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諤的垃圾_風聞

什麼叫做薛定鄂的垃圾？

定義一個外賣盒屬於什麼垃圾是不可控的，如果裏面有蝦殼、魚骨雞骨等等就是濕垃圾，如果有豬骨頭則是幹垃圾。在揭開盒蓋觀測裏頭之前，外賣並不能得知裏面有什麼成分，所以這個外賣盒就處於濕垃圾和幹垃圾的疊加狀態，這就叫薛定諤的垃圾。

垃圾分類的技術從歐美到東南亞都有，但是最大的區別和限制其實在成本，除了制定規則的成本和垃圾分類的好處以外，規則運行本身也有隱性成本。 

從交公糧看什麼是隱性的成本 

早年每逢夏秋兩季，走到各個村裏去，村裏的大喇叭只有一件事，就是催大夥們交公糧。

 咱們對交公糧這個詞果然是陌生了，對它的理解只剩下它的引申義，在2006年以前，交公糧其實是交農業税，糧指的就是糧食——稻子和小麥。

給國家交公糧在那會是每個農民的義務，由於是集中收糧，村民們得將麻袋裝好，然後在指定時間用五花八門的交通工具將糧食送去糧站。

 糧站也配套有質檢員，拿着空心管往糧食裏一捅，抽出來一看一摸一嘗，便知這批貨是否合格，要是水分太重、雜糧太多那就過不了關，得大老遠再拉回去重曬。

 人民日報曾談過徵税：“從徵税角度來説，税收是一種拔鵝毛的藝術，鵝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現是：既把鵝毛拔下來，又不讓鵝叫喚，或者少叫喚。”

 而心理學有一個定義叫做厭惡損失，人類都厭惡損失，相同程度的金錢，損失它帶來的難過比獲得它帶來的喜悦更刻苦銘心、更讓人念念不忘。

 很顯然讓農民交公糧稱不上是税收的藝術，因為農民從地裏割來的稻子好好的堆在糧倉，卻不得不拿出幾大麻袋送去糧站送審，五十年間農民兄弟足足繳納了7000多億公斤的糧食，這直白的、年復一年的徵收方式難免會讓村民覺得自己遭受了損失。

 所以交公糧，在某些宗族勢力比較強的村落裏執法者不可避免會遭遇村民的對抗，即便是平常，村支書就算喊破喇叭，催收工作也總是難以完全落實。

 從1950年到2005年這55年間，由於經濟結構變了，農業税從佔財政收入的39%一路跌到1%，大概規模只有400億人民幣，但是對政府和6億農民來説，徵收、執法、質檢、運輸付出的隱性成本卻依然很高。

 時過境遷，這件事顯得這既不經濟，也沒必要。

 所以2006年開始，這項從春秋時期收到新中國的税種就完全取消了，反而政府還開始給農民兄弟補貼，也就是工業反哺農業。

 我們看一件事情值不值得，並不能單純的看制定規則是否麻煩或者關注規則帶來的賬面上的收益，其實還得看規則下運行的成本。 

我們以這個視角來看一看垃圾分類

            

 這座高達65米的垃圾山，成了印度新德里的一處新地標。

 視頻一點開，頂上大片黑色的烏鴉盤旋在這座新地標上，底下的垃圾冒着熱氣，時不時還悶出火花，並且還在不斷地發生垃圾滑坡和坍塌。

 這座垃圾山直接就堆在地上，而所有垃圾經過雨水、發酵、再和各種複雜的垃圾液體混合後，會產生一種叫做滲濾液的東西，印度人民沒有做任何可以承接這種黑色液體的設施，所以它們不斷地直接滲入底下的運河裏。

 我把底下的留言機翻了一下，大家都對印度人的這座屎山是崩潰的。

      

印度和中國一樣，以前都是垃圾進口的大國，不過我國去年停止進口垃圾以後，今年印度也停了，官方宣稱的原因是自己的塑料垃圾都有近一半沒有回收利用起來，而在這種情況下，印度還每年從歐美進口數萬噸塑料垃圾……所以中印停止進口垃圾後，東南亞將成為垃圾進口的主力。

 進口垃圾這門生意可以重新利用資源製造商品，但是夾雜經過多次循環後的垃圾卻已經不具備成為原料的價值。

一邊嘲笑印度這座垃圾山一邊為自己國家的乾淨文明沾沾自喜的人也許不知，可能新德里的這座山裏就埋了海量從他們國家運來的垃圾。

 垃圾分類有沒有必要？

 中國每年產生四億噸以上的垃圾，垃圾的處理方式主要是焚燒和掩埋，而2015年中國城市垃圾處理的缺口就有1100萬噸，要是聚在一起的話，建一個新德里屎山不難，而且隨着消費能力越來越高，屎山的建造速度可以越來越快。

 中國有七成的城市被垃圾圍城，雖然城市裏面很乾淨，但是城市周邊已經形成垃圾包圍城市的局面。

 如果垃圾分類成功實施的話，可焚燒的垃圾處理後再填埋體積和質量只有原先的5%，塑料顆粒可以再作為原料，廚餘垃圾可以生物法機械化堆肥，豈不美哉？

 我們上頭説了，看一件事情值不值得，不在於制定規則有多複雜，也不在於規則是否帶來了賬面上的好處，而是在於它運行的成本。

 我們來簡單琢磨下垃圾分類運行成本。

 如果垃圾分類，那就必須整條鏈條全程分類，這裏增加了設備的成本，不過好在是短期投入，麻煩的是增加了很多看不見的成本，比如運輸，原本垃圾一趟裝完現在要分車分批運多趟、分類的過程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垃圾（比如塑料袋、紙料）。

 如果不分類要面臨罰款，那就需要有人監督和檢查，抽查垃圾、控制垃圾桶、需要有監控設備同時納入信用體系，這裏有龐大的日復一日的人力成本。

 如果學習日本，日本的傳統是女性結婚後大多成為家庭主婦，她可以處理家庭的垃圾分類問題 ，而我們需要每人每天需要花5-10分鐘、在指定時間段裏來處理垃圾分類。而家庭主婦的地位在國內一直不高，主婦的價值在社會評判體系下也難被承認，想做到和日本一樣缺失這個先決條件。

 眾所周知現代是一個細緻的分工型社會，每個人的單位勞動時間的價值不等，如果垃圾分類上升到個人素質層面讓大家全來遵守，能不能比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更節約成本？

 這些簡單的猜測並不好找到答案，因為每個國家地區根據國情處理垃圾的主力手段都不相同，而且我們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再小的步驟也會被放很大。

 如果以上都不是問題，還有一個難以繞過的成本，就是如何教育十四億用户，學習這套分類的規則。

教育和監督用户的成本高昂

 作為遊戲從業者，我明顯感覺到教育用户的成本有多高昂，不要説教育14億用户了，在做小範圍測試的時候現場只有14個白紙玩家，教育他們學習遊戲的規則你可能都會崩潰。

 我們看遊戲產品的充值功能，你會發現你要想購買一件道具，從選中到付錢可能就兩步，到充值也就三或四步。

 為什麼這麼短？因為按一下就購買成功的成功率是100%，每增加一步，就增加了玩家放棄購買的可能性，步驟越多玩家中斷付費的概率就越高。

 充值系統的成本不在於制定規則開發功能是否麻煩，主要看規則下運行的成本，成本越高，轉化玩家付費就越難。

 以這個視角看垃圾分類，你會發現這套分類的規則無比複雜，垃圾分類的段子鋪天蓋地，在我看來它已經成了薛定諤的垃圾：在打開奶茶蓋往裏觀測以前，它既是幹垃圾又是濕垃圾，處於疊加狀態。

 巨大的教育成本下，對應的就是巨大的監督管理成本，這不是一句納入信用評價體系就完事的了，如果什麼事納入信用評價體系就可以解決問題，那世界早已變成美好的人間。

 阿里有一個故事很有意思。

 在阿里加班可以在公司吃晚飯，公司給員工出15塊錢補貼，一年250個工作日下來吃掉一千四百萬人民幣。

 公司怎麼知道員工是不是吃完晚飯就直接回家了，白嫖一頓晚餐？規則很簡單，員工提交加班申請，理由裏説明為什麼要加班，主管批准後撕給你一張券，你就拿着券的補貼去吃飯。每天有五六千人蔘與這個規則，跑了好幾年。

 後來阿里和員工講清楚了，加班晚餐是給加班員工吃的，如果你不加班最好不吃。但是阿里也沒有明確的人來監管，直接就把這套報批制度取消了。

 取消後，一年的加班餐費從1400萬漲到了1500萬，多了一百萬，阿里覺得值不值？很值，因為每天四五千人報批審核持續一年，這個成本遠遠大於100萬。規則的運行的成本高於這件事的價值本身了。

 再拿食堂舉個例子，一家公司有食堂，要不要給員工吃飯補貼？

 如果你的員工價格很高，那最好直接補貼，因為吸引他在食堂吃飯可以節約他出去吃飯路上來回的時間，哪怕他節約出了半小時回來睡覺，下午幹活時產出的質量也要更好，十幾塊錢換得了員工的隱性價值。

這兩個例子表達的都是同一個意思，我們通常願望很美好，規則也很細緻，但執行的時候你會發現，隱形成本才決定了這些規則是否會發生變形。

 那垃圾分類的隱性成本高不高？太高了，你要知道亂扔垃圾、不闖紅燈在很多二三線城市都沒有教育好，現在要直接教垃圾分類，恐怕會頭痛很久，如果政府真的能花大力氣教育八億城市居民學會垃圾分類，一旦度過了這段陣痛期，垃圾分類才真的算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了。

畢竟沒有人願意拉開窗簾，看見的是新德里的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