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必須為新的大國競爭做好準備_風聞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海國圖智研究院”

本期編譯：陳映潼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對：吳豫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標題：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the Coming Chinese Empire

來源：The National Interest

作者信息

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是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全球宏觀業務董事總經理。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馬可波羅的世界的迴歸:21世紀的戰爭、戰略和美國利益》。

編譯摘選

內容摘要：美國政策制定者或戰略家最不應該假設的是，美國人在某種程度上優於中國人。

在為美國勾勒出一項宏大的戰略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美國所身處的世界。這聽起來可能很簡單，但華盛頓的一個禍根即是在實際瞭解得很少的情況下假定我們瞭解了全局。除非我們能瞭解幾個大陸的基礎現狀並能夠根據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而非美國自身的歷史經驗）將它們歸納成一種模式，否則偉大的思想和計劃都是毫無價值的。因此，我希望從世界的角度而不是從華盛頓的角度去理解大戰略，同時，不是作為一名政治科學家或者學者，而是作為一名擁有30多年經驗的記者去研究。

在報道了冷戰時期的第三世界國家及其持續至今的餘波後，我的結論是，儘管後殖民主義研究課程在大學校園裏盛行，但就實際運作而言，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帝國主義的世界。**即使早期和現代的歐洲殖民地已經不復存在，帝國卻在以某種形式永恆地存在着。**因此，問題則變成了:當前帝國時代對美國大戰略的整體影響是什麼? 一旦這些影響的輪廓被勾勒出來，美國的大戰略應該如何應對? 我將盡力回答這兩個問題。

帝國，或與之相當的強國，需要給人一種它將永遠存在的印象:這種帝國當局將永遠存在的想法若根植於當地居民的心中，就會迫使他們默認這個帝國的統治和影響力。冷戰期間，無論我走到非洲、中東或亞洲的哪裏，人們都認為美國和蘇聯的影響是永久性的。無論它看起來多麼傲慢和專橫，這都是毋庸置疑的。不管事實如何，這種感覺都存在。在蘇聯解體後，美國的影響力在一段時間內仍然被視為是永久性的。毫無疑問:美國自二戰結束一直到21世紀的前二十年以來，除了名義上之外，實際上就是一個帝國。

但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歐洲和亞洲已成為盟友並有充分的理由質疑美國的穩定性。從大學文科課程來看，新一代的美國領導人不再為他們國家的過去和傳統感到自豪。自由貿易等其他自由海上帝國賴以生存的基礎正在被拋棄。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務院，這個美國權力的重要工具，一直在走下坡路，甚至在被逐漸掏空。**權力不僅是經濟和軍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我不是説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的標籤對美國來説是必要的。在這個問題上，我指的是更猛烈的東西:我們諾言的忠誠度在盟友心中開始變得不可預測。

與此同時，隨着某種帝國的衰落，另一種帝國將取而代之。

中國不是我們面臨的挑戰:相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一個新的中國。它從以漢族為核心的可耕地搖籃向西延伸，橫跨穆斯林中國和中亞，直達伊朗;

從南海，穿過印度洋，到蘇伊士運河，再到東地中海和亞得里亞海。它是一個以公路、鐵路、能源管道和集裝箱港口為基礎的大國。其陸路路線與中世紀唐元時期的路線相呼應，海上路線則與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明朝相呼應。由於中國正在建設歷史上最大的陸基海軍，這個新帝國的核心將是印度洋，一個連接着中東的油氣田和東亞的中產階級城市的全球能源州際中心。

我們必須相信這個新的印度洋大國的存在。十年前，我花了幾年時間參觀這些正在建設中的中國港口，而當時西方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我去了位於俾路支省荒涼沙漠中的瓜達爾港。在那裏，我看到一座最先進的港口綜合設施聳立在一個傳統村落之上。(中國目前正在考慮在附近的賈瓦尼建立一個海軍基地，這樣他們就可以俯瞰霍爾木茲海峽。)在斯里蘭卡的漢班託塔，我親眼目睹了數百名中國勞工沿着海岸向內陸移動，以及震撼如軍隊的自卸車是如何把泥土運走的。中國已經從建設這些港口，到讓別人管理它們，最後再轉變到自己管理它們。這一切的過程都讓人回想起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早期在同一水域的作為。

據報道，其中一些項目已被擱置或陷入債務泥潭。這是傳統的資本主義觀點。**但從商業和帝國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項目絕對是有意義的。**在某種程度上，資金從未真正離開過中國:一家中國國有銀行貸款給外國的一個港口項目，然後該項目僱用中國工人，這些工人再僱傭一家中國物流公司，以此類推。

**地理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由於印度洋通過馬六甲海峽(Malacca)、巽他海峽(Sunda)和龍目島海峽(Lombok

straits)與南中國海相連，中國對南中國海的控制至關重要。中國不是一個流氓國家，鑑於其地緣政治的迫切需要，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軍活動完全合情合理。南海不僅進一步為中國打開了印度洋的大門，而且進一步軟化了台灣，使中國海軍有更多的機會進入更廣闊的太平洋。

這是一個為中國人量身定做的世界。**中國人不會就一個國家應該擁有什麼樣的政府發表道德説教，而是為其經濟發展提供助力。**也就是説，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與集裝箱運輸有關:這是一項中國人已經掌握的經濟活動。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像美國政策那樣帶有傳教性質，也因此使其擺脱了沉重的負擔。

更重要的是，當談到中國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獨特而強大的文化有機體。若沒有對文化和地理的討論，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外交事務。事實上，文化只不過是居住在同一地域數百年或數千年的一大羣人的經驗總和。

任何在中國旅行或者密切觀察過中國的人都能意識到：**商界比政策界更能直觀地把握一些事情。**中國在價值觀和目標上比美國更有凝聚力。在中國的傳統精神價值體系中，國家活動的所有領域——商業、網絡、軍事、政治、技術、教育——都能流利地達到相同的目的。在這個體系中，儒家思想仍然尊重中國個人的等級制度和權威，而美國文化則越來越傾向於廢除權威，致力於個人。中國人受的是民族自豪感的教育;這與我們自己的學校和大學的傾向越來越相反。

當然，中國國內存在各種各樣的政治和社會緊張局勢。我們今天在巴西和拉美其他國家看到的中產階級動盪，很有可能是我們將在本世紀20年代在中國看到的，

破壞“一帶一路”和整個中國帝國體系的動盪的前奏。中國過度槓桿化的經濟很可能會走向硬着陸，而不是軟着陸，隨之而來的即是國內的動盪。我對中國政治和經濟模式的可持續性表示懷疑。但美國政策制定者或策略師最不應該假設的就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優於中國，又或者更糟: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擁有他們沒有的命運。

我們已經進入了長期鬥爭。我們只能希望這個鬥爭在某些關鍵時刻不會轉化為暴力衝突。而且，中國經濟動盪會使這場衝突變得更加危險。這將是一場融合而非分裂的鬥爭(或戰爭)。

儘管我們政府內外的精英都將禁止使用這個詞，但從功能性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將是一場“帝國”的鬥爭。中國人將在這類競爭中佔據優勢，因為他們在國家建設方面有着比我們更偉大的傳統。

此外，中國人已經證明了其快速適應的能力，而這是達爾文進化論的關鍵:他們對“一帶一路”模式的持續變革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人的領導能力也比我們強。

不可否認，我們冷戰後的總統在外交事務的戰略思考方面明顯不如冷戰時期的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對外交政策並不是十分認真，尤其是在他擔任總統之初;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似乎經常為美國的實力道歉;坦率地説，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從一開始就不適合擔任要職。將他們與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相比，高下立見。同樣，把我們冷戰後的總統和中國領導人進行比較也是如此。他紀律嚴明，有戰略頭腦，不恥於投射權力；訓練有素，且在各省生活過。更進一步説，不僅是美國的領導出現了危機，整個西方的領導都出現了危機。真正令人敬畏、充滿活力的領導人，無論他們的道德價值觀如何，都更有可能在美國和歐洲之外找到。看看日本的首相安倍晉三,印度的納蘭德拉·莫迪,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和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他們都掌握了權力的藝術;他們總是願意冒險，他們執政也不僅是出於個人野心，而是因為他們確實想把某些事情做好。

因此，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將與西方對抗東方復興的政治文化危機同時發生。

我們已經真正進入了一場中美兩極的鬥爭。但這是一場帶有星號的兩極鬥爭:這個星號就是俄羅斯。它總是能給美國造成相應的損害。然而，當我們的媒體把俄羅斯人描繪成典型的壞人時，中國人事實上更不透明，更商業化。因此，我們與北京的競爭的嚴重性仍然沒有得到我們媒體足夠的重視。

的確，美國在冷戰結束和全球化開始時所感受到的堅不可摧的感覺已經消失了。最初，冷戰後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西方化，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管理方式的採用和美國所謂的單極時代。現在這個時刻已經過去了。隨着整個發展中世界中產階級的擴大——不同程度的威權主義與民主競爭——全球化正變得更加多元化，而東方在人口趨勢的幫助下也佔據了平等的地位。我的明確經驗是，非洲和中東人民首先關心的是基本秩序，物質以及經濟保護，然後才是政治自由。正如已故自由主義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所寫:“生活在沒有足夠食物、温暖、住所和最低程度安全的環境中的人，幾乎不能指望自己關心契約自由或新聞自由。”

**很明顯，我們的需求是有層次的，改善人民生活作為第一要務，**要求我們面對問題時具有靈活性，否則我們將更難與中國人競爭。世界範圍內中產階級的擴大本身將導致對民主的更大呼聲: 因為隨着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他們無論如何都將日益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我們不需要強迫這個過程。

我在這篇文章中關注中國是因為中國構成了一個比俄羅斯強大得多的經濟體、一個更加制度化的政治體系，以及一個比俄羅斯更強大的21世紀文化天才。因此，中國應該成為衡量我們的外交、安全和防務機構自身的尺度:通過與中國競爭，我們將使我們自己的機制更強大。

與中國的競爭可以教會我們分辨優先的事項，而這是大戰略的支柱。

**當務之急應該是有效地撤出中東。**美國及其陸軍被中東這片泥潭分散注意或者困住每多一天，都有助於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和歐洲的計劃 – 中國正致力於在意大利利亞斯特的亞得里亞海岸邊及德國杜伊斯堡的河邊建立強大的商業航運立足點，更不用説推廣其5G數字網絡了。我並不是説我們應該明天就從中東撤軍。我的意思是，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儘快地在所有可行的地方減少我們的軍事行動。

印度不是美國的正式盟友，也不應該成為美國的盟友。印度太驕傲了，地理位置又太靠近中國，這不符合它的利益。但印度，出於其人口、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不斷增長，以及其在印度洋的主導地位，對中國來説就像一個天然的平衡器。**因此，我們應該在不提及與印度正式聯盟的同時盡我們所能促進印度實力的增長。**一個日益強大的，與中國和睦相處卻未進入中國的軌道，同時又與美國非正式結盟的印度將是一個表明中國受到了遏制的跡象。

台灣一直是一個“模範盟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雖開啓了對華關係，但並沒有危及台灣。總有一天我們會醒來，意識到亞洲的一部分已經被“芬蘭化”了，且世界已經改變了。順便説一句，中國對台灣的控制也將實際上證實中國對南海的控制是有效的，再加上中國在印度東部和西部的港口建設活動，將有助於中國海軍暢通無阻地進入兩個大洋。

大戰略就是要認識到什麼是重要的，而什麼是不重要的。我認為，考慮到我們的目標，印度和台灣最終比敍利亞和阿富汗等地更重要。

雖然印度和台灣深受美國海上力量的影響，但中東廣袤無垠的沙漠卻遠非如此。這不是一個意外，且表明了一些至關重要的事情。在一個我們試圖置身於需要大量軍隊且帶有削弱性的土地衝突之外的世紀裏，依靠我們的海軍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因為它可以在不把我們拖入和土地衝突一樣血腥的戰爭的情況下部署力量。隨着陷入代價高昂的軍事衝突的機率減少，我們將有更好的機會在國內治癒和振興我們的民主。這就是大戰略的本質。

大戰略不是關於我們應該在國外做什麼。而是我們應該在國外採取什麼符合我們國內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的戰略。

再重複一遍，美國21世紀的大戰略，説到底，是關乎通過遏制暴力來更好地在國內集中精力，同時與中國競爭。

由於我們沒能照照鏡子看到自己的缺點和侷限，導致我們把太多精力集中在了我們的軍隊上，入侵或干預了一個又一個的穆斯林國家，結果卻一無所獲。在1990年代我們對前南斯拉夫的干預成功阻止了戰爭，但隨後創建民族州時卻沒有為未來奠定一個好的基礎。而即使它這麼做，出於南斯拉夫的次要地位，它也不會上升到大戰略的層面。所以我們要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就意味着要意識到，無論我們精英階層的夢想有多麼的鼓舞人心，若這些夢想沒有建基於世界各地的實際情況以及美國人民跨越黨派界限，廣泛且長期的公眾支持，那這些夢想必將胎死腹中。無論是在懷俄明州還是在阿富汗，我們都必須尊重當地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