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軍備競賽_風聞

 

海淀孩子，天下無敵啊！

最近在網上流傳着這樣一個段子

這個段子在某種程度上説明了北京城六區教育的殘酷性——外人看來，北京高考相當容易，但在北京城六區家長這裏，則是努力不斷提前，從小就要抓起的漫漫長路。順便説一句，在城六區外的北京，一本錄取率甚至還不如某些高考大省。

這就意味着不少家長，尤其是更多負責照看孩子的那一方，要早早就花很多心思在孩子教育問題上。高投入、長時期、密集型的家庭教育模式也就逐漸被很多家庭接受。

“核心點是你的洞察能力，你能不能第一時間知道你的孩子的愛好、取向、能力，隨時隨地給他糾正，走入正軌，你要是沒有這個能力，你指着學校和老師有這個能力，不可能。”

“學校本身有區別，學校的整體理念落實到每一個老師的教育理念也是不統一的，老師有差別，你要承認這個問題。咱經歷了這麼多，透過現象看本質，最穩定的是媽，媽永遠是親的……想根本解決，就從家庭出手，指着外界都沒用。（母親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為什麼是第一，這個我是深深體會到了。就是因為你是親的，你關注他是100%，老師關注孩子40%都是多的。”

上述言論來自楊可（2018）的《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裏被採訪的一個孩子母親。這篇論文提出，由於教育、培養孩子需要花費很多精力，不少家庭成員（絕大多數為母親）來為孩子收集信息、制訂教育目標和計劃、發揮監督作用、整合教育資源，這種做法很像把自家孩子當成“明星”來培養，所以“母職”出現了“經紀人化”的現象。

那麼為什麼會有“母職的經紀人化”現象？承擔“經紀人”角色的，為什麼大多數是母親？這種對孩子教育高投入的做法，又會給孩子、家長和家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母職的經紀人化”是教育軍備競賽的產物

在北京最好的高中之一人大附中的學生之間流傳着一個段子：“高中不努力，畢業去隔壁”，也就是説他們心中最差的選擇就是隔壁的中國人民大學。類似的事情在上海也有：被全國唯二的師範985之一華東師大哺育起來的華二附中的學生們，也覺得最差的結局是考華東師大。

這是相當可怕的現實——絕大多數人眼中奮鬥許多年才能稍微接近的目標，只是別人的起跑線。

然而進入人大附中/華二這樣的明星高中有時相當困難的。這裏的學生不然就是成績頂尖，不然就是非富即貴。換言之，早在進入高中之前，北京的最優秀的學生就被這些名校高中掐尖了。別説城六區之外，就連這些非明星高中的人，考上好大學的概率都很低。

繼續前推，孩子們就要上明星初中，再往前就是小學和早教，那是一絲一毫都不可以放鬆。

媽媽們擔任經紀人的軍備競賽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在這場軍備競賽中，僅僅是學校教育是不夠的，甚至是靠不住的，不僅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家長是這麼認為的，就連培訓機構裏的老師也是這麼想的。《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裏一位有近20年課外培訓經驗的老師是這麼説的：

“這些孩子去學校裏上課已經沒法上了，因為他們學得很超前也很紮實，這個就是課程設置的原因了。教學改革者是希望減負的，覺得學生壓力大要減負，但是事實上羣眾不需要減負，教材設置得太簡單，然後羣眾可能覺得你這個東西我孩子可能幾天就學完了，我在外面找一個老師很高效地幾天就學完了，我去學校耽誤時間嘛。”

話是也沒錯，畢竟“減負”的結果不是真的把孩子的負擔減下來了，而是減少了學校的負擔。最終高考還是這個難度，留學涉及的事更多，學校更帶不動，學生終究還是要在課外補課。然而教育機構魚龍混雜，在課外學什麼、怎麼學、在什麼機構學成了家長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等於是把學校教育的負擔轉移到了家庭教育中，是一個教育負擔轉嫁到家庭的過程。

用經濟學術語來説，這是把國立教育單位的教育專業性下放到了家庭，是一個去專業化的過程。但是跟垃圾分類這樣無關痛癢的專業化下放不同，孩子是家長唯一的希望，就算再難也要硬着頭皮上。

乾的時間久了，自己也就成了職業經紀人。

家庭教育的重擔，大多落在了母親身上

除了公共教育的“減負”導致育負擔轉嫁到家庭之外，幾十年來中國家庭還有很多變化。如在城市化和計劃生育的影響下，中國的核心家庭變成了父母與一個孩子的三口小家庭模式。

在每家每户孩子都很少的情況下，家長就會採取精心培養的模式，在孩子身上投入的總精力和資源成本比以往生很多孩子的時候還要多。

在《花你錢是老孃看得起你》裏我們提到過，中產階級的家庭消費模式是：男性努力工作，妻子做主婦，做“代理有閒者”。

這是近代社會歐美國家的情況，放在今日之中國，又是另一番光景。

中國女性在工作領域的解放較為充分一些，職場競爭的觀念很得人心，而一般小家庭也很難有錢讓女性完全做家庭主婦“代理有閒”，所以女人依附於丈夫生存，負責花錢的現象弱了很多。但這個角色總要有人扮演，那就是孩子。

在《我要是女的，我也不想生孩子》裏我們提到過，女性在家庭中承擔了更多照料家人的任務。如果教育負擔轉嫁到家庭，那麼一般來説扛起這部分責任的還會是母親。這仍然是傳統家庭分工的遺留。

這種遺留在人心中相當頑固。《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裏一位父親是這樣説的：“肯定是她媽操心多，她都給全程規劃好了，老師也是她挑……我就負責跑腿開車，然後交錢。”

不僅父親這麼看，上面提到的那位培訓老師也是認為母親操心孩子教育更為合理：“我現在是越來越覺得全職媽媽的家庭更合理了。這是據我自己觀察，我覺得是這樣，這個社會應該有一個合理的社會分工……這個社會分工需要有一個人，家庭內部結構裏這個孩子是有人專職來照顧的，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如果你還有餘力，你可以幹一點自己喜歡的工作嘛。”

我們還是相當傾向於男女平等的，所以並不認為母親迴歸家庭、或承擔絕大多數孩子教育責任是更合理的，但是放在實際操作中，現實的力量實在是太沉重了。

當然，父親指導孩子教育是必須要鼓勵的，就連上面提到的那位培訓老師也承認，“如果父親管孩子，孩子會相當厲害，但是很少有父親會改變這樣的角色分配 ”。

家庭對孩子培養的重視真的能提高孩子成績嗎？

家長對孩子的培養，除了規劃課外補習之外，還有親子陪伴、親子活動、親子交流和親子監督等。

什麼樣的家長更熱衷於給孩子進行課外補習呢？李佳麗等（2019）在《父母參與、課外補習和中學生學業成績》中提到，參與親子陪伴（比如陪伴孩子讀書運動等）、親子活動（和孩子除外看演出、參觀博物館等）、親子監督（監督孩子做功課）越多的家長，越有可能讓孩子參加課外補習。不過親子交流和家校溝通與參加課外補習關係不大。

這説明，親子交流和家校溝通與課外補習沒有直接關係，家長並不是把課外補習當做缺少親子交流或者瞭解學校狀況的補償方式。家長的目的性很強，就是希望通過課外補習提高孩子的教育競爭力，課外補習在手段上也就類似於親子陪伴、親子活動和親子監督。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親子間互動都對孩子的教育競爭力有顯著的良好效果。

《父母參與、課外補習和中學生學業成績》中指出，親子陪伴、親子交流、家校溝通行為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親子交流對學生學業成績，尤其是對語文成績的影響最大。然而，陪伴子女參觀科技館博物館、觀看電影等親子活動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沒有影響，父母檢查作業、指導功課等親子監督行為對學生學業成績表現出消極作用。

這可能是因為在親子監督過程中，有些家長並不掌握正確的教育辦法，卻自信滿滿自以為是，強行給孩子輔導功課，甚至在受到挫折後向孩子施加負面情緒，這對孩子的教育有害無利，也不利於家長的身心健康。

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看來放在小小的家庭中也能生效。

所以對孩子的教育，也是真的會在家庭中產生矛盾的。《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裏一個家庭的夫妻就因為孩子教育問題產生了矛盾，儘管及家庭教育的主要責任人是妻子一方，但丈夫一方在指手畫腳：

“我和我愛人沒有達成共識，他批評我現在相當於把孩子領上了另外一條路，上奧數參加盃賽才能拿到敲門磚進入好的學校嘛，我現在反倒給數學卡了，他覺得我這件事方向不對，覺得我的付出不夠多。他又沒辦法去幫忙，他judge我的時候我就不同意。他要坐班，在郊區，一週回來兩三次吧，但回來也都八九點了。他就沒把這件事當成他的主業。”

看來，家家都有難唸的經，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完全毫無負擔地投入對孩子的精細化培養的。

什麼樣的家庭在精細化培養孩子？

既然對孩子的教育投入也是“代理有閒”消費的一種，那麼中產階級在對孩子的精細化培養上投入應該是更高一些的。

林曉珊（2018）在《“購買希望”：城鎮家庭中的兒童教育消費》中提到，家庭經濟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職業為白領的的中產階層，相對於家庭經濟困境、父母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和非白領職業的家庭來説，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更多。

這也很符合我們的直觀感覺。

而且相對而言，那些家長職業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經濟狀況更富裕的家庭，對兒童參加藝體興趣班的影響力比參加課程輔導班的影響力更大一些——會一門樂器的朋友們，你們的父母當年很可能是那個年代的中產階級及以上水平。更何況現在會一門鋼琴這樣的俗樂器都開始遭人嫌棄了，優質興趣包括但不限於騎馬、兒童高爾夫、擊劍之類的。

説到這裏，老油條在我邊上哭了。他有過一個會馬術盛裝舞步和重劍的前女友，如今在歐洲做奢侈品營銷，終日與貴婦們同進出毫無違和感。而老油條實在是個只會騎自行車，戰鬥技能僅限於用U型鎖打人的粗漢，最終貧窮甚至限制了他追求愛情的資格。

當然，中產階級也是能為這些更多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資源，並在長期進行更多的儲蓄。

楊真等（2019）在《教育期望視角下的子女教育與家庭消費》裏提到，與無入學子女家庭相比，對孩子教育期望較低的家庭教育消費一年的投入平均高達3150 元，對孩子教育期望較高的家庭教育消費一年的投入平均高達3460元。

除此之外，對孩子的教育也促使家長進行儲蓄，從而擠出了部分非教育消費。與無入學子女家庭相比，對孩子教育期望較低的家庭，一年消費降低1201元，降幅2.59%；對孩子教育期望較高的家庭，一年消費降低4596元，降幅9.92%。這部分擠出的消費是長遠來看進行儲蓄的那部分資源。

所以小夫妻抱怨生了孩子生活質量下降，那都是有原因的——資源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孩子身上，還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長遠的儲蓄上。光是這筆賬，就能讓人想起我們之前那篇《我要是女的，我也不想生孩子》。

教育的內捲圖景

《教育期望視角下的子女教育與家庭消費》裏還提到，農村對孩子教育期望較高的家庭，擠出的消費雖然絕對數額低於城市對孩子教育期望較高的家庭，但相對比例則更高，這説明重視教育的農村家庭已經準備好了進行相對更高的儲蓄，付出更多的犧牲。

也難怪那些有農村爹媽的城市青年一邊嫌棄他們土，卻又一邊割捨不了對他們的感恩。

而在城市裏，由於中產階層本身資產並不充足，支持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水平的是文化資本，所以他們會更迫切地想要通過教育將文化資本傳遞到下一代，這也是他們更重視教育的原因。

然而公共教育的“減負”導致育負擔轉嫁到家庭，這就迫使中產階層家庭要在公共教育之外投入更多的資源和時間，向課外補習求助，以鞏固自己家庭的文化資本優勢。而公共教育的弱化，對於農村家庭無疑是更為不公平的。階層流動減少了，他們要麼需要進行相對更高比例的教育儲蓄，消費擠出更明顯，要麼就放棄更多對於後代的文化資本投入。

城市中產階層家庭會投入更多資源到教育消費，也就催生了更為旺盛的課外教育行業。通過文化資本的傳遞和積累，在中產階層有一席之地，讓人想到《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最後的那段話：

“路人騎摩托車經過，巍峨的大樓就像拔地而出的神廟，路人往往會轉過去，掀了安全帽的面蓋，對後座的親人説：“要是能住進這裏，一輩子也算圓滿了。”

由於要花更多時間和精力做孩子與學校內外教育的溝通渠道，家長，往往是母親，不得不投入更多時間做孩子的“經紀人”。

這對女性的職業發展很多時候顯然是更不公平的。《母職的經紀人化 ——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裏多位職場女性就提到了履行這樣高投入的母職對工作的影響：

“（母職）跟你的職業生涯爭奪時間是肯定的。我自己感覺，有了孩子以後明顯在工作上的時間受很大影響，工作沒有以前產出多了。”

“我已經開始越來越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能力，既然能力達不到（超人一樣兼顧），那我就把人生的階段拉長了看，不要非要在這個時間點完成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我把不同的事情分配到不同的階段上。我20－30（歲）的時候，我達到我求知、求學的年齡段的極致; 30－40（ 歲）這10年我已經告訴我自己，奉獻給我的孩子和家庭，工作只要應付，只要最低標準……40歲的時候我閨女上二年級，學習習慣也養成了，我到了40（歲）可能能達到對孩子相對超脱的狀態，我只能那方面減輕了之後才能對工作重新投入。”

這可能純粹是她想多了。孩子上小學，戰備階段結束，真正的戰爭才剛剛打響。到時候要回歸職場，無論是家庭、孩子、企業還是她自己的決心，都會成為阻礙。

當然，也有極少數人生贏家，通過履行母職實現了人生價值。

《母職的經紀人化 ——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裏的一位母親培養出了一個參加數學競賽國家集訓隊的孩子，她在培養過程中與她與課外機構和老師保持着良好的互動，並做了詳細的總結，成為北京競賽教育培訓圈子裏的專家。2017年底，她正式辭職，入職某科研院所的少兒編程教育團隊，開啓了職業生涯的新篇章。

在這極少數的人生贏家之外，則是整個教育體系不斷內卷的現實。現在的孩子們，從很小的時候就甚至比“996”還要辛苦。

這一點，我們辦公室外某課外機構那些和我們搶公共衞生間的家長和哇哇亂叫的孩子們可能更清楚。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