作出來。這種生產方式也許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產量低、質量差，品種少，不能與現代工業同日而語。1933年，手工業產值佔工業的73%，現代機器工業只佔27%。

即使在機器工業裏面，絕大部分是半機械化生產，一半用機器一半用人，人均馬力非常低，技術非常落後。今天談專利，用的數字是幾萬個、幾十萬個、幾百萬個，而在1912年到1936年間，中國平均每年只有11件專利，可見技術有多麼落後。

從工業部門結構來講，絕大部分工業生產消費產品，即直接能吃、喝、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佔70%左右；生產資料的工業產值比重很小，只有30%左右。那時候，中國著名的廠家無非是些紗廠、麪粉廠、火柴廠而已。

從地理分佈來看，絕大部分現代工業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上海；內地只是幾個大城市，如重慶、武漢點綴着一點點現代工業。進入中國腹地，很難找到現代工業的痕跡。

表2：1949年的私營工業

當時中國的工廠數量少、規模小。1949年剛解放時，中國總共有12.3萬家私人工業企業，其中僱傭十人以上的只有1.48萬家，這種稍大一點的私營工業企業佔總量的12%左右（見表2）。也就是説，按當時的標準，僱傭十人以上就算上規模的企業了。放在今天，這種企業只是比個體户稍大一點。1949年，中國的私營工業企業一共才僱傭164.4萬工人，其中92.5萬在十人以上的工廠工作。所有這些企業加在一起，他們的資本淨值只有25億元左右，總產值只有不到70億元；其中十人以上私營工業的資本淨值為14億元，產值為46.6億元。

解放後，私人工商業發展勢頭挺好。到1953年，全國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增加到15萬個，但它們規模還是不大：職工在500人以上的企業全國一共只有區區167個，佔總數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國僱傭500人以上的企業已經佔全部企業的54%以上了。俄國本身就是一個落後國家，中國都沒法比，更不用説與其它國家比了。早在1907年，德國僱傭1000人以上的工廠已經達580家之多。

別説職工500人以上的工廠是鳳毛麟角，職工在50人以上的企業也不多，只佔企業總數的3.74%。職工在十人以上企業比剛解放時大幅增加，但不到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這些十人以上的工廠中，仍有60%的企業使用手工工具。其它約70%的工業企業，員工都是十人以下的手工業作坊，絕大多數是沒有現代動力設備，產品不能定型和按標準化大批量生產。不難想見，它們的生產方式有多麼落後。

在1953年，中國使用機器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其中食品與紡織工業佔職工人數與總產值一半以上，也就是生產用於吃穿的產品。那時的重工業主要是燃料工業，如煤礦，其產品固然可以用於生產資料的生產，但主要是直接用作消費，解決城市人口的燒水、煮飯問題。

落後的工業結構直接反映到落後的工業產品結構中。表3列舉了解放初中國的主要工業產品，它們在解放前的最高產量，以及1952年的產量。從這張表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很多東西，這裏只點出三方面。

第一，產品結構相當原始。前6種是人們日常消費離不開的輕工產品；第7-9種原煤、原油、發電量是重工業產品，但主要用於人們直接消費；其餘是重工業產品，主要用作生產資料。今天年輕人不一定知道的是，當年，在大多數產品的前面，往往會加上一“洋”字。紗叫“洋紗”，布叫“洋布”，以示與“土紗”、“土布”不同；火柴叫“洋火”；香煙叫“洋煙”；糖叫“洋糖”；[3]煤油叫“洋油”，煤油燈叫“洋油燈”；石灰叫“洋灰”；就連最不起眼的鐵釘也被叫作“洋釘”。幾乎沒有什麼稍微現代一定的工業產品前面不帶“洋”字，所有的東西都是“洋”。這個“洋”表達的意思是，要麼是從外國進口的，要麼是模仿洋貨製造的。

表3：解放初主要工業產品產量

第二，產量非常小。如果拿前6種消費品解放前最好年份的生產量除以當時的人口總數（大約五億），平均到每個人頭，紗、布、鹽、糖只有多大一點？任何上過小學的讀者都可以計算出來。再看鋼產量，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出現在1943年，為92.3萬噸；1949年下降到15.8萬噸，相當於1943年的17%；1952年鋼產量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達到135萬噸。但即便如此，135萬噸平分到每個中國人，一個人只有2.4公斤。發電量也是如此，中國現在每一天的發電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發電量的三倍！

表4：1949年中國主要工業產品與印度相比

新中國工業的起點之低，僅與現在比，也許説服力不足，畢竟已經過去了70年。而與印度作同期比較，可能更容易凸顯中國工業當時有多麼落後。從表4，可以看得清楚，中國的很多產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當時是3.5億人，中國當時是5.4億人。印度的產量在鋼、生鐵、糖、水泥、硫酸、原油這些方面都是中國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紗、布、發電量也比中國高。中國產量超過印度的產品只有原鹽、燒鹼、捲煙、純鹼，然而平均到每個人，即使在這幾方面，印度與中國也差不了太多。看了這張表，也許我們才能更好地體會，為什麼直到1954年6月毛澤東還有這樣的憂慮：“我們現在能造什麼？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把它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4]

第三，解放三年後，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全面、大幅度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

除了落後以外，中國當時的工業主要集中在佔中國國土面積不到12%的東部沿海地區，主要是兩大塊，一個是上海，一個是東北，沿海地區還包括天津、青島、廣州、南京、無錫這些城市；除了武漢和重慶以外，內地幾乎很少有現代工業；到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幾乎完全沒有現代工業的痕跡。[5]

由此可見，無論用什麼指標衡量，當時中國的工業都遠遠落後與世界其它地方。

▌國家資本的起點

要發展工業、發展現代經濟就需要有資本投入。第一章已經講到，西方國家工業化的起步靠殖民主義、奴隸貿易攫取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新中國的資本積累不可能這麼做。不僅不能這麼做，我們還面臨西方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它們千方百計卡我們的脖子，企圖置新中國於死地而後快。新中國的資本積累只能靠中國人民自己。

分析新中國成立之前資本積累的狀況，我們可以藉助於許滌新、吳承明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中使用的**“資本體系”作為分析框架。這個體系將資本分成A）工業資本、B）交通運輸資本、C）產業資本、D）商業資本、E）金融業資本**。工業資本涵蓋近代化工廠製造業、水電等公用事業，全部礦冶業 (包括土法採礦和冶煉）。交通運輸資本涵蓋包括鐵路、公路、輪船、民航、郵政、電信。產業資本是A與B的總和。商業資本涵蓋市場商品一次交易所需資本。金融業資本包括所有新式和舊式銀錢業，但不包括投資公司。[6]

在舊中國，無論是這個體系裏的哪類資本，**來源有三種：**外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表5描述了這五類三種資本在1947/48年的情況。

 表5：資本總額，1947/48年（法幣億元，1936年幣值）

數據來源：根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提供的數據整理。

我們看到，工業資本規模很小，外資、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加在一起也才37.1億。即使加上交通運輸業資本28.4億，所以整個產業資本加在一起是65.5億左右。而商業資本、金融業資本加在一起是77億左右。換句話説，當時產業資本的體量不如商業與金融業資本的體量。

所有這四類資本的總和是142億多一點點，平均到每個中國人頭上只有26塊錢。其實，這142億並不都是國內資本。外國資本是指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投資。減去11億元的外國資本，國內資本只剩131億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國內資本的大頭是官僚資本，約76.7億元，主要包括國民黨官營企業的資本，抗戰勝利後它沒收日、德、意三國以及日偽漢奸的資本。官僚資本集中在兩個領域：交通運輸業與金融業，在前者佔比91.6%，在後者佔比88.9%，都是絕對主導地位。即使在工業領域佔比沒有這麼高，但所佔份額（43.1%）依然比外國資本（16.8%）和民族資本（40.1%）都高。

民族資本或私人資本發展了幾十年，到解放前規模依然不大，約54.6億元，只佔資本總額的38.3%。更何況，在這50多億元私人資本中，產業資本只有16億元，佔不到27.2%的份額，70%以上的私人資本集中非生產領域，即商業與金融業，尤其商業。16億元私人產業資本意味着平均每個中國人3塊錢的投資，能指望它擔負起中國工業化的重任嗎？表6明確告訴我們，到解放前夕，在與工業化直接相關的產業資本中，份額最大的是官僚資本，佔這類資本的三分之二。

 表6: 解放前35年，產業資本的總量的變動

數據來源：根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提供的數據整理。

從時間緯度來看，從辛亥革命一直到解放前夕，產業資本的構成一直在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即1911-1914年），全國的資本總額大概是17.9億；30多年後，到1947-1948年間，增加到65.5億，漲了三倍多，不到四倍。後面我們將會看到，在1952-1984年這30多年裏，新中國的資本總量翻了多少倍。通過對比，我們才會知道，沿着舊中國的老路走下去，只能走多遠。

在中華民國存在的30多年裏，產業資本中的民族部分有所增加，1947-1948年是1911-1914年的5.6倍，增幅雖然看似不小，但因為起點很低（2.9億元），到解放前一兩年也只有16.2億元。同期，外資先升後降，1947-1948年的不及1911-1914年72%。

在這30多年裏，官僚資本份額增量最大。辛亥革命前後，官僚資本不多，只有4.8億元，佔產業資本的約四分之一；到解放前夕，它已增至42億元，是前者的8.8倍。這裏很重要一個原因是抗戰勝利，因為解放前在中國的外國資本主要是日本資本，日本資本主要集中在東北。抗戰勝利後，日本資產的一部分被蘇聯紅軍拿走了，後來又還回來一些；但日資的絕大不多國民黨政府接收，變成了國有資本。這就是為什麼到1947-1948年，官僚資本已經佔到整個中國產業資本的約三分之二。

綜上所述，到解放前夕，中國的產業資本里，帝國主義在華的工業佔11.2%，本國資本的佔88.8%；在本國產業資本所佔88.8%中，官僚資本佔64.1%，民營的佔24.7%。這主要是因為抗戰結束以後佔外國資本87%的日本資產被沒收了，然後變成了國有資本，使得國民黨政府手下的國有資本份額大幅度的增加。這其實是一件好事。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會見蘇聯來的代表米高揚時，毛主席候説過這樣一段話：“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為發展中國工業創造了有利條件”。為什麼呢？因為 “日本和國民黨促使資本集中到國家手中，例如，東北的工業佔53%，其中47%在國家手中，6%在私人資本手中”。這樣，“中國工業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國家手中”了。[7]也就是説，國民黨政府沒收敵產、實行國有化實際上為新中國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為什麼新中國會推進國有化？實際上，共產黨接受政權時，國有化的份額已經比較大了，尤其是在工業領域。

▌國****有企業的起點

剛解放時，為什麼中國會大力發展國有企業？首先是因為國有化是那時的時代趨勢。這種時代趨勢可以從四個方面看。

第一，國有化是近代中國各政黨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識。孫中山便主張“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因為在他看來“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8]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兩位重要的負責人翁文灝和錢昌照也認為，發展經濟必須遵循三個原則。1）現代化主要是工業化，中國建設必須以工業化為中心；****2）工業化必須以重工業建設為中心；****3）重工業建設必須以國營事業為中心。[9]不僅國民黨的官方人士這麼看，知識界也這麼看。就連最親西方的留美學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國學生基督協會曾對中國留美學生做過一次蓋洛普式調查，它發現，“目前在美的大學生對於久遠的基本經濟政策是主張社會主義”，51.5%的留學生主張中國工業化過程中重工業和公用事業應該國營, 更有6%的人主張輕工業也應該國營, 而主張完全民營者不足5%。[10]這方面的材料非常之多，可以説是舉不枚舉。

第二，國有化是戰後世界各國的共識。以中國的鄰國—戰後朝鮮—為例，無論意識形態有多大差別，大多數知識分子、新聞工作者、政黨都相信，計劃經濟體系是朝鮮最好的選擇。最激進的右翼政黨（獨立黨）、最激進的左翼政黨（共產黨），最保守的政黨（民主黨）統統持這種看法。就連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任命的民政長官安在鴻也不例外。[11]其實朝鮮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當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走的幾乎都是這條道路。歐洲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一年，英國工黨黨章第四條便明確了追求國有化、公有化的目標。二戰結束不久，執政的工黨便開始推行經濟國有化。1946年，英格蘭銀行與所有民航公司被國有化，開辦全國醫療服務；1947年，所有電信公司被國有化，並創立國家煤礦局；1948年，鐵路，運河，道路搬運和電力公司被國有化；1951年，鋼鐵工業和汽油提煉工業被國有化。[12]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歐洲各國投資中公有部門的佔比依然很高：奧地利達65%，法國達55%，英國達25%，西德達20%。[13]到八十年代末，私有化的聲浪開始慢慢日漸高漲。1988年，世界銀行曾出版過三卷本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技巧》，據其第三卷梳理，至少有83個國家已開始嘗試私有化。[14]需要指出的是，那時絕大多數前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開始私有化。世界銀行的這個報告從反面告訴我們，國有化在世界各國（包括那些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曾經達到什麼樣的廣度與深度。

第三，蘇聯模式的影響。這一點很容易理解，新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卻沒有經驗。當時唯一可以借鑑的社會主義模式是蘇聯模式。既然蘇聯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國有制的基礎上，中國當時必定會受到影響。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後來採取的公有制形式與蘇聯不完全相同。在中國，集體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是地方國企，並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區公營經濟的傳統。中國與蘇聯另一個不同點是：蘇聯是革命後才開始建設新的經濟、政治體制，而中國共產黨在執掌全國政權以前，早已擁有大片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共產黨早已建立了一些公營經濟實體，並積累了運作這類公營實體的經驗。

解放以後，國有企業開始出現，其來源至少有五個方面，即**1）解放區創建的各類公營企業；****2）沒收國民黨各級政府經營的工業企業；****3）徵收、接收的外國企業；****4）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私營企業；**5）建國後新建的國有企業。

關於第一部分，定性的史料很多，但定量的統計似乎並不多見，很難估算這一部分的資本總量。[15]

**第二部分是沒收國民黨各級政府經營的工業企業，在新中國初始階段，它構成國有企業的最大來源；**後來其重要性相對下降。據史料記載，解放時，新中國在金融方面，接收了國民黨政府的“四行兩局一庫”及省市地方銀行系統的銀行2400 多家，官商合辦銀行中的官股；在商業方面，接收了復興、富華、中國茶業、中國石油、中國鹽業、中國蠶絲、中國植物油、孚中、中國進出口等十幾家壟斷性的貿易公司；交通運輸方面，接收了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屬全部交通運輸企業；在工礦方面，接收了工礦企業2858 個，職工129 萬人，生產工人75萬。1951年，又將原國民政府及其國家經濟機關、前敵國政府及其僑民和國民黨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在私營企業或公營企業中的股份及財產，均收歸人民政府所有。[16]

從今天的視角看，國民黨政府留下的國有企業規模並不大，但放回當年，沒收官僚資本意義重大。全國解放前夕，官僚資本約佔全國產業資本的2/3左右，其中佔全國工礦、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另外還有十幾個壟斷性的貿易公司。沒收官僚資本，國有經濟便集中了國民經濟中絕大部分近代化的大工業，控制了社會生產力最先進、最強大的部分，樹立了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僅此一舉，剛解放，國營工業的固定資產已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的80.7％；[17]國有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6.2%，佔全國大工業產值的41.3%；[18]在工業的重要領域，國有經濟已經佔據絕對優勢地位；交通運輸行業更是幾乎100%掌握在國有企業手裏；銀行業也不例外（見表7）。

表7：國有經濟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中的佔比，1949年

數據來源：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0頁；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頁。

第三部分是徵收、接收的外國企業。剛解放時，全國有1192家外資企業，資產12.1億元，職工12.6萬人，大部分屬英、美資本。對於這些企業，新政權並沒有採取沒收的辦法。朝鮮戰爭暴發後，1950 年12 月16 日，美國政府宣佈管制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公私財產，英國追隨其後。對此，中國政府不得不採取相應對策，於當月28日發佈命令：對中國境內之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加以管制，進行清查；並對一切美國公私存款即行凍結。即便沒有沒收，一旦失去了特權，大部分英資、美資企業便處於癱瘓狀態。到1953年，外資企業數量降至563家，資產4.5億元，職工只剩下2.3萬人。外企還有一類，即蘇聯於1950-1952年向中方移交的、位於大連的財產以及長春鐵路。歐美與蘇聯兩部分企業加在一起數量不多，不是中國國有企業的重要來源，對壯大國有經濟的作用有限。[19]

第四部分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私營企業。現在很多人有個誤解，想當然地以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是從資本家那裏沒收來的。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一共是24.2億元（包括此前公私合營的私股股額，約10億美元），其中工業私股股額為16.9億元，共8.88萬户，職工131萬人，總產值72.7億元。這24.2億元中，上海一地的私股便為11.2億元，幾乎佔全國的一半。當時的資本家絕大多數是沒多少身價，因為這24.2億元投資由114萬人擁有；這114萬人中，最後被定為資本家、拿定息的大約86萬人。拿24.2億元除以86萬人，平均每個資本家的投資不到3000元。當然，86萬資本家中，絕大多數人的投資遠遠達不到3000元，最多能算得上是些小業主。社會主義改造並不是沒收資本家的財產，而是允諾給這些投資人每年5%的固定收益，叫做“定息”。因為，大部分投資人的本金很小，定息當然也不多。不少人的每個月拿到的定息買包香煙都不夠。因此，當時他們就説，“我不要資本家帽子，請不要給我定息了”。不過，政府沒有這麼做。一直到1979年，政府才決定為其中70多萬人摘帽，説他們的資本很小，算不上資本家。今天，不少人被不靠譜的電視劇誤導，以為解放前的資本家都是住豪宅、開豪車的。那種資本家不是沒有，但放在中國人口中，他們是鳳毛麟角。如此説來，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也不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重要來源，而是很小的組成部分。

第五部分是建國後新建的國有企業。在整個公私合營過程中，僅就工業而言，私股股額總共只有24.2億元。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期間（1953-1957年），國家預算內投資即達到531.2億元，加上預算外的投資，國家基本建設投資達到588.5億元，是公私合營中私人股份的24.5倍。[20]

**綜上所述，中國國有企業資產的五個來源中，最大份額來自國家投資，這些投資被用於興建新的國有企業、增資現有國有企業、以及注資公私合營企業；****其次是沒收國民黨各級政府經營的企業；**其它三個來源都是比較次要的部分。

國營和公私合營工業企業不僅在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上優於私營工業，而且在資金供給、原材料供應、產品銷售等方面也優於私營工業。表5.8給出了各類工業企業的工人勞動生產率。它顯示，在1949-1954年間，國有企業在生產效益上也優於私營企業。1950年以後，私營企業一直墊底，公私合營企業（國有化的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效率則一直遙遙領先於私營企業（表8）**。****這也是當時大家為什麼支持國有化的重要理由：**國有化更有效率，為什麼不搞國有化？

表8：全國工業企業工人勞動生產率（元/人/年）

數據來源：吳太昌、武力等，《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三編第七章第二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表9：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1952-1957

數據來源：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統計提要（1949-1957）》，1958年10月。

經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大規模投資國有企業，到1957年，中國的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1952年，國有經濟只佔國民經濟19.1%；到1957年，它已佔1/3。同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份額從6.9%降到0；個體經濟從71.8%降到2.8%。在此期間，發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經濟，即我們後來叫做集體經濟這部分，它的比重從1.5%躍升至56.4%（表9）。這表明，在所有制結構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很不一樣：我們有大量社會主義性質的、或公有性質的集體所有制企業，而蘇聯則是以國有製為主體。

這一節，我們從**經濟、工業、資本、國企四個方面討論了新中國的起點。**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這個起點都是非常之低的。從這樣低的起點起步，往前走每一步應該都不容易。的的確確，中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缺乏工業基礎、缺乏人才、缺乏資本、缺乏經驗。今天世界上還有很多窮國，不知如何實現經濟上的飛躍。其實，新中國剛起步時，比它們還要難。路選對了，就能進入新天地！

（待續）

[1]《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第470頁。

[2]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頁。

[3]筆者小時候在武漢長大。那時武漢有種早點，叫作“洋糖發糕”，不過就是一般的甜味發糕，因為用了糖，就被叫作“洋糖發糕”。

[4]  毛澤東，“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頁。

[5]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61頁.

[6]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頁。

[7]沈志華、崔海智，“毛澤東與蘇共領導人第一次正面接觸：關於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的俄國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8卷，第388頁。

[8]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 （1924年8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91頁。

[9]吳兆洪，“我所知道的資源委員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商經濟組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6頁。

[10]莫如儉，“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觀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

[11] Tae-Gyun Park, “Different Roads, CommonDestination: Economic Discourses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1950s,” ModernAsian Studies, Vol. 39, No. 3 (Jul., 2005), pp. 661-682.

[12] Martyn Sloman, Socialising Public Ownership(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8)

[13] Steve H. Hanke, “Europe’s NationalizedIndustries,” The Free Market, April 1985, https://mises-media.s3.amazonaws.com/fm485_0.pdf.

[14] Rebecca Candoy-Sekse and Anne Ruiz Palmer, Techniquesof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Vol. III, Inventory of Country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WTP 90(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8731468739214119/Techniques-of-privatization-of-state-owned-enterprises-inventory-of-country-experience-and-reference-materials.

[15]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2-84頁

[16]吳太昌、武力等，《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61頁；李定主編：《中國資本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40頁；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頁。

[1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33頁。

[18]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頁

[19]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9-110頁。

[20]吳太昌、武力等，《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總論第四節“新中國國家資本的發展與運行的經驗教訓”。

文字整理｜耿瑞霞

英文編輯｜王其珍 王弘書

攝影｜于娟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旨在為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交換思想、交流經驗的平台，重點圍繞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着力打造國情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向外界傳遞中國話語、中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