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鄉村白族“剩男”：無婚可結，何來留守婦女_風聞

文：楊海燕

2018年寒假，我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實習。我的家鄉在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屬深度貧困地區。回家過春節之際，院長叮囑我可以關注家鄉的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

可回鄉觀察後發現，留守現象在當地並不嚴重。問及村民，村民回答：“那麼多光棍娶不到媳婦，哪裏來的留守婦女和兒童？”我這才明白，比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問題更為嚴峻的是大量未婚男青年的婚配問題。

怒江邊的白族村莊

我的家鄉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市下屬的一個自然村。雖然出生在傈僳族自治州，但我並不是傈僳族，而是白族。在怒江州，白族的人口僅次於傈僳族，排在第二，漢族為第三大民族。白族和漢族屬於外來移民，主要居住在怒江的東南邊，而傈僳族和怒族、獨龍族等當地的原住民，居住在怒江的西北邊。

怒江州位於雲南省西北部，是中緬相鄰的邊境地帶，因怒江從北向南貫穿全境而得名，屬橫斷山脈地區，山高谷深，至今無鐵路、亦無機場。從昆明到怒江，全程500多公里，只能乘汽車。

為了節省時間，我回家一般選擇乘坐夜間的卧鋪大巴。晚上7點上車，懷着即將到家的喜悦心情入眠。為了防止司機疲勞駕駛，引發交通事故，規定凌晨兩點之後所有的客車均在服務區停車休息，五點之後才能啓程。傍晚7點從昆明一直往西南方向開，加上在服務區休息的三個小時，大概八九個小時之後經過怒江邊防檢查站。

檢查站的軍人會一一檢查旅客的證件，詢問入境的原因。時不時會有人因為證件不合格或其它原因被扣在此，無法通行。對怒江人而言，到了檢查站意味着家就要到了。

次日凌晨7點多，終於到達州府六庫。可是，我的回家之旅並未結束。因為回家晚，家人都已經回老家，表哥早早等在客運站接我回老家過年。從州府到各個村，沒有公交車。如果自家沒車，只能包車或者乘坐貨車。剛從雲貴高原下來的我，匆匆吃過早餐，又要乘車上山。從山腳的河谷沿着盤山公路一直往上，到家需要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全程30公里。有同學和我回老家玩，半路表哥和他打趣：“以前聽説過山路十八彎，這次到怒江，走的山路可能八十彎都不止了。”

沿山腳而上，隔四五公里就會有村落出現。怒江東岸地區是白漢兩族散雜居的地方，所謂的“大雜居、小聚居”在這裏完美體現，漢族自然村和白族自然村交叉坐落在半山腰上。白漢之間往來密切，互相通婚。語言是區分白族和漢族的最為明顯的標誌，但是白族都會講漢語，漢族也能聽懂白語，有部分漢族甚至會講白語。所以，對於一個外來人而言，難以區分哪些村寨是白族村，哪些是漢族村。我家鄉所屬的行政村下轄的各個自然村大都分佈在盤山公路兩邊。整個行政村2000多人，白族人口大約佔70%。

山腳的村落離城比較近，經濟條件比山上的村落要好一些，家家户户建有兩三層的平房。越往山上走，村子的經濟條件越差，建平房的人家相對較少。一路爬山，從海拔800米的河谷到海拔2000米的山頂，車子拐個大彎，繞過一個山頭，就到我的老家。

前兩年回來，水泥公路只修到村委會所在的自然村，今年回來卻修到家家户户的門口。還未進村，就能看到村裏又有不少人家建了平房。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民的收入提高了，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對於村民而言，房屋是財富和身份的象徵，掙了錢首先就要建房修屋。在這個自然村，三分之二的人家都建了新的平房。雖然位於深度貧困地區，但整個自然村只有3户貧困户。

建了房，修了屋，可是娶不到媳婦，這成為很多家庭難以解決的困難。據我不完全統計，整個自然村42户人家，共176人，除了幾個從其它村落嫁來的傈僳族、漢族婦女之外，全是白族。其中，超過30歲的未婚男性有17人，佔總人口數量的十分之一。年齡最大者是56歲的楊某，他和嫁到外省多年後又回村改嫁的妹妹一家共同生活。據村民介紹，該户的家庭氛圍並不和睦，吵架時常發生，甚時還會打架。

村裏還有兄弟兩人，一人45歲，一人41歲，父母雙亡，姐妹外嫁。他們的房屋已倒塌多年，現只剩一塊宅基地。兄弟兩人常年在外打工，偶爾回村只能寄宿在親戚家中。而且他們沒有在外購房的經濟能力，成為無家可歸之人。

一個村莊，男青年無法找到配偶，而絕大多數女性外嫁，必然導致其人口結構失衡和人口減少等問題。甚至可以猜測，多年以後，這個村子將會成為下一個“光棍村”。突然有點擔心，到時養老隱患、社會治安紊亂等問題可能會隨之出現。

阿平的相親

我過年時在老家見到阿平，他也是白族，看他整個人精神萎靡，便問他如何過年。他説，“別人過年是一家團聚，自己過年只有打麻將和喝酒，已經兩天通宵未睡，這年過得實在舒服。”

阿平家經濟條件並不算差，一個哥哥在城裏當老師，他和另一個哥哥一家一起生活。這幾年，他們家建了兩棟平房，一棟兩層，一棟一層。一層的平房準備等阿平結婚之後分給他住。房子建好了，可是沒有妻子，這成為阿平一家最着急頭痛的事情。

村裏人都知道，阿平之前和村裏的一個寡婦是情侶。剛開始，兩邊的家人既不贊同也不反對。因為那個寡婦之前的丈夫和阿平家是親戚，雙方對此有所顧忌，便無意向結婚。他們共同在外打工，一起生活。後來阿平哥哥勸他，若真打算跟她生活一輩子，那還是要趁早結婚。畢竟阿平這幾年一直幫助這位寡婦支付兩個女孩的學費和生活費，而兩個孩子並不知情。眼看對方的兩個女兒即將成年，阿平的哥哥擔心兩個女孩長大嫁人之後，不負責阿平的養老問題。眾人勸説之下，阿平決定結婚。可原本的結婚計劃因阿平發現第三者插足而泡湯。

隨後阿平在城裏的嫂子一直幫他搜尋合適的結婚對象。三年前，阿平的嫂子給他相中了一個離婚婦女。她沒有孩子，但是剛建了平房，身背五萬的債務。阿平若和她結婚，需幫她還清債務。歸還債務對阿平來説壓力並不算太大，他現在每年外出打工能有兩三萬的收入。可是進一步瞭解對方的情況之後，阿平的嫂子決定不撮合這門婚事。原因是這位婦女比較漂亮，而且家住在街邊，阿平很有可能“管”不了她。阿平老實，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和街上的離婚婦女斷了聯繫之後，又有人給阿平相中了緬甸的一個寡婦。阿平經常到中緬邊界的口岸打工，對緬甸並不陌生。那個婦女的丈夫死於戰亂，留下妻子和四個孩子，最小的才四個月。阿平還是抓住機會，去年到緬甸約見了那名婦女，並和她生活了一段時間。我今年回去，本以為阿平要結婚了。可當問到他時，他説沒成。原因之一是對方條件實在太差——沒房，只住在“窩棚”裏。其實人家不是沒房，而是緬甸常年濕熱，那裏的房屋大都是木頭搭建的，而緬甸木頭搭建的房子在阿平看來只能算“窩棚”。另外一個原因是他一人要養五人，日後的生活壓力太大。

就這樣，阿平多次尋找伴侶、組建家庭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而在當地，還有無數個“阿平”在為組建自己的家庭而努力。

小二去年帶了女朋友回家過年，那個女人是鄰村剛離婚的婦女，沒有孩子。小二剛三十出頭，即使找了一名離婚女性，他的父母也並不失望。相反，他們的激動之情卻溢於言表，還提前和親戚打好招呼：“今年若舉辦婚禮，女方家有可能提出較高的彩禮要求，還請親戚們幫忙。”可是，過了幾個月，小二的女朋友卻嫁給了另一個鎮上條件更為優越的男生。

還有一位叫阿新的小夥子和一名緬甸婦女談了一段時間的戀愛，後來人家不願意嫁給他。他卻一直待在緬甸守着她，今年過年也沒有回家。

在傳統社會，由於文化差異，白族極少與漢族之外的民族通婚。可是，隨着娶妻越來越難，越來越多的白族小夥到經濟條件更差的傈僳族地區娶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八九個傈僳族婦女嫁到這個自然村。後來，隨着傈僳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男女性別比的進一步失衡，女性在擇偶方面的優勢進一步擴大，傈僳族女性也不願嫁到我的老家。

那些在中緬邊境打工的白族男性，會選擇娶緬甸的女子為妻。以前娶緬甸的妻子會被人笑話，現在只有那些家庭經濟條件不錯，比較能幹的白族男性才能娶到緬甸的姑娘作為妻子。

本地女性外流嚴重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村裏的男性找不到配偶，是男女性別比例失調？還是彩禮太高？我從另一個人的故事中找到原因。

當地白族的男尊女卑思想並不嚴重，對於白族人來説，生男生女都一樣，所以村裏的性別比例並未嚴重失衡。若按村裏的性別比匹配，不會有那麼多大齡男青年沒有配偶。難道是高彩禮的原因？

可是，白族的彩禮並不高。當地白族一直以不招不嫁的“要兒子”婚為主，這種婚姻形態強調既不嫁女也不招婿，夫妻婚後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居住地，留在妻家也好，返回夫家也可。由於實行這樣的婚姻制度，女方家一般要求男方補貼舉辦婚宴的“買菜錢”即可，與婚宴的開支相當。2017年有户人家要了3萬元的彩禮，屬最多，在當地平均為2萬元。討要過高的彩禮，被白族人視為“賣女兒”。對於當地普通家庭而言，2萬元在可承受範圍之內。

近幾年，有些遠嫁外地的女性，看到老家發展不錯，又返回孃家居住生活。阿玉就是其中之一，過年時和她聊當初為何會選擇嫁到外省。她説自己當時只有十七八歲，不懂事。外地的男人和她説，外省的雞蛋是從樹上長的，只要撿就可以，日子過得特別舒服。1997年，阿玉的老公給了她父母300元，便娶走了阿玉。當時，在安徽娶妻的彩禮至少要5000元。據説，很多家庭甚至貸款娶妻。從九十年代到21世紀初，包括阿玉在內，我老家的自然村共有16個女性以這樣的方式嫁到外省。這樣的現象，在其它自然村也很普遍。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怒江地區還未產生外出打工的風氣。由於白族的低彩禮，那些在家鄉無經濟能力支付高額彩禮的外省男性，於是到怒江地區娶妻。當時，每年都有人帶着八九個外地男性來村裏娶妻，多時達十幾二十個。白族的姑娘看上外省的發展機會，便遠嫁外省，主要是安徽、浙江、山東、江蘇等東部發達地區。

後來東部地區鄉鎮企業快速發展。農民除了農業收入之外，還有很多機會獲取非農收入，可以“在家門口打工”。可西部地區的農村仍然以農業為主，經濟條件差，只能維持温飽，於是大量女性選擇嫁到外省。本地女性外嫁，可本地男性無經濟能力去娶外地的女性為妻。因此，白族地區原本均衡的通婚圈被打破，本地女性外流，卻極少有外地女性進入，男性只能被剩下。隨着打工潮的興盛，更多的本地女孩外出打工，選擇留在外省或者嫁到更有發展前景的地方，加大了女性的外流趨勢。

所以，對怒江地區而言，造成大齡未婚男青年的問題主要不是性別失衡和高額彩禮的原因，而是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結果。

“我最需要一個媳婦”

“我最需要一個媳婦。”這是我姐單位（郵政儲蓄銀行）的一位阿姨第一次到自己結對幫扶的貧困户家裏時，那家小夥子發出的心聲。阿姨到那户人家裏時，一位小夥子在院子裏和朋友們喝酒。阿姨便問他：“你現在最需要什麼？”小夥子回答：“我最需要一個媳婦。”阿姨在很多場合講過她參與扶貧的事情，時間一久，大家都不記得其它的內容，可小夥子的這句話卻始終在腦海裏揮之不去。

家是鄉村社會中個體的最終歸屬，是其成員的動力源泉。家賦予個體行為價值與意義，孵化出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在田野訪談中，很多人都提到，年齡越大越覺得像年輕時只過吃喝玩樂的生活好沒意義，成家的心思愈加急切。從他們身上我體會到，無家時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會變得“黯淡無光”，不知自己所做的一切為何。很多時候靠喝酒、打牌虛度時日，或者互相取暖。這樣又讓女性覺得他們不務正業，嫁給他們沒好日子過，不願嫁給他們。這些大齡未婚男青年的生活就陷入娶不到妻子——沉迷於喝酒、打牌——娶不到妻子的惡性循環當中。所以，小夥子們最急切的需求是娶妻生子、組建家庭，只有有了家，貧困問題的解決才更有意義。

白族個體生命的完整性是建立在一系列社會身份轉換中的，這種身份轉換具有人類學意義上的年齡組意涵。十五六歲之前是孩子，十五六歲到三十歲之間是青年人。一旦結婚，就加入“二老官”和“二老奶”（白族對於已婚但還未到老人年齡的男性、女性的稱呼）的行列。等過了五十歲，便成為老人。

到了該轉換身份的年紀，若自己尚未完成與身份轉換相關的事情，即使生理年齡已經到達進入下一個年齡組的行列，但其社會身份只能一直停留在青年人當中。這是一種非正常的狀態，會影響個體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因此對於白族來説，結婚和生育在養兒防老和宗族延續的意義之外，還關乎個體成為社會人、完整人的重要意涵。

以前在廣西做調查時，我在村委會見到了五保户的安置房。雖然國家規定的五保對象包括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或雖有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但無贍養扶養能力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而在農村大家將五保户等同於未婚無子嗣的老年人。該村所屬的村委會位於各自然村的中間地帶，那裏曾經是村級中學，現在變成了村委會的辦公地點。

村委會位於半山腰的公路旁，附近是竹林，最近的自然村也相距兩三公里。五保户的房間在一樓，從窗户往裏看，每個房間一張牀、一台電視，陳設非常簡單，個別房間還有一些日常用品和勞動工具。

看到那樣的場景，我腦海中突然想到列維·斯特勞斯説，原始社會是“吃人”的社會，現代社會是“吐人”的社會。原始人通過“吃人”的方式來處置那些不符合社會規範的成員，比如戰俘。而現代人卻將這些人“吐出”社會之外，比如將他們關進監獄。

不知道阿平、阿新還有那個小夥子若一直沒有伴侶，他們老了之後願不願意住進來？